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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烧”也好，“茶急”也罢，它们都在宋元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却在六堡镇留存了下来，沿袭至今，成为今天研究汉唐茶风的重要资料。
千年前的采茶特色
陆羽在《茶经》中，对采摘茶叶有很明确的介绍：“紫为上，绿为次。”近百年来很多茶人却发现这个说法与实际制茶经验不符，而现代科技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紫色芽头花青素含量比绿色芽头高50倍甚至100倍。由于花青素给人以苦涩的口感，用富含花青素的紫色芽头制茶，茶汤口感苦涩生硬，难以下咽。现代茶学教材中均有“紫芽不宜做绿茶、红茶”的观点。中国历史名茶太平猴魁的采茶“八不采要诀”里，更是明确指出：“紫芽不采！”
那么，是陆羽错了吗？
陆羽没错，而现代的制茶人不采紫芽也没错。原因是那时的茶叶加工工艺与现代工艺有着很大的差别。据考陆羽时代的茶叶加工工艺是：“晴，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不像现在的绿茶，要趁新鲜喝，也不似红茶的全发酵，而是以蒸汽杀青、捣烂（相当于现在的揉捻）、压制成饼、烘干，再用竹篾穿孔悬挂储存。茶叶的存放在当时是个极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是几年的时间，在存储过程中，茶叶自然发酵是很正常的事。
紫芽的茶叶有更丰富的茶多酚和花青素，在缓慢发酵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转化出滋味物质、香气物质，花青素的苦涩却在这漫长的发酵过程中减弱了。而一般的茶叶经过这样的存放，滋味物质不断释放，待真正品饮的时候，滋味早已大不如前。于是，陈放得越久，就越显出紫芽茶叶的优势，因此，陆羽方有“紫为上，绿为次”的论断。
用紫芽与绿芽，同样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六堡茶，成品经过短期的放置后品饮，紫芽茶的苦涩味远超绿芽茶。但三个月后再试，紫芽茶的苦涩味略有减轻。存放一年后再品，紫芽茶的苦涩感已大为降低，茶汤却更加浓郁，香气不减。存放两年后，再与绿芽茶对比，口感虽仍有一点苦涩，但茶味醇厚，茶气刚猛，回甘悠长，而此时的绿芽茶经过长时间的存放，其口感已远不如前了，无法和久置的紫芽茶比拟。由此证明了用富含花青素的紫芽茶青根据传统工艺制作六堡茶，陈放越久口感越好。
这也是六堡茶越陈越香、价格也越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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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堡茶：中国茶叶的活古董
千年前的采茶特色
陆羽在《茶经》中，对采摘茶叶有很明确的介绍：“紫为上，绿为次。”近百年来很多茶人却发现这个说法与实际制茶经验不符，而现代科技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紫色芽头花青素含量比绿色芽头高50倍甚至100倍。由于花青素给人以苦涩的口感，用富含花青素的紫色芽头制茶，茶汤口感苦涩生硬，难以下咽。现代茶学教材中均有“紫芽不宜做绿茶、红茶”的观点。中国历史名茶太平猴魁的采茶“八不采要诀”里，更是明确指出：“紫芽不采！”
那么，是陆羽错了吗？
陆羽没错，而现代的制茶人不采紫芽也没错。原因是那时的茶叶加工工艺与现代工艺有着很大的差别。据考陆羽时代的茶叶加工工艺是：“晴，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不像现在的绿茶，要趁新鲜喝，也不似红茶的全发酵，而是以蒸汽杀青、捣烂（相当于现在的揉捻）、压制成饼、烘干，再用竹篾穿孔悬挂储存。茶叶的存放在当时是个极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是几年的时间，在存储过程中，茶叶自然发酵是很正常的事。
紫芽的茶叶有更丰富的茶多酚和花青素，在缓慢发酵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转化出滋味物质、香气物质，花青素的苦涩却在这漫长的发酵过程中减弱了。而一般的茶叶经过这样的存放，滋味物质不断释放，待真正品饮的时候，滋味早已大不如前。于是，陈放得越久，就越显出紫芽茶叶的优势，因此，陆羽方有“紫为上，绿为次”的论断。
用紫芽与绿芽，同样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六堡茶，成品经过短期的放置后品饮，紫芽茶的苦涩味远超绿芽茶。但三个月后再试，紫芽茶的苦涩味略有减轻。存放一年后再品，紫芽茶的苦涩感已大为降低，茶汤却更加浓郁，香气不减。存放两年后，再与绿芽茶对比，口感虽仍有一点苦涩，但茶味醇厚，茶气刚猛，回甘悠长，而此时的绿芽茶经过长时间的存放，其口感已远不如前了，无法和久置的紫芽茶比拟。由此证明了用富含花青素的紫芽茶青根据传统工艺制作六堡茶，陈放越久口感越好。
这也是六堡茶越陈越香、价格也越高的原因所在。
千年前的制茶工艺
茶叶采摘下来后，如果不及时处理，茶叶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红梗，影响品质。所以古人面对一箩筐刚采下来的茶叶，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以便存放。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明了通过高温处理来保持茶叶品质的方法。
现在的茶叶杀青大多是热锅炒制，或者滚筒式、槽式等。而这种杀青工艺只有百十年的历史，那么千年前的人是如何杀青的呢？从古书或者古代图画上，我们已经很难详尽地找到关于古代人制作茶叶的方式了，但在大山深处的六堡镇，却仍在沿用最古老的杀青方式制作“老茶婆”茶叶。
这种杀青是通过利用开水煮烫的方式，将刚采下的芽头烫软，大约经过5分钟捞出，用脚踩压，至茶叶卷缩为度，以火焙干。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古老的杀青方式—蒸青工艺，一般来讲，蒸青是唐朝开始采用的一种工艺，这种工艺虽比煮青更容易保留茶叶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但这样却使杀青后的茶叶水分过多、香气闷、带有青涩的味道，南宋时期，此法被炒青工艺所取代。不过，传统六堡茶因在杀青以后还有揉捻、堆闷等步骤，杀青后的生涩味对其成品影响较小，因此蒸青的方法才得以在六堡茶区保留了下来。
正是由于六堡茶的特殊工艺，陆羽《茶经》中所写的“晴，采之、蒸之……”这种唐初茶叶的加工方法，才得以传承至今。
千年前的茶器
隋唐时期，茶多采用煮饮，这一习惯直到宋元时期才逐步被泡饮所替代，六堡镇的民间，至今仍保留着一种相当古老的煮茶器皿—茶急。“急”字是粤语的发音，其对应的汉字已不可考，巧合的是，在日本也有一个外形、作用一样的器皿，发音为“急须”。“急须”是从中国唐朝煮茶器皿“急烧”的唐音转换来的。而日本的“急须”与六堡镇的“茶急”的粤语发音很相似。
“急烧”也好，“茶急”也罢，它们都在宋元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却在六堡镇留存了下来，沿袭至今，成为今天研究汉唐茶风的重要资料。
最古老的饮茶方式
《晋书》中有“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的记载。在陆羽的《茶经》所引用的《桐君录》中亦有“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的记载。当时的苍梧地区就属于吴，交广也是指古苍梧地区。由此就可以推测，当时饮茶已经成为了“客来先设”的民俗礼仪，那个时候的茶也并非一种单纯的饮料，而是加入了姜桂及芼（水草或野菜）的粥状食品。这种做法在唐初就已渐渐绝迹了，但在如今的苍梧县六堡镇山区的瑶族人家里，仍还秉承着千年前的待客之道，客人来时，主人用茶油将茶叶炒香，再加水煮成油茶水，并加入葱花、香菜、花生、炒黄豆等佐料，看上去就像一碗粥，这种油茶可以果腹，既当做饮料，又可做正餐。可算是古书中所记载的“吃茶”说法的有力佐证。
六堡茶是一种神奇的饮料，它醇厚的味道里沉积的是古老的文化。滔滔西江水，从这片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岭南古茶树下趟过，与它一起见证了中国茶叶的千年岁月。
《中国六堡茶》（六）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朱温建立后梁，定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五代十国时期开始。
从五代至北宋的这段时间内，我国气候明显由暖转寒。宋代的常年气温，较唐代平均低2～3℃。由于气温降低，中原地区大批茶树冻死，部分茶树推迟萌发，使得长江中下游的茶叶产量大降。而福建、两广气候较暖，茶树正常发芽，对采摘、产茶没有太大影响，茶叶产量持续稳定。
同时，由于南方受唐末以来的战乱影响较少，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农业迅速发展，商业活动活跃，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另一方面，各国统治者为增强争霸实力或避免被别的政权吞并，大多重视发展生产，保护商业贸易，因此，南方的茶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唐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并逐渐取代北方茶区，从而使整个中国产茶重心逐步南移。闽南和岭南两广一带的茶业，也在此时明显地发展起来。自此，六堡茶发展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活跃阶段。
现在的六堡茶区，仍保留有以春社之前的茶为上品的习惯。这种崇新崇嫩之风，与当时的历史有关。那时北方地区气温较低，茶树推迟发芽，致使茶叶在清明前无法进贡到京都。而福建、两广气候温暖，在春社（宋代以后将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作为春社）前都可以采摘、产茶。
随着茶叶生产重心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北宋叶清臣在其著作《述煮茶泉品》中记载：“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荈，为人采拾。”当时的吴楚地区，即现在长江以南流域中下游及岭南一带。
唐代时期，随着茶叶的逐渐普及和饮茶经验的日渐积累，饮茶之风兴盛并逐步向民间普及。陆羽《茶经》的问世，进一步推动饮茶风尚的发展。那时，上至天子，下至黎民，无不饮茶，并由此催生了大量与茶相关的诗歌、专著等文学作品。
到了宋代，由于茶馆在全国的普及，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关。“茶宴”、“斗茶”这类与茶有关的活动大行其道。
“斗茶”，又名“斗茗”、“茗战”。始于唐，盛于宋，是古代的一种雅玩，具有很强的胜负色彩，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所谓“斗茶”，就是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通过品评一分高下。那时茶叶大都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斗茶”可多人共斗或两人互相“厮杀”，三斗二胜。
宋徽宗赵佶尤为爱茶，甚至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被后世奉为“中国茶书经典”之一。此书原名《茶论》，因其所作年代为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故而明人陶宗仪在收录该书时，将其改称为《大观茶论》，直至今天。
《大观茶论》全书包含绪言，以及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共二十个章节。对于地宜、采制、烹试、品质等，有着相当切实的讨论。其中关于点茶的一篇，详细记录了“点茶”这种宋代流行的代表性的茶艺，为后人了解宋代茶艺提供了有力依据。
皇帝嗜茶，必有达官贵人投其所好，好茶崇茶。由此一来，地处南方的六堡茶区也进入得以活跃阶段。
根据资料显示，宋朝时的茶区，已基本上形成与现代茶区范围较为相似的规模。
凭借着天时地利，南方的六堡茶产区，将会有怎样新的发展趋势，请听下回分解。
寻味京城，遇见三鹤六堡茶，爱上中国茶!
对中国人而言，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多的是一种清静、静心的精神象征。历经千年，茶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是茶的故乡，经过漫长的历史跋涉，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扎下了根。
北京，我国的首都，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2019年6月21-24日，“2019北京国际茶业展·2019北京马连道茶文化展·2019咸阳茯茶文化节”即将在北京展览馆盛大开幕。
届时，历史名茶—三鹤六堡茶将携多款好茶亮相古都“京城”，为广大北京茶友带来独特风味、品质优秀的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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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六堡茶，获得2016年第四届国饮杯全国茶叶评比一等奖，在广西红茶、黑茶擂台赛中又获黑茶类“第一名”的好成绩，“双金奖”优质产品。
展会信息
展会名称：2019北京国际茶业展
展会时间：2019年6月21日-6月24日
展会地址：北京展览馆
展位号：梧州展区T1113·三鹤六堡茶
《中国六堡茶》（十一）
发展兴旺的六堡茶，很快吸引了来自粤、港及本地周边的茶商，他们先后在六堡合口街设庄收茶。没多久，合口街的茶庄便从最初的六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二三十家。到了后来，为了收到好的六堡茶，那些本地及粤、港以外地区的茶商，也纷纷在六堡合口街开庄设号。
一般的茶行，每年春茶季节便派人进入六堡乡间收茶，至深秋或初冬再随茶船返回，而实力雄厚的大茶庄，则是设专人或雇人常驻六堡收茶管仓、发货。
据80多岁的老茶人陈振东回忆，在当时的合口街，收茶和开设茶庄的商号很多，有香港天顺祥茶庄、广元泰、英记、万生、文记、广生祥兴盛庄、同盛、广福泰、新记、公盛、生记、源盛、永记、盛发等等。这些茶庄的老板，大多来自广东、香港。例如生记的老板，来自广东鹤山，一个姓温一个姓梁。盛发茶庄的老板，是一位姓梁的苍梧旺甫人。
图为位于澳门十月初五街，至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英记茶庄。茶庄内除了当年的煤气灯改成了日光灯外，一切仍是当年的模样。
据老茶人李旭秋回忆，那时至少有十多家大的茶庄、茶号聚集在六堡乡，规模稍小的坐商（指有固定经营地点的商人，别于行商）则有二三十家，至于小商贩就更多了。茶庄及商家的大量聚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六堡茶产销的兴盛。
据多名老茶人介绍，茶商在六堡合（当地口音按粤语多音之一读“鸽”）口街开设分号、分庄（或称子庄），在采收季节，由茶号的人在六堡当地按级定价，确定当季收购价，即开秤收茶。毛茶经分筛分级后，分别用大箩筐装好，通过“茶船古道”经梨埠、封川运回广州总号，加工精制后，踩箩或制成茶饼，装箱销往海外。这种做法多数是广州外来的大茶号，如万生茶庄、广元泰茶庄等。
清末年间，在西江上运输茶叶等货物的木船，船舱里的竹箩和麻包箱清晰可见。
关于当时黑茶收购的记载，散见于存世的各地地方志及文献：“采办黑茶，在进山办茶前做好准备，‘先要择点应用什物家具器皿以及篾器、木器……再要择选（茶）行内先生、管楼、管厂、管行人等’；要从色、味、形等方面辨别茶的真伪，‘重条紧、色顺、纹直、沉重、味佳、外乌油色……’；其时，粤港茶商尤其注重茶叶质量，绝不以次充好，强调‘以质论价，靓茶好价’，申明‘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可见，当时以有专收高品质的茶来迎合高消费顾客的做法。
《行商遗要》，为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几代办茶商人，通过总结笔录形成的办茶行商纪要，里面也有关于收购黑茶的记载。
当时多用竹篾编成的箩筐来压装六堡茶，由此带动了茶乡竹编手工业的发展，竹编工艺水平迅速提高，至今仍可看到当年精美的竹编制品流传下来。
清代遗留下来的盛放六堡茶叶的箩筐。
那时候，每逢收茶季节，六堡的合口街、马练坪等多处都设立有茶叶收购集市，部分茶商茶农则聚集在合口街大樟树下（当地称为“樟木根”）开秤收茶。而广元泰、万生、英记等最有实力的坐商则在六堡专门开设有分号，由茶农上门交茶。
茶农们有些直接挑茶到合口街上的茶庄进行交易，也有部分是由茶庄通过熟悉六堡当地情况的“二老板”直接到各个村寨，与茶行的人一起看茶定价后，再让茶农挑茶到合口街樟木根交茶，而“二老板”则分别向茶农、茶商收取一定的佣金。
六堡镇合口街码头，茶船古道的起点。
后来，有些精明的六堡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专门跑村进寨收购毛茶贩运到广东，以此获利。也有当地或附近乡镇的人，自己开设收茶的茶庄。
因为当时在合口街收茶的茶商、茶庄很多，导致竞争甚是激烈。茶商们为了保证收到更多更好的六堡茶，纷纷各出奇招。例如有的茶庄，便是依仗当地雇来的“二老板”的人脉和关系，从而掌控一部分茶农的毛茶货源。
对六堡茶掌故颇为熟悉的邓永斌说，当年，因为地处深山，交通很不方便，物资非常匮乏。连日用品这类生活必需品，都只能依靠货船将茶叶运出后，在归来时顺路捎回。所以，山区茶农的生活大多很艰苦，甚至寅吃卯粮。为此，一些精明的茶庄、茶商，就推出了茶农记账赊取日用品，等来年茶季时交茶来抵扣的做法。这样既扶持了一部分茶农，又保证了收购毛茶的数量，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六堡茶》（九）
清朝时期，朝廷将“榷茶制”改为“茶引制”，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西宁、岷州、兰州等地，特别是茶马互市的主要集散地的控制。相对的，华南地区的茶叶产销受到的约束则较少。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内、国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朝廷又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逐步恢复民间自由经营。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开始实行“厘金税”。
清朝后期，由于全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茶商，特别是南方茶商直接进行贩卖茶叶的份额提高，使得政府直接控制并经营的茶叶数量，较清初明显有所减少。同时，清政府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逐渐力不从心，除了征收茶税以外，基本上任由地方茶业自己发展。由此开始，茶业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大发展时期。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清人根本不知有海禁。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清朝初期，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朝廷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正式颁布“禁海令”，广东地区的航海贸易被迫停止，往来贸易的国内外商船大量减少，外贸活动几乎绝迹。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再度宣布开海贸易，并“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四大海关，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海关。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外国商船络绎不绝，引起其对西方殖民活动的高度警惕。随后，乾隆以“规范海防重地外商活动”为由，谕令外国商人只可在广东通商。但实际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
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为遏制西方在中国沿海地区越发猖獗的非法贸易活动，以及受到“洪任辉事件”影响。朝廷出于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专门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因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规条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防范外夷规条》，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朝廷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的法律，共五项，故又称为《防夷五事》。
此后，朝廷又先后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随着朝廷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对外交流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广州便独占中国外贸，广州的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
随着清代中后期茶政的放宽，受粤地和南洋华人所推崇的六堡茶贸易开始高速发展。每年产茶季节，六堡所产出的六堡茶，从六堡的合口（原应作敆，但现多作合）街码头装上尖头船，在九城集结，经梨埠换大木船进入贺江，经封川江口，进入西江之后再经都城装卸到大船中，运送到广州，再转口南洋和世界各地。这条熙熙攘攘、舟楫往来的茶船古道，是当时六堡茶兴旺发展的见证。
清朝时期广东十三行的茶叶贸易，经济利益巨大毋庸置疑。
那时的六堡茶外贸，主要销往南洋各国。凭借西江黄金水道及兴旺的水路运输，商人们将华南、西南的丰富物产以最低的成本运达广州，再从广州转口外销。这其中，茶叶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根据那时的海关资料统计，自同治四年（公元1866年）起，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逐年提高，发展速度非常明显。从此，六堡茶开始了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进入大发展阶段的六堡茶，又将创造出怎样的辉煌历史呢，请听下回分解。
《中国六堡茶》（七）
到了南宋，种茶在南方地区已是很普遍的事情。那时全国产量推测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了2倍多，表明茶已成为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与此同时，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它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军需短缺是两大难题，故而宋代倍加重视始于唐代的榷茶制度。
“榷茶制”为起始于唐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它通过征购民间茶园，规定茶叶生产贸易的办法，将全国茶叶的经营统一交由朝廷全权负责。（图片来源于网络）
两宋时期，军备经费的主要来源为布、帛、茶，其中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末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
除了丰厚的利润，还有前文提到的统治阶层嗜茶的风气，使得茶的政治属性逐渐超过商品属性。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频繁，茶法也由此日臻完善。
现今留存于六堡及周边，树龄达几百年的老茶树证明，在宋代时期，六堡地区已开始种植六堡茶了。
宋代时期，整个中国茶业均得到长足发展。受此影响，南方茶业发展逐渐进入一个兴盛期。当时的六堡，也开始以流行的蒸青工艺生产蒸青绿茶，并按那时流行的做法制作茶饼，类似于当时广西著名的修仁茶压成方砖的做法。这种遗存唐宋制茶工艺的制茶法，在六堡茶区有一定的传承。据当地老茶人回忆，部分工艺甚至完整保留至清代中期，才慢慢改进。
有现存的老茶树为证，但为何苍梧这个六堡茶区所产的茶，在宋代直至明代的史料中不见记载呢？
其实，古籍记载是有的，只是长期被后人所遗忘。
北宋地理学家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王文楚点校本，2007年）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书中岭南道八封州条土产记载：“春紫笋茶，夏紫笋茶。”作者乐史曾在南唐为官，加之《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故其所记录的茶区情况，应不限于宋初，还包括五代时期茶区的演变发展。
《太平寰宇记》广泛引用历代史料计约二百种，且多注明出处，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图片来源于网络）
苍梧五堡、六堡地处山区，山路崎岖，极为难行，所产茶历来都是经东安江入贺江，再经封州出西江。因此，《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封州春紫笋茶、夏紫笋茶，应是出自当时六堡山区一带，也就是六堡现在所产的紫芽品种。
为此，笔者（指彭庆中老师）曾专门到广东封开一带走访数个茶场及茶山，了解当地茶树品种、沿江种植状况、民间流传的说法以及当地对六堡茶的认知等，都印证了这个判断。另外，当时北宋抗金名臣、爱国诗人郑刚中，有一首名为《予嗜茶而封州难得有一种如下等修仁殊苦涩而日进两杯》的七律诗，诗题提到的类似“修仁茶殊苦涩”的制茶工艺特征，对比传统六堡茶制法，亦可佐证其记述的这些茶均出产于当时六堡山区一带的产茶区域。（详见本书《六堡茶工艺演变过程》的宋代章节。）
郑刚中（公元1088—1154年），字亨仲，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南宋抗金名臣，有北山集（一名腹笑编）三十卷传于世。
宋代起，六堡茶以其品种优势和逐步形成的加工工艺、良好品质，得到西江沿岸地区人们的广泛认同。慢慢地，六堡茶开始出封州进入西江，向东传播。
贺江封开段，六堡茶自此开始往更广大的地区传播
元中末期，民间开始流行散茶，六堡茶乡亦开始逐步向散茶制作过渡。到明朝初年，朱元璋因觉团饼烦冗，于是下诏“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这个不造龙团改做散茶的圣旨一下，上行下效，崇尚散茶之风便推广开来。
朱元璋提出“罢造龙团，唯采芽以进”，是散茶之风得以推广的根本原因。
《中国六堡茶》（四）
从西汉、东汉到三国时期，再到两晋、南朝。近700年间，中原烽烟四起，战乱不断。而当时作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的广信，因处于远离中原的“南蛮之地”，没有被战乱波及，反而得以安定发展，并由此吸引不少名流雅士、经学名家，不远万里从中原迁徙到此定居。
广州曾出土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铭文的晋代墓砖，很好地印证了这段历史。
广州出土的晋代砖铭，上面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字样。
当时迁入广信一带的大批中原人士中，以许靖、袁沛、邓小孝、徐元贤、张子云、许慈、刘巴、程秉、薛琮、袁忠、恒邵等人为代表，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带入并传播，大大推动广信一带的发展。
士燮家族，给西江带来了鲁地的汉族文化，士氏四兄弟更分掌交趾、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士燮又是“缓南中郎将，总督七郡，领交趾太守”。
士燮（137年－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汉末三国时期人，曾任缓南中郎将，总督七郡，领交趾太守。
陈钦父子乃至整个陈氏家族，给广信带来了郑地（今河南颍川）的汉族文化。黄氏（黄万定、黄吴）家族，给合浦、儋耳带来齐地（今山东淄博）的汉族文化。
陈钦、陈元父子是岭南学术重大成就学者，《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均把陈氏父子列在首位，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兴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
著名经学家刘熙、程秉，先后从中原来到广信，极大加快了广信的文化发展。
程秉（生卒年不详），字德枢，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儒学家。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
这些名人雅士的到来，使广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岭南首府、当代岭南文化发源地。中山大学人类学专家张洪指出：“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历史地理学家黄体荣在《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提到：“现在的梧州市，就是当时所设九郡的行政中心，是岭南首府。”
正是由于当时广信的兴盛，从而使种茶、饮茶具备了发展推广的基础。岭南、交广一带的崇茶之风，便由名流士绅阶层最先兴起，形成“客来先设”的待客礼仪。随后，社会各个阶层竞相仿效，蔚然成风并最终传播开去。包括《桐君录》、《晋书》等当时的书籍，均有南方交广之地饮茶、崇茶、以茶待客的记载。
《晋书》中，有“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的记载，而当时的苍梧、广信即为吴国所管辖。说明当时吴地之人，是将茶叶煮着喝的。
约在秦汉时期成书的《桐君录》中，有“而广交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的记载。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最晚在汉朝时，“交广”之地就已有喝茶的习惯，并形成“客来先设”的民俗礼仪。《桐君录》还提到了加入一些姜桂等香料及芼（máo）。芼即指可供食用的水草或野菜。
桐君（生卒年不详），据传为中国最早的药学家，其记载最早见于约在春秋时期成书的《世本》一书中。《桐君采药录》据说为其所著，其所定处方格律：君（主药）、臣（辅药）、佐（佐药）、使（引药），垂数千年，沿用至今，后世尊其为“中药鼻祖”。
在湖南、贵州、广西的壮、瑶、侗少数民族地区及部分汉族地区，有一种名为“打油茶”的食品。将糯米蒸熟晾干放进热油中炸成“米花”，备好其他副食。茶叶用油炒后，再加水煮成“油茶水”。食用时，围坐火塘，主妇把碗摆在桌子上，碗里放上葱花、菠菜等，用热油茶稍烫，再加米花和花生、黄豆等副食品，即可食用。
做好的“打油茶”，米花和配料漂浮在“油茶水”上面，看着就像粥一样。在《晋书》中，有称之为“茗粥”的食品，猜测应与“打油茶”为同一类食品。
这种做法，与当年的“吃茶”习俗，颇有几分相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时“吃茶”的历史遗留。
“以茶为食”的做法，在古时称作“羹饮法”。流行于先秦到两汉时期，那时正是茶从药物转变为食材、饮料的时候。人们煮茶时，除了必须的茶叶外，还要加上粟米及调味的作料，再煮成粥状食用。直到唐朝，这种“羹饮”的食茶方法才开始逐渐减少。
陆羽在《茶经》中，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受此影响，人们开始慢慢抛弃在茶中加其他香料调料的“吃茶”法，改为单纯用茶叶冲泡的做法。这种只用茶叶冲泡的方式，被唐人称为“清茗”。人们在饮清茗后，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以此来获得极大的享受。
而到了宋代，饮用冲泡的清茗（淹茶）已成为主流，“羹饮法”除北地边疆或南方有所保留外，中原地区已近乎消失。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
《中国六堡茶》（十二）
据1937年版吴尊任编撰的《广西特产物品志略》载：“在苍梧之最大出品，且为特产者，首推六堡茶，就其六堡一区而言，五堡、四堡俱有出茶，但不及六堡之多，每年出口者，产额在60万斤以上，在1926～1927年，每担估价三十元左右。”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六堡茶的产茶盛况。
那时的六堡等产茶区，这种流动收茶点随处可见。
由于当时产茶制茶的多是农户，收茶的多是大大小小的商户茶庄，极为分散，缺乏准确的统计，很多小茶庄看到有利可图，都下乡收茶。估计真正的产销数量还不止这个数。李旭秋老人说，按当时流传的说法，最多那年收茶80多万斤。
据《广西农业通讯》（1945年）载：“苍梧茶尚多，尤以六堡乡为最。六堡茶，颇负盛名，其余所产品质亦佳，战前（抗日战争前）交通便利，所产茶除本县饮用外，全部销售港澳等地……六堡乡占全县面积之半，全县面积11455亩，年产茶5450担……”另有记载：“畅销穗佛港等埠。六堡茶当收成时，粤商在合口圩设庄收买，再烹炼制成茶饼，甚为精致，熬而饮之，味与普洱茶同，年产约50万斤。”
在1888年之后，由于印度、斯里兰卡的茶业快速发展，与中国茶形成了很大的竞争，红茶绿茶等茶类出口减少，之后十多年间，出口量锐减。
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由于其香气和嫰度，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
据宣统版《南海县志》载：“茶叶以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1893年）出口尚有六万五千担，至二十八年（1903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睹也。”锡兰即斯里兰卡。这段文字记载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遭遇重创的情况。
图为清宣统年间的《南海县志》。
不过，六堡茶的产量出口却未受到很大影响。基于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采矿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当地华人华侨对六堡茶的钟爱，使得六堡茶的出口量稳步增加，在当时中国茶类出口中独领风骚。
据《广西年鉴》[广西省统计局（处）编，1940年]第三回记载，抗战前的1935年，是广西出口茶叶最多的一年，出口六堡茶类茶叶为1128.95吨，该数据还未包括数量更大的六堡茶直接经广东口岸出口。据笔者比较，六堡茶是同时期（抗日战争前）中国销往海外出口量最大的黑茶。
自明清以来六堡茶的鼎盛期，在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的次年广州沦陷后便结束了。八年抗战，是六堡茶产销陷于停顿的几年。
“七七事变”爆发，全中国人民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六堡茶的产销也因此陷入停滞。图为事变发生时，全速赶往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华夏大地便战事不断。在广州沦陷前的1937年，此时南方尚无战事，少部分六堡茶仍能自六堡运到广州再转口外销。到了1938年的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很快占据广州。自此，六堡茶的运输通道被彻底截断，其销售几乎陷入停顿。
1941年，香港沦陷。同年，日军入侵马来西亚（即之后的马来西亚之部分，在1963年连同沙巴、砂拉越等地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东南亚旋即陷入战争漩涡之中。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被日军侵占。这些六堡茶主要销售地区的相继沦陷，无疑是对陷入停滞的六堡茶产销的进一步打击。
1938年10月21日下午3时30分，随着侵华日军攻占位于广州的广东省政府，广州正式沦陷。
据抗战胜利后的资料《广西农业通讯》（1945年）载：“战前（抗日战争前）交通便利，所产茶除本县饮用外，全部销售港澳等地，自抗战后，交通阻塞，销售范围日形缩小，一般茶农生活无法维持。多弃茶而经营其他，于是茶叶衰落矣。”六堡茶的产销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开始进入到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衰落期。
说起抗战的往事，李旭秋老人还回忆起一段轶闻：1938年，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当年10月，广州沦陷，西江航道运输中断。广元泰茶庄之前所收购到的大量六堡茶也囤积在六堡乡村，两个伙计一住就是六七年。据说，甚至还曾被一些地方势力勒索，意图谋取其收购的茶叶。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人辗转将在六堡存放了七年的茶叶运出去，结果这批经陈化的六堡茶极受市场欢迎，以平常价5倍多的价钱销售一空，利润丰厚，一时传为美谈。
抗战胜利后，六堡茶的生产并没有得到恢复。日寇侵华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令整个六堡茶产业几乎陷入绝境。饱受日军蹂躏的土地伤痕累累，包括广东、港澳、南洋等地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对茶叶的消费也相应大幅减少。
需求的锐减，加上长途的交通运输尚未完全恢复，还有国内战事的影响，六堡茶在1949年之前的生产都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茶价低贱，茶园日渐荒芜。茶农们为了生活，纷纷改种粮食和别的经济作物。六堡所产的六堡茶产量锐减，由几家私人茶商进行简单精制压箩，由广州经香港再转出口海外。
据一本1957年由当时的广西省供销合作社编印的茶叶书籍《茶叶采制方法》上记述，当时的情况是“岑溪在解放前，一斤茶叶还不到一斤谷”的价钱，很多茶农的茶卖不出去，连采茶制茶的工钱都不够，因而，茶农们纷纷放弃种茶制茶，“……甚至有将茶（树）砍伐作柴，大部（分）茶园荒芜，到解放时，只剩下二万余担了……”
从1937年到1949年，这长达十多年的大衰落中，很多茶庄都已停业或倒闭，六堡茶产业元气大伤，跌入了历史的最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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