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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为(北京茶叶学会)
一、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
中国是发现和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史书记载：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庄子·盗跖篇》说：神农之世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还处于母系社会，由狩猎逐渐进化到畜牧和初级农业的时代就开始发现和利用茶叶了。至公元前1100年，茶在神州大地已广为人知。公元前59年已有茶叶买卖的文字记载。唐代已是“比屋皆饮”家家饮茶了。当前，茶已经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中饮用价值最高最普遍的天然饮料。有50多个国家生产茶叶，115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茶叶，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有饮茶习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89年27个主要产茶国生产茶叶245万吨。溯本求源，各国的茶树种子、茶叶名称和有关茶的文化，均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播去的。至于英语称茶为Tea，是由于中国茶叶从海上输出欧洲是从厦门开始的。厦门方言茶字发音为Te，辗转翻译的原故。茶含有11大类350多种化学成分，既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又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茶同陶瓷和丝绸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卓越贡献。
二、诗歌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背景
诗歌在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茶富有大自然美，具有提神益思的功能，饮茶使人心旷神怡，产生对人情美的联想，因而自古就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其中收有多首与茶有关的诗句。如：“采茶新樗，食我农夫”《樗音出，椿叶)“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晋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中赞茶为“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传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也成为陶冶情操和友谊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和卢仝等著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
李白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常饮一种名叫《仙人掌》的茶，虽已年过八旬，仍面如桃花。他在得到玉泉寺为僧的侄儿赠送的《仙人掌》茶后写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白如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这首诗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写成一个神话。
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悦，环境之幽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
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茶诗有50多首。他曾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屋，断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对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
唐人元稹写的一首茶诗：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如醉前岂堪夸。
短短的55个字从茶的自然性状，茶碾茶罗、煎煮过程、饮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咏唱。尤其是“慕诗客，爱僧家”更是将茶拟人化了。“爱僧家”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渊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禅功，正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的“僧言灵味宜幽寂”那样，僧人坐禅以茶驱睡意，有助于提高禅功，达到进入幽寂的境界。随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寂”字已被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为日本精神之一。
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借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的《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友人赠送的“天子未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
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的这首《七碗茶歌》却以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臣)；“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魏帝指魏文帝曹丕)；“卢仝七碗诗难得，念老三瓯梦亦赊”(元代大臣耶律楚材，“念老”指唐代赵州高僧从念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机锋语)；“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明陈继儒)。现代文人、佛学家、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也有诗曰：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偈ji佛经中的唱词，梵语Gatha)。
诗言志，这些茶诗，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茶经》，中国的经典著述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是核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在唐人陆羽《茶经》中都明显得到体现。
《茶经》共十章。除四章是讲茶的性状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产区分布外，其余六章全部或主要是讲煮茶技艺、要领与规范的。“四之器”详细描述了所需的24种器皿，包括规格、质地、结构、造型、纹饰、用途和使用方法；“五之煮”讲烤茶要领，选用燃料，鉴别水质，怎样掌握火候和培育茶的精华技巧；“六之饮”详细规定了饮茶应该注意的9个问题，还提出品名贵之茶每次不要超过三盏以及三人饮茶、五人饮茶和七人饮茶各应如何进行；“七之事”例举历史上饮茶典故与名人逸事；“九之略”讲述在野外松间石上、清泉流水处和登山时在山洞里等不同场所进行哪些器皿可以省略；“十之图”要求把《茶经》所写的茶事活动绘成图，挂在茶席一角，使参加者能在场看明白。对于的思想内涵，《茶经》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作者这里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的行为〖和俭朴、高尚道德的人。
与陆羽忘年交的释皎然在题为《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到：“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一首诗中两次提到了一词。
此后，唐御史中丞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饮茶”一章又写道：“有常伯熊者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大行”。从上述文献可知：是《茶经》确立了的表现形式与富有哲理的精神；而释皎然和封演赋予了“”名称。
《茶经》问世之后，相继出现了多种茶文化专著，形成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代苏?0的《十六汤品》专门评论茶汤优劣；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槎音茶)则是评论煎茶用水优劣的专著；宋·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述了宋代的发展情况和特点。从《大观茶论》中可以看出，宋代不再用釜煎茶，而是将碾磨好的茶叶粉末直接放在碗内，把煮沸适度的水先灌进汤瓶，然后冲入茶碗，再用一种状如小炊帚的竹制“茶筅”搅拌均匀，称为“点茶”。《大观茶论》对点茶技法做了精辟而详尽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赵佶还把精神概括为“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八个字。这些内容丰富深刻的专著同明清时代的茶文献一起，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华茶文化宝库。
古代众多的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外部表现形式都是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鲜香甘醇”，绝非为表演而表演。因此中国要求：(一)茶具必须清洗洁净；(二)主张用轻清之水煎茶，有条件时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讲求水沸适度。刘禹锡在一首煎茶诗中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茶便煎好了。苏东坡则更加形象地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嗖嗖欲作松风鸣”(蟹眼形容水沸时的小气泡，鱼眼指随后出现的大些的气泡)；(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并规定首先要将茶碗烫热或烤热，以便于茶汤香气充分升扬。
为继承和发扬中国茶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北京茶叶学会和北京茶叶总公司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组建了供内部进行茶文化交流的《北京馆》，以“俭、和、敬、美”为本馆精神。“俭”俭朴，返朴归真，提倡清茶一杯；“和”和平，祥和安定，和睦相处；“敬”尊敬，互敬互爱；“美”美好，提倡真善美。使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寓于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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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中的道缘
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陆羽《茶经》)。道教敬奉的三皇之一——农业之神，最先使用茶，是作为解毒的方子。“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为帮人民治病去痛，亲尝草木而多次中毒，终于寻茶得以解毒。并取名为“荼”，(今之茶)。除了解毒，人们又发现茶的其它药效，“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壶居士《食忌》还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至明朝隐士罗廪《茶解》仍说：“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说神农发现茶或是托古，能羽化轻身的茶，也许正是竭力寻找长生之药的奉道之士所发现。“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被誉为“草木之仙骨”。《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这种长生不死的丹木，当然是想成仙得道者的追求。自庄子阐发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后，“仙能飞行云中，神化轻举”“老而不死”，就一直鼓舞着世间的执着追求者。被称为“神仙道教”的信奉者们，或认为饮露能身轻腾飞，或认为服食草木能飞身轻举。“或食元气，或茹芝草”(《神仙传?彭祖传》)，寻药食草者不计其数。“玄中草木不知黄，甲子初开浩刼长”，“我生求羽化，云中采药蔬”。“采药层城远”，“穷遍一根莲”。“岩崖产灵药，等闲人顾稀”。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道士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草木仙药众多，茶也应在其中了。养生是成仙的基础，李白诗“神农重养生”，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他还说：“先服草木以救亏损”。茶专家陶弘景在《茶录》记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可见远古的仙人早已服之。唐末刘贞亮在总结茶的“十德”中，得出“以茶养生气，以茶养身体”。东汉的葛玄就亲自开垦了一个“茶圃”，种茶饮茶以养生。道教服食至后来，越分越细，计有草木类，金石类等。
茶在养生的功效中重要是养形，人称道教饮茶讲求茶之功皆出此理。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除烦去腻，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明?顾元庆《茶谱》)，而牙齿却渐渐坚实。四川蒙顶茶功效更神奇。唐武宗宰相李德裕，乃中辨水高手，烹茶一壶浇到肉上，放进银盒密封，第二天一验，肉已化了水。故明屠隆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道教以方仙道为首的养形派，认为神依形生，形靠神立，养命固形形神皆合方为康健。因此重视医药炼养，服食是其主要方术之一，“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草木是外养之精华，茶当然为首选之药。道教始祖张道陵也曾在“昌利山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
茶有上述这些功效，能成仙能药用能养身，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将茶饮献上与人共享，寓祝愿祈盼于仪礼之中，客来敬茶，遂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一种礼仪礼俗。在日本，甚至把相迎，作为国宾级礼遇。茶最早为礼据说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涵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所以道士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著《茶谱》道饮茶者：“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道出道教饮茶之真趣。西周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巴以珍茶作贡于周朝，尹喜以贵物敬贵人，成为礼茶首创。
正由于茶在当时弥足珍贵，周朝专设掌茶官达24人，其职能是：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茶又成为帮国大礼的祭品。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尚书》云：“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也就顺理成章。《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以茶为祭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日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以节俭著称，以茶和茶饮作祭品实祭祀之革新，与道教守素崇俭思想为一辙，此前也当应有以茶为祭之事。晋《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到山中采茶，遇一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告诉他叫丹丘子，并指给大茶树的地点，虞洪回到家后，以茶奠祀丹丘子。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青城山十供中茶为其一，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也有用茶为之。清代在祭祀真武大帝时，就用白色的瓷杯盛茶作供品。《言功设醮全集》还有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以天下第一蒙顶茶，献供瑶台诸神，茶真乃道教甘露灵液。茶可通达大道仙界，因此在道教的追荐科仪中也有“三奠茶”。
茶之形成文化，应归功于唐代陆羽。他所作《茶经》使“天下益知饮茶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人们景仰赞誉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把他奉为“茶仙”。“诚有功于人者也”，把他祀为“茶神”。如此功在社会功在人民，当然成神成仙，被人敬之祀之拜之。
陆羽一生刚直，卓而不群，经历坎坷，但不愿入仕为官。用心血和汗水铸成千古不朽之《茶经》。今人对《茶经》的写出，中肯地概括为“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本文只阐列与道教之道缘。
陆羽生于盛唐时期，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玄妙神秘，自由大胆，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中，老庄哲学，屈宋诗歌，庄子散文等南方文化影响广被(茶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南方文化色彩)，也影响着陆羽，这从他著《茶经》、交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他人生轨迹中清楚地看出来，可说渗透了道教(道家)的影响。
唐代李姓王朝以老子为祖先，为表“奉天承运”，又封其为“太上老君”。唐朝政治开明，政通人和。虽推行三教一风的圆融政策，但奉行的是道先佛后，玄宗后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每家必备道教之“四子真经”，并为文人考试内容。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帝。其后诸帝均执行扶持道教的国策。唐社会弥漫着极强的崇道氛围。故有唐一代，可说无人不受道教之影响。文士政客也经学致用，习道明志。儒道便由互黜而归宿于“儒道兼综”，由对立而互补。茶文化初始实为隐逸文化的缩影，而隐逸思想实为文人士大夫习老庄的结晶(隐者多为道者，道士是隐逸队伍的主干)。顺者儒逆者道，入官为儒离官为道。在“庙堂之上”外儒内道，以道化儒。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乃“隐君子”，以大智慧者不知隐于何处所终，为众多“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人士所仰慕。道士们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贵己养生，甚或傲视王候，简直成了心灵自由，不为物拘，游心于淡的神仙思想的象征。连孔子都赞曰：“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道教对文化人的薰染，连正统儒家诗人杜甫也写出“上有蔚蓝天，重光抱琼台，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的诗句。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渴望入仕有成，一方面爱好隐居，渴求逍遥长生。与道士交往是时尚是情操，更能显示高洁不俗。而品茶清饮，正是道士们崇尚自然，和合贵生，返朴归真的人生宗趣。
陆羽生当其时，虽曾一心学习正统儒学之道，最终却痴迷于茶的研究，人尊称为处士(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谓处士)，最终写成《茶经》流传于世，道教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茶学和交往之中。陆羽的好友里面，有女道士李冶，喜琴棋书画，尤擅格律诗，称为“女中诗豪”，曾被玄宗召入宫中月余。陆羽与皎然、灵澈等人组织诗社，李冶为其一员。李冶多病孤居太湖小岛，陆羽专门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友谊至深。还有与之交往甚多的张志和，属著名道家人物。陆羽的好友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举荐他为官。颜年轻时因病入膏肓，得遇一道士救活，并劝其要多饮茶养生。颜在茶乡湖州为官时，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美名佳誉。陆羽在27岁就深入道教植茶圣地茅山，与茅山提倡以茶养生的陶弘景不无关系，后来在《茶经》中多次提到陶先生，28岁时就写出了《茶经》前身《茶记》。他著的《茶经》所列茶人，大部分为道教(道家)人物。著作中羽化飞升、神仙典故，“精”、“俭”、“静”、“德”等茶饮的精髓思想，无不体现道教博大深遂的文化底蕴。他所设计的茶炉，取之《易经》八卦配以五行，上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就是远古的仙人，不食烟火只以羹食。在炉身上还刻出“曲水”和道教三山之一一方丈。他49岁受任朝廷“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祭祀官)而坚决不就，淡泊名利，不为名累，奔波于大山河流，精于茶事勤奋茶业。在江西洪州玉芝道观，写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清心道远的诗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就在唐代，民间已把陆羽奉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陆羽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似盘腿，一幅道士像，特别是面部，如童稚小儿。世人解释颇多，然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戴道冠盘腿坐已成供像。“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成仙得道者的像，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自陆羽后，中国的茶才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与陆羽至交的诗僧皎然，人称“茶僧”。人们把他作为佛教茶的代表。但我们看到皎然的文风宗道家简约朴质自然之道，看其诗如看《西游记》，虽云佛事，实为道本。“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以仙人食茶羽化，誉仙茶之珍奇，尽是道家玄语，再看其最著名的一首茶诗：“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在诗结尾处这样写道，“孰知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说只有神仙才懂得的真谛。通篇诗述道教言辞意象，识清明真，于其说是深谙茶意的诗，不如说是一篇深谙道意的华章，因此像皎然这样的诗僧，还写过纯粹道教升仙的《步虚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他最后直接说到：“是道教的化身”。日本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川蜀是中国茶的原始产地。《云笈七签》中有“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的记载。川蜀名茶首推蒙山蒙顶茶，“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琴茶》)。道教也把蒙山茶作为供品。蒙山茶自唐朝开始到明清，一直为贡茶，为茶史中罕见。蒙山茶也作为佛教产茶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但蒙山顶的庙相传建于汉代，初为道观，后改为佛寺。有关蒙山茶是这样记载：“汉代甘露祖师爷姓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11株”。汉代初为道观而吴理真祖师爷为汉代人，从称谓姓名来看都似道教中人，实可再稽考。
青城山道观苦丁茶的制作史有记载。而青城道教秘制“洞天贡茶”早在唐代即享盛名，《茶经》《茶谱》皆有录。现成为“青城四绝”之一。青城山还有一种茶称为“猴茶”，1938年张大千居士上青城山，观中道友招待大千就用此茶并换得画幅。这种青城野茶，生于悬崖峭壁之上，人不能及，每年早春由道观训练的灵猴攀岩采摘下来，故名“猴茶”，年产不过斤余。
湖北武当山盛产名茶，至今仍为佼佼者。道人亦种茶。史载“太和山出骞林茶，木之并者，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后“供明王朝宗室享用”。
安徽休宁齐云山产绿茶，“祁红屯绿”者是。至今山上道士还多种茶。“白岳黄芽”名闻遐迩，其味鲜醇浓甘。古时休宁有松萝制茶法“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一般为道教供茶。
广东罗浮山有高山“云井茶”。苏东坡赞曰：“纵复苦硬终有录，汲黯少戆意饶猛”。另有道士常年养身饮用的“云雾甜茶”非红茶非绿茶，味甘性凉，入口香味四溢，还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山东崂山海拔千米处有一天茶顶，半空悬崖中生出棵野生茶树，相传此茶可疗百病，至今仍是枝繁叶茂。另道教引种崂山茶，也成为道家一绝。其它如南岳衡山，湖北木兰山，江苏茅山(茅山茶不久前受到中央领导人赞誉)，等道教大小名山宫观，洞天福地所产名茶不胜枚举。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摇篮，很多宫观在庙会期煮茶迎宾。随着庙观经济的发展，不少庙观本身或周边，都开始设茶舍茶寮，专供香客品饮，如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四川青城山，武汉长春观等。很多社会上的茶楼茶肆，也将茶房装饰成仙家楼阁，以“八仙”“仙家”“群仙”为名的茶馆比比皆是，好的茶叶也以“仙茶”“神仙茶”“仙芽”“神品”相称。红楼梦中妙玉所奉之茶名曰“老君眉”。可见道教影响的流风泽被，人们品茶也就是要品味一下神仙般的感受。
日本学者说：“道教对亚洲生活的主要贡献是美学领域”。饮茶艺术是道教生命价值的神圣体现，反映在中国茶文化中的是一种动态的道教精神，“这种和平艺术，造就着一种民族精神”。人们总是误以为道教人是在消赊生命，殊不知他们真正在创造生命力。道教在茶文化中的影响如此深刻，正如冈仓天心大师所说：“道教是针对现世即我们自身”，“掌握了生活艺术的人便是道教所谓的‘真人’。”饮茶作为一种养生方式，贯穿着道教“以德治命”的理念。当今，一些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欲望却无限膨胀，心态既浮燥又不稳定。在宗教应与社会相适应的今天，道教是否应积极提供心灵养生的途径和食粮。外国人称中国的茶是“文化大使”，我们中国道教也是否应该挑起这副“文化大使”的担子，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谈中国茶文化中之道缘
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陆羽《茶经》）。道教敬奉的三皇之一——农业之神，最先使用茶，是作为解毒的方子。“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为帮人民治病去痛，亲尝草木而多次中毒，终于寻茶得以解毒。并取名为“荼”，（今之茶）。除了解毒，人们又发现茶的其它药效，“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壶居士《食忌》还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至明朝隐士罗廪《茶解》仍说：“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说神农发现茶或是托古，能羽化轻身的茶，也许正是竭力寻找长生之药的奉道之士所发现。“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被誉为“草木之仙骨”。《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这种长生不死的丹木，当然是想成仙得道者的追求。自庄子阐发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后，“仙能飞行云中，神化轻举”“老而不死”，就一直鼓舞着世间的执着追求者。被称为“神仙道教”的信奉者们，或认为饮露能身轻腾飞，或认为服食草木能飞身轻举。“或食元气，或茹芝草”（《神仙传?彭祖传》），寻药食草者不计其数。“玄中草木不知黄，甲子初开浩刼长”，“我生求羽化，云中采药蔬”。“采药层城远”，“穷遍一根莲”。“岩崖产灵药，等闲人顾稀”。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道士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草木仙药众多，茶也应在其中了。养生是成仙的基础，李白诗“神农重养生”，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他还说：“先服草木以救亏损”。茶专家陶弘景在《茶录》记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可见远古的仙人早已服之。唐末刘贞亮在总结茶的“十德”中，得出“以茶养生气，以茶养身体”。东汉的葛玄就亲自开垦了一个“茶圃”，种茶饮茶以养生。道教服食至后来，越分越细，计有草木类，金石类等。
茶在养生的功效中重要是养形，人称道教饮茶讲求茶之功皆出此理。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除烦去腻，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明?顾元庆《茶谱》），而牙齿却渐渐坚实。四川蒙顶茶功效更神奇。唐武宗宰相李德裕，乃中辨水高手，烹茶一壶浇到肉上，放进银盒密封，第二天一验，肉已化了水。故明屠隆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道教以方仙道为首的养形派，认为神依形生，形靠神立，养命固形形神皆合方为康健。因此重视医药炼养，服食是其主要方术之一，“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草木是外养之精华，茶当然为首选之药。道教始祖张道陵也曾在“昌利山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
茶有上述这些功效，能成仙能药用能养身，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将茶饮献上与人共享，寓祝愿祈盼于仪礼之中，客来敬茶，遂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一种礼仪礼俗。在日本，甚至把相迎，作为国宾级礼遇。茶最早为礼据说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涵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所以道士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著《茶谱》道饮茶者：“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道出道教饮茶之真趣。西周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巴以珍茶作贡于周朝，尹喜以贵物敬贵人，成为礼茶首创。
正由于茶在当时弥足珍贵，周朝专设掌茶官达24人，其职能是：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茶又成为帮国大礼的祭品。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尚书》云：“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也就顺理成章。《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以茶为祭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日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以节俭著称，以茶和茶饮作祭品实祭祀之革新，与道教守素崇俭思想为一辙，此前也当应有以茶为祭之事。晋《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到山中采茶，遇一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告诉他叫丹丘子，并指给大茶树的地点，虞洪回到家后，以茶奠祀丹丘子。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青城山十供中茶为其一，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也有用茶为之。清代在祭祀真武大帝时，就用白色的瓷杯盛茶作供品。《言功设醮全集》还有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以天下第一蒙顶茶，献供瑶台诸神，茶真乃道教甘露灵液。茶可通达大道仙界，因此在道教的追荐科仪中也有“三奠茶”。
茶之形成文化，应归功于唐代陆羽。他所作《茶经》使“天下益知饮茶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人们景仰赞誉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把他奉为“茶仙”。“诚有功于人者也”，把他祀为“茶神”。如此功在社会功在人民，当然成神成仙，被人敬之祀之拜之。
陆羽一生刚直，卓而不群，经历坎坷，但不愿入仕为官。用心血和汗水铸成千古不朽之《茶经》。今人对《茶经》的写出，中肯地概括为“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本文只阐列与道教之道缘。
陆羽生于盛唐时期，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玄妙神秘，自由大胆，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中，老庄哲学，屈宋诗歌，庄子散文等南方文化影响广被（茶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南方文化色彩），也影响着陆羽，这从他著《茶经》、交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他人生轨迹中清楚地看出来，可说渗透了道教（道家）的影响。
唐代李姓王朝以老子为祖先，为表“奉天承运”，又封其为“太上老君”。唐朝政治开明，政通人和。虽推行三教一风的圆融政策，但奉行的是道先佛后，玄宗后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每家必备道教之“四子真经”，并为文人考试内容。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帝。其后诸帝均执行扶持道教的国策。唐社会弥漫着极强的崇道氛围。故有唐一代，可说无人不受道教之影响。文士政客也经学致用，习道明志。儒道便由互黜而归宿于“儒道兼综”，由对立而互补。茶文化初始实为隐逸文化的缩影，而隐逸思想实为文人士大夫习老庄的结晶（隐者多为道者，道士是隐逸队伍的主干）。顺者儒逆者道，入官为儒离官为道。在“庙堂之上”外儒内道，以道化儒。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乃“隐君子”，以大智慧者不知隐于何处所终，为众多“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人士所仰慕。道士们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贵己养生，甚或傲视王候，简直成了心灵自由，不为物拘，游心于淡的神仙思想的象征。连孔子都赞曰：“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道教对文化人的薰染，连正统儒家诗人杜甫也写出“上有蔚蓝天，重光抱琼台，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的诗句。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渴望入仕有成，一方面爱好隐居，渴求逍遥长生。与道士交往是时尚是情操，更能显示高洁不俗。而品茶清饮，正是道士们崇尚自然，和合贵生，返朴归真的人生宗趣。
陆羽生当其时，虽曾一心学习正统儒学之道，最终却痴迷于茶的研究，人尊称为处士（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谓处士），最终写成《茶经》流传于世，道教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茶学和交往之中。陆羽的好友里面，有女道士李冶，喜琴棋书画，尤擅格律诗，称为“女中诗豪”，曾被玄宗召入宫中月余。陆羽与皎然、灵澈等人组织诗社，李冶为其一员。李冶多病孤居太湖小岛，陆羽专门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友谊至深。还有与之交往甚多的张志和，属著名道家人物。陆羽的好友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举荐他为官。颜年轻时因病入膏肓，得遇一道士救活，并劝其要多饮茶养生。颜在茶乡湖州为官时，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美名佳誉。陆羽在27岁就深入道教植茶圣地茅山，与茅山提倡以茶养生的陶弘景不无关系，后来在《茶经》中多次提到陶先生，28岁时就写出了《茶经》前身《茶记》。他著的《茶经》所列茶人，大部分为道教（道家）人物。著作中羽化飞升、神仙典故，“精”、“俭”、“静”、“德”等茶饮的精髓思想，无不体现道教博大深遂的文化底蕴。他所设计的茶炉，取之《易经》八卦配以五行，上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就是远古的仙人，不食烟火只以羹食。在炉身上还刻出“曲水”和道教三山之一一方丈。他49岁受任朝廷“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祭祀官）而坚决不就，淡泊名利，不为名累，奔波于大山河流，精于茶事勤奋茶业。在江西洪州玉芝道观，写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清心道远的诗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就在唐代，民间已把陆羽奉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陆羽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似盘腿，一幅道士像，特别是面部，如童稚小儿。世人解释颇多，然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戴道冠盘腿坐已成供像。“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成仙得道者的像，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自陆羽后，中国的茶才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与陆羽至交的诗僧皎然，人称“茶僧”。人们把他作为佛教茶的代表。但我们看到皎然的文风宗道家简约朴质自然之道，看其诗如看《西游记》，虽云佛事，实为道本。“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以仙人食茶羽化，誉仙茶之珍奇，尽是道家玄语，再看其最著名的一首茶诗：“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 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在诗结尾处这样写道，“孰知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说只有神仙才懂得的真谛。通篇诗述道教言辞意象，识清明真，于其说是深谙茶意的诗，不如说是一篇深谙道意的华章，因此像皎然这样的诗僧，还写过纯粹道教升仙的《步虚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他最后直接说到：“是道教的化身”。日本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川蜀是中国茶的原始产地。《云笈七签》中有“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的记载。川蜀名茶首推蒙山蒙顶茶，“茶中故旧是蒙山”（白居易《琴茶》）。道教也把蒙山茶作为供品。蒙山茶自唐朝开始到明清，一直为贡茶，为茶史中罕见。蒙山茶也作为佛教产茶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但蒙山顶的庙相传建于汉代，初为道观，后改为佛寺。有关蒙山茶是这样记载：“汉代甘露祖师爷姓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11株”。汉代初为道观而吴理真祖师爷为汉代人，从称谓姓名来看都似道教中人，实可再稽考。
青城山道观苦丁茶的制作史有记载。而青城道教秘制“洞天贡茶”早在唐代即享盛名，《茶经》《茶谱》皆有录。现成为“青城四绝”之一。青城山还有一种茶称为“猴茶”，1938年张大千居士上青城山，观中道友招待大千就用此茶并换得画幅。这种青城野茶，生于悬崖峭壁之上，人不能及，每年早春由道观训练的灵猴攀岩采摘下来，故名“猴茶”，年产不过斤余。
湖北武当山盛产名茶，至今仍为佼佼者。道人亦种茶。史载“太和山出骞林茶，木之并者，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后“供明王朝宗室享用”。
安徽休宁齐云山产绿茶，“祁红屯绿”者是。至今山上道士还多种茶。“白岳黄芽”名闻遐迩，其味鲜醇浓甘。古时休宁有松萝制茶法“自是天家清供，名曰片茶”，一般为道教供茶。
广东罗浮山有高山“云井茶”。苏东坡赞曰：“纵复苦硬终有录，汲黯少戆意饶猛”。另有道士常年养身饮用的“云雾甜茶”非红茶非绿茶，味甘性凉，入口香味四溢，还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山东崂山海拔千米处有一天茶顶，半空悬崖中生出棵野生茶树，相传此茶可疗百病，至今仍是枝繁叶茂。另道教引种崂山茶，也成为道家一绝。其它如南岳衡山，湖北木兰山，江苏茅山（茅山茶不久前受到中央领导人赞誉），等道教大小名山宫观，洞天福地所产名茶不胜枚举。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摇篮，很多宫观在庙会期煮茶迎宾。随着庙观经济的发展，不少庙观本身或周边，都开始设茶舍茶寮，专供香客品饮，如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四川青城山，武汉长春观等。很多社会上的茶楼茶肆，也将茶房装饰成仙家楼阁，以“八仙”“仙家”“群仙”为名的茶馆比比皆是，好的茶叶也以“仙茶”“神仙茶”“仙芽”“神品”相称。红楼梦中妙玉所奉之茶名曰“老君眉”。可见道教影响的流风泽被，人们品茶也就是要品味一下神仙般的感受。
日本学者说：“道教对亚洲生活的主要贡献是美学领域”。饮茶艺术是道教生命价值的神圣体现，反映在中国茶文化中的是一种动态的道教精神，“这种和平艺术，造就着一种民族精神”。人们总是误以为道教人是在消赊生命，殊不知他们真正在创造生命力。道教在茶文化中的影响如此深刻，正如冈仓天心大师所说：“道教是针对现世即我们自身”，“掌握了生活艺术的人便是道教所谓的‘真人’。”饮茶作为一种养生方式，贯穿着道教“以德治命”的理念。当今，一些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欲望却无限膨胀，心态既浮燥又不稳定。在宗教应与社会相适应的今天，道教是否应积极提供心灵养生的途径和食粮。外国人称中国的茶是“文化大使”，我们中国道教也是否应该挑起这副“文化大使”的担子，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浅谈中国茶文化对日本茶道的影响
日本茶道常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大家啧啧称奇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其实精湛的日本茶文化并非它们的本土起源，而来自于中国，那么，中国人的饮茶之道为什么和日本茶文化相差如此之大呢？
中国茶道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长安城中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使者。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国茶道开始它的远行。
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回国，在他回国的行李中，就有中国的茶籽，最澄禅师将茶籽种在近江(滋贺县)。815年，日本嵯峨天皇莅临滋贺县梵释寺，僧人们献上清茶一杯。天皇饮后龙心大悦，开始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
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不仅带回茶籽播种，并根据中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自己的饮茶仪式。荣西禅师晚年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将茶誉为“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历经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今天中国的茶道正是泡茶道的延续。
如今的日本，却依然完整地保留着中国千年前宋代点茶道的仪式，如此精妙神奇的茶道在中土大地已经无处寻觅，无怪乎会有人认为日本是茶道的故乡了。
日本茶文化的形式
日本人相当注重形式，茶道便是这样的一种体现。他们喜欢当着客人的面准备食物，像铁板烧，让客人不仅能吃到食物，还能学习到烹饪的方法，茶道也是如此。
日本茶人在举行茶会时均抱有“一期一会”的心态。这一词语出自江户幕府末期的大茶人井伊直弼所著的《茶汤一会集》。书中这样写到：“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不再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此便是：一期一会。”这种“一期一会”的观念，实质上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体现。佛教的无常观督促人们重视一分一秒，认真对待一时一事。当茶事举行时，主客均极为珍视，彼此怀着“一生一次”的信念，体味到人生如同茶的泡沫一般在世间转瞬即逝，并由此产生共鸣。于是与会者感到彼此紧紧相连，产生一种互相依存的感觉和生命的充实感。这是茶会之外的其他场合无法体验到的一种感觉。
茶事的种类繁多，古代有“三时茶”之说，即按三顿饭的时间分为早茶)、午茶、晚茶;现在则有“茶事七事”之说，即：早晨的茶事、拂晓的茶事、正午的茶事、夜晚的茶事、饭后的茶事、专题茶事和临时茶事。除此之外还有开封茶坛的茶事、惜别的茶事、赏雪的茶事、一主一客的茶事、赏花的茶事、赏月的茶事等等。每次的茶事都要有主题，比如某人新婚、乔迁之喜、纪念诞辰、或者为得到了一件珍贵茶具而庆贺等等。
茶会之前，主人要首先确定主客，即主要的客人，一般为身份较尊贵者，像千利休之于丰臣秀吉。确定了主客之后再确定陪客，这些陪客既要和主客比较熟悉又要和主客有一定的关系。决定客人之后便要开始忙碌的准备茶会了，这期间客人们会来道谢，因为准备工作的繁忙主人只需要在门前接待一下即可。一般茶会的时间为四个小时，太长容易导致客人疲惫，太短又可能无法领会到茶会的真谛。茶会有淡茶会(简单茶会)和正式茶会两种，正式茶会还分为“初座”和“后座”两部分。为了办好茶会，主人要东奔西跑的选购好茶、好水、茶花、做茶点心及茶食的材料等。茶会之前还要把茶室、茶庭打扫的干干净净，客人提前到达之后，在茶庭的草棚中坐下来观赏茶庭并体会主人的用心，然后入茶室就座，这叫“初座”。主人便开始表演添炭技法，因为整个茶会中要添。
茶会通常有纪录，纪录的内容包括与会众、壁龛装饰、茶具、饭菜、点心等情况，有时还加入与会众的谈话摘要和纪录者的评论。这种纪录叫“会记”。古代有很多著名茶会的会记流传下来，成为现代珍贵的资料，如《松屋会记》、《天王寺屋会记》、《今井宗久茶道记书拔》、《宗湛日记》等被称为四大会记。
中国茶道之文化
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要遵循一定的法则。
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自唐代陆羽《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包括茶法、杂记、茶谱、茶录、茶经、煎茶品茶、水品、茶税、茶论、茶史、茶记、茶集、茶书、茶疏、茶考、茶述、茶辩、茶事、茶诀、茶约、茶衡、茶堂、茶乘、茶话、茶荚、茗谭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为唐代陆羽的《茶经》。陆羽，名疾，认真总、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创始之作《茶经》。因此被尊为茶神和茶仙《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的先河。
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巴蜀茶文化的形成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中唐时期，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烏龍茶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部《茶经》，把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烏龍茶。千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与探索，直至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茶方大行其道。《茶经》的问世，不但使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亦因此名扬天下，并为朝廷所知而召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仕途，竟不就职。晚年他由浙江而至江西上饶隐居.《茶经》是一部论茶专著，它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归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由陆羽开始的茶的这种划时代的变化，正是当时茶风盛行，人们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追求精神享受的一种体现。宋代茶业的发展 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明清茶文化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张大复则在次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精神的发展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