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夷山的茶树历史来源

发布时间 : 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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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所属的山茶科山茶属植物,起源于上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植物学家分析,茶树起源至今已有6000万年至7000万年历史。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我国茶树栽培和茶叶生产已有四、五年千的历史。瑞典科学家林奈(Carl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就将茶树的最初学名定名为TheasinensisL,后又订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

在我国唐代陆羽《茶经》中,称茶树为“南方之嘉木”。它一次种,多年收,是一种叶用常绿木本植物,野生、乔木型。茶树高可达15~30米,基部干围达1.5米以上,寿命可达数百年,以至上千年之久。目前,人们通常见到的是栽培茶树,为了多产茶叶和方便采收,往往用修剪的方法,抑制茶树纵向生长,促使茶树横向扩展,所以,树高多在0.8~1.2米之间。茶树经济学年龄,一般为50~60年。

茶树原产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只是在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姆省沙地耶(Sadya)地方发现有野生茶树后,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开始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调查研究,不仅能够确认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而且已经明确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由于第三世纪中期的地质变迁,和随着之而来的气候变化,产生了茶树同源分居现象,茶树顺着河流山肪的走向而天然或人为传播,向着各自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茶树种群。

武夷山产茶有1500年历史,茶树各类繁多。按来源分,武夷山茶树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武夷山当地茶树品种——武夷菜茶(又称武夷变种)及从中选育出各类单丛、名丛茶树群体。这类茶树品种从武夷山开始种茶起至近代,一直是当地茶叶主栽品种;一类是引进品种,主要是近几十年至近百年来引进的水仙及梅占、黄棪等无性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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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正山小种历史红茶


作为世界红茶的鼻祖,正山小种红茶一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品质特征和出众的加工技艺而享誉海外。

正山小种红茶历史悠远,据国内国外关于武夷红茶外销年代的记载,正山小种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之间,繁荣于17世纪。

正山小种红茶条索紧实,色泽乌润,汤色清凉,醇厚甘爽,独具天然松烟之香,又富桂圆之味,加入牛奶仍茶香味不减,实属红茶中的极品。正因此,正山小种也成功赢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喜爱。17世纪正山小种红茶远销英国、荷兰、法国等地,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市场上倍受欢迎。

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就曾在他的长诗《唐瑛》中写到: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BOHEA);真可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这里的BOHEA是武夷地名的谐音,也是正山小种红茶在欧洲最早的名称。到了后来,人们为了区别真假小种红茶,才为其更名为正山小种,据《中国茶经》记载,正山小种之正山,乃有真正的高山茶地区所产,有纯正、正统之意。英国人诺顿亦将品饮正山小种的感受称为喝这种茶胜过饮人参汤。

文坛众多名家的描绘给正山小种平添几分浪漫主义色彩,皇室的大力推崇又让正山小种红茶与英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相传凯瑟琳公主嫁在给英皇查理二世的时候,就带去几箱中国正山小种红茶作为嫁妆,带入英国皇宫。安妮女王更是大力提倡以茶代酒,将红茶作为英国皇室家族专用饮品。这些举动让正山小种红茶深深的融入了英国历史文化之中。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正山小种红茶也是英国皇家及欧洲王室贵族享用的特种茶,茶在英国人心中被赋予了极为高贵华美的形象,这为正山小种在世界的推广打下了根基。

曾经茶叶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若不是那场偷窃,世界范围内茶叶格局的恐怕也不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能摆脱对中国茶叶的依赖,获得自行生产茶叶的技术,派英国间谍罗伯特福琼来到中国,窃取中国茶叶的制作机密。自此,印度茶叶生产迅速发展壮大,印度也一跃变成茶叶生产大国。而中国对外贸易经济的也因此而受到巨大的重创,世界范围内茶叶格局由此转变。

兴为茶之荣,衰为茶之殇,纵观正山小种兴衰史,不禁感慨万千。若不是那场偷窃,如今的中国茶叶又是何种光景,无从得知。但可以想象的是,正山小种曾经的光辉依然熠熠生辉。

这段历史也为正山小种的悠久茶叶史增添了更为浓墨重彩的一笔。金骏眉正是在这般磅礴雄浑的历史背景之下一跃而起,矗立于巨人肩膀之上,续写武夷荣光。

武夷山正山小种历史发展与变革


武夷红茶闻名天下,尤其是称之为世界红茶鼻祖的正山小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内外比较知名的红茶品种基本山都为武夷山桐木关的小叶种茶衍生的,像国内的政和功夫红茶,安徽祁门红茶、滇红红茶;印度的大吉岭红茶、斯里兰卡的红茶都是由英国殖民者从武夷山引进的。卢廷璧嗜正山小种红茶成癖,曾经收藏元代和尚讵可庭正山小种红茶具十件,衣冠整齐地进行参拜明代王象晋。

武夷山红茶是全发酵红茶,主要出产自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一带,武夷山红茶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群芳谱一作周亮工人以粗瓷胆瓶贮存正山小种红茶叶。明代冯可宾《齐正山小种红茶笺论正山小种红茶具》中说:正山小种红茶壶,以瓷器为上,镌器次之。正山小种红茶杯,汝窑(在今河南汝州)、官窑(在今河南开封)哥窑(在今浙江龙泉)、定窑(在今河北曲阳)为佳,如果不可多得,只要适意就好了。

据传地处闽赣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明末清初时局动乱有一支军队占驻茶厂,待制的茶叶无法及时烘干,茶农为挽回损失,采取松木加温烘干,形成特有的一股浓醇的松香味,既桂圆干味口感独特,由此产生正山小种红茶,经过福州和厦门口岸时,大受外国人欢迎。武夷红茶曾是英国皇室的御用红茶,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英国掀起红茶热,并开启了崇尚优雅形象及丰硕华美品饮方式的世界红茶文化。

武夷山的松熏正山小种红茶1604年有荷兰人作为药物带入欧洲,在药店出售,取名为BOHEA(指的是武夷,主要指松烟熏的正山小种红茶),英国打败荷兰人后垄断了中国红茶贸易,中国茶叶贸易的税收占据英国税收的1/10,丰厚的中国茶叶贸易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为导火索的美国独立战争。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载:昌化(今浙江杭州)正山小种红茶大叶好像桃叶和柳梗,味道特别香。我经过当地的旅馆偶然得到昌化正山小种红茶,用手在制正山小种红茶的焙甑上摩挲,龙涎、麝香的味道三日不绝。

红袍武夷山——解读武夷山“红袍”产业


在乌龙茶的故乡武夷山耕耘多年,我依然称不上是合格的茶人。只是徜徉于这山、水、茶的奇妙组合之中,我习惯于用产业的视角,探访那个“经济”的大红袍。

系出名门

大红袍,武夷四大名丛之魁,茶名初见于清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位武夷茶家族名满天下的后起之秀,作为岩茶的产业符号,多半还是出于对它高贵出身的景仰。

大红袍的先祖,统称武夷茶,成名于约1000年前。范仲淹(989-1052年)和苏东坡(1036-1101年)等宋代大家不吝言辞的褒奖,把武夷茶推向了“冠天下”的空前高度。与“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一并出自范文正公《和章岷斗茶歌》的一句“不如仙山一啜好”,连同苏轼《咏茶》诗中所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几乎成为那个年代武夷茶誉满国朝的经典广告词。

但那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武夷茶的政治意义远在经济意义之上。而与此相应的茶叶经济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并无产业概念。

贡品,是那个时代赋予一切珍贵物资的金字招牌,也是大红袍家门显赫的最好注解。一直到明代罢贡的400多年间,武夷茶的皇族御用形象越发鲜明。随着元御茶园的创建,武夷茶年入贡总量达到了941斤,几乎占全国年贡茶总额的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绵延400余年的贡茶制度对于当时的崇安百姓却不啻为一项旷日持久的扰民工程。据史料记载,制作御茶劳民伤财,茶农不堪重负,为免岁贡和官吏勒索,纷纷背井离乡,茶山由此荒芜;御茶园茶农甚至揭竿而起,烧毁御茶焙局……“贡自高兴如,端明千古污。”明景泰年间(1451-1455年),武夷御茶园开始罢贡。

走下神坛的武夷茶从洲地逐步向三坑两涧(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转移,武夷茶的独特岩韵开始凸显,自此,武夷岩茶渐兴。而正是武夷岩茶的诞生,拉开了武夷茶经世济民的帷幕。这一时期(十五世纪中叶至上世纪中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是以商品化为标志的。

武夷岩茶的横空出世,从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颠覆了此前武夷茶的成长模式,但它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生产方面,武夷岩茶的产品创新、多元、增量居然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阶段,武夷山对茶界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创乌龙茶做青新工艺,师承北苑真香,发展形成乌龙茶独特的香气”;并通过单株选育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名丛,其中佼佼者为“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四大名丛。至清光绪年间,“全县岩茶厂有100余家,家庭型的有千家,茶行茶庄仅赤石星村就有85家”,武夷岩茶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量达40万斤。

而从当时的武夷岩茶销售情况看,呈现的是“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独特局面。外销,一度是武夷岩茶的主要创收渠道。中国茶叶输入欧洲,以武夷岩茶为最早。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运武夷茶往欧洲。几十年后,武夷茶风靡英伦三岛。民国期间(1912-1921年)武夷茶输出已达30万斤,平均价值50万元。

由于销量剧增,武夷岩茶供不应求。清代阮锡的《安溪茶歌》中就描述了这一景象:“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相争”。武夷岩茶内销市场的崛起,晋商功不可没。清初至道光、咸丰年间,每家资本约两三百万的晋商,几乎掌控着武夷岩茶的内销通道。正是他们,带着武夷岩茶走遍了大江南北,并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武夷茶销售网络。鸦片战争及福州通商后,晋商衰落,下府帮(闽南)、广州帮、潮州帮继之而起,产销两旺依旧是其时岩茶经济的主旋律。旧崇安凭借武夷茶赚取了巨额财富,在闽北富甲一方,有“金崇安”之称。以下梅邹茂章为代表的一批茶人、茶商因茶富足。

1917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伦敦茶市关闭,岩茶贸易逐步衰退。直至解放前,战乱连连,武夷岩茶走向没落。

从贡品到俏销商品直至战火中的消亡,武夷岩茶的兴衰史验证了“盛世见茶香”这一定律。得益于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资深贵族”般的几经沉浮,我们收获的却是基于大红袍文化和经济编年史之上的巨大的品牌价值。

重出江湖

有人说,蛰伏多年的武夷岩茶的重出江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这一具有普遍政治意义的界定,恰恰来自于对武夷岩茶的茶经济形态回归时间的正确判断。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间,武夷岩茶作为一个产业相继步入产业化导入和发展阶段。

武夷山的茶人大多记得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件大事:1981年,大红袍无性繁育成功;1984年,武夷岩茶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

前者意味着武夷岩茶的主导产品——大红袍由孤品进入可批量生产的商品化阶段,属于产品研发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后者,是新中国对武夷岩茶的首次高规格的正名,与80年代初武夷肉桂连续获得的“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一等奖”相比,这次定位的经济价值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随着产品创新和品牌重塑步伐的加快,武夷岩茶产业化的导入已是水到渠成。

翻开武夷岩茶大事记,我们发现,与品牌和产品导入伴生的还有武夷山人对茶叶市场的有益探索。其一,名人效应。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崇安县茶场题写厂名;1988年,日本女作家左能典代在东京创办中日文化交流沙龙——武夷岩茶房,邀请日本名流品尝、鉴赏武夷岩茶;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为《武夷奇茗》题写书名;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雷洁琼为“首届武夷岩茶节”题写会标;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撰词称颂武夷岩茶;1994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走访了星村镇茶叶专业户虞德庆和天心村茶农苏炳溪等农户。其二,文化推广。1990始创首届武夷岩茶节;1991年,举办第二届国际无我茶会;1996年,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景区管委会开辟了九龙窠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等等。其三,品牌创建。武夷岩茶肉桂于1985年、1989年连获国家农业部名茶奖;1993年、1995年,连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2003年,武夷山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唯一的“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2005年武夷山获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市);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作为全国唯一茶类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武夷星大红袍被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授予指定用茶,并成为福建省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唯一茶产品;2006年,大红袍绝品入藏国家博物馆。

创建品牌的过程实际上是武夷岩茶产业提升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1998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是岩茶经济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向世界宣告:大红袍,王者归来!其后,武夷岩茶在品牌的引领下产业化发展加快。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定理:“劣币驱逐良币”。在岩茶市场,这个现象表现为假冒伪劣岩茶的鱼龙混杂。在武夷山成为世界双遗产地之后,武夷山大红袍知名度也不断提高,大量茶客慕名而来,武夷岩茶需求量大增,市场上以大红袍为名的仿冒茶几近泛滥。为规范市场,政府开始制定岩茶质量及市场准入标准体系。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证明商标;2002年,武夷岩茶获得原产地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随着政府实行严格的使用管理,武夷岩茶初步获得了免受侵权的保证。

可当“牌子够硬,产品够好”了,高贵不贵、效益不显这些问题又摆在了岩茶产业面前。效益未达最优,主导产业的利民功效便难以实现最大化。究其症结,一是主导产品不突出,武夷岩茶品种有大红袍、肉桂、水仙、奇种等数百种,各厂家都以自己的品种品牌销售,多品种、小规模、少客户、老市场、低效益,难以在市场上形成合力;二是市场推广乏力。于是,政府主导,首先统一品牌,武夷岩茶共打“大红袍”;其次,整合营销。2006年,武夷山茶企业参与旅游推介,具有武夷山特色的茶旅整合营销走向前台。几年来,大红袍先后走进北京钓鱼台、马连道、老舍茶馆、王府井,拉近了武夷茶与主流消费市场的距离;北京、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深圳、福州、沈阳相继举办同主题“浪漫武夷,风雅茶韵”茶旅营销活动;参与了“百座城市亮武夷”的“百城营销”活动,全国数十个城市建立了“大红袍推广中心”和近千家“大红袍诚信(专卖)店”。此外,随着中央电视台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晋商乔志庸到武夷山贩茶,在全国广而告之,武夷山晋商万里茶路旅游热线形成。武夷岩茶的市场影响力与茶人的增收进一步显现。

盘点武夷山人付出的艰辛努力,一组数字很能体现成果:2006年,茶叶均价较2005年提高30%;2007年,较2006年提高50%,其中高档茶、特种茶价格上涨100%;2008年,春茶均价比2007年上涨30%。

有品牌,有市场,有身价,行走“江湖”打拼三十年的武夷岩茶确实已经呈现了良好的景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但,这毕竟远未达到岩茶产业化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吉祥、健康、贵族、富民的“红袍”产业。

路向何方

尽管目前“大红袍”茶产业总产值不足10亿元,但应该相信,武夷山已经具备了发掘茶产业巨大潜力的基础条件。“大红袍”路向何方?有识之士见仁见智。而我以为,如下环节必是“红袍”产业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延伸茶经济产业链。顺应市场需求,大红袍茶业应从第一产业(茶叶生产)向第二产业(茶饮料、茶叶深加工)及第三产业(茶文化、茶艺、茶馆、茶旅游)延伸扩展。就国内情况来看,在全国产业总产值构成中,三大产业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比如茶饮料,1998年产量50万吨左右,2000年达到150万吨之多,2003年近300万吨,2007年达580万吨,市场发展速度惊人,茶饮料已成为仅次于碳酸饮料的第二大饮品,而且市场行情继续看涨。由此看来,武夷山应该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茶产品的加工深度,大力发展茶饮料、茶食品、保健茶、药用茶等新兴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茶产品,与原有的成品茶叶的生产共同完善茶产品结构。同时,借旅游业发展优势,大胆向茶业第三产业要效益,弘扬茶文化、茶旅游、茶艺,推动茶业经济增长。

其次,实施茶企业战略性重组,支撑茶产业长期、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打造具有规模化的茶经济体。第一,市场、企业、政策联动促成岩茶产业战略重组。企业并购是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优势互补的行为,可以发挥经营管理上的协同效应,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专业化分工,有助于采用先进技术,产生规模效益。岩茶企业的并购行为目前应由行业的优势企业并购相同及相关类型的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实现岩茶产业的战略性重组。唯有如此,“红袍”产业的“散、小、弱、差”的局面方可得到本质的改观。第二,通过战略重组提高茶产业核心竞争力。“红袍”产业尚处于“幼稚期”,应鼓励通过战略联盟,加大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研发能力,培养茶业人才,建立茶业市场营销网络,扩大茶业生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第三,政府出台鼓励战略性重组的政策措施,推动资源互享、品牌互推、市场互动,实现效益互有。茶企业应找准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和自身的比较优势,开放理念,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参与并购,做强做大。

其三,打造国际品牌。制定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大红袍,要让世界放心,要致力于成为全球的放心茶。因此,第一,必须制定大红袍(武夷岩茶)的国际化标准;第二,研发高端茶品,将一部分岩茶打造成奢侈品品牌,以获得更多的高端利润;第三,培育和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品牌;第四,大红袍茶文化应走向世界,努力融入国际主流文化元素,通过文化传播的力量,挖掘更高的附加价值。第五,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发展有机茶,强化“大红袍”安全、健康的品质形象。

一番经济视角粗线条的回眸展望,为红袍武夷山,为岩茶,更为“红袍”产业的美好明天!

解密武夷山千亩百年古茶树


福建被誉为茶之乡、茶之祖,有人说:“茶为贵,闽茶为优”。闽茶之所以为优,那是因为承载着福建人的技艺、梦想和诗意。其实闽茶不只是一种茶,它代表了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缩影与写真,是大业。所以我们卖茶不只是卖茶叶,而是卖闽茶所承载的文化。很多人认为制茶是最为关键的,其实对茶的本质来说生长在一个得天独厚,且无污染的环境里,才是好茶和上等茶最为关键的因素。

也许是因为地处武夷山脉,所以大自然赐予了浦城县古楼乡独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独树一帜的自然风光,映衬着清澈的河水,构成一幅奇妙秀美的杰出景观。也让欣赏到这些美景的人陶醉其中。就在这座群山高耸灌木丛生的大山里,生长着1400亩的野生古茶树。这1400多亩的古茶树与草本植物无规律相混生,要不是专业种茶师,确实很难辨别出哪些是茶树。

兰缘茶叶浦城县的项目负责人苏祖彪也是在偶然机遇下,与这片野生古茶园结下不解之缘。知道了这片野生古茶园,苏祖彪便开始了几年的寻找。因为交通闭塞这片百年古茶园长年无人打理,几乎被杂草灌木覆盖,所以也不容易被人发现。为了能把这片珍贵的古茶园开发出来,让许多人品尝到百年老茶树制作出的上等茶叶,苏祖彪和他的合伙人开山劈石,硬是修出了十几公里长的山路;几十个工人每天都为这些珍贵的茶树除草修枝。苏祖彪说,花得代价虽然很大,但想到明年大家就能喝到古茶树的清香,这样的辛苦很幸福。(兰缘茶业)

行走起点武夷山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特别是商贸史来说,万里茶道绝对是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想象一下:在那样原始落后的物质条件下,一个穿越明、清、民国三个朝代,纵横中、俄、蒙三个国家,跋涉11000多公里艰难险阻,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商贸和物流活动,带动了无数个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动员了数百万民众参与,涉及到官、商、民方方面面的人群,用尽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由此诞生了沿线上百个市镇,影响遍及亚欧大陆甚至更广大的地区,使那些看似普通的树叶成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除了这些表面的东西,万里茶道作为中俄商业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商贸物流,其影响直接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也给我们留下无数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遗产,今天还在为我们创造着物质财富并传承着文化共识,差不多可以用一个商品改变世界这样的评价来表述它。

2012年最后一个月,终于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开车走上关注已久的万里茶道,去寻找那魂牵梦绕的山水风光、城镇街巷、道路桥梁、乡土人情,去寻找几百年前这条路上那些人们的艰辛和成功,生命和感悟,欢乐和悲伤。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在时间和地理上的起点是怎样的?对我这样的追寻者来说,应该是最神秘和最有吸引力的。所以,福建的武夷山自然是最先到达的地方。从白雪皑皑的北疆呼和浩特到绿色苍翠的南垂武夷山,是一个用三、四天时间经历一年四季的体验,风雪弥漫到烟雨朦胧、秋高气爽到汗流浃背,差不多每天都要感受几个月的气候变化过程。

万里茶道为什么从武夷山开始?只有来到这里的人才能感同身受。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北端偏西,总面积10万公顷,是喀斯特地形雄奇峻秀的丹霞地貌,气候潮湿多雨,最适合种茶,所以这里约从公元500年前左右就开始栽种茶树,随处可见茶山、茶场、茶园,武夷茶到宋代就很有名气了。所以著名文人范仲淹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这里的茶就是历史悠久、闻名遐尔的武夷岩茶。

我下午四点多到达武夷山,没有进入市区休息直奔下梅村而去。下梅村位于武夷山市东南20公里处的梅溪下游,是目前公认的万里茶道起点。在康熙初年,这里就成了重要的茶市,那些被称为西客的山西商人在这里设栈收购、建厂制茶,据当地资料记载,欧洲人这时也来到下梅采买茶叶。

清代的下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人口稠密,丝竹悦耳,号称鸡鸣十里街,日出千鼎烟,穿行在高大房屋下的窄巷中,撞入眼帘的一座座古老建筑,一下就能把你的思绪带到几百年之前,让你真切的感受和想象旧日的繁华。

当溪是穿村而过的人工小运河,总长900米,当年水深数尺,溪边有当地富商邹家建的九个埠位,运茶竹筏出入自如。这条小小的溪流,曾经是清康熙年间武夷山茶市最繁华的内域水道。县志称: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茶叶乘竹筏和船出当溪顺梅溪运至赤石,而后入崇阳溪逆流北上崇安,由崇安上岸走山路运往江西铅山,再改水路向北进发,由此开始万里茶道的漫漫征途。

村中的标志性建筑是耸立在当溪边的邹氏家祠,也是武夷山境内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祠堂建筑。最早来此办茶的是山西常家,邹氏景隆号就是山西常家最早在武夷山与当地茶商合作打造的一个茶庄号。邹氏家谱载,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利百余万两白银。邹氏家祠,就是邹氏获得巨大利润后耗巨资建成的。由于地形所限,祠堂合牌楼、照壁和祠门为一体,门楼气势宏阔,砖雕图案丰富多彩。门两侧的木本、水源,是两幅篆刻横披。意思是说一个家族的繁荣昌盛,如树木一样,有赖于深深遍布在乡土中的根;又如江河之水,有赖于源头的涓涓细流,揭示了追思祖先,不能忘本的理念。

由于茶叶贸易催生了邹氏家族的财富,下梅也就成了豪宅聚集区,建筑精美的院落比比皆是。西水别业、大夫第、隐士居、景隆号这样的豪宅在下梅有70多处,到今天存世的仍有数十处。这些成千上万两白银堆砌的精致建筑遗存,使今天的下梅成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每天都有旅游的人群出入,先辈们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仍是现代人获取财富的优势资源。

说到茶路的起点,星村这个地方是不能不说的。武夷山风光最美丽之所在,都集中在星村。九曲溪是运送来自桐木红茶的唯一水路。由星村沿九曲溪顺流而下的竹筏行走10余公里后,到达赤石镇。沿线除了蜿蜒的九曲溪和三十六峰绝美自然风光外,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名胜文化长廊。有冲佑万年宫(武夷宫)旧址、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武夷精舍)旧址、悬崖隙洞中的千年虹桥板和架壑船棺、元代的御茶园旧址、历代摩崖题刻和具有内涵精彩的大王峰、玉女峰、天游峰、接笋峰、小桃源、水帘洞、流香涧、一线天诸名胜。

200多年间运茶的竹筏昼夜往来,不仅使这里流淌着无尽的财富,也给这里的文脉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历史悠久的星村和美丽如画的九曲溪,已经成为武夷山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每天乘竹筏飘过九曲溪时,不知能否感受得到早年茶商经过这里的豪情和快意。

还有一处清代茶市也积淀着茶叶贸易的历史,它就是昔日繁华的赤石镇。赤石古镇位于梅溪和崇阳溪的交汇处,交通条件比下梅和星村都优越,下梅和星村的茶船都要经赤石镇转运。所以星村茶市繁盛不久,离崇安15公里的赤石村就成了新的茶市。据县志记载: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办,运往关外销售。清代赤石镇街面上除了货栈和商行,赌场、烟馆、妓院通宵达旦营业,热闹非凡,被外界称为小上海。清代有一首《武夷茶诗》道:腰缠百万赴夷山,主客联欢入大关,一事相传堪告语,竹稍压得锦标还。正是茶商们的底气和豪气的真实写照。

今日快速发展的武夷山,使赤石古镇与武夷山岩茶村连为一体了,成了极具现代化风貌的城镇,除了自然风光,这里的历史遗存已荡然无存了。

武夷山的茶叶,要进入闽赣古道,首先得从下梅、星村、赤石等处集市汇聚到崇安县城的水东码头。崇安是1989年武夷山撤县设市之前的旧称,也是当年万里茶道上第一个水运转陆运的茶叶集散地。每天从各路运来的茶叶,都要在崇安上岸并验押之后,再雇用当地茶工、车马千余人过武夷山沿著名的闽赣古道北上。

武夷山主峰黄岗山海拔两千多米,有华东第一峰之称。地势起伏剧烈,山体坡度陡峭,河流侵蚀切割强烈,闽赣古道就修在这山高坡陡、树高草密的群山之中,商人从武夷山贩茶,这是必经之路。今天,古道多数已被现代公路覆盖,只有在陡坡段和深谷中还能断续看到。当年运茶主要靠独轮车或者人挑肩扛,为了多拉货、多赚钱,商队往往超负荷背运,劳动强度之大、行路之难可想而知。日久年深,古道上大大小小的铺路石被商帮们的独轮车碾压出了深深的车辙印。离崇安县40公里的分水关是闽赣古道的一个重要关隘,站在关隘之巅可北望江西,南望福建。从康熙年间海禁以后,这里就繁忙起来了,运茶的商队昼夜不绝车轮声不断。今天,昔日人来车往的繁忙景象早已不在,但站在崎岖陡峭的古商道上,似乎还能听得到脚夫们粗重的喘息和车轮压过石块的吱吱声。

在分水关村外路边荒草中的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中间的四个大字是孤魂总祭,讲的是大清光绪六年春天的事,立碑的人的名字是童顺祥、童松祥。这是后人给死在这条山路上的商人、脚夫和车夫修建的祭拜地。

众所周知,武夷山亚热带潮湿闷热的气候,对于来自气候清爽干燥的北方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难耐的折磨。商队每天都要面对毒蛇毒蝎,疫病盛行,劳累不堪,盗匪侵袭,那些因水土不服致病无医者,因中暑未能及时救治者,因劳累不堪而倒地不起者,因劫匪抢劫致死者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

运茶人所有的资产就是一根扁担一条麻绳,死者想魂归故里根本不可能,所以都是随地安葬。好在商帮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脚夫都在扁担上刻有名字、籍贯,尸体草草埋葬后就把扁担插在坟头,商队继续前行,日后家人凭扁担认亲。年复一年,沿途坟头越来越多,难以寻找和祭奠,当地乡绅童氏兄弟就把沿途尸骨收集归葬在此并建了祠立了碑。

孤魂碑后边的石头小房子就是孤魂祠,从碑上的记载看,孤魂碑和孤魂祠已立在此地120个年头了。当年茶帮路过时,都会到孤魂祠来祭奠死在异地的乡亲。近年来,开始不断有晋商的后裔从千里之外的山西来到这里祭祀先祖。在这片荒地上,原来还有不少专为客死异乡的商人所立的孤魂碑,这座碑的附近就有两座,现在都被荒草和泥土淹没了。

那些插着扁担的坟丘,与美丽如画的武夷风光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反差。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出发时的豪情就成了生离死别的悲痛!有一句古诗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做生意也如此。可见,万里茶道既是商帮开疆拓土、走向成功的荣耀之路;也是无数人尸骨不还、魂留异乡的悲壮之路。当我们感叹那些成功商人所能达到的商业高峰时,无法想象他们付出的艰辛、汗水和血泪。这通孤魂总祭碑,其实就是这些令人心酸落泪、思绪难平悲壮故事的记录。

过了分水关,万里茶道便进入江西铅山境内,铅山县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水运起始点,万里茶道故事由此也将更加丰富精彩。

武夷山何时有茶


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武夷山与武夷茶双绝人寰,着称于世。

武夷山何时有茶?据当代茶叶专家陈椽等考证,我国茶叶在二世纪时由西南向东南传播,不久武夷山就有茶了。武夷岩茶最早被人称颂,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公元479~502年),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孙樵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见《崇安县志》第19卷)。孙樵在赠送武夷岩茶给达官显贵的一封信札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在这封信中,把出产在建阳丹山碧水之乡的茶,用拟人化的笔法,美称为晚甘侯。晚甘,甘香浓馥,美味无穷之意。侯,乃尊称。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当时崇安县尚未建置,武夷山属于建阳县,故信中称建阳丹山碧水。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乃武夷山所产。从此,晚甘侯遂成为武夷岩茶最早的茶名。清朝闽北人蒋蘅写的《晚甘侯传》一文中,更是通篇以拟人化的笔法,酣畅淋漓地为武夷岩茶写传。他写道: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甘氏聚族其间,率皆茹露饮泉,倚岩据壁,独得山水灵异,气性森严,芳洁迥出尘表大约森伯之为人,见若面目严冷,实则和而且正;始若苦口难茹,久则淡而弥旨,君子人也。该传沿用了前人对武夷岩茶的美称――晚甘侯,以拟人化的笔法记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姓甘,名如荠,字森伯。作者巧妙地用了《诗经》中的典故,予武夷岩茶以姓名:甘如荠。《诗经邶风谷风》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晚甘侯》作者匠心独具,为甘甜美味的武夷岩茶取了出典于《诗经》的尊姓大名,令人解颐生津。传中还把武夷岩茶的茶品拟人化为人品,赞之曰:君子人也!足以与周敦颐称莲花为花之君子相媲美。

唐代诗人徐夤有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草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见《中国古代茶诗选》),诗人不但高度评价武夷茶,而且说明武夷茶从研膏转为腊片,且印有飞鹊等装饰图案。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第一茶圣陆羽在晚年慕名来到武夷山,写有《武夷山记》,对武夷君的神话传说,表示兴趣,遂记之。虽然此记已佚,但是从其他的书、志的注释中,尚能见到片言段语。该记当是陆羽在晚年蛰居江西上饶时所撰,于《茶经》的成书之后若干年,因此也是《茶经》上未见武夷茶记载的原因之一。为此肯定武夷茶在唐代已有之,且名度很高,深得文人赞赏,引得垂将老矣的陆羽慕名而来。

自唐代孙樵称武夷茶为晚甘侯后,历代多有讴歌其者。宋朝陶谷着《荈茗录》写道: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烈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者,谁能目之。森伯既是超群的好茶,而要能体会森伯的佳妙之处,非熟练的评茶者莫属。那么,谁是森伯的知遇者呢?《晚甘侯传》云:森伯之祖,尝与王肃善。于是,王肃可以肯定是早期与武夷岩茶(森伯之祖)神交的一位雅士了。宋朝叶清臣在《述煮茶小品》中也说:王肃癖于茗饮,这也说明他算得上一位精于品茶的人。南北朝时期,王肃的父亲王奂在南齐任尚书右仆射(中书郎,宰相的助手),很可能得到进贡的武夷岩茶礼品。因此,当代着名茶叶专家陈椽据此论证:武夷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已初具名度。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写的一篇散文《叶嘉传》,也是以拟人化手法记述武夷岩茶的一篇佳作。文章把茶树这种嘉木誉为叶嘉,意为茶叶嘉美。苏轼为之立传,并在传中曰:上(汉帝)惊,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遣诣京师。从《叶嘉传》里,我们又可以推测说武夷茶早在约二千年前的汉朝就可能有之,但由于这篇散文略带虚构成份,且有唐代陆羽(733-804)《茶经》在汉帝之前之误,所以不宜作为信史。至于武夷岩茶早在何时问世?不妨当作武夷岩茶之谜,让今人去考证。在未有确实答案之前,权以范仲淹的诗句:武夷仙人从古栽作为浪漫的定论吧!

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的历史记载大全


至于乌龙茶的诞生,也像其他茶类一样,很难说清它的具体时间。但它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源远流长。应该说,它是脱胎于历史上更早的茶类乌龙茶源于武夷山,这在中国茶界是基本公认的史实。但是长期以来,在报刊中也偶见不同说法,本文就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问题进行进一步佐证,考诸历史,关于武夷茶的记载有: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清布衣文士王草堂在其《茶说》作了详细记载:“武夷茶采后,以竹筐(当为筛字),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山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红半青。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扌鹿(摇之意),香气越发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此文被当时(1717-1720年)在崇安县(1989年改名武夷山市,下同)为令的陆廷灿编入其《续茶经》。

唐代元和年间孙樵(806—820年)《送茶焦刑部书》:“此徒皆春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碧水丹山(指武夷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徐寅(894—898年)《谢尚书惠腊面茶》诗:“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棍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可见,当时武夷茶已作为馈赠珍品,并提到研膏、腊面的制法,说明了武夷茶的栽制更早于此时。

宋代范仲淹(989—1052年)《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苏轼(1037—1101年)《咏茶诗》:“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说明宋代已将武夷茶作为贡品。元代大德六年(1320年)设置御茶园于武夷九曲溪的第四曲溪边,制龙团五千饼入贡。此时武夷茶已单独入贡,名声从此日渐扩大。

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徐火勃《茶考》:“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宋元制造团饼,稍失真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于是贡额累增,崇安贡茶达470.5公斤,约占全国贡茶2011公斤的四分之一。

清代释超全(即阮文锡)《武夷茶歌》:“景泰年间(1450—1456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籍此稍为利。……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陈述了当时武夷茶犹如今天乌龙茶制法中气候与品质间的关系,以及天然的花香品质特征。1717年任崇安县令的陆延灿在《续茶经》中引述王草堂的《茶说》:“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色青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齐片祗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扌鹿,香气发越即炒,经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这些记载与当今乌龙茶制法以及品质三红七绿的要求,是相同的。1751年,董天工《武夷山志》:“第岩茶反不甚细,……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红”,与今天乌龙茶的采摘要有一定的成熟度,茶汤不宜红的要求,如出一辙。武夷茶自元至清,一直处于兴盛时期。

史籍中留下的可贵记载,说明了乌龙茶制造技术与历史上的武夷茶制作技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可以说,乌龙茶约肇始于16世纪的明代,盛行于清代。明代是我国制茶继往开来,在技术上有较多创新的时期,一反把茶叶碾碎或杂以其他香料的制法,以保持茶叶原有的形色香味,把绿茶蒸青改为炒青,并推动了乌龙茶等其他茶类的创立和发展。与此同时,闽南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蔗的优良品种,并在制造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亦不能就此认定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

武夷山斗茶古今谈


斗茶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还没有定说。但在北宋建州(今闽北大部)的武夷山、建安(今建瓯)已经有之。最能证明的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那首《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此系中国茶文化史上出名的诗篇,它把建州采茶的时节和情景、斗茶的目的、使用器具、上品的香气和滋味、观看者的神情、胜败者的形态等等,描绘刻画精致入微。该诗不愧为中华茶文化瑰宝,也是闽北茶史的荣耀。

斗茶,在古代还有个更雅的名字,叫茗戏。其到底斗什么、战什么?在古代其宗旨有二:一是挑选贡品,二是文人游艺。选贡品重在茶质和外型的精美程度。因此先后在福建任转运使的丁谓、蔡襄就别出心裁,各出花样:丁谓把团茶改为饼茶,每斤8饼;蔡襄则将一斤制成20饼,自然更为小巧玲珑。对这种劳命伤财的行径,稍后的大诗人苏轼极为不满,赋诗讥之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表露出诗人体惜民间疾苦的情怀。

而文人雅士则把斗茶作为游艺,他们不但比茶质,还要比茶器和操作技艺。当时茶的形态和冲泡方法,和今天的条型茶是不一样的。团饼茶要研成粉末方可冲泡,有好几道程序,很麻烦。这种冲泡法,后来还延伸为完全游艺式的分茶。当时茶汤贵白,以纯白为上,与现今的岩茶以橙黄为佳,明显不同。那时对茶之泡沫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江茶(江南一带)以盏中无水痕为绝佳,建茶以水痕久现为胜。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著有《北苑别录》的赵汝砺分析说: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此。江茶畏流其膏,建茶恐其膏之不尽。膏者内含物也,拿现今的武夷岩茶来说也是如此,内含物丰富者泡沫也多。泡沫系茶碱及氨基酸之类,台湾茶人陈焕堂称之为皂素,并说此是如人参般的补品,不可弃之。

为了适应斗茶观汤色、水痕的需要,慢慢就制出了建盏,这种盏口宽、底敛、壁厚,体重、色深、有沿。现今的收藏者,将之视为上品,价码一路飚升。因为它毕竟陪同辉煌的中国茶文化行走了近千年。

斗茶这玩意,到了国家改革开放,进入商品社会后,就发生了大变化。其目的既不是选贡品,也不是玩游戏,而是一种评比茶叶质量、等级的有效办法。

如今的斗茶,名称色彩斑斓:有的叫茶王赛,有的称名茶赛,有的谓选状元等等。层次上有省级的、地区级的、县(市)级的、乡(镇)的、村级的,还有行业、团体的。早些年大都系政府行为,慢慢地转向企业化操作。现在众多的茶赛,还是比较规范、严谨、公正的,它订有审评项目,即8个感观因子:形状、色泽、整度、净度;香气、滋味、汤色、叶底。各项中有分数比例,到了决赛阶段,因为都是好中选出的优者,要定出上限下限分数,这样不会出现奇高奇低现象。

斗茶是件严肃的事情,但每次斗茶都有新鲜事。评委们会反复品闻,各抒己见,力求一致看法,充分体现茶的和静的精神。

世人有云:盏里有学问,茶中文化深。斗茶在武夷山已延续千年,不管它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始终是弘扬武夷茶文化的一种好载体,受到茶人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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