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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一）》一文。如果说在遗失的《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于“得荼而解毒”的确切记载，那么，唐代陆羽在《茶经·之事》一章中，不可能不去引用这一重要论断。鉴于此，他在《茶经·之饮》中只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陆羽在表述茶的功效时，也只引用了最早的《神农食经》的记载：“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可见，陆羽著书立说、修史治学，对文献的引用和取舍，是非常严谨缜密的。
陆羽《茶经》认为的，茶“发乎神农氏”，这一观点，我是赞同并认可的。在农耕刚刚萌芽的神农时代，古老而聪敏的先民们，在寻觅到的一切能够果腹的食物时，在比较试吃和遴选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茶的存在，期间，误吃有害植物或食物中毒的可能性，都非常之大。那究竟谁是真正的神农氏呢？个人以为，一定是试吃在第一线，并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劳苦大众们。其后，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食疗经验和心得体会，然后冠以神农或者更伟大的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借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之崇高。《淮南子》说得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万病之药首唯茶
在清代以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虽然没有收录“茶”，也没有“茶解七十二毒”的记载，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茶能解毒的正确性。我们知道，茶之滋味的苦，决定了茶的寒性。茶能解毒，首先体现在茶能以寒胜热，可以祛除热毒；咖啡碱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体内有害物质的排出速率。其次，茶是碱性的，可以中和体内的酸性物质。第三，茶能杀菌、消炎、抗辐射，可以通过沉淀作用，祛除体内的铅、铬、汞等重金属的毒害。
在远古时代以及中医传统中，曾经药、毒不分。西汉以前，将“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故《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古人意识里“毒”，是广义的，旨在说明药物的偏性程度。药之所偏谓之毒，并非我们今天所讲的、有毒害作用的狭义的“毒”。《黄帝内经》有“毒药攻邪，五谷为养”的记载。明代张景岳《类经》也讲：“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病在阴阳偏胜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曰毒药攻邪也。”
“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基本可视为古人最早对茶叶功效的认知，也是经陆羽《茶经》确认过的最早记载。茶宜常饮，使茶汤的药理成分，在人体内长期保持适当的稳定的有效浓度，就是“荼茗久服”的意义。只有久服，茶的保健和药理作用才会见效。持之以恒，待以时日，茶叶中富含的钾，会使肌肉有力；咖啡碱等物质会使血液循环增强，并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所以“令人有力”。而生物碱的兴奋作用、茶氨酸的镇静作用以及芳香物质的醒神作用等等，协同共济，使茶表现出良好的旷心怡神、四体同泰的“悦志”的功效。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人最早对茶的认知，并没有涉及更为深刻的药用，仍仅停留在体验式的愉悦感受层面。
东汉末年，华佗在《食论》中认为：“苦荼久食，益意思。”华佗强调的也是久服，从此以后，茶的药用滥觞肇迹。茶的苦，主要是咖啡碱的滋味，常饮苦寒泻火。心主神志，心火清则头目明，提神醒脑。特别是茶氨酸，降压安神，有促进大脑功能和神经生长的良效。二者一阴一阳，相互抑制，共同构成阴阳平衡的两个方面。二者协同促进思考，改善记忆，故能“益意思”。一阴一阳之谓道，咖啡碱与茶氨酸二气相感，构成了茶之大道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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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四）
接作者上文《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三）》。日本的荣西禅师，在他的著作《吃茶养生记》里写道：“《本草拾遗》云：贵乎茶哉，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诸药各治一病，唯茶能治万病而已。”
日本的荣西禅师，曾于宋代两度来到中国，把中国佛教的临济一宗和饮茶文化带到日本，被尊为日本的茶祖。从荣西禅师的著作里，尚能看到《本草拾遗》某些遗存的影子，是我们的荣幸。今人不见古时月，或许荣西禅师在宋代读过此书的原始版本，否则，以荣西禅师所居的历史地位和作为出家人的严谨而不妄语，他是不会随意引用此论的。
作为中药大多都具有偏性，或寒或热。中医治病的依据，就是利用药物的寒热偏性，去调整身体的偏热偏寒，通过纠偏使之达到阴阳平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因此，药为各病之药。也就是说，药都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
那茶为万病之药，又当如何理解呢？这并不意味着茶，可以治疗具体的一万种病。它的内涵是指，通过合理饮茶，能够预防人体可能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多种疾病。
防微杜渐，饮茶突出和强调的是其独特的预防保健作用。其重大意义，类似于《黄帝内经》的伟大之处，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它只记载了13个很简单的药方，其治病理念，并不主张药在病先。上古之人的智慧与胸襟博大，就体现在这里。他们意识到人类的诸多疾病，是完全可以靠自身的机能去调节痊愈的，故不主张服用太多的药物，正如“上医治未病”。他们通过《黄帝内经》一书，系统阐述了朴素的自然与生命哲学，传递给众生的，是一种养生、贵生的更高层次的生活理念，防患于未然。
掌握了正确的健康喝茶的精髓，通过预防和保健作用，可以悄无声息地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讲：“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古人这种高尚悲悯的预防理念和养生智慧，与当前以卖药为主的西医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下医治大病”。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尽管在诸多古籍中，列举了很多关于茶的药效，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茶几乎没有作为一个单方，去明确有效地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所以，茶并不完全属于药的范畴。
尽管历史上茶的发展，曾由食到药，药食并用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茶最终还会由药到食，重新恢复茶的悦志、不寐、以预防保健为主的本来面目。茶并不能代替药物治疗，这是作为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患病期间，一定要及时地去调理、治疗，不能贻误病机，使小疾转成危笃。等疾病痊愈了，再去充分地调整自己的身心、味蕾，愉悦自在地享受品茗之美。饭软茶甘万事忘，一种馨香满面熏，这才是科学的养生祛病理念。
茶性寒凉是本质
茶从甫一问世，就是以“苦”、“寒”的面目出现的。在传统文献和中医典籍里，从古至今，茶的功效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解渴、醒睡、消食、利尿、解热痰、利大肠、悦志等。这些功效，无一不是以茶的“热则寒之”，作为基本用药规律的。
寒、热、温、凉，是中药的四种特性。药物的寒、凉、温、热，是从药物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反应中概括出来的，四者之间所表达的，只是反应程度的不同而已。
现代研究认为，热性中药的总蛋白含量、总糖含量，是高于寒性中药的。山东中医药大学对寒热药的研究证实：热性中药总氨基酸含量的均值，是寒性中药的1.3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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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五）
接作者上文《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四）》。也有对知母、大黄等20味中药的研究表明：其中所含的蛋白质、总氨基酸、总脂、总糖、多糖、单糖等初生物质，与中药的温热药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辛温发散的香气，多属温热；某些无机盐在化学反应中，得失电子较难的，往往表现为寒性，如食盐NaCl；苦寒药中多含有生物碱、苷类等。综合以上研究可知，茶中的蛋白质、脂类、糖类、芳香物质等，与茶的温热性密切相关；而茶叶的寒性表现，主要是由苦味物质咖啡碱决定的。
南方生嘉木，茶树的喜湿耐阴，对其寒性物质的生成，起到了主导作用。滋味的苦，就意味着寒。清代医家王孟英《随息居饮食谱》中说：“苦瓜青则苦寒，涤热、明目、清心。”“熟则色赤，味甘性平，养血滋肝，润脾补肾。”可见，在阳光下合成积累的甘味物质，可以改变苦瓜的寒性。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苦味物质，都是寒性的。判断药物的寒温，首先要看该物质作用于人体的感觉，其次还要看寒、温物质的浓度配比。如艾叶，苦而芬芳，当燥烈的芬芳发散超过其滋味的苦性，艾叶的整体特质，就会表现为辛温。因此，茶叶的寒性，主要是由茶树的生长环境及其苦味物质决定的；而溶于水的茶汤的寒温变化，则是由茶汤内寒、温物质的比例浓度及其存在形式决定的。
茶叶的苦味，主要是由咖啡碱、可可碱、茶碱等生物碱决定的，其中以咖啡碱的含量最高，约占茶叶干重的2%～4%，其他两种嘌呤碱的含量极低，可忽略不计，所以，在本书的叙述中，多用咖啡碱来代替嘌呤碱。另外，茶的苦味，还与花青素的含量高低有关。夏秋季的茶偏苦涩，咖啡碱的含量高是主要原因，花青素的含量相对偏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明代49种中医典籍对茶的记载分析，言茶性寒的有4条，微寒的有35条，言茶性凉的有1条，其中，言茶温性的共有3条，并全部指向四川的蒙顶茶。蒙顶茶真的是温性的吗？蒙顶茶性温之说的最早记载，来自于五代毛文锡《茶谱》里讲到的治疗寒症的传说。对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石蕊”一条，写得很清楚，他说：“今人谓之蒙顶茶，生兖州蒙山石上，乃烟雾熏染，日久结成，盖苔衣类也。彼人春初刮取曝干馈人，谓之云茶。”明代医家陈廷采的《本草蒙筌》也证实，世人所谓的“蒙顶茶”，实际是石藓类植物做的代饮茶。朱权《茶谱》写道：“独山东蒙山石藓茶，味入仙品，不入凡卉。”许次纾也批评道：“古人论茶，必首蒙顶。”“今人囊盛如石耳，来自山东者，乃蒙阴山石苔，全无茶气，但微甜耳，妄谓蒙山茶。茶必木生，石衣得为茶乎？”事实胜于雄辩，此蒙山不是四川的蒙顶山，长期以来，古人也会以讹传讹，把山东蒙山的石藓和四川的蒙顶山茶混为一谈了。因此，在很多古文献里，记载和引用的四川蒙顶茶是温性的结论，属于一个缺乏严谨考证的低级错误。
我们再来看下明代医籍中，古人对于茶叶滋味的论述，言茶味苦者有10条，言茶味甘苦或苦甘的有30条，二者合计共为40条，均涉及味苦。综合上述茶性寒凉的40条明代文献，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茶的寒凉特性，是由茶的主要苦味物质咖啡碱决定的，也与次要的苦味物质花青素有关。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用，味至寒。”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唐宋文献对茶叶性味的记载，基本都概括为冷、大寒。在清代，除了在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里，出现了三条关于“茶性温”的记载之外，其他医籍对茶的认知，几乎全是寒、凉、微寒。赵学敏记载的三条茶性温，分别指向武夷茶、普洱茶与安化茶。而在一代名医叶天士的《本草再新》中，则全部推翻了赵学敏的结论，他认为上述三种茶叶，皆属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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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一）
《茶与健康》通过对古往今来煮茶、煎茶、点茶、泡茶等品饮方式的探究，从本质上理清了各种饮茶方式之间的发展脉络及相互影响，并对不同的饮茶方式，进行了具体地比较分析。同时，定性定量地提出了有据可查、审慎合理的健康品鉴方式与饮用标准。以翔实准确的数据，引导大家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茶，怎样健康、理性地去喝茶。
静清和，原名张茂林，出身于中医世家，当代著名茶人，知名茶学者。代表作有《茶味初见》《茶席窥美》《茶路无尽》《茶与茶器》。
《神农本草经》里并无茶
翻开历史的篇章，寻迹浩繁卷帙里的茶之正脉，就须“不畏浮云遮望眼”。探源寻真，道阻且长，但是，只要敢于像茶的杀青工艺那样，在火与热的洗礼中去芜存菁，求真存美，最终一定会拨云见日，行则将至。
一提到茶的起源，大家耳熟能详，都会记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并且言之凿凿地宣称，此语出自我国最早的中药著作《神农本草经》。可是，在我查阅了各种版本的《神农本草经》，包括我家祖传的两个线装版本之后，却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关于茶的记载，这很令我意外与失落。
《神农本草经》作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共收录了365味药，其中植物药252种，确实没有把茗茶囊括在内。在此书内，也没有寻觅到关于“茶解七十二毒”的只言片语。其中的委曲，也可能古时的版本曾经有记，在之后版本的不断编辑中亡佚了。但至少在今天，我们确实没能从中查到。看不到的莫须有，不能随意引用，更不可人云亦云。
清代孙星衍辑佚的《神农本草经》，只是在“苦菜”的注解中，罗列了“苦菜”可能是“茶”的猜测，并且在南朝陶弘景的注解里，仅说苦菜“疑此即是今茗”，他也不敢十分确定苦菜即是茶。清代以降，很多关于茶的著作，便把苦菜的功效，直接误以为是茶的功效。于是乎，“味苦，寒。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便被张冠李戴，广泛引用，袭以成弊。明代李时珍著述的《本草纲目》，并没有把《神农本草经》中“苦菜”的功效强加于茶，便是有力的佐证之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据多位研究者认为，此书是集医药大成于先秦两汉之间，但从该书以阴阳五行指导药物配伍、阐明药性理论来看，此书应是汉代今文《尚书》学派流行以后的产物。从西汉的“心为土脏”改为“心为火脏”的认知飞跃，能够窥见《神农本草经》的真正成书时间，应是东汉光武帝以赤符受命、立火德为国运以后的事情了。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认为：“汉志无《本草》，按《汉书·平帝纪》，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书中有后汉郡县地名，以为东汉人作也。”
西汉（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的记载。《僮约》讲的无论是“茶”，还是“荼”，至少说明，在公元前的西汉，已经有茶或荼存在了。而在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里，实在没有必要把“茶”类，在官方的重要典籍中称之为“苦菜”，这不符合历史的基本逻辑与时人的基本认知规律。
西汉《淮南子·修务训》写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后文并没有“以茶解毒”的记载。而“《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这段话的最初来历，从文献上考证，最早见之于清初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从以上两段近似的记载对比审视，陈元龙可能引用并衍伸了《淮南子》的内容。陈元龙所引用的《本草》典籍，究竟是哪一个版本的哪本医药著作，至少到今天，我们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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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三）
接作者上文《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二）》。在茶疗的文献中，被引用较多的是张仲景的“茶治脓血甚效”，这纯粹是后人的穿凿附会，子虚乌有。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里，我始终查不到对茶的任何记载。茶治热毒下痢的方子，出自唐代著名妇产科专家昝殷的《食医心境》，其中记载：“以好茶一斤，炙捣末，浓煎一、二盏服。久患痢者，亦宜服之。”这段记载的出处，也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孟诜的《食疗本草》。对于痢疾，中医认为是内伤饮食不洁、外感湿热疫毒所致。因此，茶的苦寒燥湿、泻火、解毒、杀菌等综合作用，对于痢疾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昝殷的这个处方，为后世的姜茶配合治疗痢疾，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从东汉一直到公元659年的盛唐，苏敬主持编纂的官修《唐本草》，丰富并增加了茶叶的药效，他们并没有机械地把《神农本草经》的“苦菜”和茶叶混为一谈，而是很严谨地把茶叶列为木部上品，把“苦菜”列为菜部的卷下，由此可知，《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苦菜”并非是指茶叶。这也是除陆羽之外的更有力的证据之一。
《唐本草》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典，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也是中古时期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里程碑。据《唐本草》记载：“茗，苦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主下气，消宿食。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唐本草》对饮茶的建议是：“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这为唐代煮茶、煎茶时，添加辛温的调料以平衡茶的苦寒，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之后，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写道：“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孟诜对茶的认识，与《唐本草》比较，增加了清热利大肠、治疗便秘以及兴奋提神的功效。孟诜记载的制茶“当日成者良”，一直影响到近代。这也是古人不接受红汤茶的根本所在。
公元739年，大医学家陈藏器，在《新修本草》与《食疗本草》的基础上，对茶的认知又增加了重要的观点。他在《本草拾遗》写道：“茗、苦茶：寒，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食之宜热，冷即聚痰。茶是茗嫩叶，捣成饼，并得火良。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使不睡。”陈藏器首次提出了茶“去人脂”的减肥功效。尤其是他的饮茶宜热的观点，值得借鉴，令人深思。饮茶宜热，当然也不能过热。我们知道，茶汤刚刚倾出的温度，一般为85℃左右。人体的食道粘膜比较脆弱，对温度不太敏感，其最高耐受温度为50℃～60℃。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常饮65℃以上饮品（如咖啡、茶等），反复烫伤食道粘膜，可能会引发食道癌。因此，健康合理的饮茶温度，最好不要超过60℃为宜。
饮茶宜热无灼灼，同样也需寒无沧沧，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医食忌理论。以茶汤之热来平衡茶的寒性，畅发茶香，去性存用，方能得茶之妙。如果常饮冷茶，会使湿气在体内积聚，容易造成痰湿体质。李时珍曾高度评价陈藏器：“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陈藏器，这位八世纪最伟大的药物学家，其对健康饮茶方式的忠告，在今天听来，仍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
关于“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这一对茶的重要论断，诸多传说都认为是语出陈藏器，我详细查阅过他的《本草拾遗》，遗憾的是，在原著中没有找到该段论述。查阅不到，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原著曾有十卷，早已不知佚于何时。而我们今天读到的《本草拾遗》，是近代才从《医心方》《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等古籍中搜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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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十一）
从《封氏闻见记》的记载能够看出，降魔师及其弟子，在北方寺庙传承的是煮茶。在涉及陆羽时，封演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煮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由此可见，封演是能够分清楚煮茶与煎茶的明显区别的。而湖州杼山妙喜寺的住持皎然，从其诗文描述能够清晰看出，他的饮茶方式迥异于北方寺庙的煮茶，已经是很明确的煎茶了。至此，还不好判定，陆羽在煎茶技法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皎然的教诲与心得？否则，皎然不会对陆羽有“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的批评之语。
陆羽推崇和宣扬煎茶的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煎茶工艺，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并把饮茶从亦食亦药的煮茶技法中剥离出来，上升到不受辅料滋味影响的高洁清饮，一举使茶成为“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的泓然清流。西晋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张孟阳在成都喝的一定是煎茶，否则，煮出的羹饮、茗粥，香气滋味驳杂，又怎会芬芳“冠六清”呢？
煮茶煎茶各千秋
陆羽在《茶经》的煎茶技法中，规范了二十四器，把煮茶中添加的葱、姜、枣、薄荷、橘皮、茱萸等调剂品，从茶饮中剥离出去，只保留了一味盐的存在。把过去的“煮之百沸”，精减为目辨的煎之“三沸”，有效降低了茶汤的浓度和久煮造成的苦涩滋味，使茶的真香得以纯洁，使茶的滋味变得更加单纯和清雅。
陆羽视过去的煮茶，为“斯沟渠间弃水耳”。如果仅仅站在茶的品饮角度来看，陆羽的观点或许是对的，茶的表达要纯粹，要展现出茶本身的真香真味。但是，如果从医疗和保健角度思忖，陆羽的上述观点，似乎有些失之偏颇。首先，我们要看到，茶的利用和发展，是从食用到药用，由食药并用再发展到广泛的食用阶段。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意识到茶的寒性，可能会对不同体质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故在日常的饮用中，加入了一些辛温的调料，尤其是葱的微温通中、姜的温中散寒、薄荷的清利头目、橘皮的燥湿化痰、茱萸的暖肝温胃，这些辅料相互协同，综合作用于人体，可有效抑制长期过量饮茶造成的痰湿、偏寒等副作用，这其中，蕴含着祖先们高超的生存智慧和对食药属性阴阳平衡的把握。姜、茶的天作之合，一阴一阳，寒热平衡，直到今天，仍是医疗、保健中祛除湿邪、暑邪、寒邪的经典配伍。其次，在茶中添加淀粉、薯蓣等煮成茗粥，可有效减少茶对胃肠的刺激，尤其适于体质虚弱、低血糖的人群。
《隋书》曾记载，隋文帝杨坚罹患脑病，经常头痛，后遇一僧人告之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有病乱投医，依之煮茶饮用，果然奏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隋人竞相采制饮用，举国上下，饮茶蔚然成风。《隋书》说：“由是竞采，天下始知茶。”隋文帝以身试茶，治愈了顽疾，这一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饮茶医疗广告，对茶的推广普及以及唐代茶文化高峰的孕育，其影响力度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在上文中，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煮”字。隋文帝的饮茶伊始，是被动的，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茶能治愈他的顽固头痛，个人以为，是茶汤中的茱萸、薄荷等起了主导作用，茶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查阅中药的功效我们知道，茱萸和薄荷，均是治疗各类头疼病的主要药物。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吴茱萸汤，是后世治疗多种顽固头痛的经验良方，对治疗胃寒、慢性胃炎等也有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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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六）
叶天士的侄儿叶大椿，在《痘学真传》写道：“武夷茶，大寒”，“陈茶叶，苦甘，微寒”。叶大椿认为陈茶叶微寒而甘，新茶叶大寒，是符合现代科学的认知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陈茶的性味做出的客观判断，其结论非常重要。
叶天士是康乾时期名满天下的医学大家，是温病学说的创始人；赵学敏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代名医。我相信这两位医学奇才，对茶性的判断都不会有错，两人存在的认识不同，可能是因为时代原因，所喝所见到的茶叶，在工艺上存在一定差别所致。赵学敏所记的武夷茶，“其色黑而味酸，最消食下气，醒脾解酒”。“诸茶皆性寒，胃弱食之多停饮，惟武夷茶性温不伤胃，凡茶癖停饮者宜之。”上述的前一段话，是赵学敏的原创；后一段话，则是引用的明末单杜可的结论。单杜可究竟是谁？已不可稽考。明末“色黑而味酸”的武夷茶，大概是武夷山桐木关所产的武夷红茶，而非武夷岩茶，因为明末武夷山的茶叶，还是蒸青团茶或蒸青散茶。历史上的武夷茶，最早是蒸青团茶、武夷红茶的代称。武夷岩茶的名字出现较晚，大概是在乌龙茶工艺成熟之后的清代。
我们还要清楚一点，单杜可认为的“诸茶皆性寒”，是指明末花色众多、比比皆是的绿茶类。与绿茶相比较，经过酶促氧化、焙火的武夷红茶，味微酸、甘甜、咖啡碱的含量低，自然要比其他茶类更温和、刺激性更小一些。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治疗痢疾的药方里，列有“乌梅肉、武夷茶、干姜”三味，于此可以窥见，此方是对唐代姜茶治痢经典方剂的化裁。乌梅性平，酸涩收敛；姜能助阳；茶可助阴，一阴一阳，寒热共济。从赵学敏上述的组方配伍分析，他还是利用了武夷茶的微寒特征。也就是说，赵学敏是承认武夷茶的寒凉性的，这一点，体现在药物配伍中，不言而喻。
“出湖南，粗梗大叶，须以水煎，或滚汤冲入壶内，再以火温之，始出味，其色浓黑，味苦中带甘，食之清神和胃。性温，味苦微甘。”赵学敏眼中的安化茶，明显是用料粗老的黑茶类，其咖啡碱含量低，故苦中带甘，茶性温和。而叶天士喝到的安化茶，味苦，大概是原料细嫩的天尖、贡尖，最差也应该是生尖。湖南安化著名的三尖茶，是西北地区贵族极为推崇和喜爱的茶品。清道光年间，因两江总督陶澍的推荐，天尖和贡尖曾被列为贡品，供皇室饮用。天尖，是用雨前最细嫩的一级黑毛茶筛制而成；贡尖和生尖，则分别由二、三级黑毛茶制成。能有机缘品饮到天尖、贡尖，这是符合叶天士的尊贵身份与历史地位的。采得细嫩的头春芽茶，咖啡碱含量较高，故味苦性寒。
赵学敏引用《云南志》的“性温味香，名普洱茶”，个人认为，这应该刊印笔误或是后人的编纂错误。因为，这与他在《本草纲目拾遗》普洱茶一章，记载的“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清胃生津”等清热功效，是明显自相矛盾的，逻辑上也无法解释。以大叶种为原料制作的普洱茶，咖啡碱含量远远高于中小叶种，故味苦、大寒、性刻、刺激性强，这是符合现代科学的认知的。
炒青应在蒸青后
唐代以前烹饮的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对充分了解古人于茶的认知，大有裨益。
唐代初期，医学家孟诜在《食疗本草》记载：“（茗叶）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其中的“蒸”“捣”二字，不经意间点明了，在唐代初期，茶的制作方式即是蒸青工艺。鲜叶经过蒸青后，为什么要捣碎呢？首先，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诞生茶的揉捻技术，蒸过的叶片若不经捣碎，茶的内涵物质便无法快速有效地浸出。其次，是为了更容易地挤压成为片茶，方便运输和交易。“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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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八）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冶铁工艺的成熟与普及，才使铁锅的问世成为可能。但是，仅仅有了铁锅还不行，还需要以油作为传热介质，才能为“炒”的出现，奠定必要的基础条件，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南北朝以后，随着植物油的普及，食物的炒制技术开始出现，尤其是唐宋以后，炒法开始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由炒菜技法的形成时间可以推断，茶叶炒制技术的出现，一定是落后于蒸青工艺的。并且在南北朝之前，不可能有茶叶炒青工艺的存在。这个考证结果，与唐初孟诜对茶叶“蒸、捣”工艺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在茶的制作历史上，晒干或蒸青的茶青，主要以采摘茶树的嫩叶为主。当时的最佳饮用方式又是如何呢？根据中国第一部法定药典《新修本草》记载：茗，“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而我国第一部食疗专著，孟诜的《食疗本草》则建议：茗叶，“煮取汁，用煮粥良”。在唐代，有了国家最权威的药典和影响力最大的食疗专著，为茶的饮用方式做背书与提供指导方针，唐代前后的主流饮茶方式，必然是煮饮的茗粥或者羹汤。东晋郭璞的《尔雅注》记载：茶，“叶可煮作羹饮”。晚唐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也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晋代杜育的《荈赋》，已经脱离了煮茶和煎茶的食、药层面，对唐代陆羽系统地总结煎茶规律，起到了启蒙作用。其中茶的“调神和内，倦解慵除”，与陆羽的“荡昏寐，饮之以茶”，如出一辙。杜育的煎茶，强调的是茶叶安神解倦的精神层面，并没有涉及祛病治病的药理作用。南朝王微诗中的“待君竟不归，收颜今就槚”，表达的也是茶可解忧的功效。
茶之为饮最宜精
大约在公元780年，陆羽结合自己的调查与实践，在皎然等人不惜余力的帮助下，以顾渚紫笋茶作为优秀茶种的代表，系统总结了唐代及其之前的茶事，撰写了名垂千古的《茶经》，并在书中对煎茶技法做了重点推广，把茶从传统的药、食煮饮中剥离出来，视茶为超越解渴、医疗等物质层面的重要精神饮品，极大地推动了茶的清饮，使得“天下益知饮茶矣”。
陆羽在《茶经》里说：“至若救渴，饮之以浆。”其意是，若只为解渴，单纯喝水就可满足。若是“荡昏寐”，消睡提神，神情愉悦，就要饮之以茶了。既然茶是形而上的可近于道的精神饮品，喝起来就不能草率应付和马马虎虎，就需要具有超越日常的精细、审美、仪轨和诗意。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如果“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就必然“饮之成疾”，不可不慎重对待。陆羽在《茶经》开篇，就强调“为饮最宜精”，可谓微言大义。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茶，都益于身心健康，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怀畅饮。结合上文我们知道，茶因含有生物碱而“味至寒”，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茶，才最益于健康呢？答案自然是“阳崖阴林”，“紫者上”，“笋者上”，“叶卷上”，“上者生烂石”。陆羽在《茶经》中举例写道：“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也就是说，生于阴山坡谷的茶叶，由于光照少而极寒，这就不是最“精”的茶，因此不宜饮用。“为饮最宜精”，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农残、化肥、灭草剂、植物激素泛滥的当下，对于正确树立健康饮茶的认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它与我多年倡导的“喝好茶、少喝茶、喝淡茶”的健康理念，基本是一脉相承的。陆羽又以大家熟悉的人参作为案例，讲述了如果采制不精、辨别不清，人参不但没有什么药效，而且会严重损害人的健康。“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为避免饮之成疾，就要从源、采、造、煮、饮等方面严格把控，一个“精”字，贯穿了《茶经》的要旨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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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九）
这让我联想起2018年的春天，在福建政和精心制作的那批高山白茶。野放的政和大白老茶树，由于多年无人管理、台刈，发芽率极低，因此只能在小开面后采摘。茶青叶张肥大却柔嫩丝滑，气息清芳，令人惊喜，但在萎凋干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冲泡，该茶应有的甘甜、厚滑、芬芳、气韵等，却是“一春鱼雁无消息”，这方急煞爱茶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某日我有点着急、冲动，竟然把叶片捏碎了去泡，果然不负我望，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茶汤瞬间变得香高水厚，甘之如饴。那份惊喜，对爱茶人来讲，却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事后细想，大概是野生茶叶面的角质层较厚，白茶又没经过揉捻，其丰富的内质，在茶叶细胞不能破壁时，很难自然快速地溶出所致。只有宁为玉碎，不为叶全，方识得顶尖好茶的庐山真面目。后来，我把这批白茶命名为“玉碎”。唐代茶青的捣碎，与今天的“玉碎”，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孟诜的记载可以断定，唐代初期的蒸青绿茶业已存在。那么，唐代以前的茶又是怎样的呢？在找不到确凿的文字记载之前，我们还不好定论。可能在部分地区，存在着先进的茶叶蒸青工艺；而在某些落后的地区，也可能还没有诞生蒸青工艺。我在《茶与茶器》一书中做过考证，茶的揉捻工艺，的确是在元代开始出现的。基于这个认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在唐以前，乃至更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既没有杀青也没有经过揉捻的生晒茶，应该更近似于我们今天的白茶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证据，把唐代以前煎煮的茶叶，定义为“天然白茶”。这类远古的所谓的“白茶”，并不存在特定的加工工艺，只是生产力比较落后条件下的自然为之。
三国时期，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陆羽在《茶经·之事》，也确认过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其中的荆、巴间，即是现在的川东、鄂西一带。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有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巴人献茶的记载。之后，西汉王褒的“武阳买茶”，就发生在四川眉州的彭山，这里也是苏轼的故乡。巴人献茶与武阳买茶，这两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进一步证实了荆巴地区，的确是中国最早开始利用茶的发源地。陆羽《茶经》的记载，也可作为补充证据：“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两都”，是指唐代的国都长安和洛阳。
三国时期的茶叶，采得比较粗老。以茶压饼时，叶片之间缺乏粘性的果胶，只能依靠黏度较高的米膏，粘茶成饼。张揖的记载，从侧面证实了此时的茶叶制作，既没有蒸青工艺的出现，也没有捣碎工艺的存在。假设茶叶经过了蒸青，压饼时，就不需要“以米膏出之”了。
此时的茶叶，因为没有经过杀青，茶的刺激性及苦涩度都会较高，所以在饮用时，很有必要对茶进行烤炙，这类同于中药的炮炙，又可烤出茶叶的焦糖香气。经过烤炙、氧化变红的茶，在捣碎后，继而用热水冲泡，再调以葱、姜、橘皮饮用。假如在茶中不添加任何调料，其饮法，已很近似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罐罐茶了，从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悠久的饮茶文化，在中华大地上那种割不断的脉动与传承。
为什么最早的茶叶加工，会是蒸青工艺呢？这就需要对古老中国的饮食发展，作一梳理。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加工食物的器皿，是陶制的砂锅。因为砂锅的传热系数低，所以，砂锅只能用来蒸、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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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十二）
既然古代的茶，能出奇制胜地治愈了头疼，那么，到了今天，茶治疗头痛的疗效，为什么就不显著了呢？或者说已经完全失效。在一千年之内，茶树的基因并没有发生多少突变呀！窥其关键，还在于一个“煮”字，煮茶辅料有真经。
在唐朝，一代煎茶道大师常伯熊，饮茶过量的遭遇和晚年因之患病的窘迫，令人唏嘘不已。常伯熊曾风度翩翩，常常“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赢得左右刮目。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有常伯熊者，又为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视野中的“广”润色之，是强调常伯熊协助陆羽大幅度地修改、润色过《茶经》。《茶经·之煮》《茶经·之饮》等几篇，很难说没有蕴含着常伯熊的心血与智慧。不仅如此，他还以身示范，引导和带动王公贵族们学习煎茶，极大地推动着唐代的煎茶繁荣与茶道大行。公正客观地讲，在唐代，常伯熊对煎茶道的推动和贡献，几乎是无人匹敌，其影响力是远超陆羽的，可谓厥功至伟。只可惜，有些历史总是被人刻意淡忘。历史不应该忘记，无数像常伯熊一样，虽述而不作，却对茶的清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诸位先贤。作为推广煎茶急先锋的常伯熊，终因喝茶过浓过多，损害了他的健康而罹患重病，故常伯熊“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
旧爱玉颜今自恨。浓尽必枯，因茶伤己，常伯熊先生应该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被茶误伤的大师。他晚年会不会独自暗吟：我最爱的茶伤我最重，也未可知。
假如常伯熊先生，过量饮用的不是改良后的煎茶，他大概不至于会在晚年因茶患病，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倘若果真如此，在中国煎茶史上，就缺少了一段令人“左右刮目”的精彩。
古老的煮茶与煎茶，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去厚此薄彼。饮茶的发展历程，从食药并举，发展到广泛的食用与饮用，我们的祖先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甚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寻觅和摸索出与茶配伍的最佳辅料，其本质，也是一个与身心健康不断磨合、妥协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煮茶方式的形成，包含着古人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以及高超的生存与养生智慧。很多诸如煮茶的优秀民俗遗存，都在我们的熟视无睹和不经意之间，慢慢湮没于无声无息之中，不能不为之遗憾。
煎茶的发展与完善，是对煮茶方式的扬弃。煎茶虽然剥离了茶汤中驳杂、陆离的滋味，纯净了香气，使茶的真味真香得以准确表达，变得更纯净、更清雅了，但是，当茶饮缺少了必要的制衡机制，茶汤的偏性就会显露出来。因此，对茶饮用方式的选择，需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综合权衡。对饮茶的量和度，更需要适当节制，否则会过犹不及，贻害健康。
在唐代，有篇《伐茶饮序》这样写道：“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宋代以前的文献，如同今天纷纷扰扰的茶界一样，人们只吹嘘饮茶如何轻身换骨、羽化成仙；只大谈茶的功效及如何治疗疾病，却很少涉及饮茶过量的危害和弊端，所以，此文并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唐人描述的饮茶之害，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今天，作为一剂诫饮戒贪的清凉散，也确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明代的李贽最是清醒，他在《茶夹铭》一文，说饮茶过量贻害身体，应归咎为个人的把控问题，与茶无关。茶本身既不媚人，也不害人，有害的是人内心的贪欲和无明，还是在“用”上出了偏差。因此，愿与之始终，一味清苦到底。李贽算是罕有的懂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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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与健康：第七章，普洱茶安全性的研究（二）
（二）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并非指《绿颜色的食品，而是特指无污染的安优质、营养类食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食品生产的基本条件，由于与生命、资源、环境相关的事物通常冠之以“绿色”为了突出这类食品出自良好的生态环境，并能给人们带来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将其定名为“绿色食品绿色食品与普通食品相比具有显著特点：
1.强调产品出自最佳生态环境
绿色食品生产必须从原料产地的生态环境入手，通过对原料产地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因子严格监测，判定其是否具备生产绿色食品的基础条件。
2.对产品实行全程质量控制
绿色食品生产过程必须通过产前环节的环境监测和原料检测；产中环节具体生产、加工操作规程的落实，以及产后环节产品质量、卫生指标、包装、保鲜、运输、储藏、销售控制，确保绿色食品的整体产品质量，并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
3.对产品依法实行标志管理
绿色食品标志是一个质量证明商标，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
二、普洱茶安全性的研究
关于普洱茶安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普洱茶对人体会不会有害？普洱茶究竟有没有毒？普洱茶在渥堆时有微生物参与，会不会有有害微生物出现？
普洱茶因其独特的保健功效及饮用价值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普洱茶热”也随之兴起。随着普洱茶消费市场不断升温，国内外许多厂商开始生产普洱茶，越南、泰国等国也推出以当地品种做原料的普洱茶参与市场竞争，普洱茶市场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有关协定要求和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有关准则，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必须进行危险性分析和安全性评价。因此，对普洱茶进行有效的安全性毒理学评价是保证普洱茶质量卫生标准、质量与国际接轨、保障出口安全的重要措施。西南夜业大学叶研究所长刘勤晋教授在云南省首目普洱茶国际研讨会报告中说，普洱茶有“减肥茶”、“美容茶”等美称，是我国重要的出口茶类。为了提高普洱茶的安全品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普洱茶产业健康发展，我们参照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对我国云南省生产的不同贮存年份的的少普洱茶产品和一个云南大叶种烘青绿茶进行了急性毒性安全性评价实验。实验证明，普洱茶饮用安全性较高，正规厂家生产的普洱茶是比较安全的，从而为普洱茶卫生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并为普洱茶功能食品的开发提供了参考。该实验还对普洱茶产品进行了遗传毒性安全性的研究，专家从遗传毒性的角度证明普洱茶具有较高的食用安全性。但由于普洱茶生产中有一个系列微生物参与的渥堆工序，增加了成品中生化成分的复杂性和鉴定的难度，这些微生物的代谢途径和产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普洱茶的长期贮存与其安全饮用期之间的关系以及普洱茶的贮存与安全性的关系亦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普洱茶生产中微生物的代谢途径和产物，保证普洱茶质量卫生标准与国际接轨，有效地冲破国际上一些国家借口卫生质量问题而有意设置的技术壁垒，刘勤晋与同事一起，对代表性厂家生产的贮存一年、五年和十年的三个普洱茶产品进行了遗传毒性安全性评价研究。结果证明正规厂家生产的普洱茶是较安全的。
（一）关于普洱茶毒性的实验研究
2004年6月，我们在昆明医学院云南省天然药理重点实验室完成了“普洱茶小鼠灌胃急性毒性”试验评价。本研究对普洱茶进行小鼠灌胃最小致死量试验，其MCD为5.3g/40m/kg体重，为临床用量0.167g/kg体重的31.94倍，相当于一个50kg体重的人，每天饮普洱茶267.03kg才有毒性。
普洱茶与健康：第二章，普洱茶与减肥（二）
BMI的在我国人群开展的超重人群干预试验和临床药物干预试验都进一步证明，肥胖已成为影响现代人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肥胖人群正在逐年增加。目前，对肥胖症的治疗正处于研究探索阶段。
把胖症已成为全球范围迅速增长的流行性疾病。它不仅会引起身心障碍（psychologicaldisturbance），而且还是多种代谢紊乱综合征的危险因子。肥胖者患猝死、脑卒中、冠心病及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风险率分别是非肥胖者的2.8、2.0、1.5及1.9倍。此外，肥胖还易并发糖尿病、哮喘、高尿酸血症、痛风、胆道疾病、某些癌肿、骨关节病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祖国医学对肥胖症的认识较早，称其为“肥人症”，始见于《黄帝内经》。《灵枢·卫气失常篇》曰：“胭肉坚，皮满者，肥”，还指出其症状为肌肉壅肥，身热气短，自汗无力，精神不振，还指出肥人“血黑以浊，气涩以迟”，常并发消渴、中风、心痛。本病属于中医“痰饮”、“湿阻”范畴。
1.肥胖的病因病理
目前，对于肥胖症的病因学研究仍然是一个“gardenvariet”，也就是“百花园”（也即“百花齐放”）的意思，没有一种学说能够确切解释肥胖的病因。在肥胖症的发病机理上遗传与环境因素应加以综合考虑。绝大多数肥胖症在遗传学上属于复杂病。除此以外，比如感染、营养、饮食（热量摄入过多，尤其高脂肪或高糖饮食均可导致脂肪堆积）、活动与运动因素（运动是消耗能量的主要方式。运动减少，能量消耗降低，未消耗能量以指肪的形式储存于全身脂肪库）、神经精神因素、代谢因素等（如它常与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缺血性心脏病等集合起来出现，因而它也是一种代谢异常性的疾病）也是应加以考虑的因素。澳大利亚科学家科林斯近日宣布，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令人肥胖的又一种基因“培根”基因。这种新基因会生产大量增加人的食欲的蛋白质，从而使人摄入超过身体需要的热量，从而导致肥胖。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三种与肥胖有关的基因。
祖国医学认为，饮食不节、肥甘厚味过多，会损伤脾胃功能，使运化能力减弱，湿热内生，留于孔窍、肌肤，使人臃肿肥胖；久坐少动，久坐伤气，气血流行不畅，脾胃呆滞，运化失司，水谷精微失于输布，化为膏脂和水湿留滞于肌肤、脏腑、经络而致肥胖。此外，人的先天禀赋对肥胖有影响；七情因素对肥胖的影响也较大。肥胖患者从表面来看形体壮实，为实证，实际上引起肥胖的主要原因是正气虚衰，脾、肾虚为其本，痰、湿、浊、膏脂、瘀为其标。
我们观察到，白领人群的基本特点为精神压力大，体力劳动少，脑力劳动多，很少有时间做运动锻炼，因此中年以后发胖的几率较高。故〈世补斋医书》云：是（“……然逸之为病，正不小也。
2.肥胖的临床症状
（1）轻者无明显症状，中、重度肥胖表现有乏力、怕热、出汗，动则气短心悸，以及便秘、性机能减退等症状，女性可伴有月经不调等症状，部分病人由于内分泌功能失调而浮肿，也可因为脂肪过多或活动减少，下肢血液、淋巴液回流受阻而引起浮肿。
（2）胸部脂肪过度堆积，可致低换气综合征：气促、脉数、无力、易倦、嗜睡、紫绀，二氧化碳分压升高，氧分压、动脉氧饱和度下降。
（3）儿童肥胖可致运动不灵活，不愿参加活动，易出汗、心慌、气短亦是患儿丿活动后常见的症状。此外，患儿抵抗力低，易患呼吸道疾病，部分患儿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等。
3.肥胖的治疗
目前，对肥胖的药物治疗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抑制食欲中枢，另一种是促进体内脂肪和水分的排出。两种途径均有很大的弊端，不能为绝大多数的肥胖患者所接受。肥胖给人们带来的烦恼与日俱增，虽然减肥的方法五花八门，但结果很难达到减肥的目的。因此，寻找一种简便、安全，易于接受且疗效可靠无副作用并能够持久应用的减肥方法尤其重要。
二、普洱茶减肥机理的研究
普洱茶是以地处海拔近200米的云南的大叶种晒青茶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紧压茶和散茶。许多饮茶者亲身体验证明，持之以恒地喝普洱茶能不同程度地减轻体重。然而，医学上做动物实验的多，作临床研究的少，个别人及周围朋友喝后有效的也多见，但对此作系统的、有对比的临床观察的却鲜有报道。普洱茶史载其具有健脾化湿、明目轻身的功效。
普洱茶与健康：附录，普洱与普洱茶（二）
三、普洱茶的见证古茶树
在普洱市9县1区内，茶树类型齐全，有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古茶林活化石，还有景谷盆地发现的距今3540万年前的第三纪渐新世的茶树祖先——“景谷宽叶木兰化石”（新种）。在景谷、景东、澜沧发现的第三纪中新世较宽叶木兰晚、距今2500万年前的已进化为野生大茶树祖先的“中华木兰”化石。在景谷小黑江上游、景谷河东山及威远江下游高山地带，发现有成片的野生茶树，在黄草坝、顺南光山、大黑龙塘、大中山、大绿山等地，也分布有野生茶树。从大茶树广泛群居看，宁洱县处于茶组植物的起源中心范围之内。今思茅地区的野生茶树林，有树龄在2700余年的古茶树王、千余年的过渡型古茶树和万亩栽培型古茶园，可谓是天然的茶树博物馆。
1952年，西双版纳佛海茶叶试验站在勐海县南糯山深箐中间发现3株野生大茶树，有一棵已枯死，科学工作者锯其干，从年轮推断，树龄已有800多年。当地哈尼人把它称为“茶王树说是55代前的祖先种植的。南糯山茶王树被科学工作者确定为栽培型茶树。
1961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张顺高先生在勐海县巴达公社的原始森林中发现9棵更高大、更古老的茶树。其中一棵高32.12米，胸径1.03米，据科学工作者估计，树龄在1700年以上。巴达大茶树被专家确定为野生茶树。
1991年3月，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思茅地区茶叶学会理事长何仕华先生等人在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新寨发现了一棵大茶树，树高11.8米，根干径1.1米。经组织专家考察论证，认为邦崴大茶树的树龄在千年以上，是介于野生与栽培之间、原始与进化之间的过渡型茶树，定名为“邦崴古茶树”，肯定它与南糯茶王树、“巴达茶王树”并称世界三大古茶树。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唯一的古老的过渡型大茶树，它的生殖器官（花和果）是野生型的，它的营养器官（芽叶和枝梢）是栽培型的，它反映了茶树发源与早期驯化利用同源这一规律。
巴达大茶树、邦崴古茶树、南糯茶王树形成从野生型、过渡型到栽培型的完整系列。这三棵古茶树的发现，证明茶树起源与驯化栽培在地理上同源，对于茶树起源、茶树资源学、茶树驯化生物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均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提供了茶叶起源于云南、起源于普洱市的历史依据。
1996年11月，经国家、省、地的10人专家组考察论证鉴定，认定生长在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镇沅县千家寨最高大的两株野生型1号古茶树（树高25.6米，基部干径1.2米，树龄2700年，2号古茶树树高19.5米，基部干径1.02米，树龄2500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野生大茶树。2001年4月，第三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代表在树旁立了“世界茶王举世无双”碑。上海吉尼斯总部派人亲临研讨会，颁发了“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一吉尼斯之最”的牌匾和证书。
周红杰副教授在其所著的〈云南普洱茶〉中说：“据罗平、师宗县志考证，早在2100多年前，罗平、师宗一带已进行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栽培。另据傣文记载，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云南已有茶树栽培。”
古茶树的发现，解决了在国际上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茶树原产地的问题，明确了世界茶树原产地不是在印度，而是在中国。在此之前，由于阿萨姆野茶树的发现，印度坚持世界茶树原产地在印度。华南农业大学的李斌教授指出：澜沧邦崴古茶树通过分析其染色体组型，并与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的核型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邦崴古茶树核型的对称性比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对称性高。根据科学理论，植物染色体的进化是从对称性的物种向不对称性的核型演化，具对称性的物种较不对称性物种更原始的结论，邦崴古茶树是较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印度阿萨姆种其染色体组型的对称性较邦崴古茶树核型小，与云南大叶种的核型相近，这三个品种都属于同类型核型，表明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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