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发布时间 : 2020-01-04
中华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与养生

中华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华古茶文化介绍”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华古茶文化介绍”相关知识!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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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

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

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

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唐代——中华茶文化高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中华茶文化大事记


1.神农时代

陆羽《茶经》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作为饮食用,始于公元前2737年前的神农时代。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荼即为茶,当为茶药用之始。

2.周代

《华阳国志?巴志》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巴蜀已用所产之茶“纳贡”,是茶作贡品的最早记述。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时,当时巴蜀“园有芳蒻、香茗”。香茗即茶芽,为茶之晚采者。园有“香茗”,当为人工栽茶的最早文字记载。

3.汉代(公元前206—220年)

由汉初学者纂辑而成的《尔雅》一书中,载有“槚,苦荼”。史学家、语言学家、茶学界均认为这里的“荼”,是“茶”无疑,这是明确表示茶的最早文字记载的书籍。

西汉王褒《僮约》中记载,公元前59年,已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之载,表明当时四川一带已出现茶叶买卖市场,是为茶作商品交易的最早记载。

西汉时,甘露大师吴理真亲植茶树于四川蒙山,是人工种茶的最早行为。

浙江上虞越窑遗址出土的器具表明:东汉时,越窑已开始生产青瓷茶具,这是最早的茶具物证。

4.三国时期(220—280年)

三国医学家华佗《食论》载:“苦荼,久食,益意思”,是有关茶药理功能的最早文字记载。

晋陈寿《三国志》中记载:三国时,吴国君主孙皓对大臣韦曜“密赐茶以代酒”,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5.晋代(265—420年)

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孙楚歌、王微《杂诗》等都是以茶入诗之作,是历史上最早的茶诗作品。

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中记载:东晋,吴兴太守陆纳,用“所设唯茶果而已”,招待卫将军谢安,是用茶、果敬客的最早记载。

唐代房玄龄等《晋书》载: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每宴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表明至迟在东晋时已用茶、果宴客。

唐代房玄龄等《晋书?艺术传》中记载,晋代敦煌(属今甘肃省)人单道开,后赵时在河南临漳昭德寺时,在“坐禅”过程中采用经常饮“茶苏”来防止睡眠,此为佛教用茶坐禅的最早记载。

东晋人干宝写《搜神记》,说东晋时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夏侯恺死后,“就人觅茶饮”,是最早出现以茶为题材的神话作品。

6.南朝齐(479—502年)

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在他的遗诏中说:“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是茶祭礼的最早文字记载。

7.隋代(581—618年)

茶的饮用渐广。隋文帝开皇年间,文帝病脑,遇俗人告以煮茗草服之,果效。于是人们竞采之,茶逐渐由药用而发展为社交饮料。

8.唐代(618—907年)

唐代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为“茶会”最早文字记录;《与赵莒茶宴》是“茶宴”始于唐代的最早文字记录。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浙江湖州刺史在顾渚山侧虎头岩设立贡茶院,由州官监制督造贡茶,为贡茶定制督造之始。

唐代宗大历五年开始在顾渚山(现浙江长兴县)建立贡茶院,每年清明前兴师动众督造“顾渚紫笋”饼茶,进贡皇朝。该贡茶生产延续600多年。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载回鹘入朝时,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说明茶马交易始自唐朝。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是有关茶馆的最早文字记述。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纳赵赞议,诏征天下茶税,十取其一,是为茶税之始。

世界上第一部茶业专著陆羽的《茶经》问世(8世纪后期),全书共分三卷十节。此书对各国茶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人们奉陆羽为“茶祖”。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日僧最澄大师自中国天台山携茶树种籽回国,植于近江台麓山,是为茶种传日之最早记载。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命王涯为榷茶使,对茶实行专营专卖,实行榷茶。

唐懿宗咸通15年(874年),在赐法门寺茶具系列中有鎏金银的茶笼子、茶碾子、茶盒子等,现存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下宫珍宝馆,为我国古代早期宫廷专用茶具,属珍贵文物。

9.宋代(960—1279年)

宋代范仲淹《斗茶歌》载:“北苑将斯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谈斗茶缘由及与贡茶关系,当是明确提出“斗茶”的早期记载。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驰茶禁,实行通商法。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道李杞入蜀,买茶于秦、凤、熙河诸州,用茶易西番各族马匹,是为塞外通商贸易之早期记载。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开始在建安(现福建省建瓯县)设贡焙,专造北苑贡茶,从此龙凤团茶有了很大发展。

宋徽宗赵佶大观元年(1107年),著《大观茶论》一书,包括地产、天时、采样、蒸压、制造等二十篇。他以帝王之尊,倡导茶学,弘扬茶文化,为历史上独一无二之伟绩。

10.元代(1271—1368年)

元大德六年,在崇安(现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夷山九曲溪四曲畔设立焙茶局,督造贡茶。并开辟专门茶园,称“御茶园”。

11.明代(1368—1644年)

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设茶马司,专营茶马贸易事。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发布诏令,废团茶,兴叶茶。从此贡茶由团饼茶改为芽茶(散叶茶)。这对炒青散叶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607年,荷兰人自澳门贩茶,并转运入欧。

1616年,中国茶叶运销丹麦。

1618年,皇室派遣钦差入俄向俄皇馈赠茶叶。

12.清代(1644—1911年)

据JohanNieuhoff记述,茶与牛乳同饮,乃始自1655年广州官吏宴请荷使之时。

1657年,中国茶叶在法国市场销售。

清康熙八年(166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

直接从万丹运华茶入英。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福建厦门出口箱茶150担,输往英国,始开中国内地与英国茶叶直接贸易之先河。

1690年,中国茶获得在美国波士顿出售的特许执照。

1785年,“中国皇后”号海轮抵纽约,是为海运华茶至美之始。

1833—1834年,印度茶叶委员会派秘书戈登(GeorgeJamesGordon)先后来华,两次调查中国栽茶、制茶方法,收集茶籽,招雇制茶技工,积极发展印度茶业。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美国第一艘快艇“东方号”驶华,运茶至英国伦敦。

1861年,在湖北汉口成立了俄商第一家砖茶加工厂。

鸦片战争之后,开辟“五口通商”,随着外贸发展,茶叶出口量每年有所增加,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达到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最高纪录。

1893年,我国时任浙江宁波茶厂厂长的刘竣周(广东人)带队,应聘去俄国格鲁吉亚指导发展茶业,成绩卓著,1909年俄政府授予三级勋章。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于1924年复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和奖励证书,原刘氏住房辟为“茶叶博物馆”。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首次组织茶叶考察团,由郑世璜、周复率领茶工数人,赴印度、锡兰(即今之斯里兰卡)考察茶叶产制,回国时购得部分制茶机械,宣传机械制茶方法和先进产制技术,试验地设于南京。

1896年,福州市成立福州机器造茶公司,是为最早之中国机械制茶业。

1907年,中国茶业协会在伦敦成立。

13.民国时期(1912—1949年)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送展的安徽省“太平猴魁”、江西省“狗牯脑”和浙江省“惠明茶”,均获一等证书和金质奖章。

1923年,安徽省六安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创设茶业专业。

1931年,在上海、汉口设中国茶叶检验机构。

民国21年(1932年),行政院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稻、麦、棉、丝、茶五项被列为中心改良事业。茶叶发展为人们所关注。

1937年,实业部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六个产茶省及上海、汉口、福州诸商埠茶商,联合组织了中国茶业公司,旨在提高茶叶品质,确定茶叶标准,改进茶叶产制运销事宜,以扩大贸易,复兴茶业。公司总办事处设在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并于当年六月一日正式开业。

1940年,在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和总技师的倡议和推动下,迁址重庆的复旦大学增设茶业系(科),由吴觉农兼任系主任,并于当年秋开始在各产茶省招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创建的茶叶专业系科。

1941年,在“东南茶业改良总场”基础上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所址设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于1945年停办。

14.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今)

1949年11月,成立中国茶业公司,统管茶叶收购、加工和内外销。

1951年,贸易部、农业部发出联合指示:茶叶初制加工归农业部领导,中国茶叶公司专营收购、精制与贸易业务,归外贸部领导。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从上海并入沈阳农学院,其中茶叶专修科调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同时武汉大学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入华中农学院。浙江农学院始设茶叶专修科。

1953年3月,农业部在杭州、长沙分别召开茶叶生产座谈会,讨论提高茶叶品质和茶叶转产问题。1954年,农业部、外贸部及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召开全国茶叶会议,确定“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方针,提出“以开展互助合作为中心,积极整理现有茶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迅速垦复荒芜茶园,有计划地在山区丘陵地带开辟新茶园,改进产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的指导思想。

1955年4月,国务院批转全国茶叶会议报告。茶叶业务实行内外贸分家,中国茶叶公司改为中国茶叶出口公司,专营出口业务,收购、内销、调拨、加工、出口货源供应均由农产品采购部茶叶管理局(该部于1957年并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管理。

1956年,安徽、浙江两所农学院的茶叶专修科改为茶叶(业)系,学制四年。

1956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新壁和移植桑园、茶园、果园和其他经济林木减免农业税的规定》。

1956年,全国茶叶有关单位共同成立工作组,先后在沪、汉两地研制外销红绿茶加工标准样,于1957年复评审定后分发实施,稳定茶叶品质。

1957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茶园面积达32.9万公顷,年总产茶叶11.16万吨,年出口茶叶4.11万吨。

1958年,农业部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茶叶生产会议,讨论拟订10年茶叶生产发展规划意见。

1958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浙江杭州成立。

1958年11月,国务院颁发商品分级管理规定,茶叶列入一类商品,属中央集中管理。

1960年,成立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总公司,实行茶叶土产商品进出口业务统管。

1962年,山东省集中组织力量,进行“南茶北引”试验。

1963年,在云南省勐海县巴达大黑山发现特大野生大茶树,高32.1,树干胸围直径约1米,树龄达1700年。

1963年,农业部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蚕、茶生产会议”,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恢复茶叶生产措施。

1964年,中国首次向几内亚、马里等国出口大型绿茶初制和精制成套茶机设备。

1964年8月,中国茶叶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年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国茶叶学会创办的刊物《茶叶科学》,由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刊名,出版发行。

1965年,中国茶叶专家赴马里考察,并帮助种茶、制茶。

1970年1月,茶叶、土产、畜产进出口业务合并成立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下设茶叶处,经营茶叶、咖啡、可可进出口业务。

1972年7月,农林部、商业部在湖南桃江联合召开“全国茶叶生产收购经验交流会议”,会上提出了今后“茶叶要有一个较大发展”。

1973年3月,为了促进边销茶生产,提高边茶品质,商业部在广西桂林召开“全国边茶生产、加工座谈会”,会上研讨修订了“紧压茶原料和成品品质规模试行办法”。

1974年3月,农林部、商业部、外贸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茶叶会议。会议强调努力提高茶叶品质,加速生产机械化,提高单产,加强生产领导等问题。

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茶园面积达87.2万公顷,年总产茶叶21.05万吨,年出口茶叶6.13万吨。

1977年,农林部、外贸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安徽休宁召开全国年产茶叶五万担县经验交流会。

1978年1月,农林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在茶叶等作物上禁止使用高残留农药的通知”,提出对茶叶等作物要优先供应高效低毒农药,加强安全使用农药的宣传和管理,积极发展高效低毒农药。

1978年,商业部在浙江杭州筹建了茶叶加工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所。

1978年10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发展茶叶生产、增加出口和内销几项措施意见”。

1979年12月,国务院授予下列五个单位为全国茶叶生产的先进单位: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休宁县渠口公社、湖南省长沙县茶业公社、浙江省绍兴县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和江苏省宜兴县茗岭公社省庄大队。

1980年,中、印、斯、肯、印尼五个茶叶主产国家代表于10月间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了关于出口茶叶配额问题讨论会,会议未达成协议。

1980年,农业部颁布“进出口植物检疫名单”将茶籽、茶苗列为检疫对象。

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茶园面积达104.1万公顷,年总产茶叶30.37万吨,年出口茶叶10.76万吨。

1981年4-5月,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首次在日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茶叶展览会”,先后在东京、大阪、名古屋、扎幌和仙台五个城市展出。

1981年,外贸部和商检局联合修订了《部标准──茶叶WM48—81》和《茶叶出口取样检验暂行技术规程》。

1982年3月,中国第一次专业性“茶叶出口交易会”在浙江杭州举行。

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卫生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茶、绿茶卫生标准(国家标准GBN44—81)》。

1982年,在浙江杭州建立以“弘扬茶文化,振兴中华茶业”为宗旨的“茶人之家”,同时创办《茶人之家》(现改称《茶博览》)刊物。

1984年11月,农业部全国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在福建厦门召开茶树品种审定会议,认定通过30个国家级茶树良种,供各地引种推广。

1984年,全国茶叶出口首次超过1886年历史最高记录,年茶叶出口量达13.96万吨。

1985年,成立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作为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的子公司。

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茶园面积达104.5万公顷,年总产茶叶43.23万吨,年出口茶叶13.69万吨。

1986年,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联合建立茶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点,并开始招生。

1986年5月,世界第一部茶书--陆羽《茶经》的癸酉刻本,在东渡日本经历了46个春秋后,由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诸冈妙子,专程从日本送回湖北省天门县。现珍藏于陆羽纪念馆。

1986年10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4技术委员会第8分会第13次茶叶标准化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1987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在北京举行茶话会,庆祝名誉理事长吴觉农九十大寿,并汇编出版了《吴觉农选集》。

1987年4月,在重建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清理塔基时,出土了一批金银、瓷器、琉璃制作的宫廷茶具,它是唐代饮茶盛行的有力证据,也是宫廷饮茶文化的完善表现,为稀世之宝。现珍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1987年,一座以老舍先生名字命名、雅俗共赏的文化型茶馆──老舍茶馆在北京落成开业。

1987年,国家标准局颁布“农药合理使用标准”GB8321.1—8321.2—87作为茶叶中农药允许残留极限标准。

1987年,在浙江杭州建立了“全国茶叶质量检测中心”。

1987年11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主持,在杭州召开了“茶—品质—人类健康”国际学术讨论会,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30余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05篇。

1987年11月,农业部全国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茶树品种审定会议,认定通过了22个国家茶树良种,推荐各地引种推广。

1987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以弘扬茶具文化艺术为宗旨的“四海茶具馆”。

1988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举行“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茶叶研究所”挂牌仪式,自此该所的研究业务更为广泛。

1988年10月,湖北省天门市陆羽纪念馆举行第一期工程陆公祠和陆羽铜像落成典礼。

1989年,经高教部批准,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列为全国重点系科,并改名为茶学系。

1989年5月,中国台湾省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参观访问了香港和大陆主要产茶省,并进行茶艺表演。

1989年9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33个国家和地区的茶叶产销企业和客商参加了活动,促进了中外茶文化交流。

1989年9月,国家标准局颁布“农药合理使用标准”GB8321.—89作为茶叶中农药允许残留极限标准。

1989年2月,农业部在浙江杭州建立了“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1989年,台湾省发行一套图案为宜兴紫砂古茶壶邮票四枚。

1989年,全国茶叶出口量达到20.46万吨,本世纪来第一次超过斯里兰卡(20.33万吨),居世界茶叶出口量第二位。

1990年,在“茶圣”陆羽故乡湖北天门,成立了陆羽研究会。

1990年,在“茶圣”陆羽多年从事茶事活动和著述《茶经》的居住地浙江湖州,成立了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1990年8月,中华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将团结中华茶人,为振兴华茶作出贡献。

1990年9月,一把高160厘米,容量250公斤水的巨型紫砂壶,在浙江长兴紫砂厂问世,它吸取了东坡提梁壶造型的精华,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把紫砂壶。

1990年9月,在我国首次举办的亚运会上,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向大会捐赠《中国--茶的故乡》大型画册。

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第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对“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开展热烈讨论。同时,成立了“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常设委员会”。

1991年,国家标准局颁布实施《茶叶理化检验方法》国家标准。

1991年4月,中国最大的国家级茶叶专业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浙江杭州落成开放,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各个方面。

1991年7月,以弘扬饮茶文化为己任的“宋园茶艺馆”在上海闸北公园开张。

1991年8月,中国土畜产总公司和中华茶人联谊会在日本东京举办“中日茶文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

1992年4月,中国茶叶展览会在摩洛哥举行,哈桑二世国王为展览会剪彩。

1992年,瑞典驻华大使馆乐凯先后专程来杭,向中国茶叶博物馆赠送瑞典近海打捞出的清乾隆十年(1745年)汽船上的部分中国武夷岩茶和瓷器实物及有关沉船资料一本。

1992年,林业部批文中华茶人联谊会,将野生古茶树列入国家二级珍贵树种保护名录。

1992年3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对“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开展热烈讨论。同时,成立了“杭州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基金会”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

1993年1月,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第一个哈尼族茶文化民族旅游村正式开业。

1993年,为缅怀周恩来总理对茶业的关怀与支持,杭州西湖区梅家坞村兴建了“梅家坞周总理纪念馆”,于3月3日正式开放。

1993年4月,首届西双版纳国际茶王节在云南景洪开幕。

1993年,在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常设委员会的基础上,一个以宣传、交流、推广、弘扬茶文化,促进社会文明,推动茶叶科研和茶业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国际茶文化社团组织──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程思远任名誉会长,王家扬任会长。

1993年,在云南省思茅地区召开了“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保护研讨会”,10个国家(地区)代表181人到会。

1993年,华中农业大学增设茶学专业,1993年秋季开始面向中南地区招生。

1993年10月,中国茶文化首届龙都香茗书画展,在四川省美术馆举行,融茶文化与书画艺术为一体,得到29个省(市)的茶、书、画名家支持。

1993年10月,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中华茶文化》8集专题片,内容为:茶馆风情、茶俗志异、饮茶思源、名茶飘香、茶具玲珑、茶艺荟萃、茶寿绵延。

1993年10月,中华茶人联谊会主持的首届海峡两岸茶业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993年11月,浙江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在浙江湖州举行陆羽诞生1260周年纪念活动。

1994年4月,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在上海闸北公园隆重举行。

1994年4月,邮电部发行“宜兴紫砂陶”特种邮票一套。图案分别为明?三足圆壶,清?四足方壶,清?八卦束竹壶,现代?提壁壶。面值依次为20分、30分、50分和1元。设计者为王虎鸣和李印清。

1994年6月,中国茶与瓷文化展有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

1994年8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第四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期间还进行了云南少数民族饮茶风俗汇报和国际茶艺、茶道、茶礼交流。

1994年11月,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讨论通过了第三批国家级茶树良种。

1994年11月,“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法门寺召开。会上还进行了茶道、茶艺交流和表演。

1995年10月,'95上海少儿茶艺赛,历时4个月,从160多个参赛节目,2000余名小茶人中,评出获奖节目47个,优秀茶艺园丁10名。

1995年10月,第五届国际无我茶会暨第四届武夷岩茶节在福建武夷山举行。

1995年11月,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和中华茶人联谊会共同举办'95-茶品质—人体健康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1996年4月,浙江省新昌县政府和中国茶叶博物馆共同举办“新昌首届茶文化节”暨“第五届国际西湖茶会”。

1996年5月,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韩国茶人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韩国汉城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为:茶文化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996年5月,'96中国茶与瓷文化展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

1996年,澳门邮电司于5月17日发行“中国传统茶楼”邮票一套,主题分别为“赏鸟”、“戏童”、“贩报”和“品茗”,每枚标价2元(澳元)。

1996年7月,由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举办的“世界茶业科技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996年7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出版发行“茶文化”全国通用电话磁卡。该卡一套四枚,图案分别为采茶、制茶、沏茶和品茶,面值依次为20元、30元、50元和100元。

1996年10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发行“宜兴紫砂”全国通用电话磁卡。该卡一套四枚,图案分别为提壁茶具、竹筒茶具、游仙茶具和独此一族茶具,面值依次为20元、30元、50元和100元。

1997年1月,首届香港国际茶艺博览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

1997年1月,台湾省首家茶叶博物馆---坪林茶业博物馆揭幕。

1997年4月,邮电部发行“茶”特种邮票一套4枚。图案分别为茶树、茶圣、茶器和茶会。设计者任宇。

1997年4月,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分别举行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1997年6月,台湾省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代表团访问上海、杭州等地。11月,浙江、福建等地茶人组团参加在台湾举行的无我茶会。

1997年,中国第一部反映茶人的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获“五个一工程奖”,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于同年9月开机。

1997年,北京、上海、湖北英山、河南信阳、四川成都、山西五台山、江苏金坛等地先后举行茶文化节或大型茶会活动,以弘扬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之茶令


在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风韵雅举,茶令与分茶就是例证。这些雅举,有的虽然因历史原因而退却,但更多的则为现代人所推举。

茶令乃是一种饮茶助兴作乐的游戏。这种风流文雅、睿智隽永的游戏,最早流行于我国的江南一带。据《中国风俗辞典》载:茶令流行于江南地区。饮茶时以一人令官,饮者皆听其号令,令官出难题,要求人解答或执行,做不到者以茶为赏罚。所以,在逢年过节、婚庆喜事、亲朋相聚时,用茶作宴,若能创制出妙趣横生的茶令,真能使人其乐融融,其情悠悠,增加喜悦气氛。

南宋龙图阁学士王十朋,精文通诗,又好茶令,他曾在诗中写道:搜我肺肠着茶令。他还介绍行茶令的形式,注道: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同是南宋的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少有才名,早年助夫赵明诚搜集研究金石书画,回青州(今山东益都)故第闲居时,他俩常用行茶令形式,饮茶助学。

李清照曾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是这样记述的: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隅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颠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行茶令研讨学问,与用此法行酒令不同,是赢家方可饮茶,而不许输者品茗。对此,清代学者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中亦有详尽记载。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这里所说的喝,就是品。品好茶,享清福,不仅是物质的享受,而且是精神的升华。

其实,茶令一词虽见于宋代,但这种以茶为内容的行令形式,在唐代已经出现。它以续诗接龙形式,三五诗友促膝围坐,环绕一个茶的题材续成茶诗,谁续不上诗谁就当场受罚。如有一首着名的五言联句茶诗《月夜啜茶》,作者共有六人,都是唐代人。他们是,颜真卿:着名书法家,开元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大师;陆士修:嘉兴(今属浙江)县尉;张荐:工文辞,是史官修撰;李萼:擢制科,历官庐州刺史;崔万:生平不详;昼:即僧皎然,着名诗僧。他们在一次品茗行令中,创作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联句茶诗。诗曰: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昼)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修。(士修)

这首啜茶联句诗,六位诗人刮肚搜肠、别出心裁地寻索诗句,诗中还引用了诸如泛花、代饮、醒酒、月桂、流华、疏瀹、不似春醪、素瓷、芳气一系列与啜茶有关的代用词。至于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两句,更是赞美颜真卿这位尚书大臣,当为众望所归,使行茶令联句作诗的结果,更加加强了宾主间的融洽气氛,提高了饮茶的品位。

近代,作为一位旷代学人的钱钟书,他终年伏案潜心于着述,在笔耕劳作之余,则与着名文学家杨绛戏仿南宋李清照和赵明诚行茶令之雅举,不论谁输谁赢,每斗罢一局,彼此相视,捧腹大笑。如此睹茗。给他们晚年读书着说,乃至晚年生活,增添了无限乐处。难怪钱钟书先生在《槐聚诗存》中写道:翻书睹茗相随老,安稳竖牢祝此身。近年来,在台湾还时一种新的茶令游戏,叫猜返乡拳,其口诀有:一国,两制,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四海,五洲,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礼物),九别(重逢),十全(团圆)。双方以睹茗形式,胜者方得茗饮,这种行令睹茗猜拳之举,颇有人情色彩。

中华茶文化:瑶族咸油茶


瑶族的饮茶风习很奇特,都喜欢喝一种类似菜肴的咸油茶,认为喝油茶可以充饥健身、祛邪去湿、开胃生津,还能预防感冒,对一个多居住在山区的民族而言,咸油茶实在是一种健身饮料。

做咸油茶时,很注重原料的选配。主料茶叶,首选茶树上生长的健嫩新梢,采回后,经沸水烫一下,再沥干待用。配料常见的有大豆、花生米、糯粑、米花之类,制作讲究的还配有炸鸡块、爆虾子、炒猪肝等。另外,还备有食油、盐、姜、葱或韭等佐料。

制咸油茶,先将配料或炸、或炒、或煮,制备完毕,分装入碗。尔后起油锅,将茶叶放在油锅中翻炒,待茶色转黄,发出清香时,加入适量姜片和食盐,再翻动几下,随后加水煮沸3~4分钟,待茶叶汁水浸出后,捞出茶渣,再在茶汤中撒上少许葱花或韭段。稍时,即可将茶汤倾入已放有配料的茶碗中,并用调匙轻轻地搅动几下,这样才算将香中透鲜、咸里显爽的咸油茶做好了。

由于咸油茶加有许多配料,所以,与其说是一碗茶,还不如说它是一道菜。如此一来,有些深感自己制作手艺不高的家庭,每当贵宾进门时,还得另请村里的做咸油茶高手操作。又由于咸油茶的制作费工化时,操作技艺高,给客人喝咸油茶,是一种高规格的礼仪。因此,按当地风俗,客人喝咸油茶,一般不少于三碗,这叫三碗不见外。

茶文化论文 |谈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一)


茶文化论文 |谈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一)

最近的二十多年是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在改革开放中喷涌

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著《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宣传茶与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业务的国家商业部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宣传,扩大销售。由加工处张大为同志、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之家”。浙江省公司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之家》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

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上)


最近的二十多年是中华茶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中华茶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喷涌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着《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知识,宣传茶与健康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茶叶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茶叶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茶叶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茶叶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茶叶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茶叶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茶叶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茶叶业务的国家商业部茶叶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知识宣传,扩大茶叶销售。由茶叶加工处张大为同志、茶叶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知识,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知识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茶人之家。浙江省茶叶公司茶叶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茶人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茶人之家》刊物(后改版为《茶博览》),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中华茶文化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1983年10月,浙江省科协主持,浙江省茶叶学会、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分会联合在杭州召开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推动茶叶界与医学界联合研究茶在医药中作用的会议,是对茶与人体健康认识深化、茶的药用价值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利用的一个转折点。吴觉农先生称赞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个创举。

1984年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的涌动。当年,湖北天门成立了陆羽研究会,将中国茶叶史上的先哲正式搬上舞台,昭显中华茶文化的辉煌。1987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的《吴觉农选集》出版发行,1988年吴觉农先生主编的《茶经述评》也正式出版发行。同年,杭州成立筹建了中国茶叶博物馆。安徽电视台拍摄了《茶圣陆羽》,将其搬上屏幕。庄晚芳先生提出倡导中国茶德廉、美、和、静四字原则,引起茶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成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1989年4-5月,台湾地区制茶工业同业公会会长黄正敏、台湾天仁集团副董事长李瑞贤、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经理蔡荣章等茶业界同仁两次访问大陆,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艺表演,为刚兴起的大陆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同年9月10日至16日,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全面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多彩的内涵。该活动由国家商业部土特产品管理公司、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新华社北京分社、中国农副土特产品开发公司联合主办,全国有120余家茶叶主管企业参加展出,有8支茶艺表演队参加了演示。日本、美国、英国、摩洛哥、突尼斯、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多家企业应邀参加贸易洽谈。启功先生题写了展览会会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严济慈、国家各部委及北京市等单位的十余名省部级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茶界前辈黄国光、陈椽、阮宇成、钱梁、陈观沧、裘览耕、刘祖生、杨兴祥、王郁风、于宝森等出席了开幕式。吴觉农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也驱车策杖参观了展览。他在认真地观看了展览的各部分内容后十分兴奋,为展览会挥毫题词祝贺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圆满成功。这次展示活动,集全国茶界之力,文化内容突出,反应强烈,震动很大,为中华茶文化的复苏吹响了号角。

复苏阶段,主要是指1990年至1999年。

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成功举办,在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展示了中华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昭示了中华茶文化的美好前景,为全国性的茶文化宣传活动拉开了序幕。

为了弘扬茶文化,业内的民间社团纷纷组建。1990年中华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担负起国内茶人和世界华人的茶文化交流任务;1992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成立大会,也将弘扬茶文化列为工作任务之一;1994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经过多年酝酿在杭州宣告成立。早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中国茶叶学会以及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将很大的精力转移到弘扬茶文化的工作上来。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从成立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规格一次比一次高,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影响一次比一次广泛。同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参与主办了许多地方性的茶文化活动,如: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以及茶与佛教的茶事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茶文化的传扬。此外,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通过相关活动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密切和加强了同东南亚各国的茶文化交流,进一步传播了中华茶文化,提高了中华茶产业的国际地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从成立之始就将弘扬茶文化、发展茶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积极利用各种会议和商品展览展销活动,大力营造茶文化氛围,提升茶文化宣传力度。继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十年后,与国内贸易部商业发展中心联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99中国茶文化展示周活动。此次活动比1989年的规模更大,档次更高,展品更精,文化内容更丰富。全国政协三位副主席及国家各部委的约二十位部级领导出席了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央候补委员王如珍还专门前往参观,有效地推动了茶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中国茶叶学会在这些年中,除了交流茶叶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外,在茶文化宣传上。以茶与健康为主题,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在茶对人体的保健功能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使饮茶知识广泛深入人心,大大地促进了茶的消费和利用。

中华茶人联谊会积极加强与港、澳、台茶人和海外华人的茶文化交流,多次组织海峡两岸茶人的交往,密切了两岸茶人的情感,促进了两岸茶文化的互动与发展。

与此同时,茶文化的弘扬也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本地茶产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纷纷举起茶文化的旗帜,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特色经济,引领企业和农民进入市场。

浙江杭州市借助国字号茶叶机构集中,茶文化资源深厚和地理区位的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举办茶文化活动,1990年又率先举办了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以后每年都举办大规模的茶文化宣传活动。2005年,该市又提出打造杭为茶都的口号,并利用杭州的茶叶机构吸引国内外宾客参观,展现茶祖国的灿烂历史和茶文化发展现状。河南是产茶的小省,茶区集中在信阳地区。信阳市政府从1993年起每年都举办茶文化节,至今未断。上海市匣北区政府从1994年起连续每年举办上海国际茶文化节;云南思茅市也从199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国际普洱茶文化节,新昌、安溪、溧阳、英山等重点产茶县政府每年也都举办各式各样的茶文化活动。

同时,茶文化人士也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发掘和整理茶文化遗产的工作中,茶文化书籍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在这十年中,出版发行的有《中国茶经》、《中国茶事大典》、《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古代茶叶全书》、《中国茶叶五千年》、《中国名茶志》等等,还有历代的茶史、茶道、茶艺、茶具、茶馆、茶人传记、各地名茶以及众多介绍茶文化的丛书,为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茶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在此期间,茶文化弘扬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市茶叶学会在1992年成立了少儿茶艺,在小学中普及茶文化,将茶文化列入学生德、智、体、能的教育中,收到很好的效果。目前受茶文化熏陶的学生已达四万余人。1999年,少儿茶艺活动被引入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组织了多所学校,有声有色地开展活动。少儿茶艺在乡村也有发展1994年浙江省武义县组织了乡村少儿茶艺,培养传承中华茶文化的后来人。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为弘扬中华茶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视台有影、电台有声、报刊杂志上有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茶馆业在全国悄然兴起,更多的人群走出酒楼,走进淡雅清和的茶馆,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因而茶馆也就成为传播茶文化的重要窗口。

发展阶段。经过茶界同人和热心茶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近二十年的努力,2000年后中华茶文化已进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茶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融合的阶段。

各地的茶文化研究社团继续发展,茶文化活动更多更活跃。各地茶文化活动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如:广州市茶文化促进会从2000年举办第一届国际茶文化节和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后,到目前已连续举办了四届茶文化节和六届茶文化博览会。每届活动参与者达数十万人次,将本来茶消费极盛的广东茶文化推至炽热的程度。又如:山东省利用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为基地,大力宣传茶文化,从2001年起举办了三届中国济南国际茶博览会,把有浓厚饮茶习俗的销茶大省山东的茶文化氛围搞得红红火火;还有,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发掘、重庆永川茶旅游文化的发掘、四川蒙山茶文化的发掘、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发掘、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的发掘、陕西法门寺及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禅茶文化的发掘,以及陆羽《茶经》的研究和茶历史遗址的发掘研究等等,使人们对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2001年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标志着茶界同仁重视结合茶产业的发展实际,研究吴觉农先生的光辉茶学思想,弘扬当代茶圣的崇高精神,将引导中国茶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000年后,泡茶饮茶艺术受到更广泛的重视,人们从审美角度宣传茶文化。各地大力发掘和整理深藏在民间的各种饮茶习俗和各种茶类的泡饮方法,并经过艺术加工搬进茶馆,搬上舞台。2001年和2002年,几个全国性的行业社团联合在广西横县举办了两届全国茶道茶艺表演赛。2003年和2004年又在云南思茅举办了两届全国民族茶艺表演赛,推动了饮茶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地的茶艺培训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茶艺培训工作开办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国外来华接受茶艺培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我国的茶艺表演也开始进入西欧,向西方世界进军,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华茶文化的关注与兴趣。茶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全面复兴,弘扬茶文化的各种刊物也应运而生,尤其是《茶博览》的恢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茶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将茶文化推向高潮。2004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先生适时的提出倡导茶为国饮,将茶文化定位为以茶会友、以茶清政、以茶修德,将弘扬茶文化与党中央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相融合,赋予了茶文化更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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