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唐代茶艺”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唐代茶艺”相关知识！
唐人陆羽著《茶经》，从茶的源流、产地、制作、品饮，总结了包括茶的自然属性和精神、社会功能在内的一整套有关茶的知识。由于陆羽第一次对茶学进行了如此详细的总结；同时，又创造了包括茶艺、茶道、茶事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思想，基本勾划出了茶文化的轮廓。茶艺是茶文化的艺术形式，茶道是以茶艺为外在形式，以精神为内核的的理论阐发；茶事是这种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它们共同构成茶文化的总体面貌。所以，我认为，《茶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
陆羽的这些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唐代茶文化发展有一个过程，它包括了许多人的创造，陆羽是集其大成。
茶艺，不仅是指技艺，而且表明要从文化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饮茶过程。唐代茶艺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选茗
古人对选茗十分讲究，它是茶的品质优劣加上艺术想象的结果。名茶不仅论其质量，而且结合产地、形状，起些美妙的名字。唐人对此已十分注意，如在《茶经，八之出》中，陆羽对各地所产茶叶以次第列出品位。不过，应当指出，唐人泡品还比较务实，而不像后来的浮华……如到宋代，贡茶搞什么龙团、凤饼，目的已不光在饮茶，而是把茶制品变成了清玩。 蓄水
好茶需有好水，水之于茶，犹如水之于酒一样重要。对水的鉴赏是唐人的重要贡献。陆羽在《茶经》中提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所谓“乳泉石池”之水，即现代所说矿泉水，古人在实践中已发现其对人体有益。江中之水，取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则必然少污染。总之，陆羽强调水质的清洁，强调以活水煮茶。
后来，唐代不少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些道理。对天下名泉名水加以鉴别品第。唐人张又新作《煎茶水记》，说陆羽于代宗朝曾与湖州刺使李季卿相遇于扬子释，经陆羽口授，评定天下名水前二十位，以江州庐山康王谷谷帘水为第一，常州无锡惠山石泉为第二。对于这种说法，后人曾有不少置疑。陆羽在《茶经》中曾强调：“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而在这二十名中，却有洪州西山和召州天台西南峰两项瀑布水，为陆羽所定，岂不矛盾？（（煎茶水记》又载，刑部侍郎刘伯当曾鉴别对烹茶相宜的名水七处，以扬子江南汾水为第一，无锡惠山泉水为第二。以上所说二十水品、七大名水，是陆羽鉴定，或是刘伯当所评，还是张文新冒名家之言加上自己的见解，都无关宏旨。因为，适于煮茶的好水在中国决非七处、二十处。何况，现代人还可用更科学的方法鉴定水质。但它说明，唐人对饮茶水质的好坏已十分重视。这不仅有益于饮茶，而且给茶事活动带来更多浪漫色彩。目前，日本茶道过分注重仪式，显得非常拘谨。而我国古人饮茶虽也强调精神，但更多注意好茶、好水、好景相谐调，注意自然美。强调思想感情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这是唐人茶艺的一大特点。从此，文人把依山傍水，自煎自饮当作一种乐趣。 煮茶
煮茶的技艺是唐人的创造。陆羽曾论煮茶之“三沸”：热气初升，水面气泡如鱼睛微露，谓之一沸。古人煮茶喜加姜、盐等佐料，一沸便可加盐，舀出一碗尝其味。水面波浪翻腾，谓之二沸，是品饮的最佳时刻。三沸之后，便认为是老汤而不堪饮了。煮茶生沫，初如枣花，如青萍，如浮云；沸腾时则如冬日积雪。现代科学证明，煮茶时间过长会使水中的氧和二氧化炭等气体散逸，不利于高分子蛋白和氦基酸分解。唐人论火候甚有道理。后来，唐人苏膨又著《一卜六汤品》，专论火候，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唐人还把煮茶过程艺术化，对茶沫、茶花、汤色用最美妙的词句来形容。使你在饮茶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物质效益，而且精神愉悦，进入诗一般的意境。这正一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 茶具
饮茶既是精神享受，器具必然也向艺术化方向发展。一般说，只有在社会安宁、经济生活比较丰富的时期，物质生活的艺术化方有可能。唐朝中期逢遇开元盛世，不仅朝廷库藏充足，“小邑犹藏万家食”，起码中上层生活较稳定，所以有闲情雅致。陆羽曾列煮茶、饮茶二十四具，其器具并不奢华，但强调什么样的环境应有什么样的器具。如在郊野寺庙，或在深山茶地，大家亲手采摘，新茗及时蒸造，器具自然酌减。或在松林山石之间，诸器可置石上，“列具”便可省去。或临甘泉清溪，盛水器具又可减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可见，陆羽重视的是因地制宜。不仅要饮茶，还要懂茶的知识，所以陆羽主张以茶画来增强意境、情趣。
总之，唐代茶艺总的倾向注重质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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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道思想
道，在中国有广泛的解释，一般是指事物的本源和发展规律。所以，饮茶亦有道，是指饮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目前人们提起日本茶道，多注意其仪式，其实，历代茶道大家都是思想家。
唐代茶道思想，集儒、道、佛诸家精神，而基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陆羽本身就是小和尚出身，又与诗僧皎然、道士李季兰为好友，但他更重视儒家的“入世”思想。
首先，唐代茶人主张以茶修德。
《茶经》开篇即云：饮茶者，应是“精行俭德之人。”这在唐人著作中得到普遍肯定。韦应物有《喜园中茶生》诗云：
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佘，率尔植荒园。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诗中说，茶是性情高洁的植物，不得有半点沽污。饮茶可以涤荡尘世间的烦恼，可见它是通达灵性的。它本是山中的精英，如今虽在荒园中与众草共生，但仍不失其高洁本性，只与高贤雅士共语。这里在讲茶，也是在讲人，借茶来言志。这种观点继承了自两晋以来以茶表示高洁清操的遗风。故明人陆树声论茶之人品说：
“煎茶非漫浪，要需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得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此论确实悟到中国茶道的精神要旨。中国人重德，道家讲道德，佛家讲功德，儒家讲品德，茶道的要旨在于以茶修德。
其次，是贯彻和谐、中庸的思想。
中国人讲孝友、仁义，抛开其封建时代的虚假部分不说，这确实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办法，有人说中庸就是滑头、和稀泥，其实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茶道强调和谐，正是贯彻这一精神。唐代宦官刘贞亮说茶有“十德”，除自然功能外，强调要：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比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内容更广泛。至今中国人以茶表示友谊，正是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
第三，是把佛宗、道家的“内省”思想引入茶道。这一点，在卢全的七碗茶诗中得到体现，强调饮茶过程中消解胸中块垒，激发自己的抱负，净化自己的灵魂，乃至羽化登仙。以往，人们理解这首诗，主要从浪漫主义手法来看，其实，它是说饮茶自修内省的过程。
现代气功科学中，就强调内省，许多大气功师以茶助功，或许他们更能领会卢全的本意。
最后，修身、雅志还为用世，这一点从陆羽所制茶釜、茶鼎中得到体现。一支茶釜，要“广其缘以务远”，“长其齐以守中”，“方其耳以气正”；一只鼎，要铸上“盛唐灭胡明年造”，唐代的茶人并非闭门不闻天下事，而是于鼎壶之中装了一个天下。这正是中国茶文化积极向上的表现。至于后来，明清文人全以饮茶当作避世消闲之举，便失去了唐人的本意。
唐代茶史概述唐代茶叶是普遍的饮料
唐代茶叶的普及与佛事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于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随后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于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此外，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版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后，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后茶文化异彩纷呈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茶税
茶叶本无税，唐代建中元年，朝廷才对茶叶征税。13年后的贞元九年，由于民间饮茶日益普及，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税税源增长势头旺盛，以至于一县之茶税，超过全国的矿产税总量。于是朝廷决定将茶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规定在产地交产品税，运输时交商品通过税，当年全国财政茶税收入便达41万缗。朝廷在征收茶税的敕令中，明确宣布茶税收入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增加社会保障设施常平仓的本钱。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常平仓则起于汉代，是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唐初，产茶多在云南、四川，由于僧人云游四方，广为传播，中唐时产茶已遍及50余州。
唐时人们饮茶，并非似今人的开水冲饮，而是烹饮。唐人烹茶、饮茶，十分讲究。由于茶种不同、水质差异、茶水比例不一，烧茶火候不同，每次茶味是不同的，这种非常细微的差别，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极有悟性者，才能辨别出来。
陆羽的师傅智识禅师就是此类品茶高手。一次智识大师被唐代宗召进宫内多时，很想饮用徒弟陆羽所烹之茶，此时恰好陆羽进京，烹了一壶茶由太监送给双目失明的老禅师智识饮用，他仅仅喝了两口，便惊呼：此乃吾徒儿所烹之茶，陆羽可进宫了！
饮茶大有益于延年益寿，据记载，唐大中三年，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诀，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也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也不下四五十碗，看来多饮茶乃长寿之道。
唐代着《茶经》一书的陆羽是一个孤儿，三岁时被湖北天门竟陵禅寺长老智识大师所收养，青少年时期在禅院接受教育，长期担任为智识大师煮茶的童奴，在唐代全国佛寺中这种奴婢达15万人之多。由于陆羽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对被佛教僧人悉心研究和传播的种茶、制茶、饮茶知识，钻研孜孜不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以致被后人奉为茶圣。
由于饮茶品茗者日众，贩私者有厚利可图。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唐法律规定：凡贩私茶三次，数量超过500斤者处以死刑。由于朝廷以重刑禁私茶，天下茶税猛增，唐武宗时，每年茶税收入超过160万缗。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斗茶始于唐代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具备上乘者为胜。
斗茶的场所，一般多选在比较有规模的茶叶店。这些店大都分前后二进，前厅阔大，是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也兼有房间，老板家人也住在里头。当然，一些街坊、工友好此道者，几个人小聚谈到茶道，也有说斗就斗的。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古旧庭院，或其家临江、近西湖的，便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多选在清明节期间，因此时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参加者都是饮茶爱好者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斗茶时，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如在茶店斗，则附近店铺的老板或伙计都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当时在场欲购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着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有时用同样的水煎茶，最能检验茶质优劣。这种斗茶，必须了解茶性、水质，以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唐代名茶汇总
据唐代陆羽《茶经》和唐代李肇《唐国史补》（806～820年）等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名茶计有下列50余种，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茶，少量是散茶。
渚紫笋顾又名顾渚茶、紫笋茶，产于湖州（现浙江长兴）。
阳羡茶同紫笋茶，又名义兴紫笋，产于常州（现江苏宜兴）。
寿州黄芽又名霍山黄芽，产于寿州（现安徽霍山）。
靳门团黄产于湖北靳春。
蒙顶石花又名蒙顶茶，产于剑南雅州名山（现四川雅安蒙山顶）。
神泉小团产于东川（现云南东川）。
昌明茶、兽目茶产于绵州四剑阁以南、西昌昌明神泉县西山（现四川绵阳安县、江油）。
碧涧、明月、芳蕊、茱萸产于峡州（现湖北宜昌）。
方山露芽又名方山生芽，产于福州。
香雨又名真香、香山，产于夔州（现四川奉节、万县）
楠木茶产于荆州江陵（现湖北江陵）。
衡山茶产于湖南省衡山，其中以石凛茶最著名，其次还有间林茶。
东白产于婺州（现浙江东阳东白山）。
鸠坑茶产于睦州桐庐县山谷（现浙江淳安）
西山白露产于洪州（现江西南昌西山）。
仙崖石花产于彭州（现四川彭县）
绵州松岭产于绵州（现四川绵阳）。
仙人掌茶产于荆州（现湖北当阳）。属燕青散茶，仙人掌状。
夷陵茶产于峡州（现湖北夷陵）
茶牙产于金州汉阴部（现陕西安康、汉阴）
紫阳茶产于陕西紫阳
义阳茶产于义阳郡（现河南信阳市南）
六安茶产于寿州盛唐（现安徽六安），其中小岘春最出名
天柱茶产于泰州霍山（现安徽霍山）
黄冈茶产于黄州黄冈（现湖北黄冈麻城）
雅山茶产于宣州宣城（现安徽宣城）
天目山茶产于杭州天目山
径山茶产于杭州（现浙江余杭）
歙州茶产于歙州举源（现江西婺源）
仙茗越州余姚瀑布泉岭（现浙江余姚）
腊面茶又名建茶、武夷茶、研膏茶，产于建州（现福建建瓯）
横牙、雀舌、麦颗、蝉翼蜀州的晋源、洞口、横原、味江、青城等地（现四川粮江灌县一带），属著名的蒸青散茶
邛州茶邛州的临邛、临溪、思安等地（现四川温江地区）。出产早春、火前、火后、嫩绿等散茶
沪州茶又名纳溪茶，产于沪州纳溪（现四川宜宾沪县）
峨眉白芽茶产于眉州峨眉山（现四川乐山地区）
赵坡茶汉州广汉（现四川绵竹）
界桥茶袁州（现江西宜春）
茶岭茶茈州（现四川奉节、巫溪、巫山、云阳等县）
剡溪茶产于越州剡县（现浙江省嵊县）
蜀冈茶产于扬州江都
庐山茶产于江州庐山（现江西庐山）
唐茶产于福州
柏岩茶又名半岩茶，产于福州鼓山
九华英产于剑阁以东蜀中地区
小江园产于剑州小江园（现福建省南平）
唐代的茶税
唐代茶叶大发展唐代的茶税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茶叶分布产区
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至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
山南：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
剑南：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沪州，眉州，汉州;
浙东：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
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有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