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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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宣恩：八旬老太爱种茶湖北宣恩：八旬老太爱种茶
11月27日，星期六。宣恩县珠山镇七里桥村四组正在举行茶苗移栽现场会。
一位老太婆来到现场，找到村委会主任伍登科，问：“我定的茶苗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啊？我已经找了4个劳动力来帮我栽茶呢。”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名叫李菊妹，今年已经82岁了。据老人说：“虽然儿女都对我好，但我现在还能劳动，想找点事做。别的重活路不行，摘茶是个轻松活，这两年收入还不错。”前年，村里看李菊妹家里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发展她家种茶。李菊妹自己到女婿那里，花200多元买了一些茶苗回来。“我只种1000蔸，前年种的茶苗去年就开始摘了，卖了200多块钱，第一年就把茶苗钱赚回来了。今年我又卖了500多块钱。靠种茶弄点零花钱没问题。这个事搞得！”于是，上个月村里刚号召栽茶，李菊妹就找到村主任，交了1亩田的茶苗定金。
为保证质量，今年七里桥村发展的政策为：每亩交120元质量保证金，移栽完毕验收后返还农民60元，第二年10月检查后再返还60元。对水田改茶园的，每亩另外补助60元。
据介绍，珠山镇是宣恩县几个主产乡镇之一，近几年，该镇大力发展优质良种茶，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加工企业，农民种茶不愁销路和价格，种植积极性提高。今年冬季，该镇又计划新造省级地方良种“鄂茶10号”茶园3000亩，并派技术员下乡指导农民移栽茶苗。这不，李菊妹这位八旬老太也忍不住种起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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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茶史（唐宋）
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湖北茶史（明清）
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湖北茶史（下）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转自《农业考古》
湖北茶史（上）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二、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湖北茶史（魏晋南北朝）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茶中“八不”
经常饮茶，心态上会潜移默化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用“八不”来概括。如果可以体会到这“八不”，能做到这“八不”，生活对自己而言，便是真正美好的体验。
先是不争，该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只要按部就班的追求便可以得到，一定不要刻意争夺，一争夺就有纷争，一有纷争，则元气大伤。如同饮茶，喝自己亲手泡的茶才最安逸。
要不畏，经常饮茶，可养禅心，一颗心八风不动，意念坚定，毫不动摇。有困难，徐徐想办法解决就是，有遗憾，后续生活中积极弥补就是，不畏惧一切，一切负面的才会畏惧自己。
要不怒，有一句俗语是形容发怒的，发怒，是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直白的说，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时刻要注意心平气和，要像茶性一样温和。
要不忧，总会有一些人杞人忧天，事实上很多所忧之事都是子虚乌有的，完全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如同一杯茶，或许是苦的，可即便是苦的又怎样呢?耐心喝下去，慢慢品味，终会品出甘甜来。
要不求，求人不如求己，凡事要亲力亲为，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要想着歪门邪道。要不执，只有不执，生活中才有圆有方，进退有度。如同饮茶的时候，不能总之偏执一样，总要多番品尝，才知不同滋味。
然后是不贪，饮茶贪杯太多，对身体有害无益，生活中也是如此。最后一点是不苟，饮茶要饮出阳光的味道，生活，要活出傲然的风采。
茶马古道，普洱八景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思茅至普洱之间，在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公尺，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纷纷设立 剌激普洱出口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量大增 苛税跟著来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八大茶故事经典知多少
古代八大茶经典故事，你知道多少?
1、单道开饮茶苏
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藥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人。好隐栖，修行辟谷，七年后，他逐渐达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一日可行七百余里。后来移居河南临漳县昭德寺，设禅室坐禅，以饮茶驱睡。后入广东罗浮山百余岁而卒。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剂的饮料。
2、王濛与“水厄”
王濛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不仅自己一日数次地喝茶，而且，有客人来，便一定要客同饮。当时，士大夫中还多不习惯于饮茶。因此，去王濛家时，大家总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事见《世说新语》：“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3、陆纳杖侄
晋人陆纳，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有“恪勤贞固，始终勿渝”的口碑，是一个以俭德著称的人。有一次，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陆纳，陆纳的侄子陆俶对叔父招待之品仅仅为茶果而不满，便自作主张，暗暗备下丰盛的菜肴。待谢安来了，陆俶便献上了这桌丰筵。客人走后，陆纳愤责陆俶“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并打了侄子四十大板，狠狠教训了一顿。事见陆羽《茶经》转引晋《中兴书》。
4、孙皓赐茶代酒
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他便“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5、王肃与“酪奴”
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肃，即王肃，字恭懿，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因父亲王奂被齐国所杀，便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投奔魏国(今山西大同，是其国都)。魏孝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王肃在南朝时，喜欢饮茶，到了北魏后，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嗜好，但同时也很会吃羊肉奶酪之类的北方食品。当人问“茗饮何如酪浆?”时他则认为茶是不能给酪浆做奴隶的。意思是茶的品位并不在奶酪之下。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茶茗称作“酪奴”将王肃的本意完全弄反了。
6、李德裕与惠山泉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他善于鉴水别泉。尉迟偓的《中朝故事》中记述：李德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说口(今江苏镇江)。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急水，取置一壶来”。其人忘之，舟上石头城，方忆及，汲一瓶归京献之。李饮后，叹讶非常，曰：“江南水味，有异于顷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唐庚《斗茶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这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
时隔不久，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说相公要饮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7、谦师得茶三昧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的史学家刘攽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8、吃茶去
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句禅林法语。
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茶饮，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
据《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