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新茶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云南商帮开创新茶路贸易通道”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云南商帮开创新茶路贸易通道”相关知识！
云南商帮开创新茶路贸易通道的传奇故事。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是丽江商人杨守其。当传统的马帮线路因历史原因被阻断，这位大胆的丽江商人集合云南其他商人，大胆开创了一条运输茶叶的新线，从云南出发，经过缅甸，到达印度，再绕回到西藏。因此，杨守其也被一些研究者誉为茶马古道上滇、缅、印、藏一线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从传统马帮运输，到陆运、航运的结合。从带着茶香风雨兼程而去，到满载英国的手表、钢笔，印度的牛黄、羊毛，斯里兰卡的藏红花而归。正是这样一条极具开拓创新的商道，开拓了云南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
追溯茶道与商道，历史早已见证了云南商帮的智慧与胸襟。
“云南有太多的历史被堙没了。”说这话时，周智生扶了一下眼镜，思绪一下回到了上世纪。
周智生是丽江纳西族，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年轻的他在云南大学获得了由美籍华人杨丹桂女士创办的纳西历史文化奖学金。上世纪初，杨丹桂的父亲杨守其先生开辟了由中国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从印度到中国西藏的新茶路。wwW.cy316.coM
周智生说，传统的滇藏贸易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完成。但到了上世纪初，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这条传统道路已经走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爱国使命感的丽江商人杨守其、马铸材等首创了这条新茶路。
云南商帮开辟新茶路2005年，杨丹桂女士回丽江市一中，参加母校百年庆典后，决定资助丽江部分家庭困难的学子。2008年10月，她选择了母校10名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以自己所创办的全球保扬纳西文化学会的名义出资，正式开始资助。
丽江就是杨丹桂父亲杨守其先生的故乡。
杨以知，字守其，生于1892年，纳西族。1895年到1911年间，丽江很多纳西族商人到西藏做生意，杨聚兴就是其中知名的一个。他创立的“永聚兴”商号，当时在西藏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是本家，杨守其的父亲就被杨聚兴请到西藏桑南做分号经理，杨守其很早就跟随父亲到了西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西藏的“永聚兴”商号分号受到了很大影响，川藏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被阻断，杨守其他们也受到很大冲击，又回不了丽江，便流落到印度噶伦堡，又一度到了加尔各答。
迫于生计，杨守其在印度各地游历的同时也开始做一些生意。起初，他把西藏人当时喜欢的绿松石和其他宝石，从印度运到西藏卖；也把西藏的羊毛、羊皮带到印度贩卖。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杨守其对整个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交通都渐渐熟悉，并积累了商业贸易所需的人脉资源。
在印度的时候，杨守其还去过缅甸仰光一段时间。后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杨守其娶了一个缅甸妻子。其实，那位小姐也是云南人的后代，其父亲姓黄，是云南腾冲人，曾是缅甸最后的国王锡波朝中一个很亲民的重臣。锡波国王曾率领自己的军队与英国殖民军作战，抵抗英国殖民者的侵略，不幸被英国人俘虏，被押送到印度的孟买监禁。其父亲也在那场失败的战事中逃脱出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
那时的杨守其，正在加尔各答负责做生意，正值青年。就这样遇到了落难的云南老乡，也顺理成章地娶到了这位缅甸新娘，名叫黄映泰。
随后，因黄映泰的父亲很熟悉缅甸和云南的情况，他就建议杨守其做经由缅甸到云南勐海贩运茶叶的生意。翁婿俩就这样合作起来，准备探察这条线路，但当时在这一地区很乱，路根本走不通，他们只好又返回加尔各答。
后来，滇缅印边境一带情况好转，相对比较安定一些后，杨守其才联合大理鹤庆张家的恒盛公，中甸马铸材家的铸记，一起在滇缅印这条线上做起了茶叶生意，他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今西双版纳勐海，与当地茶叶巨商李拂一合伙制造贩运原山茶，打通了由云南普洱经缅甸到印度再进入西藏的道路。
于是，杨守其就成了茶马古道上新茶路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
新茶路绕道南亚更加便利马铸材的后人在《回忆先父马铸材经营中印贸易》一文中，是这样描述新茶路的日程安排的：先从佛海（今勐海）至缅甸景栋8天，换汽车至洞己2天，洞己装火车至仰光2天，仰光换轮船至加尔各答3~4天，加尔各答装火车至西里古里2天，再换汽车至噶伦堡半天，从噶伦堡用骡马驮至西藏拉萨20天，全程共40多天。
杨守其先生是个商人，然而，他开辟新茶路，维持滇茶在西藏的销路，钱财并不是追求的目标。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妄图把滇茶、川茶排挤出西藏，以切断内地与西藏最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分裂西藏铺平道路。长期在藏区生活的杨守其当时就看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阴谋。
当时，英国人为了把云南、四川的茶叶排挤出西藏市场，拼命地在印度北部大吉岭大肆种植茶叶，用低廉的价格进入西藏，以排挤滇茶。
此外，1912年以后，传统的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一些冲突，造成了整个四川、云南和西藏之间传统的通道基本中断。雪上加霜的是，当时从云南到成都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绿营兵进行防守。但1912年以后绿营兵都跑了，要么被杀，要么逃亡，商人行走赖以生存的运输通道中断。另外，他们也感觉到要使整个滇南地区的茶叶贸易有更好地发展，也必须要进一步打开西藏市场。
基于这些因素，所以当同乡马铸材、大理鹤庆县的张家恒盛公和杨守其碰到一起聊起生意怎么做时，具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杨守其就出了个点子，把云南的普洱茶由勐海运到仰光，再用船运到加尔各答，最后再转进西藏。
因为之前与岳父探过这条线路，杨守其为此非常熟悉藏印之间的交通，包括藏印之间要打通关系的人脉。此外，张家恒盛公在此路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创始人张泽万（张乃骞的爷爷）1902年就曾探过此路。就这样，几个人一拍即合，觉得必须维系滇茶藏销，维系西藏和整个云南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
最后大家做了分工：张家弟兄多，就由老六张相尧去到勐海，在那里负责采买茶叶；张相臣就住在加尔各答，负责缅甸到印度这一段；然后再由马铸材负责进西藏。马铸材这时加入了恒盛公，成为商号的一个股东。由于这条商贸运输线太长，跨越的地区太大，就由马铸材的三弟春泽（是个出家喇嘛）住在帕里，而拉萨就由张相臣请了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张筱舟，从鹤庆到拉萨驻扎。这样，这条跨国跨地区的远距离商业交通线就形成了。
虽然新茶路绕道国外，但比起国内从下关至丽江，丽江至拉萨须三四个月，新茶路要快捷得多，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运输，不受气候制约。比较起来，不但缩短时间，还大大节省了运费。
穿藏服说藏话和英国人周旋
如今，杨守其家族在丽江大研镇五一街的老宅依然保存完好。这是一座典型的纳西四合院，为两层楼建筑，灰色瓦砖配以茶红色的木头屋檐。与四周的老屋相比，杨家老宅并不突出，唯独可以识别出“身份”的，是墙壁上挂着的一小块木质牌匾，上书——印度华侨杨守其故宅。据说，当时盖这幢四合院的钱，还是杨守其从缅甸寄回的。
在滇缅印藏线做生意，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英国人规定，藏人作印藏之间的贸易，可以自由出入西藏和印度，而汉人（包括纳西族、白族等）则必须持有护照。
对此，当时走茶马古道的云南商人、赶马人想了一个办法。马铸材本来就是藏族，杨守其是纳西族。但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很好，杨守其自身语言能力很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融入进去，藏话也讲得很好。他们到了噶伦堡以后就换上藏族人的衣服，讲藏话，得以在这条商路上出入。
此时，滇茶的价格虽略高于印度茶。却因滇茶销往藏区的茶是特制的老树的茶，经过压制，所以被称为紧茶。而用打碎的紧茶才能做出酥油茶特殊的香味。整个西藏中上层人士基本上还是保持喝滇茶的习惯，觉得滇茶好。而当时只有中下层会喝印度茶，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把滇茶拿出来待客。当然，如果还是走传统茶马古道的话，成本就很高，且量小不容易。
到商路打通以后，马帮们渐渐也有了回头货。一开始是英国人把西藏的羊毛运到印度，在印度拣、洗、分类，然后打成大包运到美国的费城加工制造羊毛制品。但羊毛的买卖市场却是在英国的利物浦，西藏羊毛的卖价是根据利物浦的行市来定的，从利物浦定期有电报传到噶伦堡来，通告羊毛的市价，云南马帮将茶叶拉到拉萨，卖了以后，就用那笔钱买羊毛，再将羊毛作为回头货驮到印度。恒盛公买羊毛专由张筱舟来做，他买羊毛很有两手。
从1917年到1942年，这条新茶路是整个云南茶叶进入到西藏的国际贸易通道，也使得英国殖民政府妄图运茶驱逐滇茶的阴谋破产了。
新茶路拉动滇印贸易生意只要周转得起来，就好做多了，而且有了长期的客户，生意就会动起来。到后来，参与做新茶路藏茶叶生意和其他生意的人都发达起来，中甸马铸材离开了恒盛公，自己开起了“铸记”，独资经营。在拉萨的张筱舟也自己开设了“中和号”。杨守其则把他的“丽丰商号”开到了丽江等地。
生意一做起来，就有很多的商家加入，也就有很多的竞争。
云南商人里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号，想把小资本的商家挤垮，就积极在勐海、思茅一带成立茶庄（一时间仅勐海的茶商就发展到大小20多家），并将茶叶大量销往印度和西藏，像最大规模的腾冲董家“洪盛祥”，就将茶叶卖给拉萨有名的藏族商号“邦达昌”。
不仅如此，连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插进来做这项生意，龙云曾派人从云南发了一大批茶叶到噶伦堡，据恒盛公后人张乃骞先生回忆，负责那批茶叶的好像是聂耳家兄弟。在1938年时，他带着25000包茶叶到了噶伦堡。
当时的云南普洱茶以包计量，一包是50市斤。西藏当时每年消费云南茶叶大约15000包~20000包，大约合100万斤，需要大约10000匹骡马的运力。再说那位据说是聂耳兄弟的龙云手下将大批茶叶运到噶伦堡，西藏一下子根本消化不了，他就急匆匆将茶叶倒给了一个叫能都拉姆的印度商人。由于那人眼睛特别大，云南人都把他叫做“大眼睛”，而西藏人则把他叫“迷车”，也是大眼睛的意思。这个大眼睛其实并没有多少钱，但他却找了银行，贷款买下了那一大批茶叶，结果聂耳的兄弟只赚了一点点钱，而这个“大眼睛”却因此发了大财。
从此，云南商人和马帮才懂得找银行贷款做生意。尽管有这些十分不利的竞争，张家恒盛公并没有被挤垮。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号、小商人马帮熬不住而垮了。
1942年后，由于缅甸沦陷，杨守其首创的新茶路基本没有起到作用。1957年，他在印度去世，享年65岁。杨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呆在印度。她的女儿杨丹桂后来去了中国香港，开办进出口贸易公司，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杨丹桂在云南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美国的时候，仍不忘家乡，经常为云南和美国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在改革开放后她经常回中国，在云南大学设立纳西学子奖学金，并将杨守其的骨灰从印度搬回丽江祖茔安葬。
丽江到处是南亚诸国商品从拉萨运回丽江的货物中，有大量的英国卡叽布、灯芯绒、毛呢、毡帽以及各种日用百货，如毛巾、牙膏、牙刷等。除此之外，还有手表和钢笔，数量不多，相比之下更多的是鱼翅、海参等干海珍，进价很便宜。还有更便宜的印度牛黄、斯里兰卡藏红花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和西藏拉萨以及云南丽江之间，已有电报通讯，在拉萨和印度之间，还能够通信，信件10天左右能收到。但在1942年，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茶叶商路也就断了，只能由丽江至拉萨一线将茶叶运到西藏，西藏和欧美之间的羊毛生意也冷了下来，因为二战战火越烧越旺，就没人再做这个生意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有许多商人从昆明、重庆等地来到印度，有的是用马帮从丽江往返拉萨、印度，有的就用飞机运货，像有名的孔家就用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倒运各种紧俏的物资。像铸记、恒盛公等就只有走丽江至拉萨的老路，用马帮把茶叶运到西藏，将布匹毛料山货等运到云南。这样做了3年时间（1942年~1945年），这一段生意也不错，但马帮的运力毕竟有限。张乃骞认为，以西藏亚东为终点，在拉萨至印度一线，所有骡马全部动员起来不到2000匹，这些马帮拒绝走西康和云南，因为道路实在太遥远太危险。而从云南到拉萨一线，全部运力加起来不超过5000匹，最多时顶多有10000匹骡马。当然，中间还有数以万计的牦牛放短脚。但就是这些马帮和牦牛，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商业运输奇迹了。
那时的丽江店铺里，到处是各种同盟国商品和南亚各国的商品。当时在丽江执行国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工作的俄国人顾彼得先生，在他《被遗忘的王国》中描述过丽江的商店：“商店相当黑暗而简陋，他们没有厚玻璃窗子，只有当街的木制柜台，下面货架上陈列着货物。要是考虑到是战争时期，商店里各种商品算是充足的。藏族马帮从加尔各答源源不断运来货物，既为了本地消费，也为了以惊人的价格转销到昆明，可以买到英国和美国制造的高级香烟和各种纺织品。甚至可以买到新的歌手牌缝纫机。当然价格是相当高的，因为马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输形式。”
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茶马古道研究专家李旭，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智生对本文的采访支持。另本文参考了李旭所著《遥远的地平线》、王明达、张锡禄所著《马帮文化》以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之云南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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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云南普洱通往国外的茶马商道
中国昔日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即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历史已上千年，其中基本路线有两条：
第一条茶马古道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出发北上，经大理、中甸、察隅、波密、拉萨、日客则、讲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面甸、尼泊尔、印度；
另一条是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波尔、印度。
云南学者木宵弘、陈宝玉等，90年前会实地考查过第五条通道—滇藏川茶马古道，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载，路线从普洱茶乡的思茅普洱开始北上经景谷—景东—南涧—下关—大理—丽江—中面—德钦—梅里雪山—西藏甲朗—碧土—察隅—印度、面甸。木宵弘先生他们从甲朗到碧土—扎玉—左贡—田妥—帮连到过昌都。
从木先生标记的茶马古道线来看，从西藏帮连通白马—然鸟—扎木（波密）—林芝—米林—郎县—加查—乃东—泽当—穷结—扎里—贡嘎北向曲水—拉萨。又从贡嘎西向通浪卡子—江孜—日客则—拉孜西下通定日—门哈帕—镍拉木—尼泊尔。
另外还有一条是从思茅到国外的（新茶路），美籍学者娄杨丹桂女士在《新茶路考》论文中说，路径大体是这样的：沱茶从思茅发至腾衡，然后进缅甸的密支那，八模和满得列（曼德勒），可分为两条路：马帮路和汽车路，
一条是从满得列装火车至仰光港口，
另一条从仰光装上英国p&0输船海运至印度加尔各答港口，从加尔各答又装火车向南运往西里古里，之后装上缆车向北运送到葛伦堡的十里区，这里是云南沱茶的交货地点，等待接货的藏族马帮将茶用骡马驮回西藏。
行走大约要18天至20天才到达拉萨，路径由葛伦堡过土大桥，进锡金地界，往北上山到干托克，从干托克由马帮又翻回惹嘎拉山口进西藏的亚东关口，经帕里、讲孜最后到达拉萨，这条新路是二使世纪初由在印度经商的纳西族杨守其先生首创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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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茶文化创新茶科技 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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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是中华文化的一翼。茶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为“清、敬、和、美”，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关键是坚持和弘扬茶文化的核心理念，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茶叶行业高度重视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对茶产业中出现的有悖于茶文化核心理念的一些现象，需要茶文化工作者及时加以纠正，使中国茶文化事业、茶产业保持健康发展。
近年来，茶产业发展中出现有悖于茶文化核心理念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一、生态文明意识不强。一些茶企不遵循自然规律，砍伐公益林开垦茶园，在过陡的山坡上开辟茶园，不按保护生态的要求建设茶园，茶园间不种植隔离树，造成水土流失和生态系统破坏。夸大宣传用野生茶树、古茶树原料加工的茶叶品质好，掠夺式开发野生茶树资源，导致珍贵茶树资源加快衰老。在茶园管理中，不合理施用农药，不仅易导致茶叶中农药残留超标，而且残留物进入生态系统，污染生态系统;大量盲目地施用化肥，破坏了土壤的内在结构，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严重地影响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二、茶叶质量安全意识不强。当前茶叶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但多数质量安全问题是由于茶叶生产者主观上不重视造成的，如在茶树病虫害防治中，使用未登记农药，过度喷施农药，导致污染环境，茶叶农残超标;在茶叶加工中，少数企业违规使用添加剂，甚至有害物。茶叶质量安全出问题，不但使消费者不能享受到茶叶的健康功能，而且给消费者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三、诚信意识不强。袋泡茶在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普及，市场占有率大约在60%-90%左右，但我国袋泡茶却没有发展起来，市场占有率只有2%。原因在于袋泡茶用的茶叶原料均是低档茶甚至是等外品，使消费者产生国内袋泡茶质量低的认识。四、奢侈风气兴起。近年来，茶叶企业追求暴利，热衷于生产高价茶叶，茶叶包装过度奢侈，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茶业工作者需要提高认识，带头担当起弘扬茶文化的责任，纠正有悖于茶文化核心理念的行为。茶文化是在长期的产茶、品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茶文化的核心理念来自于茶叶的属性、品饮要求，茶叶的属性与茶树生长环境、生产加工要求密切相关。当茶文化核心理念形成以后，就会对茶叶生产、加工产生指导作用，要求茶业工作者自觉遵循茶文化核心理念，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茶叶生产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树立敬畏自然的理念，加强生态茶园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二，树立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理念，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减少有害物排放;第三，树立敬重顾客的理念，保证茶叶质量安全，生产消费者买得起的好茶。
当前，茶叶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茶叶市场正走向供过于求、现行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和现行生产方式粗放。解决当前制约茶产业存在的问题，必须以茶文化核心理念为指导，以科技创新为支撑。通过科技创新研制新产品，开辟新用途，来扩大茶叶市场需求;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建设高标准茶园、推进生产加工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劳动力和能源等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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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龙井”开创绿茶新纪元
浙江是名优茶生产大省，几年来形成的一县（市）一品的区域品牌格局，不仅成了做大做强浙江绿茶全省品牌的瓶颈，也成了各县（市）众多区域品牌自身发展的瓶颈，如何让区域品牌走出省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大佛龙井以龙井茶类的优秀代表，以其自身的产业强势、品牌的知名度与市场的影响力与美誉度荣膺中国驰名商标，是名至实归，其意义正如浙江省农业厅总农技师王建跃所说:大佛龙井荣膺中国驰名商标，为浙江龙井茶争创全国品牌和浙江绿茶品牌化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新昌又一次向业界贡献了他们的经验与智慧。
5月27日，大佛龙井以其精美的包装、卓越的内在品质、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在中国茶产业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行政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大佛龙井成为浙江省惟一一个以行政认定方式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龙井茶类注册商标。
7月18日下午，中共新昌县委、新昌县人民政府在杭州之江饭店召开了大佛龙井荣膺中国驰名商标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由新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柴理明主持，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张雪林，浙江省农业厅总农艺师王建跃，浙江省经济作物管理局局长毛祖法，新昌县人民政府县长楼建明，中共新昌县委副书记徐良平、新昌县政协副主席、新昌县名茶协会会长袁振华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楼建明县长在会上专门介绍了大佛龙井争创中国驰名商标的新昌茶产业发展历程。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张雪林宣读大佛龙井驰名商标认定文件，并向商标持有人、新昌县名茶协会授牌驰名商标，新昌县名茶协会秘书长赵玉汀上台接牌。
大佛龙井荣膺中国驰名商标，为浙江龙井茶争创全国品牌和浙江绿茶品牌化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浙江省农业厅总农技师王建跃这样评价。
这将成为新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不仅可以促使茶叶经营层次的提升，更将促进茶业及相关产业的飞越提升。
地处浙江东部的新昌，历史悠久、风光秀美，产茶已有1500年历史。历来是文人雅士荟萃之地，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更是中国名茶之乡。
2010年，全县茶园面积达12万亩，茶叶产量5510吨，产值5.416亿元，新昌农民的收入三分之一来自茶叶，茶叶已从20年前的一只名优茶发展延伸成了致富18万茶农的15亿元产业链。
2010年中国茶叶品牌价值评估发布会上，大佛龙井以20.38亿元的身价，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一路走来传奇无数，如今，它又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由圆到扁成功转型
新昌曾是全国三大珠茶出口基地县之一，曾创下年产10万担、创汇3000万元的业绩。然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内外珠茶产量的增加，外贸出口体制的深化改革，茶叶库存大量积压，传统珠茶产业渐入困境，曾被誉为绿色珍珠的珠茶忽然黯然失色，全县数万茶农纷纷砍树弃茶。
怎么办？新昌县开始把目光瞄向市场，解读起茶叶市场的晴雨表：同是茶叶，扁形的绿茶价格飞涨，比珠茶高出10多倍，并且消费潜力巨大。于是，新昌县建立研制开发组，蹲点海拔800多米的望海岗，成功地研制出第一只名优茶望海云雾，此后又相继研制出大佛龙井、新昌雪芽等系列名茶。
由圆到扁，改出了千年茶乡的新辉煌。
1995年，新昌县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国唯一的中国名茶之乡称号；1996年，全县名茶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了名副其实的茶叶大县；从此，新昌不但打破了生产大宗茶的单一局面，更是把茶业引上了以名茶为主，效益为先，规模经营的产业化道路。
茶叶虽好，但是由于各自在市场上吆喝，没有统一的名字，无法形成响亮的品牌，无法在市场上形成强的竞争力。
如何有效整合，取个响亮的名称拓展市场？
新昌有1500多年悠久历史的江南第一大佛，茶道与佛教有着天然的因缘。于是，新昌名茶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佛龙井。
在产业转型的同时，新昌县紧抓调整两字。为了引导茶农调整品种结构，加快无性系良种茶园建设，新昌县建立健全了茶树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专门出台了茶农改品种，政府给补助的茶园良种化建设的优惠政策，加大对良种繁育基地的扶持力度，鼓励茶苗基地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姻，引进优质新品种。
名优茶的成功开发，为品牌培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培育品牌观念先行
2011年7月18日，在大佛龙井荣膺中国驰名商标新闻发布会上，新昌县政协副主席、新昌县名茶协会会长袁振华介绍新昌的经验之一，就是超。超就是超前、超越的超。新昌具有超前的品牌意识，多次抢占发展先机，为大佛龙井的发展立下赫赫功绩。
1984年，因为县政府的果断决策，新昌的龙井茶先行一步，名茶望海云雾试制成功；之后新昌雪芽、安山碧玉等试制成功。
此后，新昌县多次以超前观念抢在茶业发展的时代前列，大佛龙井的创牌之路，由此开始
培训超前：
自1989年起，新昌县大力推广龙井茶炒制技术，由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茶农掌握炒制龙井茶的技艺。先后举办培训班500多期，共有4万多人参加，形成了一支有10万多人的圆改扁培育、采摘、炒制队伍，为大佛龙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标准超前：
1997年着手制订大佛龙井茶综合标准，并争取列入了浙江省首批农业标准示范项目和国家级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在全省第一个通过龙井茶地方标准认定；大力推进建设标准化茶厂，进一步加大集中加工力度，使全县50%的名茶集中加工；在流通上，实施了上岗制度，对名茶经销大户开展大佛龙井综合标准的集中培训，对考核合格的发给《名茶标准培训结业证书》，目前，全县标准化覆盖面已达80%以上。
质量超前：
1998年，新昌县被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命名为全国一优二高标准化茶叶示范县；1999年，新昌县名茶质量监督站在浙东名茶市场挂牌，加强了茶叶抽检监督；2000年，新昌县大佛龙井品牌委员会成立，制订了大佛龙井品牌管理办法等规章；2001年，新昌县被农业部列为首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全国茶叶无公害生产示范县；2001年大佛龙井茶被国家质检局列为国家龙井茶原产地域保护；2003年，大佛商标获准注册，品牌保护具备了完整的法律武器；2004年开始，名茶协会设立大佛龙井证明商标管理办公室，启动了大佛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工作。目前全县有86家企业获得大佛商标使用许可。
重品质，换来了消费者的普遍赞誉：
大佛龙井形状扁平光滑，色泽绿翠匀润，口感鲜爽甘醇，不失为绿茶中姣姣者。大佛龙井先后获得浙江十大名茶、浙江省着名商标、中国十佳地理区域标志、中国农业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等诸多荣誉，荣获国内外大奖50多次。
政府搭台茶企唱戏
好山好水出好茶，好茶也要勤吆喝。新昌大佛龙井吆喝的声音遍布大江南北，政府搭台功不可没，不仅为茶企搭了经济舞台，更搭起了文化和宣传的舞台。
搭建经济舞台：
新昌县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政府强势推动茶业提升的理念没有变。从2000年开始，新昌先后出台6轮茶叶产业政策，茶叶扶持专项资金从每年100万元增加到600万元。自2000年3月《关于加快茶园良种化建设的通知》下发实施起，新昌县委县政府连续出台了4个扶持茶叶产业的政策文件，凡改种换植或成片发展茶叶良种基地规模达到规定要求的，每亩给予300-500元经济奖励，近五年来，全县发展以乌牛早、龙井43为主体的无性系良种基地76700亩，全县良种化率达63.5%以上，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目前，全县三分之一的农业产值源自茶叶生产，18%的农民人均收入源于茶叶收入。全县已拥有茶园面积11.65万亩，无性系良种率达到60%；2009年茶叶产量5700吨，产值4.916亿元，新昌茶业链总产值超10亿元，有18万人从事茶叶及其相关产业。
为适应茶叶产品结构调整及品牌建设的需要，2006年4月，一个计划投资约6亿多元，服务功能更全、面积更大、市场设施更好的名茶交易市场中国茶市破土动工。
目前，中国茶市不但是浙江省县(市)级最大的茶叶专业市场，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龙井茶(绿茶)交易市场，交易环境不断改善，品牌和声誉日益提升，市场的龙头作用与集散辐射功能日益显着，辐射了全国30多个省市与116个销区茶叶市场。
市场，成了撬动品牌经营的支点。
搭建文化舞台：
新昌以展示浓厚的茶文化为载体，举办了一系列的名茶展示展销活动。1995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名茶之乡春茶展示会；1996年4月，在新昌县首届国际茶文化节暨第五届西湖国际茶会上，推出茶艺茶道表演、精品拍卖等活动；1999年10月，举行第七届国际无我茶会，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100多名茶友进行茶艺交流；近年来，茶王大赛、茶艺表演、千人品茶、茶乡游等活动更是层出不穷，中外来宾品尝着高香甘醇的大佛龙井，纷纷陶醉在茶园翠绿悦人的风光里
搭建宣传舞台：
新昌县委县政府把打造茶叶品牌放到突出位置，近20年来一如既往地开展对外宣传。除每年组织去北京、上海、济南、杭州、广州、沈阳等地参加各种茶博会、农博会外，凭借大佛龙井自身独特的品质优势，精心谋划，善于运用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事件策划和公关宣传，使大佛龙井誉满大江南北。
2004年4月12日，老舍茶馆大佛龙井茶文化活动在北京老舍茶馆隆重举行。是年，新昌在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苏州、乌鲁木齐等地举办大佛龙井茶文化、茶博会等各种促销活动多达28次。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开幕式上演了大佛龙井天女散茶的精彩一幕，在济南泉城广场举行了国内首次万人品茶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佛龙井拍卖，与北京老舍茶馆合作举行大佛龙井送佑安医院抗非典、大佛龙井慰问鸟巢建筑工人、大佛龙井慰问北京劳模活动，以及广州哥德堡号百年享宴指定用茶等事件的策划宣传，均达到轰动的宣传效果。
影响最广最深的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大陆破冰之旅，到老舍茶馆品大佛龙井赏京戏，欣笔写下振兴茶文化、祥和两岸情，轰动了中外媒体，大佛龙井在中外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成为千古佳话。
大佛龙井这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成功运作，已经超越了经济层面的认知，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新昌和大佛龙井分别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授予中国茶文化之乡和中华文化名茶。
立足全国走向世界
在新昌宣传茶博会的宣传标语里，有这么一句口号：让大佛龙井走向世界！
大佛龙井能走向世界吗？由区域性品牌走向全国性品牌，最后走向世界品牌，这是所有品牌打造者对品牌追求的最高理想。从目前来看，大佛龙井已经突破了区域概念开始走向全国，在全国的品牌美誉度正在不断上升。但是与世界品牌的距离仍然很远。但与浙江众多的地方名茶及具有区域公用品牌特征的名茶相比，大佛龙井在浙江绿茶名品中脱颖而出，又一次走在了浙江绿茶品牌整合打造的前面。
如今，茶业已成为新昌农业的第一大产业，大佛龙井也成为新昌的一张金名片。大佛龙井已经在全国各省市销售，并出口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声名远扬，享誉海内外。2010年，大佛龙井以20.38亿元的身价，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今年以21.03亿元的身价，列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第6名。大佛龙井价格指数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成为全国第一个发布价格指数的绿茶品种。
展望未来，信心百倍。
今天，大佛龙井已经处于由产品经营向品牌营销转变的新时期，如何实现产业链的利润最大化，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抉择，在茶产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新昌将建成10个核心基地面积500亩以上、辐射带动3000亩以上的现代茶叶园区；新建10家具备1万公斤以上名茶加工能力的示范茶厂，抓好100家标准化名茶厂的建设和改造，力争十二五期末，60%以上的散农户向名茶厂集中加工；引入农业庄园式经营模式，推广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的体验经济，挖掘新昌茶文化人文历史资源，结合唐诗之路、茶道之源，摸索从产品经营到文化经营，最终走向品牌经营的路子来；积极构筑大佛龙井现代营销网络，计划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建设1000家大佛龙井专卖店(专柜)，启动大佛龙井品牌形象店和品牌茶楼建设。同时，也将启动境外大佛龙井专卖建设。
新昌县委副书记徐良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扶持市场就是扶持茶农，以现有的茶市为主题，打造五个中心，即：市场管理服务中心、茶叶检验检测中心、茶叶价格形成中心、茶叶建设商务中心、茶文化休闲旅游中心。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茶市大兴之日，便是大佛龙井品牌又上台阶之时，一切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商道如茶道
最近，身边炒股的人越来越多，就连最爱家的“家庭煮妇”也放下了炒瓢，走进了炒股的行列，希冀着炒出生活中与柴米油烟不一样的味道。于是，“股神巴菲特”成为大家最为崇拜的偶像。当大家都把眼球和花环抛给股票行业的时候，我愿意躲开人群，远离巴菲特，找个阴凉清静的地方睡觉或者喝杯下午茶。可是，不关注经济财富，或者换句话说，不想发财的男人，还像个男人吗？我是男人，当然不能免俗。
山西教育出版社和中央电视台第2频道“财富故事会”栏目联手打造出版的《财富故事会》系列丛书，像一扇訇然洞开的大门，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财富的大门。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谁不想偷窥或者近距离观察财富人物的致富故事呢？这套书或许会满足我们每一个怀揣发财梦想的老百姓的一次偷窥的欲望。既然是“故事会”，当然不必绞尽脑汁地去读，还生怕读不懂。不厚的5本书，再加上清晰简单的图片，文字轻松好读，不是什么学术专著，两天就看完了。好的作品，首先必须要好读，你看人家于丹，不就是把艰涩深奥的《论语》《庄子》都解读成大众读物了吗？易中天《说三国》也不是阐述得通俗易懂？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看完《财富故事会》，你或许会或多或少有一点失望，觉得不像是讲述财富人物如何汲汲名利夺得一套富贵，如何戚戚淘金积累原始资本的故事，没有鲁宾孙漂流那样的惊险刺激，倒像是在风平浪静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般惬意。后来一想，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之所以有现在的如许财富，正是经历了常人不曾经历的惊涛骇浪。在创业艰难百战多的磨难与煎熬之后回味自己的财富人生，经过时间的过滤回味讲述自己的财富故事，当然语气中多的是看透商海的淡然。这看似平淡实则奇曲的人生，正是我们所不知道或达不到的境界。当所有的惊涛骇浪都化作鬓角岁月刻下的皱纹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称为财富英雄。而我们不曾经历他们一样的焦虑与阵痛，于是，我们永远享受不到他们的境界。他们用智慧和魄力谱写演绎自己的人生，而我们却只能捧着关于他们如何成功的故事书来消遣时光。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读到这儿，仿佛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一种面壁十年一朝顿悟的感觉。
商道如茶道。当少许茶叶在一杯沸腾的水中跳舞翻卷的时候，我们似乎感觉到它因为剧烈的温度而烫得痉挛悸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一股清香才扑鼻而来。茶道移诸商道，同样适用。《财富故事会》中所讲述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像卷曲的茶叶，在人生痛苦的磨难中，渐渐舒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他们当中，有从一名普通鞋匠而起家创业的，有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而奋斗到底的，还有不惜放弃甜蜜的亲情爱情艰辛砥砺的……艰难困苦，玉汝与成！
说起茶道，也许是编者无心为之，妙手偶得，也许是有意为之，渐入佳境。丛书第3册中，编者没有取与“财富”相关的字眼做标题，而是给其中的故事总命名为“一杯茶装一个世界”，让人想起布莱克那几近于参禅般的诗句，讲述了6位经营茶叶、茶馆而跻身于财富人物行列中的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也许，《财富故事会》的主创人员在编撰这套丛书的时候，潜意识中就有一个商道如茶道的理念吧！
跟随书中各位财富人物在惊涛骇浪的商海遨游中体验、品味财富的聚集生成，在他们坎坷曲折的创业长征中汲取智慧的点子，或许你也会有朝一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愿你坐下来，在喝一杯茶的空当中，慢慢翻阅这本书，或许在翻阅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丝创业的激情与冲动，昔日忘却的梦想会被创业的热情重新点燃，抛锚的轮船会重新扬起希望的风帆。当你有一天坐下来泡着清香的龙井，回味自己人生成功的起点的时候，让你的回忆，从一杯茶开始……
欧洲茶叶贸易之旅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
探究绿茶贸易历史
绿茶既干制的茶叶，是最基础的茶种，色香和兴奋作用较弱，但含有十倍于红茶的未裂解茶多酚，有很强的保健作用。此外绿茶含有大量维生素和叶绿素，有与蔬菜水果类似的营养价值。
虽然绿茶制作工艺最少，但为了保存更多的茶多酚和叶绿素，要求既迅速加热脱水又不过热，其技术含量最高，在不断摸索中才被总结和发扬。早期，人们将新鲜茶叶直接下锅，只有茶叶产地才能喝到绿茶。在阳光强烈的地区人们晒干茶叶，特嫩茶如碧螺春者由人体体温干燥，但这些绿茶都无法大量生产。唐朝时，种植茶树的寺院使用蒸笼控制火候蒸热新鲜茶叶，制作成蒸青绿茶，这是最早的量产化商品化绿茶，并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茶叶外贸。明朝，炒青技法成熟，绿茶完全商品化，取代其他茶种成为中国本土的主流茶种。在早期对外贸易中，绿茶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
绿茶圈
1、对朝鲜贸易第一次出口
对朝鲜贸易是茶第一次跨出国门，属中国茶外贸的开端。
三国时，作为魏国属地的北朝鲜地区，已有人携带茶进行消费。四到五世纪，商人进入朝鲜半岛进行盈利为目的的贩卖。朝鲜三国时期，茶叶已成为大宗贸易品，七世纪中叶善德女王时期，新罗国将茶列为正式祭品之一，供奉神农。
828年12月，朝鲜开始种植茶叶。高丽王朝时期，中国茶文化作为佛文化的一部分传入朝鲜，讲究禅茶一味，出现自己的茶礼文化。茶首先在贵族中流行，然后在僧人、道士中传播，最后效仿中国流传于文人阶级。高丽王朝时代，中国商人可以向朝鲜平民出售茶叶，但主要作祭祀品使用，不能像消费品那样大量出口。
李朝起，实行灭佛运动，与佛文化相联系的发酵茶文化受打击，而后与儒道相联系的绿茶兴起。日本入侵后，茶文化一度中断。朝鲜战争后，追随美、苏，南北一度盛行冰红茶和泡沫红茶。70年代以来，回复对绿茶的消费。
朝鲜半岛茶产量低质量差，至今只有一千五百吨的年产量，是故一直未能作为日常消费品在民众中普及。至今，南韩人均年消费茶33克，北朝鲜小于20克。微小的消费量使朝鲜茶贸易额微小，中国一直未能大量获利。但是，朝鲜茶文化发达，其一直在茶具市场挑战中国。虽然朝鲜茶具从未对中国茶具造成威胁，但在对日本贸易中，创造了一定利润。
朝鲜茶贸易的经验启示有二：首先，若不能将茶作为民众日常消费品，即使文化根基深厚，也难以创造足够大的贸易利润。第二，本身产茶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利用纯粹茶文化优势，进行茶类产品出口创汇这更证明了茶贸易是以茶文化为主导的。
2、绿茶进入日本
唐时，日本派遣唐使流学中国，其中多有僧侣。这些日本僧侣与中国僧侣一同饮茶，学习了整套唐风茶艺，并将其带回国。804年，茶籽传入日本并种植。806年，制茶技术传入。815年，日本制茶成功，嵯峨天皇饮后，大加推广。当时的茶文化完全照搬唐朝，以《茶经》为权威，在贵族和僧侣中流行，称为弘仁茶风，流行于九世纪，后来衰落。
1191年7月，完整学习中国茶道的荣西和尚回国，在日本全面介绍茶并开始独立研究。当时日本茶主要来自中国的宋朝斗茶，以中国径山寺茶宴为标准。此时，早期蒸青绿茶传入日本，成为主流。至今，蒸青绿茶在中国已完全被炒青绿茶淘汰，但在日本仍是茶叶消费的主流。蒸青绿茶在任何指标上都低于炒青绿茶，且味道腥苦，但日本却保留了这一本应在商业竞争中被淘汰的茶种，因为日本人认为苦涩的蒸青绿茶更接近清、寂、和的茶道精神，这也佐证了文化在茶贸易上的重要性。
1489年，足利义政将军隐居，改原本热闹的娱乐性的宋朝式茶会改成有更多宗教意味的简明清寂茶礼风格。十五世纪，著名僧人一休及其徒弟村田珠光糅合贵族和平民两类茶礼，将茶与禅宗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抹茶道。十六世纪，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剔除茶道中的物质因素，强调精神，回归为更简单的日本煎茶道，以不完美为特色精神，作为主流流传至今，对日本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3、对日本的绿茶出口
日本是主要茶叶进口国之一。日本本土年产茶约十一万吨，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依赖进口，以蒸青绿茶和乌龙茶为主。
1164年，中日第一次正式贸易。1368年起，中国和日本之间开始政府朝贡贸易。1382年，丞相胡维雍意图谋反，将日本的朝贡礼物蜡烛内装入炸药筒，意图刺杀皇帝，被识破未得逞，但严重影响了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1404年，日本分裂为南北两个朝廷，双方争着向明朝廷朝贡贸易，延续到1523年。其间中国发船7次共20船，日本发船18次共90船，日本主要出口硫磺，中国主要出口茶。
1523年起，中国停止政府贸易，私人贸易发展。1567年，政府禁止私人直接与日本贸易，故中日私商在东南亚港口进行转口贸易。倭寇盛行后，常在江浙地区登陆，抢劫茶叶。当时倭寇常抢茶不抢银，因为当时的日本同样重量的茶价格高于白银，返回的倭寇船只运茶比运银更有利。
1644年起，清朝私商直航日本主动贸易，而日本处于锁国状态，被动接受进口。1684年起，苏杭、福建商人纷纷组织大规模船队向日本贸易，其中福建船队大多在长崎靠港，将福建乌龙茶带到长崎，影响了当地的饮茶偏好。明治维新后，日本商人在长江三角洲大量购茶。日俄战争起，茶叶贸易一度中断。80年代以来，茶叶出口再开，并迅速发展。
2001年日本进口绿茶一万七千吨，九成为中国绿茶。中国绿茶出口价为每公斤二到四美元，只有日本同类产品卖价的两成。2006年，日本进口中国绿茶二万八千吨，增长率很快。此外，日本每年茶叶出口约一千吨。
中国绿茶在日本市场有稳固的地位，其价值并非其他国家生产的其他茶叶类型所能轻易取代的。究其原因，现在的茶叶出口主要是因为文化联系，归根到底还是沾了老祖宗的光，而非中国绿茶本身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果我国当代茶文化不能迅速发展和跟进，日后的市场扩展必然受到限制。
4、摩洛哥的意外
摩洛哥是中国茶叶出口第一大市场，也是中国绿茶出口传统市场，2006年我对摩洛哥出口绿茶五万六千吨，金额超过一亿美元，占中国绿茶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许多国内流传的说法认为，绿茶经突厥传入土耳其，然后进入摩洛哥。但是，根据摩洛哥本土记载，绿茶进入来自一个意外。
在早期茶叶贸易中，茶叶离中国越远越少，在偏远的摩洛哥，只有去麦加朝圣过的人知道茶的存在。英国开辟茶贸易以后，大量茶船由摩洛哥海边经过，但当时摩洛哥闭关锁国，与世界市场没有交往。一次，一条英国贩茶船遭遇海难，于摩洛哥海滩搁浅，摩洛哥人取其茶，在朝圣过的人指点下饮用。当时摩洛哥以骆驼肉为主食，过于油腻且缺乏维生素，摩洛哥人发现绿茶是其饮食结构的重要补充。从此，摩洛哥探寻向中国的商路，并通过其他伊斯兰国家向中国长期购茶。后来，摩洛哥强盛起来（其中少不了绿茶的缘故，绿茶增加了消化吸收率，等于增加了骆驼畜牧业单产），并影响商道上其它国家和周边被军事征服的国家饮用绿茶。由于与欧洲世界隔绝，摩洛哥没有受绿茶转红茶风潮影响，反而发展了当地风格的茶道文化。
摩洛哥可谓中国绿茶在西方世界一棵牢固的钉子。摩洛哥绿茶不仅本国贸易量大，而且带动了自波斯湾起一线各国对中国绿茶的需求，并影响非洲西北各国市场。在有饮料都市之称的卡萨布兰卡，中国绿茶在与咖啡、可可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为绿茶世界竞争的一大胜利。
摩洛哥对绿茶需求非常稳固。每天上午，摩洛哥国王带头喝第一杯茶，举国上下举杯同饮。每有客人，主人会依礼敬茶三道，礼节之严谨与韩国、日本类似。全套繁琐的摩洛哥式茶具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每年进口绿茶是摩洛哥人的一大笔开销，进口量并未因为成本高昂而减少。
摩洛哥是一个意外收获的市场，但产生着巨大的利益。维持摩洛哥人进口中国茶叶而不是其它国家产品的最主要因素是：传统文化。如果没有文化影响，摩洛哥市场没可能极不经济地向中国，而非更经济地向非洲开放。
茶马古商道
唐代以来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古商道，是藏族地区的马匹、皮毛、药材等特产和四川、云南的茶叶、盐、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交易的商业通道，主要依靠马帮在山谷、驿道中长途跋涉来运输货品，故称“茶马古道”，亦称“茶马商道”。自唐、宋以后，汉藏物资依赖茶马古道持续往来1000多年，维系了两地物资与文化的交流，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古道（特指滇藏茶马古道）的最繁忙时期。抗日战争结束后，随多条进藏公路的修筑而渐渐没落。
茶马古道蜿蜒于我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古代滇藏主要路线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思茅、普洱、临沧、保山、大理、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都、拉萨等地，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进入尼泊尔。这条茶马古道横贯藏、川、滇高原横断山脉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蜿蜒4000余千米。后因云南经济持续发展，清代、民国时期共开拓多条内外通道：昆洛前路茶马道、滇西后路茶马道、思茅易武茶马道、思茅澜沧茶马道、思茅江城茶商道、普洱思茅通外茶马商道、佛海通外茶马商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