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的茶业。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清朝茶业的兴盛和衰败”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清朝茶业的兴盛和衰败”相关知识！
茶叶出口曾经是当时大清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大宗商品，清代茶业经济的兴衰，亦可说代表了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康乾盛世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皇帝也意识到，挣钱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茶业经济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康熙二十三年皇帝下诏废止“海禁”政策以通商裕国，随后又颁发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乾隆皆好饮茶，对于上流社会饮茶风习的推动，对于促进各地名茶发展，推动饮茶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初，茶叶延续明代之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人是不能随意贩运的。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尤其在“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急剧扩大，当地茶商藉地利之便获得了发展。
一项重要的种植技术在清代出现了，这就是扦插无性繁殖技术，改变了前代茶树只能用茶籽种植的旧观念，茶叶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茶类也在清代不断丰富，由于外销红茶供不应求，清代工夫红茶品种不断增多，而乌龙茶亦在清代产生，著名的铁观音也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
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茶叶市场对华茶需求剧增。中国茶的种植面积、产量、茶叶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至光绪十二年，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41万吨。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人用地里长出来的茶叶换世界的真金白银，让列强们为之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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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茶商
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作为“贡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为贸易田茶。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马御史招专商领引纳课后,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交易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区运销各地或输往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兴盛千百年的泸州茶叶
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四川泸州，从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早已成为云茶、川茶、泸茶等南路茶叶的交易集散中心。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泸南边的统治和促进商业贸易，开市进行茶马交易。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大将军唐蒙率十万之众从合江符关出使夜郎王国，经20年的奔走打通夜郎古道。后司马相如再入符关走古道，把巴蜀文化向夜郎国传播，泸茶便成为了出使夜郎各民族的和平使者。西南边各民族来至泸州城下贸易，一时间风日欲寒城外市，帆樯多近水边楼牁天远茶马路，竹枝声里出泸州。泸南产茶、出佳茗载于《茶经》和皇家典籍。
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整治永宁河道，凿通江门大滩82处，从此象马边陲通贡道，蛟龙窟宅变夷庚。从明洪武到清乾隆、光绪年间，对赤水河仁怀以下河道进行整治，同期间又对沱江流域进行疏竣，从而使泸州进入了历史以来水运中心的经济时代。一江水运使泸州与沿边地区的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古蔺、叙永、纳溪各民族商队、马帮云集，茶叶市场已逐步从农村集市向水码头的泸州茶叶专卖市场转移。朝廷以茶换马，百姓以茶换盐，商家以钱交货，形成泸州西郭皆有市，八方驮铃进城声。水门向晚茶商闹，小市通宵酒客行的景象。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清末民初以来，泸州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难怪当年陆游路经泸州，在市街上看到的是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园园珍的繁荣景象。
牛皮茶红岩茶价高利厚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据食货志载，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山区农民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乎，泸茶的种植面积从叙永县、古蔺县逐步向纳溪区、泸县等地转移。一时间，泸茶有浅疏通野寺，绿茗盖丹山的描述。待到清明时节采茶时，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
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着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着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着。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古代茶业的最后骤起和大落
要谈古代茶业的向近代发展，就有必要先讲讲西方茶的饮用和贸易历史。因为，近代茶业，从某种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和西方茶叶贸易的事业。
那么，关于饮茶和茶的知识，是什么时候从我国和东方传到欧洲、播及全球的呢？更悠远的情况，已说不清楚，从现在能够见到的确切记载，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马歇所写的《中国茶》；最早把茶运销西欧的，是１６１０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自此以后，当时被称之为“草药汁液”的茶叶，首先在西欧上层社会风传了开来。接着由西欧、中欧传遍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使茶和丝绸，成为中国和西方贸易的两种主要商品。
茶在中国的传播，就从西汉王褒《僮约》为始，至唐朝中期普及南北，共用了８００多年。但是，茶从１７世纪初首输荷兰，由欧洲进一步传饮美洲、非洲和澳洲，也只用了仅一个多世纪。当然，这与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但茶之畅饮欧洲、畅饮全球，与茶的自身魅力，不是无关的。毋庸多说，饮茶习俗在西方或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过程，自然也就是茶叶国际贸易不断和相应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就以英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即可说明。以英国国内茶叶消费数量为例：１６９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仅订购３００桶上等绿茶、８０桶武夷茶，市场就为之充斥。但至１８世纪末，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年均就达到了３３０万镑左右；至１８３４年，更猛增到３２００万镑。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就是西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因为，其时除中国以外，产茶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朝鲜，但他们出产的数量都不多。而在西方各国的茶叶贸易中，尤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著；其庞大的船队，差不多整整垄断茶的世界贸易有两个世纪之久。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独擅华茶贸易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税收和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天生抗性，英国在英中贸易中，又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银两随茶叶贸易额的逐年提高，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流向中国。
对于以搜括世界钱财为业的当时英国殖民者来说，茶叶贸易包括转口贸易虽然给了他们不可胜计的利益，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到手的白银又倒流中国，这对他们来说，犹如芒刺在身，是会时刻想法拔除的。他们以有毒的鸦片，来换取中国有益健康的茶叶，以此抵消与中国贸易的逆差。这自然激起我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结果，也就随之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中英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英国的洋枪大炮，洞穿了“大清国”外强中衰的神秘外衣，并且自此的数十年间，把中国整个裸置于列强各国任意宰割的刀俎之上。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除维护了其贩卖鸦片的权益以外，他们为自己也为所有列强各国，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使外国资本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直接开厂、设栈，强行把中国置于他们直接控制和掠夺之下。以茶叶来说，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俄国、美国等等，也竞相参与了华茶贸易，从而也打破和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长期垄断的局面。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侵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把中国的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更进一步地放置于世界茶市之列，使中国茶的生产、贸易，直接或较大地受到国际茶叶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调控。因为这样，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开厂、设库、设栈，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也相随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中国１８６６—１９００年间一些年份的茶叶出口数为例（见下页表）。
下表实质上是我国上一世纪后期茶叶出口的一个消长情况表。表中摘录了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的有关茶叶出口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１８８６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继道光末年和咸丰的发展趋势，逐年呈跳跃式的递进。１８８６年以后，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和发展茶叶生产获得成功，大批新茶园投产，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结果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
清季我国茶叶生产受国际茶市影响出现的这种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我国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咸同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关于福建咸同年间植茶的风起，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产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与汀、广、泉、永之人，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轻本重末，大妨农业，由是客民众多，棚厂联络。”另外《光泽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种茶，生息亦广”。
类似的记载，也常见于我国南方各省的有关方志中。如安徽歙县，在其民国县志中也约略指出，“歙地宜茶”，但在“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故须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至光宣间，计输出者已达三万数千担”。这里所说“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主要是根据道光八年撰刊的《歙县志》的记载；“至光宣间”，没确定具体年代，不过从这条资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歙县甚至整个皖南的茶叶生产，也是在咸同或主要就是在咸同年间发展起来的。其实，清季也是我国古代茶业最后的一个发展高峰，其确切的年限，当包括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至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这样４０多年时间。中英鸦片战争，１８４２年８月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５个口岸。１８４３年在虎门，又被迫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从《南京条约》和其补充“章程”等签订的具体时间，我们将五口通商对茶业产生影响，不妨就暂定为１８４３年。至于１８８６年，这一年，是我国海关统计茶叶出口最多的一年；在这年之后，我国茶叶出口就一年一年锐减了下来。
这里还要指出，清代后期我国茶业的这一飞跃发展，与国外对红茶需要的剧增是相联系的，所以，在茶类生产上，也表现出以红茶为主的发展特点。举湖南的一些史实为例。如同治《巴陵县志》载：“道光二十三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县。再如同治《安化县志》也称，湖北通山一带过去也是一个重点产茶区，咸丰时因太平军征战江汉流域，原来往返通山的一些茶商，有的就“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收买畅行西洋等处，称曰广庄，盖东粤商也。方红茶之初兴也，打包装箱，客有冒称武彝以求售者”。这条史料不只说明安化的红茶生产，是咸丰年间由广东茶商“倡制”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反映，福建武彝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的红茶生产，也差不多都是在此前后，由广东和各省茶商倡导下风兴起来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明确，其时正值红茶“初兴”；不是指安化，而是指全国当时都属初兴阶段。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后来每年红茶所占的出口比重，看出一些线索。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我国鸦片战争以后至光绪初年茶叶生产和茶叶出口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国际茶市对红茶需要在红茶方面的一种突出发展；同时也明显反映，在光绪十二年以后我国茶业的直线下落，是因国际红茶市场被挤而主要是红茶出口的一种衰落。其实，关于这点，在我国咸同年间茶园和茶叶生产大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就潜伏着即将衰落的危机。因为我国各地这一纷起拓展茶园的过程，正好也是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和荷兰在印尼大规模发展种茶的过程；当他们茶园发展起来以后，受影响的必然也只会是我国茶叶的出口和茶业。事实也是如此，印度和斯里兰卡最先和主要生产的，不是别的茶类，而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畅销和中国出口最多的红茶。
上表和前表的数字还告诉我们，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９世纪末的十四五年中，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锐减了３８．５７％；平均每年要减少３８２８７６担。这也就是说，我国咸同和光绪初年发展达到的茶园最大面积，至上世纪末，至少也应减少或荒芜３８％。不，１９世纪末，我园茶园实际减少的面积，远不止这一数字。因为盲目发展的特点就是一哄而上，一风而散。一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卖不出去，不只在咸同以后发展起来的新茶园，有的甚至连同过去的老茶园也一并废弃了。以广东的情况为例，如民国《广东通志稿》中就记说：“中国商品，向以茶为出口大宗，而在广东，又夙推罗定之珠兰茶为巨擘。在昔远近驰名，销流甚广，年中所值，以千万两计。近数十年来，竟为印度、锡兰茶所压倒，一落千丈，于今尚未底止，微乎殆矣。”再如宣统《南海县志》也载：“茶叶从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芳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
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覩矣。”类似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方志和史书中，随翻即是。清末我国茶业的衰微，不简单只是出口锐减和茶业凋蔽的问题，其盲目滥垦、毁林和毁田种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则是更无法用一般数字来计算了。
中国饮兴盛于隋唐
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泸州茶叶兴盛千百年
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四川泸州，从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早已成为云茶、川茶、泸茶等南路茶叶的交易集散中心。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泸南边的统治和促进商业贸易，开市进行茶马交易。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大将军唐蒙率十万之众从合江符关出使夜郎王国，经20年的奔走打通夜郎古道。后司马相如再入符关走古道，把巴蜀文化向夜郎国传播，泸茶便成为了出使夜郎各民族的和平使者。西南边各民族来至泸州城下贸易，一时间风日欲寒城外市，帆樯多近水边楼牁天远茶马路，竹枝声里出泸州。泸南产茶、出佳茗载于《茶经》和皇家典籍。
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整治永宁河道，凿通江门大滩82处，从此象马边陲通贡道，蛟龙窟宅变夷庚。从明洪武到清乾隆、光绪年间，对赤水河仁怀以下河道进行整治，同期间又对沱江流域进行疏竣，从而使泸州进入了历史以来水运中心的经济时代。一江水运使泸州与沿边地区的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古蔺、叙永、纳溪各民族商队、马帮云集，茶叶市场已逐步从农村集市向水码头的泸州茶叶专卖市场转移。朝廷以茶换马，百姓以茶换盐，商家以钱交货，形成泸州西郭皆有市，八方驮铃进城声。水门向晚茶商闹，小市通宵酒客行的景象。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清末民初以来，泸州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难怪当年陆游路经泸州，在市街上看到的是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园园珍的繁荣景象。
牛皮茶红岩茶价高利厚
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据食货志载，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山区农民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乎，泸茶的种植面积从叙永县、古蔺县逐步向纳溪区、泸县等地转移。一时间，泸茶有浅疏通野寺，绿茗盖丹山的描述。待到清明时节采茶时，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
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
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著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著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著。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
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
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
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北宋茶诗兴盛-悠久的饮茶历史
茶叶，是我国的一种传统饮品，我国国人饮茶历史悠久。根据《说文解字》中对茶做的注解：茶，茗。可知，在古代，茶也叫茗，品茶也可叫做品茗。另外，根据陆羽的《茶经》还可知道，茶也可称作荼。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茶叶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根据现有相关资料的搜集，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咏茶的诗歌。但是，这时在《诗经》中也有一些诗句提到过荼了：比如《诗经》中的《邶风谷风》、《豳风七月》和《大雅绵》三篇，其中就有一些句子提到过荼。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三首诗中关于荼的句子就是茶诗的起源，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茶诗作品创作的酝酿和萌芽阶段。
到了两汉时期，文人们开始热衷于饮茶。我们从王褒的《僮约》赋就可以看出。这篇赋说的是王褒去一个朋友家作客，这位朋友的仆人对他很不礼貌，于是王褒很生气，就向朋友买了这个仆人为家奴，并把要求此家奴做的事全写下来，王褒列举的种种杂役，其中有一件就是要他的家奴必须到武阳买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茶叶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和买卖了。这说明在当时，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饮茶的习俗已经在人们特别是像王褒这样的中产阶级之中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的风气要比前代更甚，饮茶不仅仅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不再只是士族文人的专利，不少市井老百姓也开始饮茶。另一方面，这时佛教兴起，因此人们也开始用茶来供奉佛事、款待施主、招待嘉宾，饮茶生活进一步发展，诗人们通过诗歌创作来记录自己的饮茶生活，表达自己对茶的热爱之情。
隋唐初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不过这个时候饮茶主要集中于北方各地，而且人们主要注重的还是茶的药用功能，很多的医书对此也做了一些记录。一直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才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时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是唐代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们的饮茶生活和茶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
唐代茶产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是茶叶生产开始发达起来。不仅茶叶的产量比以前有了增加，而且在各地的茶叶中都有一些名茶不断地出现。无论是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讲，这个时候都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第二，是开始征收茶叶税，并且将其纳入政府垄断体系。茶叶生产有了质的飞跃，必然推动茶叶贸易也跟着兴盛起来，这也为唐朝政府开辟了一个财政的来源，于是开始对茶叶征税。后来随着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唐朝政府看到其中有利可图，于是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制度，就是将茶叶的买卖进行控制，实行专卖制度，进行垄断控制。第三，是设立贡茶制度，要各地的茶农都向皇帝进贡上好的茶叶，由于有了这一压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当时的制造茶叶技术得到了提高。
因此，到了北宋时期，可见当时饮茶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地悠久了，这也是当时茶诗繁荣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
秦汉和六朝茶业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同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往有的文章中说过，“假如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假如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同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假如从文化回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
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先容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进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以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往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热和期，均匀气温较现在要高２℃这点，以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地把《尔雅》~--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神仙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①。
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神仙”，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②等记载。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实，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由于“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交界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实。据报导，在１号和３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进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外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未几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实。王褒在具体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同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浔钆胼保笤莆涠悸蜉保⒁郧拔?菜，后为茗。”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实在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浔睢绷晌洹１收卟煌庹庵挚捶ǎ?以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固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假如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①
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由于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由于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隧道道的下江人。
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经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同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往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先容，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
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以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究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净。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正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进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
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王侯将相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假如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看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由于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看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标志了。另《晋复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m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m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往，纳仗m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①《晋复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由于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题目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占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
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以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①。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以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
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假如不是《宜兴县志》编辑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实，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
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固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由于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进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
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生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生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生产茶叶的数目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固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进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平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由于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实在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即是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①。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进步。
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浔钆氩琛保蛔鞑枳骺嗖私猓竺娴木叩比灰?非指茶具；后一句固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往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
“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①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也已颇为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割据的局面。由于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奠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立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固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①这里再次证实，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平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节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固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仭５改旰螅跛嗑筒皇溶?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②。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舆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往，还尔丹阳。”①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固然***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往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往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了茶文化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印度释迦牟尼35岁成佛，80岁逝世，在45年里孜孜不倦地传播教义，创立了佛教。
西汉末，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佛教弘扬的教义主要有“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行善修道、慈悲为本等，比儒教和道教更容易感化人，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因此传播很快。
佛教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仪式，托钵乞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印度，“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成为一种风尚。“掘地垦土”的农业生产和“手捉金银”的贸易经营都是印度佛教戒律所不允许的。
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僧人也是随师乞食或靠俗人供给生活所需。西晋惠帝建兴圣寺“供养百僧”。北魏有“僧祗户”（凡民间每年捐谷六十斛入僧曹的，称之），但我国僧尼多居寺庙，过着集体生活，要念经坐禅，乞食似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为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和不断发展，必须与我国的儒教、道教相融合，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早在东晋时，佛教就开始自力更生地解决生存问题，南朝梁《高僧传》记载，东晋时高僧道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佐证已废除印度佛教的乞食制，开始生产劳动了。他们种茶的历史也很悠久，相传晋代名僧慧远曾在庐山东林寺以自种自制的茶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
在国家经过三百多年分裂动乱之后，唐高祖实现了南北统一，建立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帝国。唐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儒、释、道三教都予扶植，虽然唐王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但实际上采取了佛道两教并重的方针。
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的创宗时期。在唐代，佛教各宗相继形成，尤以禅宗独盛，它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吸收儒家的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怀海禅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禅宗的特点，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僧人除了上早殿（早晚集体念经）、坐禅、诵戒，还要从事农林生产劳动。
“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禅宗又分南、北两宗。慧能创立南宗，主张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也可以顿悟成佛。慧能这种简化教义和修行的方法，对于那些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感迷惑、怅惘的劳动人民以及心灵空虚的士大夫，以至达官显贵，都可以得到精神寄托。到了唐代后期，南宗几乎取代了佛教其他各宗。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诗云：“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盛唐时期，寺观中奴婢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著。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已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