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文化常识。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叶文化价值不该是文化负担”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叶文化价值不该是文化负担”相关知识！
为茶艺表演中生僻的解说词做翻译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鲜少接触茶文化的专职翻译往往只好“跳过”不做解释。不仅如此，茶叶包装上的一首又一首古诗，对于国外消费者而言，他们通常也只能停留在对汉字的欣赏层面。对于这样的交流障碍，不适应的，远不止斯里兰卡人。
由于中国茶主要用于原料输出，一直以来，这一点并没有引起重视。但许多驻华的外交人员是茶叶产品的直接接触者和最早的反馈者，他们建议在茶叶包装上，突出饮用方法和产品功效。这一点，“立顿”的包装或可借鉴。清晰的饮用方法图例说明和明确的功能性指示，更加实用。
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对中国茶业的反观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与称雄快速消费品市场的国外茶叶品牌相比，中国茶始终以种类多样和文化深厚为优势。并希望可以以此为基础，打一场反击战。
然而，不当的文化宣传，往往把茶叶本身束之高阁，架空出大众消费的视野。同样，在国内的茶叶营销中，文化宣传往往走向深奥不可知的误区，非但没有提升茶的魅力，反而成为传播的阻碍。
如果，完全脱离大众脱离日常生活的茶文化宣传已经成为不必要的负担，是否也该到减负的时候了？
cy316.com编辑推荐
茶文化的核心价值
当前茶文化正进入兴盛繁荣的时期，全国茶文化活动之多，各地政府之重视，热心于茶文化人士之众，都是空前的。过去茶业界是一个比较封闭、保守的行业，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兴起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关注，他们为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茶文化的广泛传播又带动了茶市场的发展，许多商人看到茶产业的发展空间，也纷纷加入到茶行业中来。各地、各企业为进一步推动茶产业快速发展也加大了茶文化的宣传力度，邀请知名人士、高层文化、科技、经济研究机构及大小新闻媒体，对茶文化进行宣传解读，使茶行业沸腾起来。因此，有必要研究茶文化的核心价值，以保证茶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茶文化是美雅文化茶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宝物，她处处表现出美雅的内涵。品茶、饮茶是陶冶情操、平和心态的过程，将人引进一个平和淡雅的世界，理智地认识世界和自我，培养人们的善心、爱心、诚心和真心。这就是茶文化美雅的价值所在。
茶是雅的化身，茶叶总是与一些高雅文化结缘。诗词、歌赋、音乐、戏曲、琴棋书画、陶艺插花等等都与茶不离不舍，并成为这些文化的歌颂对象，被社会各界人士所钟爱。
二、茶文化是理性文化茶在历史上，早就获取极高的评价和地位。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是多么崇高的评价和地位。后来人们还将茶称为万病之药，并将茶的作用延伸到精神领域，成为致清导和、友谊桥梁等等，为人类和平、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历史的前进、科技的发展，茶的药用地位逐渐被其它药物所替代，茶只能退居到药物的辅助地位，仅成为人类的普通饮料。茶在被誉为万病之药之时，没有因此而孤傲，也没有因为退居为普通饮料而自卑，而是使自己更贴近群众，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不断奉献自己，满足人们的需要。我们应提倡每个经营者要理性经营，理性地解读茶文化，按照市场规则和价值规律做好经营。
三、茶文化是真实文化在茶文化宣传中，不科学、不理性的解读无助于茶产业的健康发展。茶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一种植物，既普通又实在。茶经过人们的加工制造，可以形成五花八门的茶类和品种。目前，在茶文化宣传上缺乏的仍然是对茶的以上知识和茶的鉴别、茶的保健机理的宣传普及。我们只要根据当前科学发展的水平，实事求是、客观地进行宣传，人们就很容易接受。
四、茶文化是道德文化茶是文明的象征。茶文化是文明文化。茶不仅给人带来肌体的健康，还赋予人们心灵的健康，达到一个完美的人生境界。茶人十分重视茶德、茶道。茶德是茶人应具备的道德，茶道实际上是讲做人的道理。茶行业一贯奉承以诚立身，以信为本。
茶产业是一个老行业，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小股背离茶文化道德价值之风，搞虚假拍卖、虚假销售、虚假年份、虚假品牌、虚假产品的现象，这是行业的悲哀。如果任此风气横行，那么茶叶行业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茶文化又将如何延续下去？所以任何从事茶业的人都有责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树立良好的茶德，营造一种良好的诚信经营氛围，保障茶产业健康发展。
野生古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野生古茶传说：古茶树是指分布于天然林中的野生古茶树及其群落，半驯化的人工栽培的野生茶树和人工栽培的百年以上的古茶园（林）。花山文岔大茶树生长在花山乡文岔上文献村，第一株海拔1762米，坡度15度。树高15米，树幅9.8米，基部径围3.14米，干径1.03米，最低分枝0.8米。春茶萌芽期为2月上旬，3月上旬开采，夏茶开采期为6个月上旬，秋茶采期为8月上旬，休眠期为11月。第二株基部径围1.85米，干径0.588米，树高10.1米，第三株基部径围1.6米，干径0.5米，树高9.95米。单株每年收干茶15公斤以上。据专家考证，这些茶树树龄不低于500年。
景东属于澜沧江流域、普洱市的西北方，是野生古茶树资源丰富的县份之一。也是古老的普洱茶产区，据资料记载已有1300多年的茶叶种植、加工和流通的历史，到了清朝，景东沱茶已远销青藏高原，享有盛名。
在位于宜宾县蕨溪镇万寿村人民组黄山上，原始天然次生林中分布着一个野生大茶树种群，数量约达百株之多，是目前川内发现的最大野生古茶树种群。
由于在这个大规模的野生古茶树种群里，可能分布有可食用的野生古茶树小种群，因此，专家将对该野生大茶树种群作更进一步的详查，完整摸清种群的数量、结构、分布状况和生长状况，掌握资源数据，同时请树木分类专家进一步确认野生大茶树的具体种名，并对少数所处地形条件较为恶劣的植株采取人工加固的方法予以保护。
思茅地区镇沅县九甲乡千家寨2700余年野生古茶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野生古茶树王，也从此证明了茶是谁发现的最早是中国。云南现存有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千年以上古茶树30余棵，占全国的40%以上，100亩以上连片古茶园面积达20余万亩。有古茶树王国之称的云南所拥有的野生型、过渡型和栽培型古茶树、古茶园，在中国和世界具有唯一性，是重要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野生古茶树作为驯化茶树之源，科研价值极大。但野生古茶传说多健康研究却非常少，很多人认为野生古茶是最好的，因为产量少价格高，那么影响品质的主要因素是茶叶原料嫩度和对制作各环节的控制好坏，而不能只从原料而不考虑加工技术。专业人士都需要检查干茶，开汤等来评定好坏，无实物是不可能评定的。
台湾茶叶的茶文化
台湾目前所栽种的茶树品种，是距今两百多年前由福建移民所带来的，而台湾早期的制茶技术亦是由福建师傅所传授。目前台湾所产制的乌龙茶、包种茶等茶类，其产制技术皆来自中国福建省。
清朝后期的台湾，茶叶是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品，也促进了台湾北部的发展，将产业重心从原本的南部移转到了北部，对后来台湾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台湾十大名茶有冻顶乌龙茶、文山包种茶、东方美人茶、松柏长青茶、木栅铁观音、三峡龙井茶、阿里山珠露茶、台湾高山茶、龙潭龙泉茶、日月潭红茶等十种知名度较高的茶。台湾，除了后发酵的茶外，什么茶类都生产，而且都辉煌过。
日据时代的红茶，光复后1950年代到60年代的绿茶都是赚外汇的模范生，70年代至今可以说是乌龙茶的时代，虽然这个阶段不再是以外销为主，但配合茶道文化的发展，将部分发酵茶推到了极盛的状况，而且从台湾影响到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至于新马、欧洲、美洲，抓起了世界性的乌龙茶热潮。这个现象从这些地区新兴的茶艺业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茶艺业是受台湾影响后的产物，而且卖台湾乌龙茶喝台湾乌龙茶。
在台湾乌龙茶里，清茶与白毫乌龙又是台湾特有的二种茶类。世界乌龙茶主要产区就在福建、广东、广西与台湾，而这些地区所生产的乌龙茶，没有像台湾清茶(或称包种茶)发酵那么轻、焙火那么轻者，这种茶表现更具特色。另外就是白毫乌龙，其它乌龙茶产区也没有将茶发酵到这么重者，而且还要经过茶小绿叶蝉的叮咬，这种茶表现的是娇艳的女性风采，尤其是带蜜香熟果香气更具特色。
至于冻顶铁观音、水仙、佛手之类的乌龙茶，在其它乌龙茶区也生产;但台湾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较轻发酵、较轻焙火的清香型与在外形上高度揉捻成的球卷型。这两项特色目前也随台商所及，影响到其它乌龙茶产区。
台湾乌龙茶产业的兴起也扩展了乌龙茶的产区，而这股增殖的力量乃台湾茶农、台湾茶商亲自促成。原本不生产乌龙茶的越南、印尼，现在已经有了广大的乌龙茶园，原本仅限于东南一角的中国大陆乌龙茶区现在扩大了乌龙茶的产能，加上在外形上都走台湾球卷的路子，有利自动化机器装填包装成原片型袋茶，这是扩展乌龙茶饮用人口很重要一环。世界各国在久饮了红茶之后，台湾带动的乌龙茶风潮将被接受，若配合台湾努力推动的茶道文化，更可将人们带进另一个新的生活领域。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介绍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千百年来，茶马古道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为我国的文化史册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说起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从早期昌都的兴盛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翻开地图去查阅茶马古道的路线，我们会看到滇藏道和川藏道都有一个必经之地，也是它们的交汇点，这个交通枢纽就是闻名于世的昌都。事实上，茶马古道的开拓要早于汉、藏茶马互市兴起的唐宋时期，在这以前，这条以卫藏地区为起点，经由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作为枢纽而通往四川、云南二省的道路就已经兴起并渐渐发展了。早期的茶马古道就已经是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明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此一来，茶马古道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人民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还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桥梁。从考古所发现的遗迹上来看，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昌都地区就有规模较大且时间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也就是说，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很早就在昌都生根发芽了。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在于昌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川、滇、藏三地之间文化交流的孔道。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卡若文化时，除了其自身的特点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川西和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元素与特色，我国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一些影响，这充分表明卡若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边地区进行广泛交流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的色彩。卡若文化会受周围多种文化影响，恰恰说明当时的昌都不但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沟通的一个通道，而且是各种原始文化元素传播和集中的一个重要枢纽。
后来茶马古道日渐繁荣，昌都也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滇藏道和川藏道的交汇处，昌都成为了当时多种文化的聚集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都在昌都展现其风姿，让人们应接不暇。而昌都只是茶马古道的一个点，数千里的茶马古道早已融入到沿途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史当中，更让我国西南边陲的历史丰富而又充实。
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与日本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双方都无法迅速取胜，这个时候其实是在比国家实力和民族精神。而中国的沿海被日军控制，运送物资的滇缅公路又一度被切断，茶马古道就在这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为我国的战时物资运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茶马古道上，不畏艰险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茶马古道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起到了精神和物质上双重支持的作用。
历尽沧桑、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有着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历史和文化的记载与升华，有对沿途地区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有在中国对外抗争时的坚定支持，还有民族融合和宗教和谐相处的示范，堪称我国历史文化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然熠熠发光。
茶文化以及茶馆文化
一、茶文化
茶文化源源流长历史悠久，在浩瀚的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中，色彩纷呈，独成一景。有朋自远方来，或日常的交友待客，捧上一杯清淡的香茗，许多热情和恭敬也往往就蕴涵其中。旧时，饮茶与品茶的嗜好，风行于士大夫阶层，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密切相融，向来被视为高雅之举而倍受推崇。即便到了高度商品化社会的今天，在争名斗利的喧嚣浮华之余，邀三五同好或独携亲密知己置身茶坊茶肆，也很区别于斗酒的酒徒，而别有一番浪漫无限和诗情画意。
茶的最早史料记载，见于成书在秦汉时代的《神农百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也就是说，茶的最早用途，是作为一种解药被发现的，当作饮料传播普及，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衍变过程。因为气候条件所致，茶的种植产地多限在南方地区，流入长江以北自然就弥足珍贵，由是，在流传下来的史章典籍、正史野史中就有许多关于茶的传奇。《赵飞燕别传》里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汉成帝遗孀飞燕娘娘某日梦里见到了先夫陛下，毕竟一别经年，陛下对娘娘十分热情，急忙吩咐手下“看茶”，但立即招致了群臣的反对，指责娘娘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无数，没有资格饮茶。故事的真伪不去说它，但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到茶在当时的身价。既然茶如此高贵，被后世的文化人儿争相在追捧中附庸风雅也就不再奇怪。读史读诗，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因茶而有的思想澎湃和浪漫主义色彩，唐宋八大家等等的诗文中都不缺少饮茶品茶的感慨和感受。
提到茶，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陆羽的人物。陆羽，字渐鸿，生活年代与李白、杜甫大致相同，幼年孤苦，身事佛寺，曾专为和尚煮茶，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晚年隐居浙江苕溪，著《茶经》三卷十节，就茶的植、制、饮等系统总结，对后世的茶文化影响巨大，被视为茶文化的经典著作，其本人也因此被尊为“茶圣”、“茶神”。自陆羽的同时期开始，我国的茶产品逐渐外传，在盛销东亚地区和南太平洋诸岛外，也多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易货贸易的抢手物资。尤其是在朝鲜、日本，宠茶风盛，社会上下无不崇尚，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茶道”，逐渐演化为一种高度的饮食文明。后世东西方贸易兴起，把中国的茶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地，因为茶本身具有的芳香清馨、醒脑提神等特点，大受各个阶层欢迎，看看当时的有关文献，我们可见“东方恩物”、“康乐饮料之王”的誉称。如此风靡世界的一种商品中的文化、文化中的商品，曾几何时被国人自贱自轻，当“可口可乐”一把一把掏走世人口袋里的银子的时候，俺千年一剑先生常有颇多遗憾和说不出的心痛。
茶文化中有一种“茶佛一味”的说法，是说茶与佛的关系密切。我国的佛教，盛兴于南朝时期，当时的寺院多建在名山秀川之间，位处或邻近各个产茶地区。佛倡素食，作为清素之品的茶，与佛教的主张并无差异，加以茶能提神，恰好有助于和尚们精神抖擞的事佛打坐，自然就结下了因缘关系。发展到后来的茶道文化中，三口一“品”，先苦后甜，也就更有了几分洞悉人生的朴素的禅意。
茶的历史和文化，精深博大，远非千八百字可以说得清楚、概括完全。我这里笼统为之，是为引出下一个话题：茶馆文化。
二、茶馆文化茶馆的出现，究竟始于何时，似已很难考证。写这篇短文前，我曾查阅不少书籍，又特意求教一位供职于中国食品某某协会的专家朋友，但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杜甫有“落日春台上，春风掇茗时”的诗句，颜真卿有过“冷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的名对，因为这显然是为茶馆而感因茶馆而作，故我国茶馆的历史，其出现时期当不晚于唐代。到了宋朝，茶馆业进入到一个十分繁荣的时期，《梦梁录》中有极为生动热闹的记载。
茶馆的出现，先是被士族阶级和有闲阶层作为附庸风雅抒发情怀之地，经过一定的发展衍变，这才开始逐渐往普通百姓中普及，并逐渐成为一般民众在吹牛扯淡中沟通感情、密切关系的一个空间载体。旧上海的十里洋场，老北京的天桥闹市，不知曾演绎过多少甜甜蜜蜜又苦苦涩涩的故事。老舍的一出《茶馆》，把“清明上河图”赋予了鲜活的现实意义，不过一个方寸之地，却聚三教九流之徒，汇五方杂处之声，各色人等在此轮番表演，最终成为一个没落王朝的历史见证和生动写意。
茶馆的建筑和布局大都很有讲究，所以能够吸引人来，是因为这里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文化熏陶和精神享受。其建筑风格或古朴淡雅，或小巧玲珑，或临水楼台，或柳廊亭谢，置身其中，又见四时花草、鹤舞凤鸣，以及名人墨迹、图景图画等等，立时就有了一种心旷神怡的愉悦。此种布局，自古开始，今无改变，足见其深入人心的影响力。
旧时的茶馆还多为说书艺人的谋生地，惊堂木一拍，上下五千年中的风云变换就在口中超时空演义，说到精彩处，少不了茶客们拍桌子拍巴掌的暴堂叫好，人生或命运的沉重也就在这热闹中有了暂时的忘记。图清净的就开间雅室，几位老友把门一掩，畅叙旧情，轻松惬意，几杯热腾腾的香茗入口，则更添几分世态炎凉中的温暖情谊。
茶文化不仅仅表现为茶叶本身，在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茶具上也无烙印着文化痕迹。茶具有铜、瓷、陶和紫砂制品，物件不大，但工艺精深，集书法、绘画、篆刻、造型艺术为一体，很值得茶客们把玩欣赏，并从中感受到一层特殊的韵律。闻名于世的绍兴茶具，所以为世人所喜，这与它蕴涵深厚的民族文化特点不无关系。
说到茶馆，不能不说茶道。这里的“道”，不只是一种烹茶饮茶的方式，还包含有一层朴素的人生哲学诠释。我国的茶道发端于云南丽江白族等几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即使今天的正宗茶艺也大都来自这几个地区。茶道所用器皿，与我们日常茶具很有区别，多以陶或紫砂制成，其型小而玲珑，杯不为“杯”，而称为“茶盅”。一盅所纳，仅一口而已，所以茶道在“品”而不在“喝”。一次茶道下来，不以一种茶叶贯穿始终，多根据品茶人的兴趣而有不同品种的变换，续茶时有一个量掌握，先多后少，沏出的水也就先浓后淡。有个说法谓：“一口润唇，二口润舌，三口润喉”——三口成一个“品”字，意思是说，在这三口之后才能真正品出茶味和茶韵。因为茶水有一个先浓后淡的烹沏过程，茶客兼有个凝神屏气的环节，入口之茶先是极苦，渐渐始觉甘甜，茶道之中于是就有了关于人生的哲学蕴涵。这点有关茶道的知识，我说得很是肤浅，其来源，来自一次品茶中一位白族女孩的传授。女孩很文静，曾在这天数次为我们献上甜润的茶歌，至今想来，仍有一种愉悦的感受。
茶馆到了今天，逐渐有了音乐茶座、京剧茶座等等新面孔，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中所反映出的仍是民俗文化的承继和发展。遗憾的是，贵族化趋势愈来愈浓，旧时的热闹场景已很难再见，而且麻将声充斥，也多有婚外恋、情人恋搀杂其间，曾经的性情陶冶和文化享受，在阵阵清香中，早已被商品社会的商品文化扭曲。
茶叶文化支撑茶叶生命力
茶叶，不仅要加强品牌建设，还需要有文化支撑，这样才有生命力。在11月2日举行的茶艺新语首届国际茶艺邀请赛上，记者专程采访了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顾公新，说起茶文化，顾公新直言不讳。安徽省茶叶品种多、质量好，但在市场上，似乎没有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湖南的君山银针的知名度高。
对此，顾公新认为，安徽名茶各具特色，具有很强的优势，但品牌建设相对滞后，宣传推广也不够。近年来，安徽省涌现出了一批在地方乃至全省和全国都很知名的企业品牌，这是安徽省茶产业、茶叶行业的一件好事。这次邀请赛上，代表安徽省参赛的5支表演队，正好可以借此次茶艺表演邀请赛为契机，把安徽省众多的企业品牌推向市场，让更多消费者认知，从而对安徽省茶叶品牌的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和产业是不能分开谈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顾公新说，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安徽茶叶，就应该很好地用文化这个经济增长点，充分挖掘和利用徽州茶文化的闪光点，普及茶文化，扩大茶的受众群体，让茶文化观念引领人们喝健康茶、生态茶。这次茶艺表演邀请赛对宣传和推动茶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今后，还要多挖掘茶产业的人文文化，如历史、工艺，以及相关的茶艺、茶道等。
采访中，顾公新还对此次比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从整体上看，这次比赛的各支茶艺代表队在茶艺表演中创意新颖，融会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饮茶习惯、表演形式和方法。在谈到国内几支代表队的茶艺表演时，他说，此次比赛中，茶艺表演代表队在对茶艺、茶道精神的领会和技艺的表演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招一式中诠释出了茶道内在的静美和谐、清香幽雅，既展示了茶艺，又表现了茶德，显示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茶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
［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
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
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
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骚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惊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
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
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29］此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30］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石阡茶叶文化历史悠久
石阡茶叶文化历史悠久。据《贵州通志》记载，石阡茶叶始于唐代，种茶、饮茶盛于明朝.据唐。陆羽《茶经》记载：黔中生思州、播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石阡即为过去的夷州。
明万历三十年(1620年)《黔记》载：唐高祖黔安清江内各属费州(思南府)夷州(石阡府).明朝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和民国初年的《石阡县志》记载，黔省各属皆产茶，石阡茶皆为贡品，经当年茶圣吴觉农考证，夷州即指石阡一带。清人张树《续黔书》也称，今石阡、思南为夷州之夜郎也.宋代，石阡开始以茶进贡。北宋，乐史(987年前后)撰《太平寰宇记》江南道载有夷州、播州、思州以茶上贡.清代《贵州通治》云：黔省各属皆产茶，石阡茶，湄潭眉尖皆为贡品.1938年石阡茶人龙尧夫在县城开办鸿云茶庄，聘请10人搞精制加工，畅销湘、川和两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杨大恩教材辑要》，民国二十九年贵阳开全省展销会，石阡茶获优质奖章，据贵州日报所载，贵州茶之多，首推安顺，年产约1700余担，茶味美，则以石阡为巨擘焉，今年商会主席龙尧夫改良装潢，石阡茶大有畅销全省之势。前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湄潭实验(即贵州茶叶研究所前身)，民国三十一年调查，全省当年产茶11511担，其中石阡产茶1000担。产量仅次于安顺、湄潭之后，位居第三。
1930年，石阡人龙尧夫在外设茶庄，用石阡苔茶制作的青毛茶走俏市场，在黔、湘等地茶市占有一席地。新中国成立后，石阡茶优势更加明显，1958年，石阡县新华村生产的茶叶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大会，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茶叶生产前途无量的锦旗。1999年，石阡县茶叶公司生产的泉都云雾茶，获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国际名茶评比金奖。生产的泉都碧龙茶获第三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
2008年，夷州翠牙获中国(北京)国际茶博览会名优茶评比和上海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节暨茶业博览会中国名茶评比金奖。2009年，南天公司所属茗茶公司生产的泉都坪山牌石阡苔茶获贵州十大名茶称号，在日本国际茶业博览会和上海十六届茶博会上获得金奖，石阡藤茶在中国(贵阳)农产品博览会和(重庆)农产品博览会上深受广大人士青睐，参展产品被抢购一空。长期以来，石阡茶叶在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石阡县的三大经济作物之一，是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