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y316.com - 明清茶具有哪些】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遍及全球的明清茶叶贸易”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遍及全球的明清茶叶贸易”相关知识！
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惟双方实施“朝贡贸易”禁止私人贸易。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特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属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
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派郑和下西洋（今之南洋及印度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到达的地方遍及爪哇、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更远至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中国特产、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华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对华茶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明太祖废团茶兴散茶，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的沏饮方式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并流传，为明清以来中国饮茶方式的主流。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日本，形成沏泡法的煎茶道；十八、十九世纪传入朝鲜，经由草衣禅师等的倡导，韩国茶礼以沏泡法再度兴盛。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华茶（先是武夷茶，后是荆湖茶），以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相继，经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以驼队经由内蒙、外蒙到恰克图交易运往莫斯科。其运输途径为:
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镇→船运（信江）→（鄱阳湖）→九江→（逆长江）→武昌→（溯汉水）→樊城（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
一条自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清干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上的驼队，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路之后，代之兴起的国际茶叶商路，是华茶经由陆路走向东欧之路，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及提高了武夷茶的名气。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积极发展本土茶叶，由中国引进茶籽、茶苗，并于1893年聘请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在高加索，格鲁吉亚开辟茶园，设厂生产茶叶，至今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仍是欧州唯一的产茶地区。
16世纪初，葡萄牙开辟了绕过非洲的新航线，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也从非洲延伸到亚洲，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住权，随后荷、英、法、美、俄等势力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殖民者以探险家、传教士名义、进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茶叶产生浓厚兴趣，学习饮茶，记录茶事见闻，十六世纪末西欧逐渐认识中国有一种奇特的饮料叫茶（发Cha音）。
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于1610年首先将茶（绿茶）运到西欧。饮茶习俗遂由荷兰传至法国、德国及英国，华茶（尤其是武夷茶）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
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12月31日经伊丽沙白女王特许成立，在东起南非好望角西至南美合恩角，含盖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岸线，有贸易垄断权及政府所授予的公权力。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专卖权，当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即由爪哇转运华茶到伦敦。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开放港口对外贸易。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直接运送华茶至英，开始中英的茶叶直接贸易。[page_break]
清干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诏“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集中于厦门的英国商船全部转向广州，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及后起的美国等国商船齐集广州，广州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福建、江西、安徽等内地名茶（以武夷茶最负盛名），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由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运至鄱阳湖，走赣江至赣南，由挑夫运过大庾岭（南岭），至韶关转运至广州，经由洋行（行商）交易出口，船运至西欧及美洲。武夷茶由海路进入西欧，再创高峰，甚至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1685年成立粤海关，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分别征税。凡经营洋货入口和出口土货的均称为“洋行”，由于行商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具有官商性质，当时称广州既有的十三家官商为十三行，茶叶是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当时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垄断茶叶的出口经营，外商购入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才能出口，直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定之时，始将公行制废除，开放自由贸易及五口通商，广州失去了茶叶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福州的茶叶出口值已超越广州。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失利，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其后汉口、镇江于1858年，九江于1861年，杭州于1896年相继开放，欧美列强争夺营销茶叶之重利，华茶源源输出欧洲及美洲，1886年华茶外销量高达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新高。十九世纪初，英、荷、法相继在其亚洲殖民地发展茶产业，最初也是从中国引进茶籽及制茶技工，继而大力发展及推广阿萨姆大叶种红茶而取代了华茶的地位。
美洲有英属、法属、及荷属殖民地，最早饮茶者为荷属阿姆斯特丹人民，（约在十七世纪中叶）。1690年波士顿已有领有执照的茶叶销售商。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中国及印度贸易特权的特许书，同年英国颁布茶叶法，授权英属东印度公司直接运输茶叶至美洲殖民地，每磅抽税三便士，遭殖民地人民群起反对抵制英茶输入，而于1773年12月16日发生闻名于世的波士顿茶叶事件，此举引起英国会决议封锁波士顿，不久酿成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的茶叶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美国率先设计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1845年750吨级的彩虹号首航至中国载运茶叶等土特产，缩短茶叶海运时间，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竞相发展快速帆船，引起茶叶海上运输之竞赛，大大缩短新茶海运时间。直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气轮船才取代快速帆船由东方载运新茶之欧美。
明清乃至民初纵横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是连接滇、川、藏，以马帮运输茶、盐及土特产的古商道，是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对外经济贸易和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古驿道，对华茶的向外传播亦有着重要地位。
茶文化精选阅读
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品饮方式的艺术性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茶馆的普及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带你走进明清茶文化
明清茶文化，特指中国明代和清代时期的茶文化。这一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它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明代的散茶种类繁多，虎丘、罗岕、天池、松萝、龙井、雁荡、武夷、大盘、日铸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茶类，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罗后冲饮，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陈师道记载了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壶泡法;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其实无论是壶泡还是撮泡，较之前代更加简便，而且还原了茶叶的自然天性。
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罗、筅、汤瓶之类的茶具皆废弃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镇的白瓷。屠隆《考般木余事》中曾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张源在《茶录》中也说“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因为明代的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黄黑纯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盏来衬托青翠的茶叶，可谓尽茶之天趣也。
《考槃余事》中说：“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置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明•陆树声所撰茶书就叫《茶寮记》。所以明代走向精致化的文入茶艺，可以称为茶寮文化。
能在茶寮中享受茶中逸趣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中带有隐逸倾向的人士。他们轻视声色犬马，而且相对地不太热衷于功名利禄。其中特别嗜茶的又称茶人。明代江南六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的若干名流成为其骨干，比如杜琼、徐有贞、吴宽、朱存理、沈周、王鏊、都穆，祝允明、文征明、钱同爱、吴纶、王涞、顾元庆、许次纾、陈继儒等人。以撮泡法饮茶这件事，在他们手中被推向极致。无论对名茶的品评鉴赏、制茶泡茶的技巧、茶具的设计制作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焚香博古等活动均与饮茶联系在一起，使茶寮笼罩在超凡脱俗的气氛之中，这和前代是不同的。
试看唐代卢令极负盛名的《走笔谢盂谏议寄新茶》诗，形容喝茶时只说一碗如何，两碗如何，一直数到七碗，简直有点为喝茶而喝茶的样子。宋代讲斗茶，讲分茶，也未能从茶和喝的圈子里跳出来。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变成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变成一种恬淡的生活情调的组成部分。
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为同调，他们之间诗文唱酬、以茶会友的活动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茶人集团，这是为茶人的隐逸性和孤高性所决定的。明•张源《茶录》(1595年前后)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种主张的茶人追求的是潇洒自适。在“独饮日神”的指导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动纵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会是群体性的。
市井小民进不了文士的茶寮，他们下的是茶馆。宋代的汴梁和临安都有不少茶坊，它们往往还兼营酒饭、说唱等。单纯卖茶的茶馆到明代才发达起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说：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处。”有些茶馆泡茶的质量也很高。明•张岱《陶庵梦忆》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众多茶馆成为平民休闲的去处。特别是由于撮泡法简单易行，所以坐茶馆是一种低消费的普通消遣。清代广州有许多茶馆叫“二厘馆”，即每客的茶资仅银二厘而已。在茶馆中洋溢着的是散漫而轻松的气氛，这里一般并不进行群体性的活动。
明清时期茶文化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文化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文化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
茶文化历史：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茶文化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就来说明其中一个部分，即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明清边茶贸易辉煌笼罩陕西茶产业
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编后：依托陕西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打造集种植、加工、研究及茶旅游为一体的陕西茶产业龙头中华茶院，带动陕西茶文化商业化、茶经济产业化运作速度。围绕这一龙头，积极开展茶叶种植、加工研究，提升陕茶品质，步入世界名茶行列；深入研究茯茶600年原始制作工艺，重塑泾阳茯茶品牌；凸显茶文化旅游主题，整合13朝皇家茶和佛茶、道茶等茶文化，挖掘茶文、茶歌、茶具、茶菜、茶礼、茶道、茶舞、茶史、茶服装等资源，开发皇家宫廷茶艺和佛家、道家茶艺，融入陕西特色旅游，为来陕旅游者增添一处文化观赏胜地，向世人展示陕茶文化的渊源和历史地位，努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节选自《秦茶的始祖文化》）
陕西茶产业谱写明清边茶贸易辉煌
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编后：依托陕西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打造集种植、加工、研究及茶旅游为一体的陕西茶产业龙头中华茶院，带动陕西茶文化商业化、茶经济产业化运作速度。围绕这一龙头，积极开展茶叶种植、加工研究，提升陕茶品质，步入世界名茶行列；深入研究茯茶600年原始制作工艺，重塑泾阳茯茶品牌；凸显茶文化旅游主题，整合13朝皇家茶和佛茶、道茶等茶文化，挖掘茶文、茶歌、茶具、茶菜、茶礼、茶道、茶舞、茶史、茶服装等资源，开发皇家宫廷茶艺和佛家、道家茶艺，融入陕西特色旅游，为来陕旅游者增添一处文化观赏胜地，向世人展示陕茶文化的渊源和历史地位，努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节选自《秦茶的始祖文化》）
上海的茶叶贸易历史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茶叶的全球传播史
维多利亚时代，饮用下午茶在英国贵族家庭开始流行起来。
日本僧人荣西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在各地种植。
中国茶网资讯：原产于中国的茶叶，漂洋过海后，演变为日本的抹茶、英国的红茶，并且重新进入中国。在当今中国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抹茶糕点、抹茶饮料、英式红茶等饮料及食品。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茶叶制品，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个道理：文化只有经过交流，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茶叶与日本国粹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到了唐朝，饮茶之风已经兴起，茶叶成为生活日用品。在此基础上，唐代名士陆羽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茶叶的著作《茶经》。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原先既无茶树，也无饮茶的习惯。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并把中国文化带回到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籽也就传到了日本。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
但弘仁茶风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而没有扎根到社会底层，所以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荣西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荣西晚年还用汉文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其中许多内容引自宋朝的《太平御览》。《吃茶养生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荣西在书中将茶叶称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并且介绍了宋朝的蒸青抹茶制作方法和饮茶方法。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日本茶道中所用的抹茶，最初就是由荣西从中国引入的。在荣西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饮茶之风在日本的僧人及贵族中再度兴起，并且不断向社会下层扩散。
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茶道追求“和、敬、清、寂”的精神境界，数百年来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不过，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如果没有中国茶树及茶文化的引入，茶道这个日本的国粹也就无从谈起了。
欧洲茶叶贸易之旅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