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的发展史。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可谓渊源流长，早在春秋之前已开始形成，最初，人们喝茶的形式是从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开始，慢慢地，嚼茶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这个阶段是茶作为饮品的前奏。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生吃茶叶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倒到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依在，日复一日，这种水煮茶叶的喝法自然养成，茶作为饮料的文化就在这时开始了。
秦汉时期，茶叶已经开始出现简单加工操作。人们用木棒把鲜茶叶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饮茶风习可谓千姿百态，在我国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不同特色使得饮茶方面有着不一样的风俗，在茶叶的用途上存在不同的差别。古时最早人们饮茶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随着人们对于饮茶的更加深入，对于饮茶方式的更加规范，对于饮茶精神的更加追求，以及与禅等方面相结合，使得茶文化渐渐升华为茶道，茶学，禅茶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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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巴蜀茶文化的形成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中唐时期，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烏龍茶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部《茶经》，把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烏龍茶。千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与探索，直至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茶方大行其道。《茶经》的问世，不但使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亦因此名扬天下，并为朝廷所知而召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仕途，竟不就职。晚年他由浙江而至江西上饶隐居.《茶经》是一部论茶专著，它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归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由陆羽开始的茶的这种划时代的变化，正是当时茶风盛行，人们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追求精神享受的一种体现。宋代茶业的发展 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明清茶文化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张大复则在次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中国茶叶利用和茶叶制作的发展史
从发现茶树以来，茶叶的利用经历了采食、生煮、羹饮、品饮（茶叶利用经历另一种说法：食用——药用——饮用）。茶叶的制作从饼茶到散茶，从蒸青到炒青，从绿茶到多类茶，从手工制茶到机械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
一、茶叶的利用史
1、采食
从成书东汉的《神农本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和唐代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来看茶叶的利用开始于神农时代的说法广为流传，也可看出茶的最初利用是采食鲜叶。（中国上古时期的炎帝，号称神农氏，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见图1））
2、生煮
生煮，类似现在的煮菜汤。《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在齐景公时代做相国的时候，饮食简单朴素，吃糙米饭，几样荤菜外就只有用茶叶做的“茗菜”了。即今人所谓的“粗茶淡饭”。
3、羹饮
茶叶作为羹饮的记载见于西晋郭璞注解的《尔雅》：“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晋书》中也有记载：”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依然还有吃茗粥的习惯。
4、品饮
南朝鲍令晖《香茗赋》，提出香茗的概念。唐朝陆羽《茶经》更是全面论及茶叶的起源、形态、加工、审评、茶史、茶区、茶文化。唐宋期间，贡茶逐渐兴起，喝茶、品茶随之流行。
二、茶叶的制作史
三国时，魏国已经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摘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1、蒸青团茶到龙凤团茶
三国时期魏人张揖的《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由于用鲜叶直接加工的饼茶有很浓的青草味，经后人反复实践，发明了蒸青制法。虽然去了青气，但苦涩味还是很重，于是后来通过洗涤鲜叶，蒸青压榨，去汁制饼，使茶叶的苦涩味大大降低。
唐宋期间，贡茶逐渐兴起，朝廷成立了贡茶院，研究制茶技术，促使茶叶制作不断改革。唐代蒸青团茶逐渐完善。宋代制茶技术发展迅速，出现了研膏茶、蜡面茶，并在团饼茶表面有了龙凤之类的纹饰，即龙凤团茶。
2、团饼茶到散茶
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说明唐代制茶以团饼茶为主，也有其他非团饼茶，只是饼茶最为盛名。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主要出现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记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
宋元两代，饼茶、龙凤团茶、散茶同时并存。到了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
3、蒸青到炒青
使用蒸青方法，茶叶存在香味不够浓郁的缺点，于是出现了炒青技术。唐代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记载：”斯须炒成满室香“，”自摘至煎俄顷余“。可见炒青技术唐代就已经出现。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与现在炒青制法已十分相似。
“日本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摘要说明]“日本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一、“亚洲海都” 堺市的概况
堺市素有“亚洲海都”之称，是一个建于14世纪后期日本南北朝动乱时期的国家贸易港城市。据考古发掘，中世纪至近代的堺市遗址（代号为SKT-）是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环濠城池，地处沙丘之上，自然排水性能好，抗震能力也比较强。堺市距离当时的国都京都较近，加上对面与淡路岛相望，港湾的两个入口处都是海峡，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作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城市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从1596年庆长伏见大地震层到1615年大阪夏季之战火灾烧土层是“亚洲海都”堺市的全盛时期。
二、“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堺市茶文化是日本茶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和贸易形式、历史变迁、禅宗僧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对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概观。一般来说，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因南北朝战乱而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禅宗僧侣从京都移居到堺市。在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海会禅寺（建于1332年）等禅宗寺院频繁地举行禅院茶礼是这一阶段堺市茶文化的主要特征。
15世纪的后50年是堺市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受到了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来堺市避难的达官贵人和禅僧的影响。在堺市海商借1469年遣明船的首次入港和1476年承包遣明船贸易之机开辟了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之后，堺市海商便获得了直接从宁波吸收中国茶文化的机会。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之后，中国的民间贸易船来堺市港贸易，同时也给堺市带来了中国的茶文化。这一阶段是堺市大茶人武野绍鸥、津田宗伯和北向道陈为代表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1580年代前期到千利休、丰臣秀吉死亡的1591、1598年。在这一阶段，使用天目茶碗的禅院茶礼已日趋消亡，把茶碗置于榻榻米之上的“近世茶汤”的形式开始萌芽。引领“近世茶汤形式”①发展的大茶人是千利休、山上宗二、今井宗久等有政治靠山的商人。
第四阶段是集文化之大成的“近世茶汤形式”得以确立的阶段。1596年到1615年是堺市作为国际贸易都市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堺市茶文化的主角不是诸侯茶人古田织部，而是堺市的被称为“堺众茶人”的富商茶人和被称作“堺町人茶人”的小商人茶人。
这一时期有三种形式的茶室。一种是大茶人和“堺众茶人”所喜欢的草庵茶室，另一种是“堺町人茶人”的“三阶藏茶室” ②。第三种就是和“三阶藏茶室”相连接的书院茶室。堺市的草庵茶室和“三阶藏茶室”的样子，我们可以从1605年绘制的《堺住吉祭礼图屏风》窥知一二。
1577年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格里斯在他的《日本教会史》中，对堺市的被称作“市中之山居”的草庵茶室有所描述。文中所描述的“草庵茶室”、“市中之山居”以及“侘”或“寂”的理念，应是从宁波通过堺市海商传入日本的中国茶文化。
堺市的草庵茶室的源头在宁波。绘有草庵茶室的绘画，主要的有元代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林榭煎茶图卷》以及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和《品茶图》。
这一时期的堺市茶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抹茶法，一种是煎茶法。据《南方录》记载，大德寺第117世古溪宗陈禅师曾向千利休提议能否进行“茶汤形式”的煎茶法。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过仿宜兴窑的备前茶注2个、福建广东窑的茶注1个和景德镇窑的小碗，为我们了解堺市的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堺市的“茶汤形式”的煎茶法，作为“风炉饰” ③或“炉坛饰” ④的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第五阶段是日本为了避免中国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的影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1630年代。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的情况，可由描绘有抹茶制茶法的1630年代前期的《画屏风》（堺市小谷城乡土馆所藏）见其一斑。《画屏风》是祖籍京都相乐郡，后移居金泽的中黑家作为嫁妆而传到堺市南区丰田的小谷家的。
三、遣明船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
1465年从日本出发的遣明船于1468年到达宁波。返程为避应仁之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1469年绕道经土佐（8月13日到达），首次驶入堺市港停泊。此后，1476年、1483年、1506年？、1520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都是通过这条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驶往宁波的。
1469年以前，遣明船的经营实权是掌握在博多海商和大内氏手中的。自从1469年遣明船第一次进入堺市港以后，遣明船的经营权便为堺市海商和细川氏所掌握。1476年4月11日从堺市港出航的三艘遣明船于1477年到达宁波，并于1478年返回堺市港。承包这三艘遣明船的是堺市海商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以及和泉海商小岛林太郎左卫门尉等人。乘1483年的遣明船前往中国的金子西，于1485年坐民间贸易的商船回到堺市。此外，还有从中国回来的民间贸易船于1485年的5月15日和8月9日返回日本的记录（《蔗轩日录》）。
《蔗轩日录》中也有关于宁波府的记录。
1486年3月14日条:“……宁波府南门金湜家有日本等扬所画《三笑图》、《商山四皓图》，壁之左右挂之。”
1486年4月26日条:“……金子西至。宁波府者，古之鄞也。鄞江，浙江。猪肉之内，重其头。日本人‘ブタ’ト云也。”
1486年6月2条:“……宁波府南门金湜（集曰《皇华》），以诗鸣天下。以文鸣者，洪大人也（在宁波府也）。昏招梅侍者，料理子西事。”
1486年7月6日条:“……话及了庵之语、唐人作之事，宁波府之大人作之云云……”
在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以后，明朝的核心贸易国由琉球国转向了台湾。在堺市SKT3遗址出土的16世纪后期的“三阶藏茶室”墙基砖上刻画着海禁解除后来堺市的两艘中国船的形状。
四、甬堺之间的贸易商品
如前所述，宁波和堺市之间的遣明船贸易始于1469年。在此之前，博多海商进口的是龙泉窑的青瓷，但是，堺市海商掌握了遣明船贸易权以后，便转而开始进口景德镇的青花。1483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于1484年抵达宁波，1486年7月4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回到堺市港。船上所载贸易商品，见于堺市临济宗东福寺派海会禅寺的季弘大叔禅师于1484年至1486年所记日记《蔗轩日录》。兹摘数则如下。
1486年正月8日:“……，皈舟多载医昏云云，圣徒（明麟）之塔……”
1486年7月9日:“……寅上主投以唐纸、唐笔、唐墨，可喜可喜。精公投以火筋一双云。……紫色北绢一端半、四角之墨一挺、笔三管之内一挺。”
1486年7月12日:“……，东归墨一挺、鍮盏子十枚、达公墨。”
1486年7月13日:“……，是药屋五郎次郎送以北绢一端（色黄）、大茶碗皿二十个。”
被禁止从宁波运往堺市的商品之中应该是有茶叶和茶树的。当时，茶叶是贵重物品。
《蔗轩日录》1485年2月29日条有“以茶二十包为赠与”、“又送抹茶一器于仁木次郎殿”的记载。根据《大乘院寺社杂记》的记载，日本濑户内海沿岸运往宁波的主要是铜、硫磺等物资。
以长崎为贸易港的《河盛家世界地图屏风》（绘制年代为1591至1615年之间）上，明代的贸易港被标记为“南京”、“福州”、“障（漳）州”和“天川”(即澳门港——译者注)。笔者认为，地图上所标记的“南京”应为明代帝都之名，其贸易港应是宁波。屏风上有以下题字:
大明国之内，南京，此国ヨリ白丝、纶子、缩缅、纱绫、缎子，色色卷物、染付皿碗、ついしゅくり、花入、万手之□物并药种书籍出。日本ヨリ铜药鑵水风□渡也。
文中所说的“染付碗皿”指景德镇窑产青花瓷器，是作为的果盘或“怀石料理”器皿用的。堺市海商从景德镇购入瓷器时，是整窑整窑地购买的。堺市出土的景德镇窑白瓷垫饼为我们提供了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根据。
屏风上还记有从漳州月港出口的物资。其文曰:
障州…白砂糖、黑砂糖、皿、茶碗之手之恶物出。
所谓“皿、茶碗手之恶物”，即漳州窑系的陶瓷。由此可见，制作用的点心所使用的砂糖和怀石料理用的器皿、闻香用的香盒、点心盘、插花器等漳州窑陶瓷曾是堺市进口的主要商品。还必须一提的是，堺市海商伊势屋在1592年就获得了丰臣秀吉的朱印船贸易的许可。
五、甬堺之间的禅林组织网络
中日两国的海商之所以要归依禅寺，是为了通过中日禅林的组织网络获得有关国际信息和国际信誉。
众所周知，宁波是中国的“东南佛国”， 而堺市在日本则有“泉南佛国”之称。从堺市到宁波之间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沿线港口，禅宗寺院犹如灯塔般地一个接着一个。从堺市南下，阿波的抚养港有胜瑞馆的见性禅寺，土佐的浦户港有吸江禅寺、雪溪禅寺，日向的油津有安国禅寺，坊津有海印禅寺。这些禅寺均为临海济宗。
在宁波港附近，有被称为“东南佛国”的宁波临济宗天童禅寺、舟山地区的普济禅寺和杭州径山万寿禅寺。日本的圆尔辨圆禅师于1235年至1241年7月在径山万寿禅寺师从无准禅师学禅，回国后创建了京都临济宗东福禅寺和博多承天禅寺，并把京都万寿寺改成禅宗，更名为“万寿禅寺”。
1465年由兵库起航的遗明船于1467年抵达宁泼，同船的日本僧有临济宗的桂庵玄树和同为临济宗的相国寺画僧雪舟等杨。雪舟乘同船于1469年回到了堺市港，而1473年乘民间贸易船回国的桂庵玄树却于1478年接受了承包了琉球贸易的管理权的萨摩、岛津氏的邀请。琉球的禅宗寺院圆觉禅寺，是1458年8月8日到达琉球的京都临济宗南禅寺禅僧芥隐承琥，在琉球国王尚真皈依佛门后于1492年创建的。
《蔗轩日录》还记裁了海会禅寺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情况。包括堺市港在内的东西约321米,南北约856米的范围内，土地都是海会禅寺的庙产。乘坐1476年由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前往宁波的堺市海商金子西，曾是临济宗建仁寺天润庵掌管事务的禅僧，法名宗悦。他和海会禅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坐1483年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的禅僧东归光松、东曜利寅、光精待者和堺市海商药行老板五郎次郎，都和海会禅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郎次郎的儿子出家在建仁寺福聚院当和尚。由此可见堺市海商和禅宗僧侣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
禅宗僧侣之所以能代替海商来撰写贸易文书，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册封体制下的汉字文化圈的缘故。1391年生于堺市的瑞溪周凤曾以京都临济宗相国寺禅僧的身份起草过外交文书。另外，据《蔗轩日录》1486年2月7日条，在堺市海商中，有人往来于堺市和九州平户之间，能“妙解唐里之语音”。
六、亚洲的大茶文化圈
东海海域是海商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交流中，宁波和堺市的禅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临济宗禅僧的作用尤为重要。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堺市海商，既是被称为“茶人”的文化人，又是从事海外贸易的经济人。堺市的大茶人都是有政治靠山的大商人，是他们在堺市普及了茶文化。这就是在明代被禁止的抹茶的茶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宁波和堺市在构筑亚洲的大茶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近世茶汤形式，指和现代那样把茶碗直接放在榻榻米上的一种新的方式。中世茶汤形式继承了禅院茶礼的做法，是把天目茶碗放在天目茶碗托上饮用的。
②三阶藏茶室，本是商店用来存放商品的三层楼瓦房，后转用为一楼准备茶水，二楼饮茶，三楼吃“会席料理”的茶楼。
③风炉饰，指的是煎中用风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④炉坛饰，是煎中用地炉和铁制茶釜烧水的方法。
参考文献: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蔗轩日录》（大日本古记录）,岩波书店,2001
2.伊藤幸司:《中世日本的外交和禅宗》, 吉川弘文馆,2002年。
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
4.森村健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堺市的煎茶的出现》,（《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 喜谷美宣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刊行会,2006年。
5.森村健一:《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
中国茶文化发展的5个关键时期
茶文化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当代5个时期。
汉魏六朝：中华茶文化的酝酿
茶以饮用传扬，茶文化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两晋南北朝，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
同一时期，饮茶之风在文人中盛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孙楚的《出歌》、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晋宋时期的《搜神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有关于茶的故事。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因此汉魏六朝是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唐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煎茶道形成于8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时期，广泛流行于9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出现了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茶书的撰著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6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
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宋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嗜茶，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著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12种。其中11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
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明太祖朱元璋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现存明代茶书有35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其中有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徐勃《茗谭》、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1种，嘉靖时期的茶书5种，隆庆时期1种，万历22种，天启、崇祯6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了“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等。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及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过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徴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
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20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莲花香片》、王旭烽《瑞草之国》、王琼《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经常举办。理论研究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了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亮丽的风景。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异彩纷呈。
福鼎白茶发展史
从茶叶发展历史而言，白茶是最早的茶类上古时代人们最初发现白茶的药用价值后，把鲜嫩的茶芽叶晒干进行储藏保存起来，用于祭祀、治病等备用这就是中国茶叶史上“白茶”的诞生。最早的白茶记载是田艺蘅所书的《煮泉小品》：“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一一清翠鲜明，尤为可爱。”描述的就是白毫银针的简单自然独特制作工艺和冲泡于玻璃杯时形态美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白茶保健功效。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其中记载“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但其书中所指白茶并不是真正的白茶，而是指叶片白化的茶树嫩叶按照绿茶工艺制作而成的绿茶，如武夷山的白鸡冠、浙江安吉白茶、宁波印雪白茶、天目湖白茶等，辨别是属于哪类茶类主要是看茶叶加工制作工艺区分而非名称，这一点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
有关白茶原产地的争论颇多，其中福鼎、建阳水吉、政和争议最为激烈，白茶制造历史已有200年，由福鼎首创，进而传到水吉，最后传到政和，白毫银针和新工艺白茶的发源地是福建省福鼎市，白牡丹的发源地是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此观点得到茶客和诸多茶叶界泰斗们普遍认可，更多可以参阅福鼎白茶共识内容。
一千多年前，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今温州）东（南）三百里有白茶山”，据茶界泰斗陈椽教授考证：“永嘉南三百里是福建福鼎系中国白茶原产地，白茶山是指有“海上仙都”美誉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鼎太姥山”；清代名人周亮工在《闽小记》中更是清楚的记载：“太姥山古有白茶，今呼白毫，产者性寒凉，色香具绝，而尤以鸿雪洞为最，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销国外，价同金埒”；福鼎是中国白茶原产地也由《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界泰斗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文献中也得到了证实。
上古时代人们保存白茶的方法也是今天传统白茶所延续的制茶工艺，据《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叶专家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白茶早先由福鼎创制于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福鼎用本地菜茶茶树的壮芽为原料创制白毫银针(小白)；约在咸丰六年（1857年），福鼎选育出福鼎大白茶(华茶1号)和福鼎大白毫(华茶2号)茶树良种后，于光绪十二年（1885年）福鼎茶人开始改用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毫的壮芽为原料加工“白毫银针”(大白)，由于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毫芽壮、毫显、香多，所制白毫银针外形、品质远远优于“菜茶”，出口价高于原菜茶加工的银针（后来称土针)10多倍，约在1860年“土针”逐渐退出白毫银针的历史舞台。
近代从1885年开始用福鼎大白茶、福鼎大白毫制银针后，1891年开始外销，在1910年左右，福鼎有白琳工夫红茶出口，白茶常被茶商用于在撒于红茶的表面上装箱出口，到了1912年茶商把红茶与白茶分装，白毫银针则变成单独的商品，1912-1916年为极盛时期，1917-1921年受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销路一落千丈，直至1934年起白茶产销才开始逐渐好转，从福鼎市县志上看，在1937年白茶有少量的出口，“二、五大斗上等白毫银针，木箱封闭民船运输，由福州外运出口”。
在解放战争时期，白茶只有少量加工，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一位傅姓的广东茶商，在白琳康山村试制白牡丹，开始共加工白牡丹约有0.1吨。次年广东茶商扩大白牡丹的生产，随后茶农也将晾晒的白牡丹茶销售给茶商，此后，白牡丹茶的这个茶名就福鼎各个茶区叫开了。解放后，计划经济大环境下福鼎划为红茶产区，白牡丹就停止生产。到1962年，由于福建白茶外销市场的需要，福鼎开始加工白茶。初期，由于对白茶品质特征认识不足，制造经验贫乏，生产出的白茶品质较为劣次，直至到了1964年，白茶生产品质才大有改观。可是由于受自然气候影响1964年首春只生产1.5吨。到1965年，为了战胜自然灾害，福鼎大胆地试用加温萎凋的方式生产白茶，取得成功。到现在福鼎大多生产白茶的企业还是运用低温萎凋和日光萎凋的方式生产白茶。
1968年为了满足外销要求，提高白茶的茶汤浓度、增加比重。福鼎白琳茶厂创造了白茶的新工艺制法，称新工艺白茶，又称新白茶或金玉兰，其主要工艺技术特点是将萎凋后的茶叶进行短时、轻微快速揉捻，然后迅速烘干，生产出的新工艺白茶条索更紧结、汤色加深、浓度加强。1968年，刘典秋先生在香港收白茶，他发现香港的餐馆需要低档白茶，要求价格便宜，质量合格的白茶产品，于是他委托福建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庄任和福鼎王亦森老师傅做此类白茶。王奕森师傅根据刘先生的要求尝试做了七箱新工艺白茶，通过几位专家审评后，认为产品合格，发货给香港，在香港很快就销售光，于是，在1969年正式开始生产50吨，1979年生产75吨，此后年产约100吨。制造新工艺白茶的鲜叶原料同贡眉，来自小叶种茶树，原料嫩度要求相对较低。制造新工艺白茶的鲜叶原料最早来自小叶种茶树，后来也采用福鼎大白茶或福鼎大白毫树种，原料嫩度要求相对较低。外形叶张呈半卷条形，色泽暗绿带褐，香清味浓，汤色橙红，叶底开展，色泽青灰带黄，筋脉带红，茶汤味似绿茶但无清香，似红茶而无酵感，浓醇清甘是其特色。因其条形较贡眉紧卷，汤色较深，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现在，福鼎白茶主产区是福鼎、白琳、点头、太姥山（秦屿镇）等地，主要茶树品种是福鼎大白茶(华茶1号)、福鼎大毫茶(华茶2号)。2005年福鼎市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茶叶学会分别命名为“中国白茶之乡”，先后获得国检局原产地地理标记标志使用权和国家工商总局的证明商标注册权，并被国家外贸部门推荐为出口信得过产品，这些均是国家级的权威认定，因此福鼎是真正的中国白茶原产地是无庸置疑的。2006年，福鼎白茶作为“奥运五环茶”的底色，与同时被选种的云南滇红、云南普洱一道分别作为红、黄、蓝、绿、黑、白中国传统六大茶类的代表，入选“迎奥运五环茶”。白茶又有“茶叶中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西安古墓惊现千年白茶，经专家考证认为这些茶叶是产自福建福鼎的极品珍贵白茶-白毫银针，西安古墓发现福鼎白茶，不仅使中国白茶文化悠久历史再一次得到证明，也有力佐证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方面对福鼎白茶的研究和发现，同时也印证了茶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2010年，福鼎白茶入驻上海世博会联合国管，成为上海世博十大名茶。福鼎白茶正作为中国白茶的代表品牌，正在统领中国白茶市场，销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中国茶知识之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从广义上说茶文化分为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说介绍的茶文化偏重于茶的人文科学。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古典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的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人文化圈，成为一种精神和艺术。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人饮茶中，首创中国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分宫廷、寺院茶礼、文人。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到宋代茶业有了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到明、清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六、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年产的7500四吨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吨。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华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抗州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举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山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茶文化从三国时期逐步发展到现在，茶已经不只是一种饮料，它更是一种艺术一种修养一种精神，之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献给大家，希望能满足到各位爱茶者的求知欲啦~
中国茶文化之——北京的伪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让中国成为重要的茶叶生产大国。作为茶叶大国，中国茶叶种类繁多，品种丰富，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茶叶。像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茶，广西六堡茶，湖南安化黑茶。。。。。。等。但是说到北京的茶叶，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现在大部分北京人喝的茶叶都是从外面进口的，但是在以前交通不便，以及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只能用一些本不属于茶叶的东西来冒充茶叶，由此被后人们称为“伪茶”。
北京西山附近一带，有山中人扛荷席篓荆筐，内实所谓山茶，脱售于当地。村民因其价廉，争相购饮。后京茶庄以山茶羼入真茶劣品中，是为伪茶。山茶产于京西翠微西北山套中，过上方山往南便逐渐少了。山茶的原料最初以紫荆为主（紫荆，北京人称为“荆条”，山里人称为“荆蒿”），采其嫩芽晒干，不需蒸焙即可出山售卖。喝山茶的，必须用砂包熬着喝，越靠茶叶越浓，尤以冬日喝山茶更为深厚有趣。
初期的紫荆芽茶尚称不恶，后以销售发达，饮者渐多，遂将已成小叶的紫荆大芽加入，且多加荆枝，以压分量，但仍不失原味。再后乃有杂质加入，但山中人不采夏日长叶，亦不采秋后小叶，只采春日嫩芽，因紫荆花芽虽可代茶，而紫荆则颇有毒质，偶有不慎，与肉类同食，即易致死。西山龙泉坞一带，产杏颇多，山中人每于冬末春初，拾取隔年陈杏，用以泡茶，绝无酸味，而有一缕清香气息，饮之令人心远。拾此干杏，又必须经过雪压，方能有味，于是拾得售卖，人以“踏雪寻梅”称之。我与翁偶虹兄于民十五在小楼流连时，日以此物加茗中饮之，想偶虹尚能记及罢！山茶杂质中，以“剪子股”草、“酸不溜”草、“苣荬菜”为三大原料，其他树叶是绝不加入的。后城里人见山茶可以混充茶内以求厚利，始而收买山茶，选净粗枝，批售茶行，颇能鱼目混珠。后乃广收“嫩酸枣叶”，继则一切嫩枣叶皆可，再则嫩柳叶亦可加入，经过炮制，反成为中等以上的茶叶，是为高等伪茶了。
此种假茶的制法是：将采得的芽叶洗净晒成半干，然后上笼屉用火蒸，至二分熟。倾出再晒，至半干再蒸，每蒸晒一次，熟的成分即加一分，七蒸七晒芽叶已成稀烂，触手欲碎，所谓“烂成软鼻涕”程度，倾在席上阴至九分干，以手搓成茶叶卷，置于瓷罐中闷放。闷置愈久，茶味愈佳。此种用酸枣芽、枣芽、柳芽所制的伪茶，亦以此顺序排成等级，成为“龙井绿茶”或介于茉莉窨茶和绿茶之间的大方茶，外行人绝喝不出邪味，其茶品亦可列在中等之间。不过真正讲究名誉的大茶店是不肯以此损坏名誉的。
近年西山下画眉山一带村民，亦觉紫荆山茶只适于冬日，夏日应饮龙井茶以清心火，于是也仿效制枣芽的“伏地龙井茶”。但自制柳叶茶的很少，这是不肯自欺而已。伏地绿茶畅行以后，于是又设法制窖茶，便采剪子股、酸不溜、苣荬菜诸草叶，加以焙制。
伪制大路货的粗茶，更有采嫩榆树叶、嫩椿树叶的。榆树叶没有特殊味，椿叶有臭味，需经加工处理。京西斋堂以西群山中，制伪茶者以其物易得，遂将嫩椿叶采取后，反复蒸晒至六七次，除去青气臭味，再泼上大量的姜黄水。沏出茶来，色作浓赤者，味苦如大黄，以售下级饮客。
窖真茶向在产花区的丰台诸村，制伪茶的原在广安门内，后因伪茶也需窖制，移到窨真茶的丰台附近了。
以上就是关于伪茶的知识介绍。从上面我们知道，北京的茶叶历史也是有过一段颇为艰辛的历程，但是在经济不发达，交通闭塞的年代，穷人们想要喝到一口茶也是极其的不易。生产力水平决定当时的社会形态只能是如此了。以上内容由小编为您整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