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贡茶制度的两种形式

发布时间 : 2020-10-29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绿茶如何制度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唐代贡茶制度的两种形式”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唐代贡茶制度的两种形式”相关知识!

贡茶从李庸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一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员。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洛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条;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岂州含膏;峡州碧涧莱;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

二是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白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内朝廷直接设立员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员茶。湖州长兴顾堵山,与常山灾兴房贡fII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消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厂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间列贡品。

大历五午(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桔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广第一座国营茶茶叶加工厂。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小火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Www.cy316.Com

茶经网扩展阅读

明代两种不同的茶文化


茶艺静心

撮泡法在明代的兴起,使茶味和茶具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碾、磨、罗、筅等茶具废而不用,黑盏亦逐渐失势;相反,“莹白如玉”的茶具被认为“可试茶色,最为要用”(明•屠隆《考槃余事》)。紫砂茶具的异军突起,更引人注目。同时,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对待饮茶的观念也产生不同的趋向;可以说,明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茶文化。

1.茶寮文化。《考槃余事》中说:“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置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明•陆树声所撰茶书就叫《茶寮记》。所以明代走向精致化的文入茶艺,可以称为茶寮文化。

能在茶寮中享受茶中逸趣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中带有隐逸倾向的人士。他们轻视声色犬马,而且相对地不太热衷于功名利禄。其中特别嗜茶的又称茶人。明代江南六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的若干名流成为其骨干,比如杜琼、徐有贞、吴宽、朱存理、沈周、王鏊、都穆,祝允明、文征明、钱同爱、吴纶、王涞、顾元庆、许次纾、陈继儒等人。以撮泡法饮茶这件事,在他们手中被推向极致。无论对名茶的品评鉴赏、制茶泡茶的技巧、茶具的设计制作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焚香博古等活动均与饮茶联系在一起,使茶寮笼罩在超凡脱俗的气氛之中,这和前代是不同的。试看唐代卢令极负盛名的《走笔谢盂谏议寄新茶》诗,形容喝茶时只说一碗如何,两碗如何,一直数到七碗,简直有点为喝茶而喝茶的样子。宋代讲斗茶,讲分茶,也未能从茶和喝的圈子里跳出来。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变成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变成一种恬淡的生活情调的组成部分。

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为同调,他们之间诗文唱酬、以茶会友的活动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茶人集团,这是为茶人的隐逸性和孤高性所决定的。明•张源《茶录》(1595年前后)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种主张的茶人追求的是潇洒自适。在“独饮日神”的指导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动纵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会是群体性的。

2.茶馆文化。市井小民进不了文士的茶寮,他们下的是茶馆。宋代的汴梁和临安都有不少茶坊,它们往往还兼营酒饭、说唱等。单纯卖茶的茶馆到明代才发达起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说: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处。”有些茶馆泡茶的质量也很高。明•张岱《陶庵梦忆》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众多茶馆成为平民休闲的去处。特别是由于撮泡法简单易行,所以坐茶馆是一种低消费的普通消遣。清代广州有许多茶馆叫“二厘馆”,即每客的茶资仅银二厘而已。在茶馆中洋溢着的是散漫而轻松的气氛,这里一般并不进行群体性的活动。

日本茶道的两种美


日本茶道,不仅仅是“清敬和寂”,还特别讲究其他的一些美感,比如缺陷之美、简素之美。

日本茶道讲求精神层面的“一心”,同时要积极看待生活的不完美,欣赏缺陷之美。体现在日本的茶具上,往往会发现茶具无论色彩还是型式,常常不统一、不协调,有的左右明显不对称,有的釉色不足,有的老旧,有的粗糙,就是这种缺陷的美,却显现出别样的美丽。日本茶道认为这如同中国的行书,或者草书,行云流水,随意而至,心中有茶,茶寓万物,万物之美不止“正楷”,正楷之外,也有奇美。

所谓简素之美,主要来自禅宗佛学,禅宗讲“无”,简单朴素,便是“无”的一种表现。简单朴素也有形式上的不同,比如日本的神宫与茶室,虽然都是简素的体现,具体表现上却有不同,神宫的简素,重在古朴、庄重,选材上主要是巨木巨岩。而茶室讲究的简素则是茶道中的简单、淳朴、寂静,讲求的是静中生慧,在选材上,随地取材,比如粗糙的树木,普通的砖瓦,诠释的是内心的静谧,茶道的安然。

品茶小院中通常很少见到花草,多是四季常青的林木,茶室中的挂画,也多是悠远的山水,在茶室的柱子以及横梁上,总有很多看似粗拙简单的雕刻,虽看似粗陋却有难言的意境,让人过目难忘,流连忘返。越简单越自然,越自然越纯粹,越纯粹,越贴近本真。

茶之道,本真最真。

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清廷普洱贡茶的加工制度


在勐腊县象明乡内的倚邦、曼庄、革登、莽枝古茶山上,当地不少茶农还保留着春季几乎只采芽茶的习惯。这种习惯,与清朝宫廷在茶山实行严格的贡茶制度有关。

据笔者祖上参与制作过普洱贡茶的老人介绍,清宫贡茶要求很高。每年冬季,凡准备采摘贡茶的茶树,需经特别整理,旧叶、枯枝几乎要修光。每年茶树刚抽芽,官府就逐级下达公文催采贡茶,并派官差到各寨强调采摘和制作要求。每当这时,倚邦土司就要号召各山头目,并往各山派出官差察看各家茶树,以便随时掌握茶树抽芽状况。一旦茶芽长度适当,就催主人采摘并嘱咐要认真采摘和制作,不得损废。如晾晒茶叶必须打晒掌,即约一点五米高的露天竹楼,并用簸箕、篾席之类盛放茶叶。在勐腊县象明、易武等茶区久居的茶农在晒茶时,有以簸箕或篾席盛放在晒掌上晾晒的传统,就是此故。

毛尖是采只有胎叶的白毫;芽茶是采新叶几乎还未开放的笋状芽,而且采摘季节不能超过三月底至四月初小满。贡茶收取前,要求先由官差任选少许给主人尝试。无恙后,又由官差品尝,经验证无异味以后才收取。官差交付官仓时,经验证确定无差错以后才将其分类入库,妥善保存。

在清初以前,人头团茶和女儿茶等贡茶系列的紧茶样式,都是由经过官府严格审查的各户茶农制作。自清顺治十八年前后起至雍正六年,由官府设置在倚邦的贡茶厂加工;从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贡茶中的紧茶,除了特殊情况下,由官方指定的倚邦极少数茶庄代为加工者为饼茶以外,要求一律制成人头团茶,民间商贩都不得加工和流通此样式,只能加工成饼茶,即方饼或圆饼。

每年加工贡茶前,官方还要派官差到民间选拔制茶态度端正、身体较健康、茶业加工技术较好的制茶师傅。宫廷则派御医到思茅或倚邦初选和复选,经体检合格者才有资格加工贡茶。

贡茶加工房为封闭式。要求制茶师一律着无袋青布工作服,不得随便出入,出入厂房要搜身。茶叶加工中,有额定量,因而加工前后要称茶叶数量。在厂房后门外的隔壁有茅厕,茅厕内有便桶,便桶有专人及时处理。后门口置有净手水槽而且有专人把守监督,制茶师解便回来必须换装并洗手。违者因当日贡茶作废而将受重罚。次年还要补足头一年作废的贡茶。

黄金桂由来的两种传说


黄金桂原产于安溪县罗岩。无性系品种。黄旦的由来有两种传说:其一,相传,清咸丰古年(1860)安溪罗岩灶坑村(今虎邱乡美庄村),有个青年叫林梓琴,娶西坪珠洋村女子王淡为妻。当地风俗,结婚一个月,新娘回娘家对月换花,返回婆家时,新娘带回的礼物中要有一种东西带青(即植物幼苗),以象征世代相传,子孙兴旺。王氏带青之物,即为两株小茶苗,种在祖祠旁园地里。经夫妻双双培育,长得枝繁叶茂。采制成茶,色如黄金,奇香似桂,左邻右舍争相品尝,啧啧称赞,特以王淡名字谐音命名为黄旦。后来,茶商林金泰将黄旦运销东南亚各国,供不应求。为进一步提高黄旦的身价,并根据黄旦的特征,取名黄旦。

其二,十九世纪中叶,安溪罗岩村茶农魏珍,外出路过北溪天边岭,见一株茶树呈金黄色,因好奇心驱使而将它移植家中盆里。后经压枝繁殖,精心培育,茁壮成长。采制成茶,冲泡之时,未揭杯盖,茶香扑鼻;揭开杯盖,芬芳迷人,因而传扬。后人根据其叶色、汤色特征,取名黄旦。

黄旦植株小乔木型,中叶类,早芽种。树姿半开展,分枝较密,节间较短;叶片较薄,叶面略卷,叶齿深而较锐,叶色黄绿具光泽,发芽率高;能开花,结实少。一年生长期8个月。适应性广,抗病虫能力较强,单产较高。适制乌龙茶,也适制红、绿茶。制乌龙茶,香奇味佳,水色金黄,叶底黄亮,独具一格。

贡茶在清廷时期的严格制度


在勐腊县象明乡内的倚邦、曼庄、革登、莽枝古茶山上,当地不少茶农还保留着春季几乎只采“芽茶”的习惯。这种习惯,与清朝宫廷在茶山实行严格的贡茶制度有关。

据笔者祖上参与制作过普洱贡茶的老人介绍,清宫贡茶要求很高。每年冬季,凡准备采摘贡茶的茶树,需经特别整理,旧叶、枯枝几乎要修光。每年茶树刚抽芽,官府就逐级下达公文催采贡茶,并派官差到各寨强调采摘和制作要求。每当这时,倚邦土司就要号召各山头目,并往各山派出官差察看各家茶树,以便随时掌握茶树抽芽状况。一旦茶芽长度适当,就催主人采摘并嘱咐要认真采摘和制作,不得损废。如晾晒茶叶必须打“晒掌”,即约一点五米高的露天竹楼,并用簸箕、篾席之类盛放茶叶。在勐腊县象明、易武等茶区久居的茶农在晒茶时,有以簸箕或篾席盛放在“晒掌”上晾晒的传统,就是此故。

“毛尖”是采只有“胎叶”的白毫;“芽茶”是采新叶几乎还未开放的笋状芽,而且采摘季节不能超过三月底至四月初“小满”。贡茶收取前,要求先由官差任选少许给主人尝试。无恙后,又由官差品尝,经验证无异味以后才收取。官差交付官仓时,经验证确定无差错以后才将其分类入库,妥善保存。

在清初以前,“人头团茶”和“女儿茶”等贡茶系列的“紧茶”样式,都是由经过官府严格审查的各户茶农制作。自清顺治十八年前后起至雍正六年,由官府设置在倚邦的“贡茶厂”加工;从“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

贡茶中的“紧茶”,除了特殊情况下,由官方指定的倚邦极少数茶庄代为加工者为“饼茶”以外,要求一律制成“人头团茶”,民间商贩都不得加工和流通此样式,只能加工成饼茶,即方饼或圆饼。

每年加工贡茶前,官方还要派官差到民间选拔制茶态度端正、身体较健康、茶业加工技术较好的制茶师傅。宫廷则派御医到思茅或倚邦初选和复选,经体检合格者才有资格加工“贡茶”。

贡茶加工房为封闭式。要求制茶师一律着无袋青布工作服,不得随便出入,出入厂房要搜身。茶叶加工中,有额定量,因而加工前后要称茶叶数量。在厂房后门外的隔壁有茅厕,茅厕内有便桶,便桶有专人及时处理。后门口置有净手水槽而且有专人把守监督,制茶师解便回来必须换装并洗手。违者因当日贡茶作废而将受重罚。次年还要补足头一年作废的贡茶。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page_break]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上)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