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白与茶

发布时间 : 2020-11-30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茶籽与茶叶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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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公元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因喜欢饮酒故有“酒仙”之称,此外,还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除了饮酒作诗夕卜,李白也是饮茶和茶文化的爱好者,其所作名诗:“生怕芳茸鹰嘴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夜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尤如茗茶之芳润,千古留香。

李白天宝三年(公元744〉,在金陵偶与族侄僧人中浮相遇,其侄赠诗与仙人掌茶,李白即以-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作为答谢。在唐代众多诗歌中,这是一首早期的咏茶诗,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留下了-段极其宝贵的资料。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诗中写道: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名仙鼠。千岁以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生长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示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有青莲居士李白也。

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月日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息。根柯洒芳津,采服润滑肌。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以拍红崖夜。举世未见之,此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此诗是一首咏茶名作,字里行间无不赞美饮茶之妙处。李白在诗中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仙人掌茶的独特之处。前四句写景,得天独厚;后八句写茶,好的生长环境培养了其上乘的品质;最后八句写情,并抒怀。李自获得仙人掌茶十分开心,在序文中写道,以后的髙僧大隐能够知道这种茶,就是由于中孚居士和李白本人啊!

据悉,名闻遐迩的仙人掌茶是-种佛茶,而出产该茶的玉泉山早在战国时代就被誉为“三楚名山”,此山山势巍峨,磅礴壮观。这里空中云雾弥漫,地下乳窟暗生,山麓右侧有-清泉喷涌而出,清澈晶莹,名曰“珍珠泉”。泉边的玉泉寺是中国佛教的着名寺院之-,早在隋代开皇年间由智者国师等创建,也是天台宗的重要祖庭和禅师北宗神秀大师传禅的专用道场,与江苏南京的栖霞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山东长清的灵岩寺并称为“天下四绝”。此外,玉泉寺还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传说当年智者大师驻锡时,关公显灵,向大师乞求归戒。由此,关公则成为保护伽蓝。护正祛邪的护法神,有时又被尊为“武财神”。至今,玉泉寺附近还有显烈祠等相关古迹。

文前提及到玉泉寺内这位中孚禅师是李白的宗侄,他既通佛理又喜欢饮茶,常年在乳窟中采茶后制成仙人掌茶,以茶供佛,并招待四方宾客。中孚禅师游金陵栖霞寺时偶遇李白,遂以仙人掌茶相赠,李白则以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作答,便有了以上的茶坛佳话。多年灾,李白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对于众多品种的茶也可谓是见多识广,但是他依然唯独对仙人掌茶特别青睐,足以证明仙人掌茶的不凡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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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与茶


大唐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随着唐帝国强大的国际影响和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国的茶香、茶艺,远播海外。

大唐皇帝在六迎佛骨时,曾将一套价值无与伦比的宫廷茶具,奉献给法门佛祖。1987年4月3日,这批稀世珍宝重见天日,立即引起世界轰动。这说明,唐代已是我国种茶、饮茶以及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茶叶逐渐从皇宫内院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庭,因此无论是宫廷茶艺、宗教茶艺、文士茶艺和民间茶艺,不论在茶艺内涵的理解上还是在操作程序上都已趋于成熟,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饮茶之道。

唐朝人到底是怎样喝茶的?这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西安福宝阁根据我国茶文化专家、学者的研究,及陆羽《茶经》的记载,艺术地复原了大唐茶韵,其中包括清平茶、大唐贵妃茶、大唐文士茶、大唐禅茶、大唐民俗茶等,让今人了解了大唐的茶文化。

大唐君臣清平茶说的是唐明皇李隆基邀请大学士李白品尝全国各地进贡的新茶贡品之事。李白诗性大发,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大唐君臣清平茶程序繁多,分为备器、鉴赏茶饼、炙茶、碾茶、筛茶、候汤、投盐、舀汤、置茶兑汤、分茶、敬茶、闻茶、观色、品茶、谢茶等十六个步骤,是盛唐时期的宫廷茶艺。

长安汇萃了大唐的茶界名流文人雅士,他们办茶会、写茶诗、著茶文、品茶论道、以茶会友。高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世使君》一诗中就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唐代饮茶诗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所论述的七碗茶了: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腑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喝了七碗茶就能变成神仙。

文士茶道分为备器、净手、焚香、礼拜、赏茶鉴茶、鉴水、烹茶、闻茶、观色、谢茶等。受邀参加茶会的文士用弹琴、吹笛、舞剑烘托茶会气氛和答谢主人。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宫廷茶具,证明唐代佛门禅茶已经非常兴旺。钱易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唐宣宗曾问一位130多岁老僧,吃了什么药能这么长寿?

老僧说没吃什么药,唯一的嗜好是饮茶。法门禅茶是佛教中的一种茶道,是禅师茶艺、佛门品茗的高雅艺术。茶道程序繁多,分为礼佛、净手、焚香、备器、放盐、置料、投茶、煮茶、分茶、敬茶、闻茶、吃茶、谢茶等。

所谓吃茶是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熬成粥吃,在唐代已经非常流行。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了这种吃法。

大唐时期茶道的出现表明,饮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境界,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闲话诗人与茶,一种不解的情分


武夷春暖月初园,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栏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

茶能使人的心情沉淀,使人的思绪平复,还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诗人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如果有一杯香茗在手,思绪也会顺畅很多。不少诗人的茶诗中也记叙了茶的这一作用。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文人饮茶生活的第二种场景:当文人们冥思苦想、精心构思的时候,以茶来刺激思绪,茶,在这个时候就很好地起到了思维助推器的作用。很多诗歌中都提到了茶的这一功效。这一功效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首先是茶能提神醒脑。比如北宋诗人刘挚的《煎茶》诗云:“诗思一坐爽,睡魔千里遐。诗人黄庭坚也有诗《催公静碾茶》云:“睡魔正仰茶料理,急遣溪童碾玉尘。”

在这两首诗中,这两个诗人都提到了茶具有提神醒脑、驱除睡意的作用,每当自己被睡魔缠身的时候,喝一杯香茗,立刻就能将睡意赶走,使自己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当诗人嗜睡的时候,自然是写不出好诗的,而用茶提神之后,头脑立刻就能清醒,这无疑为思绪的顺畅起了良好的作用。

其次是茶能平静人的思绪,使思维兴奋,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当现代人想要冷静思维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抽烟,而北宋的诗人们则会选择饮茶。案上一杯茶叶水,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翠绿的茶叶一颗颗浮在水面,一口下咽,不禁心清气爽,思绪顺畅。在这种情景下,开始精心地构造和创作诗歌,对于诗人们来说是最佳的时机。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些诗歌中找到印证:

比如黄庭坚在《次韵杨君全送酒》中曰:“茗搜文字响枯肠”。又如智圆《谢仁上人惠茶》云:“睡魔遣得虽相感,翻引诗魔来眼前。

黄庭坚在这句诗中凸显出饮茶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当思维枯竭的时候,通过喝茶就能使作者才思泉涌了。而智圆的这几句话则更加形象地凸显出了饮茶的这种作用,在诗句中,诗人提到了两个魔:一个是睡魔,一个是诗魔,作者通过饮茶,不仅赶走了睡魔,还迎来了诗魔,使得作者的创作灵感由此产生。

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历代文人墨客知茶、爱茶、嗜茶,借茶写人、叙物、抒情,有不少传世之作便是在这悠悠茶香中酝酿出来的。

唐代佛教文化与茶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清代诗人茶人袁枚介绍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少有才名,擅长诗文,24岁中进士。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

袁枚致力为文,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14个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作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65岁以后,袁枚开始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如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彷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游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82岁高寿。

唐代的饮茶历史与《茶经》


茶从中国的西南地区,经巴蜀顺长江而下。历经数千年蒙昧混沌,兴亡盛衰,终于来到了茶圣陆羽生活的唐代。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作为其时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唐代海陆交通发达,政治、文化影响远远超出国界。

史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从隋朝到唐、宋时期大约经过了六百多年,这是我国古代茶文化发展极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大大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唐代茶已成了主要的商品之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许多名茶、贡茶也开始出现了。正是在这一时期,茶始有字,茶始成书,茶始销世,茶始征税。唐代饮茶风俗,品饮技艺都已法相初具,并深深影响到后世。而陆羽《茶经》的问世,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更具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在南方饮茶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茶在北方也迅速传播开来。佛教禅宗的兴盛与影响是饮茶风由南方迅速扩展到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反映得十分充分。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人皆许饮茶,到处煮饮,以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

唐代茶事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朝廷贡茶的出现。唐代宫廷大量饮茶,又有茶道、茶宴多种形式,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十分重视。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代宗在浙江长兴顾渚山开始设立官焙(专门采造宫廷用茶的生产基地),责成湖州、常州两州刺史督造贡茶并负责进贡紫笋茶、阳羡茶和金沙水事宜。史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说法。每年新茶采摘后,便昼夜兼程解送京城长安,以便开清明宴。唐李郢的诗句: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就是说的这事。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把茶文化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

陆羽字鸿渐,又名疾。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公元733--804年在世。陆羽身世坎坷,是个弃儿,后为精于茶道的智积和尚收养,少年时先后遇到贬官至竟陵的李齐物与崔园辅,受到赏识与培养。安史之乱后,陆羽流落湖州,后隐居苕溪。先后结识了湖州刺史大书法家颜真卿及好茶的诗僧皎然等。陆羽于此时乱中求静,躬身实践,遍游江南茶区,考察茶事。他以自己平生的饮茶实践和茶学知识,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

陆羽被后世茶人恭称为陆子,关于陆羽茶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则被称为陆学,而茶商们则把陆羽奉为茶神。

《茶经》是一部论茶的专著,它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归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

《茶经》全书十章,分一之源论茶的起源;二之具论茶的采制工具;三之造论茶的采制方法;四之器论茶的烹煮用具;五之煮论茶的烹煮方法和水的品第;六之饮论饮茶的风俗与科学的饮茶方法;七之事论述古代有关茶事的记载;八之出论全国的名茶的产地;九之略论怎样在一定的条件下省略茶叶的采制和饮用工具;十之图则指出《茶经》要写在绢上挂在座前,指导茶叶生产制作。

在唐代,饼茶仍是当时制茶主要的形式,只是在中唐后,由于陆羽的倡导,开始由加料的羹煮发展成清茶的烹煮。采来茶后,先放入甑釜中蒸,臼杵捣碎后,拍成团饼,焙干以后,用荻或篾穿起来封存。饮用时,再碾碎,过筛,入釜烹煮。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唐人煮茶的资料,这里有典型唐人煮茶场景。

一九八七年五月,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宝塔地宫皇家宫廷系列茶具的出土,再次向世人证明了陆羽茶道的存在。

三分解渴七分品,以陆羽为代表的唐代茶人更伟大的功绩还在于他们首倡了品饮艺术,完成了茶从解渴式粗放型的饮法趋向细煎慢品艺术型饮法的过渡,使饮茶成为一种艺术活动,一种文化。

陆羽在《茶经》提出的一系列从煎到饮的理论、一系列工具、一整套程序,目的就是为了引导饮者在从煎到饮的过程中,进入一种澄心静虑的境界,将精神注入茶中,使饮茶活动成为精行俭德,陶冶性情的手段。从而开中国茶道之先河,为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茶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带到了西藏。

茶叶作为大宗商品销往中国边疆,也始于唐朝,新唐书陆羽传:回纥人朝始驱马市茶。这是中国历史上历唐、宋、明、清一千多年的茶马交易的开始,茶以贸易商品的形式传入西北、西南、蒙、藏一带。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最澄禅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习佛经,拜道邃禅师为师,翌年归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籽,试种于日本滋贺县。

次年,最澄的徒弟空海相继入唐,又把茶籽及制茶工具(茶石臼)带回日本。

自此,中国的饮茶方法和习俗开始在日本传播开来,使茶文化成为独特的东方文化之重要内容。

唐代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

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唐代的煮茶发展与文化介绍


唐代是饮茶饼的时代,主流的饮法仍然是煮来喝,但不再加调料混煮,而是提倡清饮,只加适量的盐。饼茶煎煮的步骤是先炙茶,再碾末,然后煮水,煎茶。

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唐代煮茶炙茶:炙烤的目的是要把茶饼内的水分烘干,并趁热用纸袋贮藏好,不让茶的香气散失。

碾末:炙烤过后的饼茶,待冷却后要碾成末。陆羽认为,“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末之下者,其屑如棱角。”但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中的茶箩看,在陆羽之后,可能对茶末的要求趋向于细。法门寺出土的茶箩约为60目,极为细密,过筛后似已近乎宋人点茶时的茶末了。

煮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为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再次之。

煮水分三沸,当开始出现鱼眼般的气泡,微微有声时,为第一沸;边缘像泉涌连珠时,为第二沸;到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水了。

煎茶:当水至一沸时,即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到第二沸时,先舀出一瓢水来,随即环激汤心,即用茶夹在锅中绕圈搅动,量取一定量的茶末,在漩涡中心投下,再用茶夹搅动;到第三沸时,茶汤出现“势若奔腾溅沫”,将先前舀出的那瓢水倒进去,使锅内降温,停止沸腾,以孕育“沫饽”(也称“汤花”),然后把锅从火上拿下来,放在交床上。这时就可以向茶碗中分茶了。

酌茶:舀茶汤倒入碗里,须使“沫饽”均匀。“沫饽”是茶汤的精华,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汤花”。一般每次煮茶一升,酌分5碗,趁热喝饮。因为,茶汤热时“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不然待到茶汤冷了,“精英随气而竭”,茶的芳香都随热气散发掉了,饮之索然寡味。这就是煮茶的全过程。

唐代茶税


茶叶本无税,唐代建中元年,朝廷才对茶叶征税。13年后的贞元九年,由于民间饮茶日益普及,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税税源增长势头旺盛,以至于一县之茶税,超过全国的矿产税总量。于是朝廷决定将茶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规定在产地交产品税,运输时交商品通过税,当年全国财政茶税收入便达41万缗。朝廷在征收茶税的敕令中,明确宣布茶税收入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增加社会保障设施常平仓的本钱。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常平仓则起于汉代,是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唐初,产茶多在云南、四川,由于僧人云游四方,广为传播,中唐时产茶已遍及50余州。

唐时人们饮茶,并非似今人的开水冲饮,而是烹饮。唐人烹茶、饮茶,十分讲究。由于茶种不同、水质差异、茶水比例不一,烧茶火候不同,每次茶味是不同的,这种非常细微的差别,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极有悟性者,才能辨别出来。

陆羽的师傅智识禅师就是此类品茶高手。一次智识大师被唐代宗召进宫内多时,很想饮用徒弟陆羽所烹之茶,此时恰好陆羽进京,烹了一壶茶由太监送给双目失明的老禅师智识饮用,他仅仅喝了两口,便惊呼:此乃吾徒儿所烹之茶,陆羽可进宫了!

饮茶大有益于延年益寿,据记载,唐大中三年,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诀,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也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也不下四五十碗,看来多饮茶乃长寿之道。

唐代着《茶经》一书的陆羽是一个孤儿,三岁时被湖北天门竟陵禅寺长老智识大师所收养,青少年时期在禅院接受教育,长期担任为智识大师煮茶的童奴,在唐代全国佛寺中这种奴婢达15万人之多。由于陆羽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对被佛教僧人悉心研究和传播的种茶、制茶、饮茶知识,钻研孜孜不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以致被后人奉为茶圣。

由于饮茶品茗者日众,贩私者有厚利可图。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唐法律规定:凡贩私茶三次,数量超过500斤者处以死刑。由于朝廷以重刑禁私茶,天下茶税猛增,唐武宗时,每年茶税收入超过160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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