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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明]茶与歌舞 茶与歌舞（一）：茶歌、茶舞，和茶与诗词的情况一样，是由茶叶生产、饮用这一主体文化派生出来的一种茶叶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不只是在我国歌、舞发展的较迟阶段上，也是我国茶叶生产和饮用形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经常内容以后才见的事情。从现存的茶史资料来说，茶叶成为歌咏的内容，最早见于西晋的孙楚《出歌》，其称“姜桂茶荈出巴蜀”，这里所说的“茶荈”，就都是指茶。至于专门咏歌茶叶的茶歌，此后从何而始？已无法查考。从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的记述中，得知的最早茶歌，是陆羽茶歌。但可惜，这首茶歌也早已散佚。不过，有关唐代中期的茶歌，在《全唐诗》中还能找到如皎然《茶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等几首。尤其是卢仝的茶歌，常见引用。在我国古时，如《尔雅》所说：“声比于琴瑟曰歌”；《韩诗章句》称：“有章曲曰歌”，认为诗词只要配以章曲，声之如琴瑟，则其诗也亦歌了。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唐代是否作歌？不清楚；但至宋代，如王观国《学林》、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等著作中，就都称“卢仝茶歌”或“卢仝谢孟谏议茶歌”了，这表明至少在宋代时，这首诗就配以章曲、器乐而唱了。宋时由茶叶诗词而传为茶歌的这种情况较多，如熊蕃在十首《御苑采茶歌》的序文中称：“先朝漕司封修睦，自号退士，曾作《御苑采茶歌》十首，传在人口。……蕃谨抚故事，亦赋十首献漕使。”这里所谓“传在人口”，就是歌唱在人民中间。上面讲的，是由诗为歌，也即由文人的作品而变成民间歌词的。茶歌的另一种来源，是由谣而歌，民谣经文人的整理配曲再返回民间。如明清时杭州富阳一带流传的《贡茶鲥鱼歌》，即属这种情况。这首歌，是正德九年（１５１４）按察佥事韩邦奇根据《富阳谣》改编为歌的。其歌词曰：“富阳山之茶，富阳江之鱼，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皇天本圣仁，此地一何辜？鱼兮不出别县，茶兮不出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已死，江枯鱼亦无，山不摧江不枯，吾民何以苏？！”歌词通过一连串的问句，唱出了富阳地区采办贡茶和捕捉贡鱼，百姓遭受的侵扰和痛苦。后来，韩邦奇也因为反对贡茶触犯皇上，以“怨谤阻绝进贡”罪，被押囚京城的锦衣狱多年。茶歌的再一个也是主要的来源，即完全是茶农和茶工自己创作的民歌或山歌。如清代流传在江西每年到武夷山采制茶叶的劳工中的歌，其歌词称：清明过了谷雨边，背起包袱走福建。想起福建无走头，三更半夜爬上楼。三捆稻草搭张铺，两根杉木做枕头。想起崇安真可怜，半碗腌菜半碗盐。茶叶下山出江西，吃碗青茶赛过鸡。采茶可怜真可怜，三夜没有两夜眠。茶树底下冷饭吃，灯火旁边算工钱。武夷山上九条龙，十个包头九个穷。年轻穷了靠双手，老来穷了背竹筒。cy316.cOM编辑推荐
茶与美学
中国是“美的哲学”，是一份深沉的思想积淀。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奠基，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充分发展；由释、道、儒三教的理念吸收，到李贽、葛洪等大批思想家的推动，淡淡的茶汤已是中国哲学的美学表现之一。
中国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表现为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物我玄会是哲学基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文思考；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是审美诉求；道法自然、保合太和是美学的基本法则。四大支柱互相依存，共同构筑着美学大厦。
中国虚静空灵，美学境界深幽恬明。茶人的品茶审美过程其实是茶人修身养性的过程，是茶与心的对话，也是茶人的还璞归真，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是中国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是美的哲学，其表现形式也奇峰起。即人道，表现人的气质神韵美；对称照应，体现协调统一的整体美；阴阳动静，成为共艺变化的节奏美；调和对比，多样统一等，中的辩证思想包罗万象，俯拾皆是。
茶人们既创造美，也可欣赏美；与其说是欣赏茶艺，不如说是在感悟自己的人格和超越自我的情操风骨。精神审美的本质是对“道”的体验，物我同根，应目会心，随想妙得。物质审美有三品：目品其形，鼻品其香，口品其味。
源于中国却发展于日本，形成日本“美的宗教”。日本对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很大。首先是学习引进中国唐朝茶文化阶段，风靡日本；而后借鉴中国，融入禅宗思想和日本的艺术哲学，独创日本。
道家与茶
儒、释、道三家，道家与茶文化的关系，是人们谈论最少的。然而它们的关系又是最深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故作惊人之论吧，其实不然，从发生学角度看，道家与茶文化的渊源无疑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而从观念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了。 “自然”之“道”及其茶文化内涵 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其观念的源头。道家对生命的热爱，对永恒的追求，都深深地渗透在其自然观中。而这对茶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翻开茶文化史的第一页，我们就可知道，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则传说而误置一旁，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其实，一切神话、传说都深深印刻着人类实践与劳作的痕迹，从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基因。这就是一切始发性文化形态的奥妙所在。要知道，上述这个传说中的茶的老祖宗，在道教中，却是太上老君点化而成的徒弟。《太上老君开天经》中说：“神农之时，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作《太微经》，教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与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兽之命也。”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与道家精神及其自然观是极其吻合的。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人的生存必须顺其自然地利用物的自然属性，这恐怕也是后来的道教充分开掘人的自然潜能——气功，并发掘物的自然潜能——炼丹的起始观念与内在原因吧! 当然，这也决定了他们必定会遍尝百药，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能了。 其实，不必光看神话传说之类，历史本身就告诉我们，道家与茶的关系，比佛、儒更为久远。事实上，中国的茶文化萌芽确为两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而此时期正是中国文人们为老庄思想陶醉得如痴如狂的时代，同时饮茶也成为一种文人的生活习惯。《僮约》说：“烹荼净具，武阳买荼。”即为饮茶习俗的史证。《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亦有以茶代酒之记载，而晋张华《博物志》也同样有“饮真荼，令人少眠”的说法。然而对道家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茗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君服之”的己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日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其形成年代，也为两汉期间。其时，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会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影响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从而以冷漠态度对待人生及其社会现实。而道教却无比的热爱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尽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教这一内涵特质所体现的是，重人生，乐人世。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无法否认，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茶与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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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茶亦如此。
赠人玫瑰，是因为帮了人，心中喜悦，是因为送了花给喜欢的人，所以心中喜悦，再或者举手之劳，换到了意料之外的回报，所以心中淡淡欢喜。总而言之，是心中舒畅，所以手有余香。
喝茶是送玫瑰给自己，送一份安然给自己，送一份淡淡的喜悦给自己。于是手有余香，心有芬芳。
我们要品茶的香醇，需要有一个独处的院落，最好是有一些花，一些葡萄架，或者窗前垂落的一些柳枝。最重要的是，心中能有安闲，舒畅且安然，所以才品得出平日品不出的滋味。
我们在社会上行走，有很多的放不下，习惯了冷脸视人，习惯了重重伪装，我们很难对陌生人展露和煦笑容，不奢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更不愿给予别人什么，所以如此心态的我们，品不出茶该有的味道。
读过台湾刘墉先生的一篇短文，具体情节忘记了，只记得作者在幻想，幻想有一天自己坐在窗前，然后静静的沉思，直到一根藤蔓，攀上自己的眉。
我想在喝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这样一份安静和天趣的，当我们能品出最香浓的茶汤时，便是心底最柔软的时候，此时最能感受天地，感受自己与天地的统一，自己将真正融入到这方世界，从而回归最真实的自己。
喝茶，喝的是一个情字，如同我们为人处世，重要的也是一个情字。以此为念，人生画卷才能浸润香气，才能有可看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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