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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一脉杭州产茶历史悠久，杭州城市的繁荣和杭州的茶文化兴盛是相携并进的。隋唐之前杭州茶文化处于兴起阶段。三国两晋时期，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灵隐寺建成，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活动逐渐盛行，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茶随着寺庙道观的建立而被栽种传播。隋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后，杭州因水陆交通的地理便利，一时成为东南物产聚散的“巨富名邑”，唐代杭城的繁华初显。此时，茶叶在杭州境内广为栽培。
其中睦州鸠坑（淳安）、建德细茶、天目山茶（临安）、钱塘大方茶、余杭径山茶为当时记载的名茶。茶圣陆羽在余杭径山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茶经》的广泛传播，为中国茶文化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陆羽及其《茶经》与杭州的缘分也足以为“杭为茶都”提供无与伦比的历史支持。
南宋建都杭州，中国茶文化的中心也随之南迁至杭州。杭州饮茶之风日盛，大街小巷茶馆林立。中国茶文化和杭州城市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宋时，杭州西湖茶区所产的白云茶、香林茶、宝云茶均已被列为贡品。苏东坡两度在杭州为官，有诗“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了杭城的气息。苏东坡常与高僧辩才法师在龙井狮峰山脚下的寿圣寺品茗吟诗，其手书的“老龙井”匾额至今尚存于狮峰山的岩石上，留下了千古佳话。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了300多首茶诗，其中有名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正是对宋代杭城饮茶风俗的生动写照。先后到径山来参禅求学的日僧圆尔辩圆、南浦绍明等多人把径山茶和径山茶宴带回日本，启发和促进日本茶道的兴起，径山成为日本茶道之源，至今仍有不少日本茶人不远千里，源源不断地来径山寻祖祭宗。
杭州茶叶历史在经历了唐宋年间的兴起和重大发展阶段后，在元明清时期，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元代龙井茶初具美名，爱茶之人虞集写有《游龙井》饮茶诗，诗中“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烹煎黄金芽，三咽不忍漱”的佳句广为传唱。杭州自南宋始已逐渐流行饮用散茶，明初朱元璋废止团茶，改贡散茶，清饮之风日盛，儒家茶人的清饮文化得到了极大的舒张和发展，杭城也有着相当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明代的龙井茶已负盛名，明末清初，杭州已成为浙江最重要的茶产业集散地。清时，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上龙井，题写六首龙井茶御诗，亲封“十八棵御茶树”，将西湖龙井茶上升为至尊地位。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对龙井茶情有独钟，在杭州这片奇山秀水里涌现了一大批爱茶、学茶、事茶之人，从唐至清的1200年间，涉及龙井茶的茶书就有120余种，如白居易、苏东坡、陆游、吴昌硕等文化人无不尽情泼墨，挥洒茶意，使龙井茶的文化底蕴也越发醇香弥久。民国后，西湖龙井茶逐渐成为中国名茶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龙井茶区视察，高度关注杭州的茶文化和茶产业。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陪同外国元首来杭，龙井茶乡是必游之地；龙井茶还是我国国事活动中馈赠外国首脑的珍贵礼品，外国首脑品尝龙井茶后都赞不绝口。西湖龙井茶在中国十大名茶评比中都位居榜首，被誉为“绿茶皇后”。如今的杭州已成为我国茶叶科技和文化的交流研究中心，茶机构云集、茶产业发达、茶品牌响亮、茶名人辈出、茶文化厚重。茶作为文明的载体，承载着杭州数千年文化发展的辉煌成就。
茶与杭州经济民生密切相关茶与社会民生的关系紧密相连，即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丰富，同城市商品经济和城市民生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是浙江省茶叶主产区，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茶叶是杭州农业六大主导产业之一，是杭州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出口创汇产品，在杭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杭州栽茶、制茶、茶叶经营的历史悠久，茶叶基地、茶树品种、茶类等资源丰富，茶叶生产技术、加工技术、科技力量雄厚。茶树种植遍及3市2县4区，江干、拱墅2区亦有少量茶园。杭州市现有茶园53.8万亩，2012年茶叶总产量1.96万吨，茶叶总产值22.83亿元。茶叶在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西部山区，茶叶是农民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重点产茶乡镇的茶叶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亦达30%以上。杭州的西湖龙井是唯一载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茶叶内容。据浙大CARD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估，“西湖龙井”品牌价值在全国113个知名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位列第一。
如今茶叶产品向高科技、多样化和保健方向调整发展，杭州作为中国茶都，利用其八家国字号茶叶机构在茶叶教学、茶文化研究、产业科研上的强力支撑，在茶业的第二产业发展上节节攀升。杭州已经成为全国较大的茶饮料供应地之一，“娃哈哈”、“农夫山泉”、“茶研工坊”以及“康师傅”、“三得利”等大型企业在杭建有茶饮料研发生产加工基地。杭州的茶保健品开发走在全国前列。此外，杭州在茶食品开发、茶资源的综合利用上，走在时代前列，引领茶经济风尚。
茶是杭州休闲文化的显著特色2012年杭州国际友好城市市长峰会上有专家学者如此评价杭州：“杭州是一座休闲之城。千顷西湖水，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城有着独特的休闲景致；一壶龙井茶，弦缓舞美书亦奇，杭州人有着难得的休闲基因。同时，杭州还拥有雄厚的综合实力和完备的休闲产业，不愧是充满魅力的东方休闲之都！”自古以来，茶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休闲品质，和杭州的休闲气质再契合不过。
常言道：“好山好水出好茶”。杭州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旅游城市，与其四季、山水及人文密不可分。杭州辖管的13个区、县（市）都有数个茶叶名品，以西湖龙井为首，北有吸佛教圣地之灵气的径山毛峰、南有集千岛湖之秀美的千岛玉叶、东有载富春江之旖旎的雪水云绿、西有取天目山之神韵的天目青顶等等，杭州名茶荟萃，茶旅游蓬勃发展，与其温润的气候、美丽的山水以及厚重的人文底蕴是密不可分的。
泡茶馆，是杭州不可缺少的休闲文化。杭州的茶楼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茶食自助的，有适合品清茶的，有感受禅味的，有感受曲艺的，有学茶研茶的，还有公园里的一元早茶等，但是共同的特点是杭州的茶馆都有优雅的环境，专业的茶艺师，都给人以休闲的享受。“游山访茶”、“茶馆品茗”足以成为杭州休闲文化的代名词。
茶是杭州人文精神的形象体现杭州秀丽优雅的西湖，孕育了龙井及其周边山峦的静谧，是人生自然和谐的体现。龙井茶与杭州的精致、和谐与婉约的气质有着与生俱来的相关性。龙井茶以其“回味甘甜，香气馥郁”等品质内涵冠冕群雄，这与龙井茶品质内涵合乎传统文化中庸和谐的追求分不开；龙井茶炒制上的精致，即色翠而不艳、味醇而不酽，香高而不冲，形美而不媚，折射的正是中国的传统哲学。龙井茶与精致、大气紧紧联系：细细品味龙井茶，能感受到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体现着大自然的神灵，回味后的宁静，有一种融入自然后的回归感。“绚丽之极，归于平淡”，龙井茶的含蓄与中国的人文文化相一致，是诠释江南文化精致内涵的典范。诚如清代茶人陆次之赞曰：“龙井茶，真者甘香而不洌，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之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为益于人不浅，故能疗疾，其贵如珍，不可多得。”品味龙井茶，就是要品味其中的真味，而这种真味，也恰恰是杭州的真味。
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成功，“西湖水、龙井茶”被一起载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西湖特殊的自然环境和长期人文积淀的共同影响下发展成型的龙井茶，是全世界茶叶产品中的珍品，以龙井茶为代表的中国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产生了典型的东方文化——茶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及生活方式、礼仪交往和文化欣赏，以及经济生活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杭州为中心而形成的“茶道”，为日本“茶道”的发祥地。龙井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念的诠释和它所蕴含的极为深厚的文化信息和人文精神，在同类物质产品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是西湖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杭州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城市的文化可以通过城市的空间布局、人文特色和精神品质等来体现。茶文化是体现城市人文特色和精神品质的重要载体，弘扬和发展茶文化能够丰富充实城市文化的内涵。茶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饮料，它的“健康、绿色、休闲、优雅”正是杭州品质之城的体现。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现。茶文化更是传递着和谐的文化，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能够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西湖这张杭州的“金名片”，是静态的，不能搬到世界各地去展示；而茶这张“金名片”则是动态的，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为杭州文化的一个载体，让世界人民感受和分享。（作者：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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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中茶艺的分类
茶艺的分类由于标准不同，茶艺类型也就多种多样，有从冲泡方式和茶具来区分的，如功夫茶、盖碗茶和玻璃杯泡法。有按茶叶种类来区分，如龙井茶艺、碧螺春茶艺、花茶茶艺、宁红茶艺等。有按地区名称来区分的，如武夷茶艺、安溪茶艺、潮汕茶艺等。
还有一些加工整理的民族茶艺和仿古创新的主题茶艺，其名称类别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但是有些名称和分类却是没有严格的科学含义，并不能准确反映该茶艺的主要特色，经常会与其他茶艺混同。比如绿茶类的龙井、碧螺春和黄山毛峰等名茶，都是用玻璃杯(或者用盖碗)冲泡，其程序大体相同，如果都用茶叶名称来命名，则中国有数百种绿茶，就有数百种茶艺名称，但其冲泡流程却是大同小异的。同样，所谓武夷茶艺、安溪茶艺和潮汕茶艺等，尽管各自都有其特点，但都是采用功夫茶冲泡方法，应该是与功夫茶同类。
如果都按地区名称来命名，那么有多少生产乌龙茶的地方，就有多少种茶艺，令人无法进行科学地统计。如果我们承认茶艺就是茶叶的冲泡技艺和饮茶的艺术的话，那么以冲泡方式作为分类标准应该是较为科学的。
为了突出地区的特色，有时可以在前面冠以地名，如武夷功夫茶艺、安溪功夫茶艺、潮汕功夫茶艺和台湾功夫茶艺等。
茶文化中的“茶艺”表演?
茶文化研究者侯军在五台山国际茶会上发言指出：“中国品茗艺术是不能表演的，它从来就不是一种表演艺术。
许多茶艺研究者不赞成茶艺表演，但并不全盘否定茶艺表演。
品茗需要安安静静地‘自悟’，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天生就会品茗的，所以要教会人们如何品茗、如何品味茶中的意境，特别是现在做任何生意都要讲究包装，讲究推销，茶作为一种商品也不例外。因此就需要营造一种氛围，需要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所以茶艺表演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需要普及茶文化，我们需要本来遍布城乡而近百年来却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的那些茶风、茶俗、茶艺、茶礼，重新‘展示’给人们看，以便大家了解进而喜欢茶文化。”这种意见不但是有道理的，而且也具有辩证性。
如果只是一个人自斟自饮，自然不存在表演问题。但只要为他人泡茶而又讲究一定品位，就存在一定的示范性和观赏性，就已经具有表演性质。因此，不但是那些表演型的茶艺可以表演，就是生活型的茶艺也是可以表演。只要我们承认茶艺是一种艺术，它就可以表演。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说明，茶艺表演客观存在。
普洱茶文化！普洱茶历史文化
唐代滇南的银生府为云南主要产茶区，普洱古属银生府，滇南之茶均集散于普洱，然后销往各地，故以“普洱茶”为名。千百年以前，普洱茶已是官府饮用的珍品。
在云南茶铺或卖茶的集市，例如昆明、思茅、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著名风景区，随处可见“普洱茶”的招牌。依据这样的经验，只要是在云南所产的茶，皆可叫做“普洱茶”——来云南游玩及云南大多数的本地人对“普洱茶”这一概念的认识大抵如此，认为“普洱茶”这三个字，也不过是“云南茶”的别称罢了。有些稍微懂点茶的人也会把它与红茶混淆在一起了。其实，普洱茶是一种经特殊工艺制成的茶。它是云南贡献给世人的一种特有的茶品。
据史籍记载，唐代滇南的银生府为云南主要产茶区，普洱古属银生府，滇南之茶均集散于普洱，然后销往各地，故以“普洱茶”为名。千百年以前，普洱茶已是官府饮用的珍品。在明代，普洱茶即作为专有名词载入书籍。在清代，普洱茶是云南向皇帝进贡的贡品。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贾府也饮用普洱茶。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清光绪年间的普洱“金瓜”贡茶，由此可见普洱茶的名贵。
普洱茶近年来同古字画一样进入收藏品之列。收藏普洱茶饼的风气不断蔓延，在云南、广东、福建、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尤为盛行。陈年普洱茶的收藏热不断温。
茶膏是普洱茶文化中的精华
茶膏是普洱茶文化中的精华！在普洱茶的世界里，“砖、饼、团、沱、膏”是五种基本的形态，其中茶膏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速溶茶之一。茶膏凝结着华夏人民的智慧，从古代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今天，普洱茶膏没有随着岁月泯灭在时间的尘埃里，而是凝结着时代的精华，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普洱茶文化。
茶膏是国人为改进饮茶方式而作的改进，也是对普洱茶品质的提升。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则黑，日成者则黄”，不管这是不是茶膏最原始出现的证明，但的确是陆羽发现了茶有膏、茶出膏的现象。到了宋代的时候，制茶者们对茶叶出膏比较重视，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将膏从茶中分离，这种“小榨取水，大榨出膏“的方式成为了当时公认的制膏方式。后来云南土司在制作普洱茶膏时，采用了与之不同的”大铁锅熬制法”，这种方法仍然被今天的许多茶企采用。普洱茶膏的正式命名是在清朝的时候，在宋人制茶膏的方法上采取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手艺，使得普洱茶膏的品质胜于以往，因而得名。
普洱茶膏有着独一无二的功效，清人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而普洱茶膏的功效在今人的研究下被证明同样具有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抗癌症、抗衰老、抗辐射的功能，有效抑制细菌生长，还能止血消炎，有着健康养生的独特功效。
如今，普洱茶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慢慢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工业文明盛行的今天，普洱茶膏将茶与农耕文化结合，形成了天衣无缝的时代特色。
普洱茶膏的文化传承与复兴
普洱茶膏的文化传承与复兴！在中国饮茶史中，普洱茶膏自南唐初现史籍始，已经千年有余。普洱茶膏从贡品和国礼的荣光中走入千家万户也是近几年的事情。普洱茶膏，这一承载了中国年余年至高品位的尊贵茶饮，传承了什么，又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得以复兴？
普洱茶膏传承的，是千年来的皇家品位。一千多年来，普洱茶膏在史籍中出现就是贡品，清代更是由代表了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御茶房专司制作。在清代，普洱茶膏的原料选择十分严苛，工艺复杂但步步精当。百年之后，当人们在拍卖会上看到鲁迅珍藏的茶膏，不但外形精美，而且保存良好。除了珍藏者妥善的保藏之外，工艺的精益求精也是普洱茶膏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在雍正年间，普洱茶膏作为贡品由云南的土司进贡。雍正皇帝在清代是一个品位极高的帝王，那个时期御用器具的设计、建筑、装饰等，都表现了他的品位与情趣。史料记载，雍正皇帝尚为皇子的时候，便亲手参与原为雍亲王花园的圆明园的设计和建造。普洱茶膏能得到雍正皇帝的欣赏，并在紫禁城中得以制作，这与普洱茶膏极佳的风味和高尚的品位密不可分。
普洱茶膏的复兴，是在中华文化复兴和繁荣的背景之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广为世界所认同。普洱茶膏所代表的雅致、内敛、淳厚、谦逊的中国君子之风，也在广大的消费者中得到认可。普洱茶膏在亚洲博鳌论坛一亮相，便引来了各界的关注，一个小小的茶膏，竟有如此的魅力，掀起了一股普洱茶膏的热潮。众多媒体争相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北京茶博会上，还有很多海外朋友也对普洱茶膏报以浓厚的兴趣，了解和品尝，接洽合作事宜。这一切都是普洱茶膏的魅力表现。
普洱茶膏，还代表了中华传统的养生理念。中国的养生，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调节身体机能，使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普洱茶膏中的多种有益物质，这些有益物质经现代研究证实，确实对人体健康具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且额普洱茶膏源自上好普洱原茶，纯和天然，调养身体，怡养身心，是不可多得的养身佳品。
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茶饮的广泛盛行
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比屋之饮，也就是家家户户都饮茶的意思，可以照见唐代国都长安等地饮茶的普遍程度。除了两都并荆渝之间以外，饮茶之风也是同样盛行，这种情况以《封氏闻见录》中记载的最为典型，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展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茶饮已经深进民间，成为生活之必须。
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和来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华并有了新的发展。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
文人参与，诗文吟颂
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中，文人的热情参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典型的是诗歌中的茶诗创作。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在唐诗中，有关茶叶的作品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神仙掌茶》、白居易的《琴茶》，齐已的《谢?湖茶》、皎然的《访陆处士羽》等。这些茶诗的形式有古诗、律诗、尽句等，内容包括了名茶、茶人、煎茶、饮茶、茶具、采茶、制茶等各个方面。
唐代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兴艺。使茶饮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大大进步，使茶饮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同时，这些文化艺术作品也成了研究中国茶叶历史的宝贵资料。
茶叶专著的出现
众所周知,公元七八零年前后陆羽撰写的《茶经》三卷，是中国第一部茶叶专著，它标志着茶学系统的确立，在推动茶饮继续扩大的同时，也开创了茶叶专著撰写的先河。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著。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陆羽及其《茶经》的历史功绩
陆羽著《茶经》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陆羽是中国的茶圣。《茶经》是中国茶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唐代及唐代之前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系统总结。《茶经》建立了茶学的基本框架结构，直接促进了茶叶生产和饮用的快速发展。
我国饮茶文化
茶叶从药用、祭品、菜食，渐而转为日常饮用，成为寻常人家开门七件事之一，历经了颇为漫长的历史年代。
饮茶始于何时？《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时代开始发现茶可以作为药用;至殷周已开始作为饮料。这是茶界的一般说法。据沈从文先生对陶瓷的考证，又有饮茶始于晋一说。至汉，饮茶渐成风尚;唐宋以降，饮茶蔚成风气。这是普遍认同的说法。饮茶之兴盛，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佛教的传入息息相关。汉武帝通西域，丝绸之路成了通道，西域的僧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他们带来了大量经传和佛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以茶代酒、坐禅饮茶渐成习俗；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唐诗宋词，文风大盛。
文人雅士集会、结社、讲学，以尚茶为怡情悦性之雅事。民间兴起茗战。“斗茶”之风的盛行，助推制茶技艺的提高和品饮艺术的形成发展。饮茶之风是逐渐推广开的，先是“上行下效”，推广民间皇亲贵族视茶为“养生之妙药”，民间纷纷予以效仿；而后是“下行上效”，影响上层民间斗茶比艺之风日盛，而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竞相效仿，并且玩出许多新花样而风靡朝野。细加琢磨，我发现这是饮茶很有趣的传播途径和推进方式。
宋代的饮茶，特别值得一说。宋代大约是最为煊赫一时的茶时代了。我的家乡建瓯是古老茶乡。植茶始于五代时期，到了宋代，制茶技艺达到巅峰。当时的龙团风饼成为茶的极品，专供御用，一般人是喝不到的。从宋徽宗《大观茶论》对龙凤团茶的赞语中，我贸然揣想，这位皇上是喝过此茶的。还有用于品茶斗茶的黑釉建盏（兔毫盏），出于建窑，旧时属于建州（今建瓯）。它胎重釉厚，深厚中蕴含着秀美。釉上的兔毫，状如万千雨丝，也像流星划过夜空，飘洒自如。一向疏于朝政、却精于艺术的宋徽宗对兔毫盏也颇有研究，他认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由于制茶工艺的不同，饮茶有“唐煮宋点”之说。在唐代及唐之前，茶叶均以团茶研末为主，并调以盐、姜、葱、枣子、薄荷等佐料，风行煮饮的方法。而到了宋代，改为用开水冲调的点茶法。历史上有过用茶煮食，有茗粥、茗菜等茶食，那时茶叶没有进行加工，都是新鲜的原叶，叫“吃茶”。在我家乡口语中至今仍叫“吃茶”，不说“喝茶”。
细究起来，或许还是古风犹存呢。历史上饮茶方法有过几次革新，都是伴随着制茶工艺的重大改革和突破而发生的。举例不难，顺手拈来。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下令“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这促使团茶等型茶生产逐渐萎缩，最终退出社会生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散茶形式的出现。浙江绍兴创制的“日铸茶”，使制茶方法改蒸为炒，改碾为揉，改研末团茶为条形散茶，茶叶的外形和内质为之一新而“名于天下”。饮茶方式化繁为简即由研末烹煮而改为直接冲泡了。这是饮茶史上的一大革新，影响极为深远。
茶叶作为一种饮料，延续千年而不衰，至今饮风乃盛。品茶，把茶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能品出愉悦，品出文化，这大概是饮茶所富有的美妙之处吧。
普洱茶的传承普洱茶的发展历史
普洱茶，以一隅之地命名，名闻天下。茶树历经千百年，孕育形成的普洱茶，浓缩了云南茶叶的发展历史。
普洱茶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时期，至今有近2000年的历史。那时的普洱茶并不叫“普洱茶”。在唐朝，普洱市属银生节度，因此普洱茶当时叫“银生茶”。
宋朝时，朝廷为了与少数民族交换战马，建立了“以茶易马”的茶马互市，而为了运输方便，普洱茶被制成“紧团茶”，销往川藏地区。
元朝时，普洱茶被命名为“普茶”，是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明朝到清朝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有记载道：“士庶所有，皆普洱茶也”，而且普洱茶被列为贡品，受到朝廷的赞赏，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
清朝雍正年间，清廷设置了普洱府，普洱府的所在地就是今天的普洱市。在当时，普洱府是滇南重镇，茶叶的集散地，滇南的茶叶均集中在普洱府加工，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因此普洱府所产的茶就被称为普洱茶，沿用至今。
茶马交易机构：茶马司
茶马司是专门掌管茶马贸易的机构。茶马司制定茶马法，发挥规范市场的职能。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作为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
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由于朝廷所面对的敌人都是西北游牧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那些游牧民族政权的军队多以骑兵为主，为了跟这些敌人对抗，朝廷需要大量的战马。于是朝廷在四川设立了“提兴茶马司”，进行茶叶收购，以茶叶与藏区进行马匹交易，并在陕、川等多处设置“买场”和“买马场”，少数民族只准与代表官府的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的交易。为了更好地统治边区的少数民族，达到以茶治边的效果，茶马司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边境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充军或处死，茶马司的官员如有失职也同样被治罪。
茶叶交易市场：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的交易市场。
宋朝廷除了通过茶马互市来维护宋朝边区的安全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藏区人民的生活。藏民们长期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藏民们长期以游牧为主，饮食主要以牛羊肉、糌粑、青稞为主，蔬菜水果少之又少。茶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又能分解人体内多余的脂肪，既解油腻又助消化，因此，茶成为藏区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为汉藏人民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茶马互市对维护宋朝边区的安全、稳定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工夫红茶的文化历史
中国人是以善能喝茶著名的。从文献上的记载，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古书《尔雅》上就写过“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诗经》的《七月》篇，也提到采茶。两汉之后，饮茶之风大盛，但更普遍的还是在唐朝。那时已经有“茶会”、“茶宴”，陆羽著《茶经》，更是集中了喝茶的理论，从此大开喝茶之风，陆羽由是受后世尊为“茶圣”。
《潮嘉风月记》就说：“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从这里看来，喝工夫茶大约是唐代以后的事。尽管近代的《辞海》载有“工夫茶”这一条专门名辞的注释，英文的“Tea”字也还是从汕头、厦门话的“茶”字译音过去的。但有关工夫茶的详细记载却是很少，甚至连《潮州府志》也没有记载，这却不能不是件憾事。
就现在所能考证到的，潮州地方在元朝以前虽然已经是“稻再熟而蚕五收”，可是似乎还没有种茶。《永乐大典》之五千三百四十三卷，是现在我们能看到最早的《潮州志》，在它“课税”一项内曾引用了《三阳图志》(三阳即是海阳——今之潮安、潮阳、揭阳)。
《三阳志》及《三阳图志》于今已不可复见，但几经浩劫之后仅存很少的《永乐大典》中却刚好有一部《潮州志》在，而其中又多引用《三阳志》等的原文，弥足珍贵。从原文看来，《三阳志》是元朝时有关这三县的地方志。中说到：
“茶课自大禹别九州之产以作贡，而未闻贡茶，下逮汉、魏、晋、梁皆不及此，至李唐时如赵赞滂、王楼、王涯之徒始创茶之制，宋朝又有榷务交引三分三税之法，而茶之赋始繁矣。产茶之地，出税固宜。无茶之地，何缘纳税?潮之为郡，无采茶之户，无贩茶之商，其课钞，每责于办盐主首而代纳焉。
有司万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这证明在元时，潮州地方还没有种茶的。没有种茶倒不要紧，因为潮州“工夫茶”所用的茶叶并不产自潮州。可是“无贩茶之商”，这倒就麻烦了，如果《三阳志》所记属实，恐怕元朝时潮州还没有“工夫茶”这一享受呢。
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了，到清代以后，潮州人之好茶，潮州“工夫茶”之有名，潮州人做茶叶生意之多，已经是尽人皆知了，清代的《潮嘉风月记》就说：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及瓷盘各一，唯怀之数则视客之多寡，先将泉水贮罐，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后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
“投闽茶于壶内冲之”，到现在也是如此。工夫茶用的是铁观音，这是全国仅在福建才有的名茶。
自然，现在潮州地方是产茶的，潮安凤凰山(过去属饶平)的“单丛奇种”简名日“凤凰茶”，就是驰名海内外，在今天国产的特级茶叶中首屈一指，但可惜产量不多，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因此它的价格也是国产茶叶中最高贵的。
宫廷茶文化和民间茶馆文化
有人说，茶产在南方，北方谈不上茶文化，说北京人只会喝茶末，茶里泡的是茶末。北京解放以前，老百姓确实喝不起好茶，只能喝一些碎末，就是卖出好茶后剩下的茶末，但并不能由此说北京没有茶文化，北京不仅有茶文化，而且档次还很高。
首先，北京地区出了一个茶的亚圣，仅次于陆羽的圣人，他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卢仝。卢仝是涿州人，离北京仅百里左右。范阳卢氏家族是一个文化家族，从汉代就出文化人。卢仝为什么被称亚圣呢？这是因为他写过一首诗，原名叫《走笔谢孟谏议送寄新茶》，诗中有一段形容饮茶过程，所以人们又通俗地叫它《七碗诗》。他写道“一碗喉吻润”，头一碗茶只不过润润嗓子；“两碗破孤闷”，把心里闷气破解一下；“三碗搜枯肠”，李白说：“斗酒诗百篇”，而卢仝说饮三碗茶就有“文字五千卷”。接着“四碗发轻汗”，“人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喝茶以后，把污浊之气发泄出来了；然后“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最后说第七碗，“七碗喝不得也”，因为此时“两腋习习清风生”，我喝七碗的时候就要上天成仙了。然而又马上转折――我不知道老天爷，你是不是看见了，那些茶农在山里种茶是多么辛苦！天下的苍生是多么辛苦！我们是不是应当分给他们一点茶呢。他写了一种雨露均分的思想，这首诗把茶的精神写出来了，从生理反应，一直到思想反应，最后端出儒家雨露均分思想，不愧是亚茶圣。
再有，北京是六朝古都，文人荟萃的地方，任何一种文化，到北京以后就要抬升一步，得到一种提炼。其实北京不仅有茶文化，而且层次很高，比如文人士大夫的茶文化，在《红楼梦》里有这样的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以后转到栊翠庵，妙玉请大家喝茶，这妙玉看不起刘姥姥，就弄个犀牛角杯给她，而用玉杯请宝钗、黛玉和宝玉喝茶，那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要扔了，还是汝窑的。贾宝玉有点同情心，说，你给我吧，我出去卖了，卖点钱。还有用的水，是梅花上的雪，集了一大瓮。实际上曹雪芹所写的这些都是北京文人的茶文化，可见北京文人的茶文化是非常讲究的。北京有很多好的茶人，即使在元朝也是如此。有人说，元代的人喝茶是为了助消化，因为少数民族爱喝牛奶和羊奶，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颐和园旁边有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墓，耶律楚材在一首诗中曾说，我若几天没有喝到饼茶，心里就像堵了一样，可见他对茶的爱是非常深的。
当然最兴盛的时期，我认为是明清的宫廷茶文化，中国茶文化这时到了一个最高点，当然它仅仅是一个侧面了。因为从宫廷茶文化和朝廷的礼仪上来讲，唐、宋、辽、金、元反映得比较清楚。比如说外国使臣来了，我们要赐茶，外国使臣走的时候，也要送茶叶。这都是一种正式的礼节。但到了明、清两代不仅如此，它还和文明教化结合了起来。
思茅、昆明茶文化基地
思茅茶叶商贸与良种名茶茶文化基地
思茅位于澜沧江东岸，无量山中末端，号称茶都，是茶叶商贸的历史名城，与普洱齐名，同是历史名茶普洱茶集散中心。清朝的七色贡茶，由思茅厅采办。它又是现代云南名优茶生产交易中心。
诸葛亮南定南中后，鼓励发展生产，利用当地资源，教民种茶，对云南茶叶的商业性生产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因而才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在宋代普洱茶就已名扬中华。流经思茅的河流史称洗马河，相传为诸葛亮洗马除尘、消除鞍马之劳的地方。今洗马河公园有孔明洗马的大型群雕；普洱有孔明点将台，南边勐腊有孔明山，与版纳同尊孔明为茶祖。
思茅森林覆盖大地，满目青山，生态环境绝佳。茶叶量多质优。思茅气候宜人，四季盖棉被，冬季仅着毛线衫，与勐海、澜沧被誉为三个真正的春城。
20世纪80年代，思茅建立了茶树良种场，在云南率先在思茅地区规模推广省茶科所培育的国家良种，用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名优茶，行销全国。良种面积之广、名茶品种之多，领先云南。春节上市的早春名优绿茶，让江浙茶商放弃年三十的团圆，在思茅守岁等货，为的是让上海人先饮为快。
傣族、哈尼族、拉枯族民族茶艺团巡访东南亚，备受欢迎，使人叫绝。近年来，每两年举办一次普洱茶叶节，国际学术活动频繁，茶的诗书画，也已兴起。茶文化活动有声有色。茶文化背景、氛围、成就，均在云南走先。
昆明茶文化研究、科普教育与茶文化资源开发综合基地
昆明是举世著名春城，居高原中北部，临滇池东岸筑城。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云南通向全国和世界的交通枢纽。昆明历史悠久，行政设治从唐开始，唐为益宁县，元为昆明县，1928年置市，为文化古城，文化底蕴深厚，为旅游胜地。
千古绝唱一孙冉翁大观楼长联曾有生动描述，“东襄神骏，西翥灵仪，南翔缟素，北走蜿蜒”，风景秀丽，名胜颇多，古刹古寺，古迹文物，多如繁星。“云茶苑”茶艺团在亚运会期间在京表演茶艺，轰动京华，肇造中华茶文化璀璨丰姿。外出访问，开人眼界，开新中国茶艺外演之先河。
云南茶叶，别具优势。茶类齐全，品质优异，已走向全国和全球，现为全国第三产茶大省，云南茶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文化内涵包容广泛，有本源性、多样性、民族性、人与自然和谐性与国际性等鲜明特征。
普洱茶茶文化的发展
巴蜀茶文化的形成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普洱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中唐时期，陆羽《茶经》的问世，使普洱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这部《茶经》，把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千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与探索，直至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茶方大行其道。《茶经》的问世，不但使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亦因此名扬天下，并为朝廷所知而召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仕途，竟不就职。晚年他由浙江而至江西上饶隐居.《茶经》是一部论茶专著，它对当时盛行的各种茶俗作了回纳与追溯，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因素作了深进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茶学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进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由陆羽开始的茶的这种划时代的变化，正是当时茶风盛行，人们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追求精神享受的一种体现。
宋代茶业的发展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
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
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
由于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往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往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看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往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
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明清茶文化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躲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以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进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张大复则在次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众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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