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刘墉与和珅的茶斗法”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刘墉与和珅的茶斗法”相关知识！
乾隆为了让宠臣和珅长长见识，命太监把他传来陪听。那天，乔之光口若悬河，纵论天下名茶，哄得皇上笑逐颜开,和珅更是不失时机地恭维皇上。他对濮少南说：幸亏皇上及时为普洱茶赐名，要不然这么好的到现在还是无茶。
茶痴乔之光当即指出和珅所言有误，他说，明万历年间已有普洱茶之谓，因当时普洱府进贡的贡茶均称为普洱茶。
和珅在向刑部传达乾隆口谕时将不想再见乔之光加了个到字，变成不想再见到乔之光。于是刑部便根据这口谕揣摩圣意，将乔之光捕入天牢，处以斩监候。
刘墉与乔之光是茶友，交情很深，刘墉在早朝散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表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乾隆看刘墉的模样怪怪的，忙把刘墉叫到一旁，问：刘爱卿，你装什么神弄什么鬼?刘墉把乔之光的临终遗言想再喝一次普洱茶之事说了出来。
乾隆闻奏大惊，他虽然有点讨厌乔之光，但乔之光毕竟没有犯死罪呀。乾隆不是昏君，他可不想干这草菅人命的事，让后人说三道四。于是乾隆立即将和珅叫来训斥了一顿，不用说，乔之光也很快就出了天牢。
乾隆在释放乔之光后，又召见了濮少南，鼓励他回云南后务必要着力研制普洱茶。濮少南回乡后立即着手开发研制普洱茶，云南地方官在财政和人力上给予全力支持，普洱茶越制越好。经过一代代研制、提高，时至今日，终于使普洱茶名扬四海。
cy316.com延伸阅读
茶与楹联与茶有关的对联
《茶与楹联》茶联，即指与茶有关的对联，可以认为是我国对联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夺目鲜花。它对偶工整，联意协调，是诗词形式的演变、精化。 古往今来，很多骚人墨客与茶结缘，留下不少妙趣横生的茶诗、茶联，遍及神州名山大川、茶楼、茶馆、茶社和茶亭。
当我们游览这些地方时，边品茗边欣赏茶联，顿觉静中有动，茶中有文，眼界大开。 现在社会上流传的茶联，很多已经找不出作者来了。目前有记载的，而且数量又比较多的，乃出自清代；而留有姓名的，尤以郑板桥为最。 郑板桥能诗、会画，又懂茶趣、喜品茗，他在一生中曾写过许多茶联。在镇江焦山别峰庵求学时，就曾写过茶联： 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纸。 将名茶好水，青山美景融入茶联。
在家乡，郑板桥用方言俚语写过茶联，使乡亲们读来感到格外亲切。其中有一茶联写道： 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 这种粗茶、菜根的清淡生活，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写照，使人看了，既感到贴切，又富含情趣。郑板桥生与墨有缘，但又与茶有交，为此，将茶与墨融进茶联： 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 联中将“文房四宝”与茶和茶具联在一起，活脱脱地再现了作者爱墨喜茶的心情。
郑板桥还写过一首宣传越州（今浙江绍兴）日铸茶的茶联： 雷文古泉八九个，日铸新茶三两瓯。 另外，郑板桥还为茶馆写过茶联，如： 山光四面因潮雨，江水回头为晚潮。 在我国，以茶为题材的楹联，数量很多，内容广泛，意味深长。摘编部分如下： 四海咸来不速客，一堂相聚知音人。 只缘清香成清趣，全因浓酽有浓情。
为爱清香请入座，欣同知己细谈心。 兰芽雀舌今之贵，凤饼龙团古所珍。 扁乎？不扁，不扁亦扁！ 圆耶？是圆，是圆非圆！ 菜在街头摊卖，茶在壶中吐香。 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龙井云雾毛尖瓜片碧螺春，银针毛峰猴魁甘露紫笋茶。 兀兀醉翁情，欲借斗杓共酌杯，田田诗客句，闲倾荷露试烹茶。 疑成云雾顶，茗出晨露香。 尘虑一时净，清风两腋生。 香飘屋内外，味醇一杯中。 蒙顶山上茶，扬子江心水。 摆开八仙桌，招徕十六方。
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 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也能醉人。 茗外风清赏月影，壶边夜静听松涛。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 秀萃明湖游目客来过溪处，腴含古井怡情正及采茶时。
茶与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下）
及至明代，海州作为沿海疆域受到红蝇赶散事件的波及，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由于明代海州制盐业的发展给海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代海州经济很快得到了崛起。板浦的汪姓、许姓、以及李汝珍、吴承恩、吴敬梓等许多名门旺族儒商雅士都是明代移民海州的，他们的到来给海州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海州茶及茶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明代海州佛、道教的兴旺，寺庙、道观遍及各地，尤其是三元宫、法起寺、碧霞寺等善男信女云集，寺僧们每每布施佛茶，讲解经卷，这对云台山茶叶在苏北鲁南地区提高知名度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样的场景从明代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大娘子在去清江浦的途中专门往云台山三元宫进香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明顾乾《云台山志》就记载悟正庵在宿城山顶，多茶树，东海茶以此地为最，风味不减武彝，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天下分六榷，而海州居其一，海州产茶之山以云台为最，明代海州茶以云台为最。以此看出，明朝海州有茶，而且产茶地就不止云台一处，应该说当时的茶叶品种也不仅仅一种云雾茶。连云港的茶叶好于他乡贵于他州，这主要是由于它生长在群山环抱之中，明代《西游记》描写花果山四时好花常开，八节鲜果不绝，可见其环境之好。
由于明代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茶马互市，朝廷对茶叶生产和发展极其重视，此外，海州制盐业的发达，使海州成为商旅云集之地，明万历神宗皇帝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就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明海州史小录》朱炳旭），在此之前，朱元璋的女婿就因贩卖私茶、走私淮盐被斩，可见明代海州盐业的鼎盛地位。朝廷对茶叶生产的重视和盐业的繁荣相应地推动了海州茶文化的发展，从吴承恩《西游记》和李汝珍《镜花缘》这二部以明朝的口吻说唐朝事件的小说里其对海州的茶文化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从茶叶生产，茶叶品种，泡茶用具，饮茶风俗等都具备了当代茶文化的雏形。
明亡后，清朝廷为了防范倭寇和台湾郑成功的来袭，实行了严厉的裁海政策。据《嘉庆海州志》载顺治十八年秋，尽迁云台山口军民、灶户于海内，钉塞海口。至康熙十六年春始复。裁海，给云台山的经济及茶叶种植造成了重创，使得云台山这座海内灵山被废为界外，三百里云台弃为榛莽，山民被迫迁出,流离失所亡命他乡。短短二十年的裁海给海州茶的打击和影响是很大的，即便康熙四十九年做海州知州的姚陶，费尽心机想恢复云台山的茶叶生产，但终是力不从心，后来离任时带着遗憾而去。云台山的茶叶直到清末才得以逐渐复苏。清初的裁海政策给云台山的茶叶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茶园荒芜，仅在悟正庵、法起寺周围散乱地存有为数不多的茶树，山僧每年只采一、二斤，视为龙团凤饼，秘不示人。清代许多朝廷重臣都很难喝到地道的云台山的云雾茶了。因此，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澍在整肃海州盐政之余，坐在三元宫的屏竹禅院中悠闲地品评着云台山的云雾名茶后，即兴赋联说：云水漫匆匆，半日闲谈僧院竹；海山还沥沥，一庵同吃赵州茶。这位边疆大吏从云台山的云雾茶想到了赵州和尚从谂的吃茶去这个具有佛意禅理的名偈，形象地把云雾茶比作赵州茶。从而，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振兴海州茶的信心和决心。
清末民初，因受周馥、张謇等振兴实业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广东候补直隶知州宋治基联合海州士绅沈云霈等招商集股成立云台树艺公司，在云台山中择68处山地，广植桐、柏、樟、杉等树木，在向阳的山坡上栽种茶树，真是有山皆种树，无地不栽花。屋绕三分竹，围墙半亩茶。绿肥红瘦处，看罢夕阳斜（张学瀚诗）。由于云台山优越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肥培管理，茶树吸山川之灵气，蕴花果之精华，树艺公司生产的云雾茶外形优美，汤色绿亮，香高味浓，口感爽滑，曾获南洋劝业会金奖，云台山的云雾茶一时名闻遐迩。可是好景不长，未几，战乱爆发，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事纷起，尤其是云台扁担会的革命，使得树艺公司无疾而终，云台山的茶叶发展计划也就此搁浅。云台树艺公司的成立要比清政府的振兴茶叶计划早了多年，直到四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才派郑世璜等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叶。民国三年（1914）及民国八年，云南、浙江又先后派朱文精、吴觉农等赴日本学茶，并先后在南京钟山等筹设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安徽祁门设茶叶试验场，但都因战乱关系未能发展（据吴觉农《茶经述评》）。以此也能看出连云港许多有识之士对家乡茶叶发展的远见卓识。
早期连云港地区有记录的茶叶种植只在云台山区，在《嘉庆海州志》物产条里面记载海州茶出宿城山，味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为最。但在赣榆条中，却仅记山茶生秦山，却无茶叶的记载。其实，山茶树和茶树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时下连云港各茶叶适种地区如市区的花果山、南云台、朝阳、宿城，赣榆的门河、班庄、夹山、金山、厉庄等中西部山区及灌云的伊山都大面积种植茶树，青青的茶叶走出了云台山，渐次散漫到了全市各地。云台山的云雾茶擅花果之精华，赋予此茶独特的自然品质，再加上云台山茶人的精采细做，形成了该茶特有的外形风格。赣榆的夹谷春茶也在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
由于市民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对茶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几年前，连云港市的文学艺术界和茶叶经营人士及众多爱茶人筹建的茶文化研究会就举办过多次座谈切磋及茶文化研究活动，对连云港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趋势有了统一的认识并充满信心。在连云港，喝茶、学茶已经变成一种时尚，许多人把喝茶看成为一件雅事，品茶的外延在扩大，品茶的内涵也在增加，过去，被用来解渴的茶叶，现在已经被健康和文化所代替。喝茶是品位，是修养，是文化，更是文明，这样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港城人接受。
发展茶文化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增进社会安定，家庭和谐，睦邻友好，增进市民的身心健康。茶叶种植业的发展，有利于环境建设，相信，把云台山建设成云雾茶的世界，金镶玉竹的海洋，对于我市的旅游业将会带来更好的看点。未来的连云港，山更青，水更绿，茶更香。
茶，就是文化，弥散着浓郁深厚的文化芬芳，让我们静谧陶醉，让我们清洁高尚。
沏茶的水 茶与水，水与火
原标题：茶与水，水与火
在我们这个茶的国度里，老百姓所谓“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排在末尾的虽然是茶，但却是一门最有讲究，最有情趣，最有文化，最令人心醉的学问，这是其他六宗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不及的。
在人的一生中，烟，做过你的朋友；酒，也做过你的朋友，但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医生会劝你戒烟，戒酒，即使无人相劝，这两项嗜好，也会淡出你的视野；而能坚持到最后的朋友，却是茶。应该说，茶不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然而，客人到访，沏茶相待，谈天说地，茶最提神，读书写作，茶助文思，上班开会，必备者茶，倘没有了这样一位感情中间物的茶叶，中国人的生活大概就显得不那么完整了。
饮茶的要义，就是通过有一定温度的白水，将茶叶中的精华析解出来。这个过程，今人曰冲，古人曰煎，做法不同，道理是相似的。宋代苏轼有一首题名《试院煎茶》的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苏东坡的这首诗，写出了茶与水，火与水的关系。为什么火在煎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呢？因为水加热时释放出气泡，温度愈高，气泡愈大，最初像蟹眼大小，慢慢地便像鱼眼大小。宋人庞元英在《谈薮》中说：“俗以汤之未滚者为盲汤，初滚者为蟹眼，渐大者曰鱼眼。”而讲究饮茶的古人，则认为，沏茶的水，若是滚过了头，也就是水中的氧气，因不断沸腾而逸出，水便“老”了。用这样的水，煎出来的茶，在口味上就要差一点了。唐代陆羽《茶经》下卷第五篇，谈到煮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者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东坡诗中还有一句“贵从活火发新泉”，何谓“活火”，就是要不停地用扇子，使炭火得到充分燃烧，使水沸腾到一个适当的程度，好水好茶的滋味，才能够得以最佳状态地发挥。
茶，盛行于唐。作为商品，开始榷税，也始自唐。唐德宗时名臣陆贽回乡探母，途经寿州，剌史张缢赙礼甚厚，陆贽一生廉介，只取茶一串，以示领情，可见唐代中期，茶已是广泛流通的生活用品。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曾经托去江南的朋友，舀回长江之水，供他煎茶，此人疏忽了，船已渡江，方想起汲水事，只好临时补救，于江边舀了两罐捎回长安。李德裕煎出茶来，一品，便对这位朋友说，你取的非中段中流之水吧？幸勿瞒我。这个传说，透得有点玄，一江之水，也许会有一点细微差别，此公的味觉，能敏锐到这等程度，很难令人置信。但唐代文人的饮茶水平，达到很高境界，也是事实。陆羽的《茶经》三卷，能在大历年间出现，成为茶艺的不朽经典，而陆羽也被后世奉为茶圣。这都足以证明盛世唐朝，也是茶的辉煌时期。
到了宋代，商贸发达，市场繁荣，茶园面积不断扩大，制茶工艺日益进步。上自宫廷，下到民间，饮茶成为时尚，而且两极分化。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茶肆、茶楼、茶坊、茶担，遍布全市，饮之外，有吃，吃之外，有乐，是广大民众的消闲去处。而苏东坡题名《惠山烹小龙团》诗中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小团月”，则是专供宫廷饮用的龙团茶饼，属于极品的贵族饮料了。宋人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团，始于丁晋公（丁谓），成于蔡君谟（蔡襄）。始造小片龙茶，凡二十余饼重一斤，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龙团茶分大小，小者贵重于大者，所以，有此口福的苏东坡，情不自禁咏诗记事，记叙他的这次高级消费了。
今人泡茶，谁都会的，用烧开的水或歇开的水往杯子里或茶壶里一冲，就行了。古人煎茶，就比较麻烦，一是在炉子上将茶煮来饮用，一是在炉子上现烧水现沏。茶铫，泥炉，烧炭，颇为考究，好水，好茶，好火，更是不在话下。这就是说，今人冲茶，通常只考较水温而已，古人煎茶，除了在意水温之外，更关注火候。所以说，古人饮茶，讲究的是的“火候”二字，因此，要比今人麻烦些，繁琐些，但也精致些，高雅些。至今还保持着古老饮茶风俗的倒是东邻日本的茶道，和闽粤一带的潮汕功夫茶，庶几近似。我见识过茶道的表演，也领教过功夫茶的操作，好是当然的了，但考较起古法来，都有不太讲究火功之嫌。其实，无水无茶，茶离不开水，同样，无火也无茶，茶更离不开火。
其实，若是将茶拟人化的话，水就是这个人的生存环境，而火则是这个环境的时代背景，三者高度一致，便是沁人肺腑的好茶一盏。反之，火力过旺，有烧干锅的危险，火势太弱，难保很快就会熄灭，太靠近了火，存在着灼伤的可能，离火太远，又会感到寒意浸人。煎茶如此，泛想开去，为人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做事情，有深浅之别，打交道，有厚薄之分，写文章，有高低之差，用感情，有浓淡之异。老实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这种远和近，亲和疏，冷和暖，前和后的尺度上的如何衡量，和分寸上的如何掌握的问题。
因此，苏轼的《试院煎茶》，告诉天天喝茶的我们，茶应该如此掌握火候地煎，人也应该如此掌握火候地做，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不温不火，不急不徐，进取而不保守，积极而不躁急。茶就是这样的品格，不是十分地强烈，但也不是那么怯弱。喜清新，倡自然，求本色，好自如的茶道，恐怕，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呢！
茶的演变与传播
我国是世界上产茶最早的国家，是茶的故乡。我国产茶历史悠久，茶区辽阔，气候适宜，制法精巧，风味独特，质量优异，久负盛名。
目前我国的茶叶行销世界五大洲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不仅出口茶叶，而且也传出了茶籽和植茶技术。世界主要产茶国家的种苗，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去的。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茶树首先来到日本“安家落户”。公元805年，日僧最澄禅师到中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留学，把茶籽携带回日本，在近江的台麓山地区种植，以后传到其他地方。茶籽和最澄和尚同舟共济，飘洋过海，肩负着友好的使命，堪称为“友谊的种子”。从此，它在日本的国土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现在，茶树的子孙已遍及日本的静岗、京都、奈良、滋贺等地，日本全国茶叶产量在200万担左右，约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7％。
随着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发展，中国茶叶陆续传入其他国家。1684年，茶树来到印度尼西亚“定居”。1914年，又去马来西亚“安身”。就是当前在世界上产茶居位位的印度，也是1788年从中国运去茶籽后，才开始种植的。当时，因种植不得法，未获成功。直至1834年以后，英国的专卖茶叶公司（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买茶的特权被取消后，英资本家就纷纷组织大规模茶叶种植公司，在印度的东北部和南部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由中国输入茶籽，雇用中国工人，种茶才得成功。东印度公司曾派福琼等人，到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各著名茶区，猎取茶树良种，罗致制茶巧匠，推动了印度茶叶生产的发展。公元1867年，茶树又来到斯里兰卡“落户”。
解放后，我国政府还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友好国家种茶，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至今，茶树已在51个国家大量繁衍生长，这都是从我国直接或间接传入的。
中国茶叶的输出，逐渐引起了世界饮茶的发展，使茶叶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首。
茶叶由发现到发展，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加工制造方法，形成了今天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茶叶品目。
茶叶的初期利用为采叶“煮羹饮”，其法以干叶磨碎成末，置热水中，用轻竹帚搅荡之，不再加盐以住香气，以扬茶叶固有之芳香，此种饮茶之风，泡茶方法蔚成时髦风尚。
唐朝时发明了蒸青法，焙制出压型饼茶，从而提高了茶叶的香气。南宋时期，发明了炒青法作“日铸茶”。改蒸为炒，改碾为揉，改研膏团茶为条形茶，这一制茶技术的提高，使茶叶的外形、内质为之一变，从而为绿茶的制造开创了崭新的途径。
北宋时期，又发明了白茶，作为贡茶。明朝盛产炒青绿茶，并发明了红茶和窨花茶，首次将栽植的香花用于窨制茶叶，加工成既具有花香，又具有茶叶风味的别具一格的花茶。如在明代顾元庆《茶谱》一书中，已载有鲜花窖制茶叶的论述，说：“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惠、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到了清朝，发明了乌龙茶和“工夫”、“小种”红茶，茶叶产销进入全盛时期。
1835年，中国茶叶传入印度，1880年发明揉捻机和烘干机，生产红碎茶。速溶茶的生产最早始于1940年的英国，直至1960年速溶茶的消费才迅速增加，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消耗在老式饮茶方式上，希望有一种快速方便的饮料，由此，速溶茶、冰茶也就应运而生了。此外，由于包装机械的发展，各种盒装茶、袋泡茶的小包装茶叶也随之兴起。
茶叶首先由荷兰人在1610年输入欧洲，最初运去欧洲的茶叶为绿茶，其后则改力武夷茶。茶叶除由海路运至西欧外，更有商队由陆路运至欧洲其他地方。1637年后，饮茶之风渐风行欧陆。
1650年，茶叶经荷兰输入德国，至1657年，茶已成为商业市场上之主要物品。茶叶最初出售，以药房为主以后逐渐发展，杂货店亦有出售。自1660年至1680年，茶之应用已普及于荷兰，最早是高贵门第，后普及于平民之家。富户往往别开一室，专供饮茶；贫穷之家亦必以小室供此用途，或在餐室中饮之。
茶叶输入英国的最初时期，与十七世纪中茶叶开始输入荷兰、德国、法国的时期相近。在1657年，伦敦有一家咖啡店曾有茶叶出售，供贵族宴会之用，茶叶正式充作饮料。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伦敦咖啡室欣欣向荣，茶叶销量亦急剧增加。茶叶价格较为昂贵，但当时饮茶嗜好，已有基础，到了1715年左右，因低价绿茶出现，饮茶逐渐普及。目前，英国是世界上红茶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饮茶多达3.6公斤。
美洲最初用茶时期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其中饮茶习惯也是由荷兰人传来。欧洲和美洲现今茶叶消费量超过四十万吨，占世界茶叶贸易的一半以上。
由于欧洲商人的贸易，西北非在十九世纪开始普遍饮用茶叶，并逐渐成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喜欢饮茶，而且嗜茶如粮，已成为“人不可一日无茶”的习惯。西北非地区主销绿茶，年销量高达五万吨，成为世界绿茶的重要市场。如摩洛哥是目前世界上进口绿茶数量最多的国家，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销费量达1公斤。
茶的苦与甜
初次喝茶的人，往往会说茶是苦的，但会觉得这种苦跟一般的苦又不一样，淡淡的苦萦绕在舌尖，仿佛是空气一般，分明是存在的，可以感觉到的，却又悄无声息的浸润到自己的身心中，无从把握，仿佛刚刚品到的的苦只是错觉。
我们在社会上打拼就跟初入口的茶一样，因为经验缺乏、社会历练不够，很多事情不明白，很多专业知识不懂得，所以四处碰壁，经受很多失败，人际关系从零开始开始，一切都如同摸着黑走路，脚下磕磕绊绊，甚至有荆棘的拉扯，有陷阱的拦阻，所有这些，都会让我们心头有微微的苦。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正如喝茶也要先苦后甜，社会上也唯有多经历才能品出真滋味。社会经历得多可以体会到成长，喝茶时吃过“苦头”可以体会到真正的清香。苦总是暂时的，社会上无论经历什么，在回首时会觉得那些苦轻柔如柳，清清淡淡，唯心头涌起的清香经久不散。
喝茶要品出滋味，要心情平静，一面心镜映照过往种种，却不会激起一丝涟漪，静中生慧，所经历的一切都化为精神财富，心有所得，似有所悟，如同喝茶时习惯了苦，慢慢就品出香甜的滋味。
历史上能自茶中得道的名人，多经历过太多人生的起起伏伏，大风大浪。酸甜苦辣、荣辱胜败品尝过不是一次两次，所以都已看透，他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真滋味，苦中的香甜，香甜中的安然。
茶与鸦片的战争
英国为买中国茶支付上亿白银
茶与鸦片的战争
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
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著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page_break]
封闭的茶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
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
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page_break]
茶党的余波
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
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具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
孔明与茶的故事
在云南茶农心中，茶是圣物。每年在采春茶的季节到来时，无论哈尼、基诺、壮、佤族都会不约而同地举行祭茶仪式。祭茶是茶农对天地的感激，对先民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祈福。在云南普洱茶产区有的祭的是古茶树，有的祭的是一方山神，还有更多的是祭拜“茶祖”——孔明。
可是为什么云南人不祭神农、陆羽为“茶祖”而偏偏祭拜孔明呢？这还得从诸葛亮(孔明)南征说起。云南攸乐茶山的基诺族传说，他们是诸葛亮南征时遗留下来的。诸葛亮给他们茶籽，让他们安居下来，种茶为生。基诺族自称“丢落”，世代尊奉孔明。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府志·古迹》中有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武侯是指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名其山。
莽枝、革登有茶王树较它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该志还提到，大茶山中有孔明山，是诸葛亮的寄箭处(孔明山在勐腊县象明乡西100里处)。古茶山中的孔明山巍峨壮观，是诸葛亮寄箭处(民间传说射箭处是普洱府城东南无影树山)，上有祭风台旧址。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描绘道：“其冶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独高大，相传武侯遭种，夷民当采时，先具酒醴礼祭于此。”每年农历7月23日诸葛亮诞辰这天，茶山各村寨都要举行集会，称为“茶祖会”。2005年3月底，在云南勐腊县勐仑镇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了“纪念孔明兴茶1780周年暨中国云南普洱茶古茶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人们以纪念茶祖孔明、振奋云南茶界精神为名，提出了全面振兴普洱茶古茶山(茶产业、茶文化、茶旅游)等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茶与画的相遇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与画的相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与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那不是普通茶艺所能涵盖的，而是茶与艺术的融合。在读叶梓先生的《茶痕》时，忽然就明白了茶与艺术的关系或许更为多样化，单单是从绘画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的茶风和茶俗，以及由此演绎的茶文化，也有了更多的趣味。
中国是饮茶最早的国家，留下的茶诗茶文茶赋可谓是数不胜数，在绘画方面也有不少的记录。如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赵孟頫的《斗茶图》、金农的《玉川先生煎茶图》等等，都各有风姿。如“最早的茶画《萧翼赚兰亭图》的左下侧，有一茶床，就是陆羽在《茶经·四之器》里提及的具列，专门用以摆放茶具。具体的茶具，有茶碾、茶盏托及盖碗各一。自此以后，凡有茶画，则必有茶具”，且“几乎在所有以茶具为题的画作里，都配之以梅，或者菊”，从饮茶的场景来看，在不同的时代，饮茶人的着装、姿态、环境也有差异，但就内容而言，是与当时的背景吻合的。因此，从这些细节着眼，或许就能读懂茶史的更多内容。
这些，是叶梓观察的独到之处，他将饮茶的种种场景与绘画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全新的解读。
茶之于日常生活，不只是闲情逸致，也还有更多的茶俗在其中，如文徵明有不少茶画，名气最大的莫过于《惠山茶会图》。这说明，早在明代，惠山就已进入文人的视野，常常三五相邀，在那里临山凭水，娱目养心。这虽是文人雅士于惠山一角竹炉煮茗茅亭小憩的片断，却与当下的茶风有所不同。试想，你坐在茶楼里，喧闹可能遮挡了自然山水的清音。现代社会的便捷所带来的和失去的之间做比较的话，或许失去的更多一些。
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回头再看这些茶画，读一读那些小品散章，都觉得古人的情趣和性情，是浪漫的、奔放的，或含蓄而又富有情味。所谓怀古就是怀念那一段逝去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固然也在喝茶，哪怕是在长亭外、古道边，岂又能体验出那情怀呢?
以散文的笔调再现喝茶的场景，同时打通艺术的界限与隔阂，从不同的时代出发，不管是斗茶、煮茶，还是茶与琴的联合，都在传承着茶的精神：有无穷之味。这正是《茶痕》带给我们的启示。
叶梓先生在后记里说：“所谓人生，也就大抵如此了：一杯茶，几个朋友，读书、写字、闲逛，一晃，人生的暮年就来了。”这种感慨是读画的结果，也是茶与画相遇所产生的美好所致。当我们平静地喝一杯茶，不去思想万物，不去看那些茶中的艺术，可能就不会生发出这种感慨。但这却在提醒我们，应该珍惜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也有美好也有忧愁。只是我们少了关注，才对生活的浮夸，多了些欣赏吧。
关于本文《茶与画的相遇》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