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文化与茶

发布时间 : 2021-08-21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茶文化与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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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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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茶文化


我们经常说禅茶,禅茶的由来就是佛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的修身养性与佛教文化的清心静心如出一辙,所以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今天我们常说的禅茶。虽然说着简单,其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作为茶叶的故乡,中国的佛教,在茶叶种植、茶文化发展、茶叶外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的禅茶,更是佛教与茶结合的经典之作。

唐代的煮茶发展与文化介绍


唐代是饮茶饼的时代,主流的饮法仍然是煮来喝,但不再加调料混煮,而是提倡清饮,只加适量的盐。饼茶煎煮的步骤是先炙茶,再碾末,然后煮水,煎茶。

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唐代煮茶炙茶:炙烤的目的是要把茶饼内的水分烘干,并趁热用纸袋贮藏好,不让茶的香气散失。

碾末:炙烤过后的饼茶,待冷却后要碾成末。陆羽认为,“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末之下者,其屑如棱角。”但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中的茶箩看,在陆羽之后,可能对茶末的要求趋向于细。法门寺出土的茶箩约为60目,极为细密,过筛后似已近乎宋人点茶时的茶末了。

煮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为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再次之。

煮水分三沸,当开始出现鱼眼般的气泡,微微有声时,为第一沸;边缘像泉涌连珠时,为第二沸;到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水了。

煎茶:当水至一沸时,即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到第二沸时,先舀出一瓢水来,随即环激汤心,即用茶夹在锅中绕圈搅动,量取一定量的茶末,在漩涡中心投下,再用茶夹搅动;到第三沸时,茶汤出现“势若奔腾溅沫”,将先前舀出的那瓢水倒进去,使锅内降温,停止沸腾,以孕育“沫饽”(也称“汤花”),然后把锅从火上拿下来,放在交床上。这时就可以向茶碗中分茶了。

酌茶:舀茶汤倒入碗里,须使“沫饽”均匀。“沫饽”是茶汤的精华,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汤花”。一般每次煮茶一升,酌分5碗,趁热喝饮。因为,茶汤热时“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不然待到茶汤冷了,“精英随气而竭”,茶的芳香都随热气散发掉了,饮之索然寡味。这就是煮茶的全过程。

中国饮茶文化与佛教历史渊源


浅析茶与佛教文化之渊源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

从荼到茶有关茶起源的故事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

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

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

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武则天茶喻祸福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她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茶百戏”刘禹锡诗中的茶文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道:“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描绘了自清代以来已失传数百年的古茶道——茶百戏。

普洱茶文化:普洱茶与藏传佛教


普洱茶是云南百姓的生活饮品,而藏传佛教七供养之一也是普洱茶,藏族人民的生活更离不开普洱茶,可见普洱茶与藏传佛教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追溯历史,早在公元前2700年的夏朝,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便与内地发生了贸易往来。

从现有的出土文物茶具中证明,早在公元前700年的周朝,滇茶已传入迪庆。到了唐代,云南普洱茶大量行销到茜藏。起于周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茶马古道,从云南普洱茶主产区汇集普洱后,过南涧、丽江,横穿迪庆梅里雪山、里塘、巴塘、芒康、察隅、昌都、甘丹寺、羊八井到拉萨,再从拉萨到日喀则、拉孜、昂仁、定日、聂拉木、曲水、浪卡子、帕里、亚东进入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并到达西亚及非洲等地。

《蛮书》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普洱茶大量行销茜藏,茶马古道兴盛。《滴露曼录》载:茶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之叶,而关国家大经。

唐贞观八年,吐蕃进占迪庆,设神川都督,藏传佛教传入迪庆藏区。噶举派,是传承金刚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的佛教徒,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有两大派、四大支、八小系。传入云南藏区的有噶玛噶举、帕竹噶举(达陇巴、止贡巴)。噶玛噶举为噶玛杜松钦巴(11101193)所创。杜松钦巴生于四川甘孜新龙县,是噶举派高僧达布拉杰弟子。1147年,他经迪庆到鸡足山朝佛,大理国王及丽江木氏赠送普洱茶50多驮,与木氏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关系。回康藏途中在迪庆传教修行,在白玛主普修行布道。

1253年,蒙哥汗的总兵革囊渡江灭大理国,缴获大量财宝及普洱茶。1256年,蒙古大汗蒙哥赐噶玛拨希一顶黑色僧帽、一颗金印和大量普洱茶,封其为DBFW。自此,追认噶玛噶举派创始人杜松钦巴为黑帽系第一世活佛,在藏传佛教史上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约在1615年前后,应木氏土司邀请,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六世沙玛尔巴活佛昂吾却吉旺秋(15841635年)到云南藏区指导刊刻丽江版《甘珠尔》,并参加了开光大典,木氏赠送100多驮普洱茶给沙玛尔巴活佛,资助活佛维修白玛主普祖师修行洞。1649年,十世GMB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到达云南藏区,为木氏土司治下的1000多僧众授沙弥戒和比丘戒,木氏土司布施了大量普洱茶。1660年,噶玛噶举派所有主寺活佛GMB红帽系七世、司徒活佛、帕木勺仲,则拉古杰、夏贡古杰等集中到了云南藏区。木氏土司布施了大量的金银和普洱茶。

自1256年一世GMB杜松钦巴被蒙古大汗封为DBFW、1330年一世GMB红帽系沙玛尔巴扎巴僧格被元顺帝封为大元国师以来,GMB在全藏具有崇高的威信,GMB黑红帽两系活佛带头饮普洱茶,创立GMB瑜珈茶道,带动了全藏普洱茶销售市场,为普洱茶在全国藏区及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的行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藏区群众达到了不饮普洱茶就头痛的地步。

最近,GMB红帽系第十五世沙玛尔巴贝桑布农中杰策活佛在维修白玛迥乃主普即莲花生、米拉日巴祖师修行洞时,发掘了一批普洱茶。不仅有一世黑帽系杜松钦巴从大理国带回的距今有860多年的的普洱茶,有蒙哥汗赐给二世黑帽系活佛噶玛拨布的普洱茶,有丽江木天王敬献给二世噶玛拨希、三世让迥多吉、七世黑帽系却扎嘉措、八世黑帽系弥觉多吉、九世黑帽系旺学多吉,十世黑帽系却英多吉的普洱茶;而且还有元顺帝赐给一世红帽系扎巴僧格的普洱茶以及丽江木氏土司献给六世红帽系昂吾却吉旺学、七世红帽系益巴尼波,六世杰策农布桑波的普洱茶。在香格里拉衮钦寺、康司林等遗址上,十五世红帽系沙玛尔巴贝桑布农中杰策还发掘了一批珍贵的普洱茶。

关于普洱茶与藏传佛教,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藏传佛教中饮茶的名目很多,各教派中都有不同的敬茶诵经习俗,经文比普通信徒所诵读的要长一些。随着民族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开发保护,将有更多埋藏在地下的普洱茶与普洱茶收藏爱好者见面,而且一定能够早日回到普洱茶的故乡。

佛教茶文化:禅茶一脉


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佛教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著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了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在,赵州说:吃茶去。这个公案较好地反映了临济禅剿绝情识、机锋峻烈的家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诗人赵朴初十分喜爱这则公案,常将它用于作诗中。例如为河北赵县柏林寺赵州从谂和尚影像碑题诗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此外他还作过一首五言绝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朴初曾多次将此诗写成条幅赠人或贺会,以启发人们去继承和体会古德茶禅一味的旨趣。

佛教与茶道


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

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

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

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代的宫廷茶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激荡着许多璀璨夺目的文明浪花,有自然物质的延续、有精神文化的沉淀,也有以自然物质来反映人文情怀的文明祖先现象。中华先祖在很早以前就能将某一种自然现象、特殊物质作为其表达自身思想与情感的载体,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如图腾崇拜以及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此文化标记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得以继续弘扬。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茶”这种自然物,从被人们认识、了解再到后来的改造,经历了一次文化上的洗礼,并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人们精神的依托。早传说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发现了茶这种自然物,但那时茶被称为“荼”,到后来的史书中也都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茶更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以茶示俭、以茶示廉成为那个时期的饮茶习气。

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陆羽也因为其不朽着作而名垂史册,这部着作共分十章,分别对茶叶的产地、特性、茶具以及饮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将茶叶的物质属性提升到了精神享受的高度,当然陆羽的这部巨着的诞生并非偶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为陆羽所处的时代正值唐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饮茶之风弥漫全国,于是也就有了“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在饮茶之风盛行之际,在唐代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中都有了饮茶的现象,而且饮茶主要集中在文人雅士、宫廷人员、寺院僧侣、人民大众此几大社会群体中,并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这几大茶文化圈共同构成了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其中的宫廷茶文化比较具有代表性,因为其他的茶文化圈都与宫廷茶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此外,宫廷茶文化的形成,具备了上好的茶叶、上等的水质、精美的茶器、高超的茶艺等重要的条件和优势,这都为宫廷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陆羽在其着作《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南方的许多重要的产茶区就成为宫廷贡茶的来源地。剑南蒙顶茶、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金州茶芽等皆是贡品茶,而且唐中央政府还在义兴和顾渚专门设置了贡茶院作为朝廷的贡茶基地,这也充分反映了贡茶对于宫廷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宫廷所用茶具非常的精美考究,在对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宫廷御用茶器,其中有贮茶器、炙茶器、碾罗器、茶末容器、点茶器等,这些茶器对于茶叶的泡制以及茶艺工序的操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茶器的发现也反映了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的兴盛以及宫廷茶文化的讲究。宫廷茶器不仅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为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色不少。在煮茶环节中,茶艺就显得尤为重要。

《茶经》中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水的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发挥到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于一身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在饮茶这个环节中,饮茶者需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细细品味茶叶本身所带来的恬淡悠长,感受其韵味高雅,体味茶叶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唐代宫廷的茶文化中,需要品味煮茶过程中“精”的特点,在茶艺上要注重“美”的内涵,在品茶过程中要体味“静”的广博。宫廷茶文化的根源还应回归到“和”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宫廷茶文化是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通过茶文化的浸染和传播,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融洽,缓和了阶级对立,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雄浑和博大。

浅淡唐代宫廷茶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激荡着许多璀璨夺目的文明浪花,有自然物质的延续、有精神文化的沉淀,也有以自然物质来反映人文情怀的文明祖先现象。中华先祖在很早以前就能将某一种自然现象、特殊物质作为其表达自身思想与情感的载体,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如图腾崇拜以及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此文化标记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得以继续弘扬。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茶这种自然物,从被人们认识、了解再到后来的改造,经历了一次文化上的洗礼,并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人们精神的依托。早传说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发现了茶这种自然物,但那时茶被称为荼,到后来的史书中也都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茶更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以茶示俭、以茶示廉成为那个时期的饮茶习气。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陆羽也因为其不朽着作而名垂史册,这部着作共分十章,分别对茶叶的产地、特性、茶具以及饮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将茶叶的物质属性提升到了精神享受的高度,当然陆羽的这部巨着的诞生并非偶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为陆羽所处的时代正值唐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饮茶之风弥漫全国,于是也就有了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在饮茶之风盛行之际,在唐代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中都有了饮茶的现象,而且饮茶主要集中在文人雅士、宫廷人员、寺院僧侣、人民大众此几大社会群体中,并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这几大茶文化圈共同构成了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其中的宫廷茶文化比较具有代表性,因为其他的茶文化圈都与宫廷茶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外,宫廷茶文化的形成,具备了上好的茶叶、上等的水质、精美的茶器、高超的茶艺等重要的条件和优势,这都为宫廷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陆羽在其着作《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南方的许多重要的产茶区就成为宫廷贡茶的来源地。剑南蒙顶茶、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金州茶芽等皆是贡品茶,而且唐中央政府还在义兴和顾渚专门设置了贡茶院作为朝廷的贡茶基地,这也充分反映了贡茶对于宫廷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宫廷所用茶具非常的精美考究,在对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宫廷御用茶器,其中有贮茶器、炙茶器、碾罗器、茶末容器、点茶器等,这些茶器对于茶叶的泡制以及茶艺工序的操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茶器的发现也反映了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的兴盛以及宫廷茶文化的讲究。宫廷茶器不仅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为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色不少。在煮茶环节中,茶艺就显得尤为重要。《茶经》中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水的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发挥到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于一身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在饮茶这个环节中,饮茶者需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细细品味茶叶本身所带来的恬淡悠长,感受其韵味高雅,体味茶叶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唐代宫廷的茶文化中,需要品味煮茶过程中精的特点,在茶艺上要注重美的内涵,在品茶过程中要体味静的广博。宫廷茶文化的根源还应回归到和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宫廷茶文化是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通过茶文化的浸染和传播,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融洽,缓和了阶级对立,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雄浑和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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