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繁荣唐代茶

发布时间 : 2021-08-30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黑茶老茶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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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兴于唐。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据茶业界人士根据有关史籍、杂录和诗文的考证,唐代产茶州郡总计达78个,占当时全国州郡总数328个的23.8%,分布在现今的15个省、市。白居易《琵琶行》有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从西汉《僮约》的四川武阳买茶,到唐时《琵琶行》中的江丙浮梁买茶,说明了自汉至唐800年间我国茶叶生产的不断发展,新的茶叶集散市场的相继形成和饮茶区域的日渐扩大。

唐以前,茶在南方广大地区已是比屋皆饮时,北方还没有形成习俗。所谓南人重茗饮,北人贵酪浆。北朝中那些出身游牧部落的王公贵族,仍习惯以乳酪为浆,视茶饮为水厄。到了盛唐,北方已仿效南方饮茶的习惯,于是,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华北各地。《封氏闻见记》说:开元中(728年左右)自部、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时,饮茶的风俗从山东兖州、临淄、惠民和河北的沧州,渐渐扩大到东都洛阳和国都长安,在这些通都大邑中多有茶馆,可以用钱买茶。

茶在唐时也传到了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给了第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带去了茶叶。《唐国史补》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广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潖湖者。几乎贮备了当时全国所产的主要名茶。

至中唐时,在陆羽的倡导下,茶始由加配料调制羹饮,发展提高为纯茶煮饮。三国魏张揖在《广雅》中说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在陆羽之前,一直流行这种加添调味的饮法,陆羽对这种习俗颇不以为然,他在《茶经六之饮》中说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属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于戏!陆羽把这种调制的茶汤,看作如同沟渠中的弃水。他珍惜与追求的是茶汤的真香真味,煮出来的茶要香气珍鲜馥烈,味道隽永持久。陆羽饮茶的目的,不单纯在生理和药理方面了,已把饮茶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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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史概述唐代茶叶是普遍的饮料


唐代茶叶的普及与佛事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于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随后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于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此外,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版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后,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后茶文化异彩纷呈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斗茶始于唐代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具备上乘者为胜。

斗茶的场所,一般多选在比较有规模的茶叶店。这些店大都分前后二进,前厅阔大,是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也兼有房间,老板家人也住在里头。当然,一些街坊、工友好此道者,几个人小聚谈到茶道,也有说斗就斗的。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古旧庭院,或其家临江、近西湖的,便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多选在清明节期间,因此时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参加者都是饮茶爱好者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斗茶时,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如在茶店斗,则附近店铺的老板或伙计都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当时在场欲购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着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有时用同样的水煎茶,最能检验茶质优劣。这种斗茶,必须了解茶性、水质,以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唐代茶艺


唐人陆羽著《茶经》,从茶的源流、产地、制作、品饮,总结了包括茶的自然属性和精神、社会功能在内的一整套有关茶的知识。由于陆羽第一次对茶学进行了如此详细的总结;同时,又创造了包括茶艺、茶道、茶事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思想,基本勾划出了茶文化的轮廓。茶艺是茶文化的艺术形式,茶道是以茶艺为外在形式,以精神为内核的的理论阐发;茶事是这种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它们共同构成茶文化的总体面貌。所以,我认为,《茶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

陆羽的这些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唐代茶文化发展有一个过程,它包括了许多人的创造,陆羽是集其大成。

茶艺,不仅是指技艺,而且表明要从文化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饮茶过程。唐代茶艺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选茗

古人对选茗十分讲究,它是茶的品质优劣加上艺术想象的结果。名茶不仅论其质量,而且结合产地、形状,起些美妙的名字。唐人对此已十分注意,如在《茶经,八之出》中,陆羽对各地所产茶叶以次第列出品位。不过,应当指出,唐人泡品还比较务实,而不像后来的浮华……如到宋代,贡茶搞什么龙团、凤饼,目的已不光在饮茶,而是把茶制品变成了清玩。 蓄水

好茶需有好水,水之于茶,犹如水之于酒一样重要。对水的鉴赏是唐人的重要贡献。陆羽在《茶经》中提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所谓“乳泉石池”之水,即现代所说矿泉水,古人在实践中已发现其对人体有益。江中之水,取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则必然少污染。总之,陆羽强调水质的清洁,强调以活水煮茶。

后来,唐代不少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些道理。对天下名泉名水加以鉴别品第。唐人张又新作《煎茶水记》,说陆羽于代宗朝曾与湖州刺使李季卿相遇于扬子释,经陆羽口授,评定天下名水前二十位,以江州庐山康王谷谷帘水为第一,常州无锡惠山石泉为第二。对于这种说法,后人曾有不少置疑。陆羽在《茶经》中曾强调:“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而在这二十名中,却有洪州西山和召州天台西南峰两项瀑布水,为陆羽所定,岂不矛盾?((煎茶水记》又载,刑部侍郎刘伯当曾鉴别对烹茶相宜的名水七处,以扬子江南汾水为第一,无锡惠山泉水为第二。以上所说二十水品、七大名水,是陆羽鉴定,或是刘伯当所评,还是张文新冒名家之言加上自己的见解,都无关宏旨。因为,适于煮茶的好水在中国决非七处、二十处。何况,现代人还可用更科学的方法鉴定水质。但它说明,唐人对饮茶水质的好坏已十分重视。这不仅有益于饮茶,而且给茶事活动带来更多浪漫色彩。目前,日本茶道过分注重仪式,显得非常拘谨。而我国古人饮茶虽也强调精神,但更多注意好茶、好水、好景相谐调,注意自然美。强调思想感情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这是唐人茶艺的一大特点。从此,文人把依山傍水,自煎自饮当作一种乐趣。 煮茶

煮茶的技艺是唐人的创造。陆羽曾论煮茶之“三沸”:热气初升,水面气泡如鱼睛微露,谓之一沸。古人煮茶喜加姜、盐等佐料,一沸便可加盐,舀出一碗尝其味。水面波浪翻腾,谓之二沸,是品饮的最佳时刻。三沸之后,便认为是老汤而不堪饮了。煮茶生沫,初如枣花,如青萍,如浮云;沸腾时则如冬日积雪。现代科学证明,煮茶时间过长会使水中的氧和二氧化炭等气体散逸,不利于高分子蛋白和氦基酸分解。唐人论火候甚有道理。后来,唐人苏膨又著《一卜六汤品》,专论火候,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唐人还把煮茶过程艺术化,对茶沫、茶花、汤色用最美妙的词句来形容。使你在饮茶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物质效益,而且精神愉悦,进入诗一般的意境。这正一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 茶具

饮茶既是精神享受,器具必然也向艺术化方向发展。一般说,只有在社会安宁、经济生活比较丰富的时期,物质生活的艺术化方有可能。唐朝中期逢遇开元盛世,不仅朝廷库藏充足,“小邑犹藏万家食”,起码中上层生活较稳定,所以有闲情雅致。陆羽曾列煮茶、饮茶二十四具,其器具并不奢华,但强调什么样的环境应有什么样的器具。如在郊野寺庙,或在深山茶地,大家亲手采摘,新茗及时蒸造,器具自然酌减。或在松林山石之间,诸器可置石上,“列具”便可省去。或临甘泉清溪,盛水器具又可减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可见,陆羽重视的是因地制宜。不仅要饮茶,还要懂茶的知识,所以陆羽主张以茶画来增强意境、情趣。

总之,唐代茶艺总的倾向注重质朴、自然。

唐代的茶税


唐代茶叶大发展唐代的茶税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寺僧与茶


寺庙大都建筑于名山之上。因此,自古有“天下名山古寺多”的说法:而寺庙又庙庙种茶,于是“名山出好茶,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也一直是茶人们所认定的观念。因为,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茶叶的品质,庙里的寺僧除了必须的修行功课之外,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负责种茶、制茶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了种种茶叶制作、栽培等的技术,而在品饮茶叶之余,往往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当馈赠亲友以茶又免不了要应答、酬谢或说明所馈送的茶叶是什么样的茶,并且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诗歌就成为不朽的作品留传于后世。

<<全唐诗>>中载有:

西山兰若试茶歌刘禹锡山僧后檐茶数欉,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欉摘鹰嘴。欺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齐已枪旗冉冉绿欉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送琇上人郑巢古殿焚香处,清赢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水。慈恩寺塔下避暑刘得仁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象东楼望,钟声振夕阳。宿溪僧院曹松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游报本寺牟融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同皇甫御题荐福寺—公房李嘉佑啜若翻真偈,燃灯继夕阳。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武元衡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赠上都先业大师李中有时来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黄滔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

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的兴盛状况,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可说是“穷日继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诵经、坐禅、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也可从中看出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了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而中国北方的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曾留下「吃茶去」的偈语,更使得茶在寺庙僧团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中国在唐朝的时代,饮茶的盛况己经普及全国。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唐代以后,无数的名僧为我们的史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茶史资料。

大家知道,茶圣陆羽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于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就是从寺庙中所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唐代茶道思想


道,在中国有广泛的解释,一般是指事物的本源和发展规律。所以,饮茶亦有道,是指饮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目前人们提起日本茶道,多注意其仪式,其实,历代茶道大家都是思想家。

唐代茶道思想,集儒、道、佛诸家精神,而基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陆羽本身就是小和尚出身,又与诗僧皎然、道士李季兰为好友,但他更重视儒家的“入世”思想。

首先,唐代茶人主张以茶修德。

《茶经》开篇即云:饮茶者,应是“精行俭德之人。”这在唐人著作中得到普遍肯定。韦应物有《喜园中茶生》诗云:

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佘,率尔植荒园。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诗中说,茶是性情高洁的植物,不得有半点沽污。饮茶可以涤荡尘世间的烦恼,可见它是通达灵性的。它本是山中的精英,如今虽在荒园中与众草共生,但仍不失其高洁本性,只与高贤雅士共语。这里在讲茶,也是在讲人,借茶来言志。这种观点继承了自两晋以来以茶表示高洁清操的遗风。故明人陆树声论茶之人品说:

“煎茶非漫浪,要需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得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此论确实悟到中国茶道的精神要旨。中国人重德,道家讲道德,佛家讲功德,儒家讲品德,茶道的要旨在于以茶修德。

其次,是贯彻和谐、中庸的思想。

中国人讲孝友、仁义,抛开其封建时代的虚假部分不说,这确实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办法,有人说中庸就是滑头、和稀泥,其实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茶道强调和谐,正是贯彻这一精神。唐代宦官刘贞亮说茶有“十德”,除自然功能外,强调要: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比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内容更广泛。至今中国人以茶表示友谊,正是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

第三,是把佛宗、道家的“内省”思想引入茶道。这一点,在卢全的七碗茶诗中得到体现,强调饮茶过程中消解胸中块垒,激发自己的抱负,净化自己的灵魂,乃至羽化登仙。以往,人们理解这首诗,主要从浪漫主义手法来看,其实,它是说饮茶自修内省的过程。

现代气功科学中,就强调内省,许多大气功师以茶助功,或许他们更能领会卢全的本意。

最后,修身、雅志还为用世,这一点从陆羽所制茶釜、茶鼎中得到体现。一支茶釜,要“广其缘以务远”,“长其齐以守中”,“方其耳以气正”;一只鼎,要铸上“盛唐灭胡明年造”,唐代的茶人并非闭门不闻天下事,而是于鼎壶之中装了一个天下。这正是中国茶文化积极向上的表现。至于后来,明清文人全以饮茶当作避世消闲之举,便失去了唐人的本意。

唐代茶诗歌的概述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按唐代四分法的分期,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还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618712年),唐代诗人最初承袭齐梁余风,流行靡丽雅艳的宫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胳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张若虚等人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承汉魏风骨,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期的诗人还有沈佺期、杜审言。在诗歌的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完备了律体建设,从不同的方面为唐诗逐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时期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先后到蜀,把诗歌传人蜀中。

盛唐时期(713765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其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高适、岑参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李白、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他是地道的巴蜀人。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具盛名,连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杜甫在成都度过了八年时间。

安史之乱以后,进人中唐时期(766824年)。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这一时期和元山诗派齐名,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还有独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晚唐(825907年),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国势衰微,诗歌风格也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世称李杜。杜牧比较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章的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唐朝走向衰落的现实,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杜牧在艺术上,比较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雅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巴蜀,各时期都有诗歌文学的杰出代表,有的是外籍入蜀的诗人,如初唐四杰、盛唐杜甫等,有的是巴蜀本地人,如李白等。

唐代由于饮茶盛行,咏茶诗作也大量产生。唐代的咏茶名家之多,咏茶诗篇数量之宏富,名诗佳句迭出,不胜枚举。李白的《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茗王此中石,玉泉流不歇;钱起的《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杜甫的《重过何氏王首之三》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唯觉两腋清风习习生,等等。有的歌颂名茶,有的以茶表现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德品格,有的赞美茶的功效,而广为后人传诵。

唐代咏茶诗题材广泛,涉及茶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凡歌咏名茶、名泉、采茶、制茶、烹茶、饮茶、茶具、茶功、茶宴等都有不少佳作。咏名茶诗的如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白居易《琴茶》,李如惟《龙浊人惠石禀方得困茶》,郑谷《峡中寿茶》,薛能《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徐夤《州尚书惠腊西茶》等'咏名茶、名泉诗有皮日休《题惠山二首》,陆鲧《茶人》,姚合《乞新茶》,袁文《茶山寺》,李郢《茶山贡焙歌》等;咏烹茶、饮茶的诗有刘言史《与孟郊洛水北野泉上煎茶》,杜牧《题禄院》,卢仝《走笔谢谏孟议寄新茶》等咏茶具、茶功的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茶籯》,《茶灶》、《茶焙》、《茶鼎》,徐夤《贡余秘色茶盛》,郑遨《茶诗》等。

唐代咏茶诗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宫词、联句、唱和诗以及宝塔诗等。古诗有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五言古诗),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言古诗)等;律诗有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五言律诗),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蜀新茶》(七言律诗),齐已《咏茶二咏》(五言律诗);绝句有张籍《和韦平州盛山茶岭》(五言绝句),刘禹锡《尝茶》(七言绝句);宫词有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七》等;唱和诗有皮日休《茶中杂咏十首》,陆龟家《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联句有颜真卿《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宝塔诗有元稹《一至七字诗茶》。多种形式的茶诗不仅丰富了我国诗歌宝库,也为宋元及以后的茶诗起到了示范、赏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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