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

发布时间 : 2021-09-08
浙江茶文化 有关浙江武义茶文化 对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www.cy316.com - 浙江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相关知识!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始终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处东海之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名茶甚多。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顾渚紫笋、天目青顶、婺洲东白等等都是中国茶叶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可见,茶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浙江茶叶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

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

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

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cy316.com延伸阅读

佛教对饮食、茶文化的影响


首先从饮食的理论、观念、道德修养看:

1、佛教认为,一切有益于人、能令人生起执著、意乐的对象皆可名为食,并将它分为段食、触食、思食、识食四类,同时指出,一切形式的生命无不依食而生存。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扩大和深化了我国对“食”的认识。

2、佛教要求僧人在进食前作五种观想:(1)计功多少,量彼来处;(2)忖己德行,全缺应供;(3)防心离过,贪等为宗;(4)正事良药,为疗形枯;(5)为成道业,应受此食。这较好地反映了佛教对饮食的态度及对饮食的作用与目的的看法。宋代著名学者黄庭坚有鉴于此撰写了《士大夫食时五观》,将佛教的上述思想融入到儒家的理念之中,表明它对于世人反省自律,养成珍视他人劳动、爱惜粮食的习惯,增进道德,有着启发、借鉴的作用。

3、佛教关于进食方面的戒规、仪轨拓展丰富了我国饮食行为方面的功能作用,即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谊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文化韵味浓厚。难怪理学大师程颢游定林寺时,目睹僧人威仪济济,进退合度,以为“三代礼乐,尽在其中”。

其次从饮食的结构和风俗习惯看:

1、关于素食。苏东坡曾撰有《菜羹赋》,把吃素食与安贫乐道、好仁不杀及向大自然回归联系起来,极力提倡。一般来说,素食清淡、鲜美、营养丰富,不易伤脾胃,的确是一类有益健康、长寿的理想食品。目前我国的素菜已发展到数千种,成为了人民群众饮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知道,佛教是讲慈悲戒杀的,但在传入我国初期,僧人还允许吃三净肉。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梁武帝笃信佛教,严禁僧人食一切肉,从此全国成千上万的佛寺一律素食,广大的在家信众亦竭力效仿,于是在全社会形成了素食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宋代以后更是盛行,全国许多的寺院都能做出一些色香味俱佳的素食名菜。社会上也出现了专营素菜的素食店,以满足广大佛教徒和素食爱好者的需要。甚至皇宫中也专设有“素局”,以供皇帝、皇后斋戒之日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佛教对素食的提倡与需要,才使中华素食体系得以形成并大放异彩。

2、关于茶。茶早在我国的周代即已出现,不过在晋代以前多用作药品或煮茶粥。魏晋以后,一些佛教禅师发现茶有提神益思解乏的作用,正好解决因午后不食及夜晚参禅出现的精力不够、又乏又困的问题,因而多方搜求或四处种植,大量饮用,推动了社会上饮茶风气的形成。尤其在唐代禅宗创立之后,许多禅寺奉行农禅并重,种植、培育、制作了一些茶叶精品,久而久之成为了名茶。由于佛教戒酒,因此茶就成为了佛寺最重要的饮料。佛寺对茶的提倡、种植和需求,自然也影响到广大在家信众及各界人士,在长期的品茗、交流过程中,人们发现茶还能预防或治疗许多疾病,能生津止渴,解酒去腻,利多弊少,老少咸宜,于是争相饮用,创造出丰富多采的茶文化,使茶成为了老百姓家中的必备饮料。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茶马互市”和各国间的交往,茶流传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和世界各国,成为了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尤其在日本,僧人们将饮茶与修心养性、人际交往等结合起来,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茶道”,体现了茶与佛教特有的“血缘”关系。

佛教影响着中国茶文化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

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

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

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

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

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教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中华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茶文化对陶瓷茶具造型的影响


茶具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发生与发展,同其它饮食日用器具一样,经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共用到专用的历程。谈茶文化必须结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礼”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中国的一些生活中的习惯与形式相融合,形成了各类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茶文化既属中国文化范畴,即为以礼规范在品茶的各个细节,讲究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情绪等共同形成的一种意境之美。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喜爱品茗。有的地方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各国的饮茶方法不同,各有千秋。中国人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1、茶文化溯源(南北朝时期)

饮茶起源于巴蜀,始于西汉。从饮茶起始,就有了客来敬茶的礼节,到南北朝时,客来敬茶成了普遍的礼仪。南北朝茶文化初步兴起,这一切充分说明,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茶具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一个时期是重要的孕育阶段,而佛教、道教徒及儒教的文化根源和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给茶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使茶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了器物文明和中华文化传承相统一的特点。

2、唐宋茶文化全面发展(唐宋时期)

大唐中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饮茶之风也随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这一社会大氛围的影响下,中国茶具首次从食、酒器中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个体系,为品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的饮茶方式以煮饮为主,茶具品种繁多,每一种的作用之界限细致,如陆羽在《茶经髙四之器》中列举了28种茶器,茶釜(鍑)、茶炉、茶碾、茶罗等一系列的茶具。可见唐代茶具的多样和讲究,但是具体到个人饮茶,可根据实际情况准备不同的茶具,而普通人家,准备的茶具可能会相对简单些,但其中几件则是必须的,那就是茶炉、茶釜、茶碾(或茶臼、茶磨)、茶碗。茶炉,煎煮茶最重要的器具之一,可由铜铁瓷铸造。直筒,下有数脚,空心中间盛放碳;茶釜:重要的煎茶具,敞口,深腹,口沿有两桥形耳,釉色莹润,器形规整;茶碗,饮茶器。越窑茶瓯最佳。“茶瓯”:陆羽把当时一种敞口,斜壁,浅腹,矮足圈的碗称为茶瓯。

以唐代的陶瓷茶碗为例,当时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产地有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邢州七个大的产区。饮茶之风盛行带动茶具生产在各大生产区内兴旺发达。邢窑生产的白瓷碗器形一般小而浅,略似斗笠,敞口浅腹,比较厚重,口沿有凸起的厚卷唇,给人以丰润厚重的感觉;越窑碗,花口通常做五瓣花形,腹部压印成五棱,圈足稍外撇,敞口,深腹,釉色莹润,器形规整。

宋代是一个抑武扬文的时代,对文化相当重视。饮茶也变得更加有文化、有品位,点茶和斗茶就是宋代最有特色的品饮方式。宋代的饮茶器具相对于唐代来说要简单些,但种类和数量上比唐代少不了多少。出现了:茶筅、汤瓶、茶盏,三者是点茶必需的用具。宋代汤瓶设计与制作的壶嘴瘦小,颈细而流长,整体造型典雅秀美。宋人崇尚点茶,汤瓶在点茶过程中起重大作用。宋代的茶壶,关键在壶嘴,嘴出水时要有力,落水要准,为此壶嘴的出水要圆而小,以求出水时呈抛物线形,流出来的水富含线条美,又不易破坏“茶局”美。

3、茶具对茶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元明时期)

宋代饮茶发展到元代已经走下坡路。但元代茶具不仅为国内所共珍,而且远销国外。元代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茶叶加工,还是饮茶方式,亦或是使用的茶具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个过渡时期。

进入明代以后,茶叶的加工和饮茶方法、饮茶习惯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大变革,因而茶具造型和艺术风格都相应的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型。明代的饮茶风尚不仅讲究茶质、制茶的方法、贮存的场所及用水的好坏,而且还讲究饮茶品茗的环境,对器皿的要求越来越高。又因“茶以青翠为胜”,故而绿色的茶汤,用洁白如玉的茶盏来衬托,更显得清新雅致,悦目自然,陆羽鼓吹的怡情悦目的茶具基本精神,终于在明代得到了回归。清代的茶饮习惯仍然是在继承明代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淡雅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风格。

清代茶具品种增多,形态多遍,色彩多样,再配以诗、书、画、雕等艺术,从而把茶具制作推向新的高度。而众多新茶类的出现,又使人们对茶具的种类与色泽,质地与式样,以及茶具的轻重、厚薄、大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清景德镇瓷独领风骚,其茶具小巧玲珑,胎质细腻,釉色光润,画意生动。彩瓷、珐琅、粉彩,美丽炫目;白瓷质细、料厚、形美,素静典雅,质朴无华,釉色光莹似玉,可谓精美绝伦;青花瓷淡雅滋润,与茶的清丽恬静和谐一致,具独特美感,青花茶具名声鹊起。雍正、康熙、乾隆三朝景德镇彩瓷生产最为繁荣,因此茶具也显得格外精致、华贵,除青花外尚有粉彩、斗彩、珐琅彩及各类颜色釉,极一时之盛。在此期间,由前代盏托演变而来的盖碗也开始流行,它们常被用来款待客人,成为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

4、多元化的现代茶具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强,人与人的交流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而饮茶可以使人获得片刻的安宁、轻松、愉悦的享受。城市里相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茶楼,成为人们休闲聚会的好地方,茶文化带动了陶瓷茶具的空前兴旺。

现代茶具造型在人们审美观的影响下日趋丰富,茶具的设计与制作是根据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

需求而改变的,制作者在造型上力求功能性与艺术性的最大结合。总之,在审美多元化的今天,茶具也顺应其时代的需求从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它只是涵盖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历代人们对陶瓷茶具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与时代的饮茶方式,而且同地域饮茶习俗有密切的关系,陶瓷茶具也反映了人们对茶学、茶性、茶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茶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陶瓷茶具日益完善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

乌龙茶对茶文化的影响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绿茶之清芬、红茶之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专称武夷岩茶),更是醇厚幽远、独具岩韵,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所谓的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

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为僧管山、制茶及经营武夷岩茶的“下府人”(即闽之下四府)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加之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清《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致使有的瘾君子倾家荡产。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工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之品饮方法。

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全崇安”盛名当由此而出。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十哲”之位。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苗种植繁衍。终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岩茶。因此清《台湾通史》编者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

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武夷先民的创造精神,而且要十分珍惜武夷岩茶及武夷茶文化,让它为当今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中国佛教与茶文化


我们经常说禅茶,禅茶的由来就是佛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的修身养性与佛教文化的清心静心如出一辙,所以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今天我们常说的禅茶。虽然说着简单,其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作为茶叶的故乡,中国的佛教,在茶叶种植、茶文化发展、茶叶外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的禅茶,更是佛教与茶结合的经典之作。

佛教茶文化:禅茶一脉


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佛教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著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了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在,赵州说:吃茶去。这个公案较好地反映了临济禅剿绝情识、机锋峻烈的家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诗人赵朴初十分喜爱这则公案,常将它用于作诗中。例如为河北赵县柏林寺赵州从谂和尚影像碑题诗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此外他还作过一首五言绝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朴初曾多次将此诗写成条幅赠人或贺会,以启发人们去继承和体会古德茶禅一味的旨趣。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