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业提神成份。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业法规之见钱法”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业法规之见钱法”相关知识！
见钱法[Cashdecree]宋代茶法之一。是贴射法的继承和发展。
景祐三年(1036)，三司使孙居中，在知枢密院事李谘的支持下，请行见钱法。河北漕使杨偕也上书从旁力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获准实行。
此法与贴射法类似，但废除了交引铺担保及三司验符等容易滋弊的措施，茶商持茶交引赴榷货务即可偿钱。同时还严禁私贩和禁止人中陕西，因其利厚，趋之若鹜，犯者不准再人中京师。
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战争又起，边储告急，大茶商及其支持者又反对见钱法，结果是别定酌中之法，给茶商更多实惠。如原人钱买真州等六务十三场茶者，入钱七十贯，即支茶一百贯，现减为六十五贯，在河北人中请茶者减为六十四贯。
皇祐二年(1050)，知定州韩琦请复行见钱法;至和二年(1055)主持河北边籴的薛向，提出以见钱购买粮草，人中才和茶盐彻底脱钩，为通商创造了条件。
从992～1059年的六十余年间，见钱法数度推行，旋行即罢，实质上是主张禁榷和通商二派斗争的反映。但在宋代，对此项改革却是毁多誉少。
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认为：此法乃抑茶商及边民耳。究其原因，古人以实物征纳为古风，以言及金钱为逐利，在崇本(农)抑末(商)的封建时代，任何主张商品经济的观念和尝试，必然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但见钱法仍应是宋代茶法中最为先进、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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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法规之茶引法
茶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亦称卖引法、长短引法，或简称引法。宋代茶法之一。蔡京于崇宁四年(1105年)创立。
商人于京师都茶场购买茶引(官方颁发的购茶执照)，自买茶于园户，至设在产茶州军的合同场秤发、验视、封印，装入笼筇，官给券为验，然后再运往指定地点销售。长引限一年，可行销外路;短引限一季，只能行销本路。路为宋代行政区划，略小于今之省。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对此法的评价是：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于祖宗时耳。此说未尽确，实则仍是官方专卖体制下有限的通商法。
政和二年颁行的合同场法中，蔡京又专设条款对引法进行规范：凡请长引者，交钱一百缗，如欲往陕西，加收二十缗，均付给一百二十缗的茶;短引输钱二十缗，付给二十五缗的茶。南宋建炎二年(1128)，赵开参照卖引法进一步完善，于成都置合同场买引所，就近卖引，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必由市;以茶百斤为一大引，茶与引必相随。
凡买茶引，每斤春茶七十文，夏茶五十文，仍旧加收市例、头子钱(手续费)。此法为元代钞引法所继承，后明代商茶引法也有较多的采纳和参考。参见茶引、合同场法。
卖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长短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茶业法规之合同场法
合同场法[Contract-concludingplacedecree]亦称政和茶法。宋代茶法之一。
政和二年(1112)五月，由宰相蔡京制定颁行，共四十一条，二千余字，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茶法。其核心内容是置合同场于产茶州军，而合同簿给予京师都茶场。即太府寺每印造茶引三百道.置一合同簿，由监押官员送往都茶场，控制茶引的发售、登记、批凿，及茶引抹毁等事项，以都茶场通过合同簿控制产茶地区合同场。
与此相配套，合同场法共包括八方面内容：水磨茶法，园户、茶商自相交易法，茶商请弓l贩卖法，长短引法，茶价确定法，蜡茶通商法，笼筇法，赏罚条例。其中有十八条专门涉及告赏及惩罚，针对园户、茶贩、场务官吏、公人、牙侩及保人等，各自有法可依，违法予以严惩。在户部太府寺榷货务都茶场这一茶事管理体制下，此法规定，诸路产茶州军，各置合同场，以每岁产茶及四十万斤以上处，差文武官各一员监场。南宋初，产茶州军专置监官的合同场凡十八处。
建炎三年(1129)，户部尚书叶份请罢专职监官，州委在职官一员，县委知县兼管。绍兴五年(1135)，仅江西路的洪州、江州、兴国军，湖南潭州等地的合同场硕果仅存。至绍兴十八年，在福建著名的建茶产地建州复置合同场，此后为就近出纳茶货的方便，在三榷务所在地的临安、建康、镇江也设置合同场。从总的情况看，南宋专设监官的合同场已远比北宋减少得多。合同场法总结了禁榷和通商法的经验而制定，其实质乃官方专卖体制下的部分自由通商，收到了公私两便的效果。
此法颁布后五年间(1112～1116)，茶息高达一千万缗，平均每年二百万缗，比绍圣年间(1094～1098)年均八十万缗有了大幅提高;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增幅更大的茶税。但由于蔡京一伙的把持弄权，茶法朝令夕改，后来蔡京又推出所谓对带法、循环法等，对中小茶商进行无偿掠夺。大茶商则与场务官吏勾结，狼狈为奸，上下其手，骚扰园户。这种腐败之风，最后成为诱发方腊起义的导火线。
合同场法比起榷茶制，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南宋，经改进后称为都茶场法而奉行不悖，对后世的茶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茶业法规之贴射法
贴射法[Discount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刘式、薛映，天圣元年(1023)，由三司使李谘进一步完善推行。目的在于革三说法弊端，这是使人中与茶盐等专卖物脱钩，唯以现钱为中介的茶法，是茶从禁榷向通商过渡的茶法。其法解除了原先榷茶官给本钱，园户将生产的茶叶全部卖给山场等做法，准许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但必须在官置买茶场进行;官府收取茶商息钱，给券为验。如罗源场原官府预给本钱二十五文的活，给商人卖价为五十六文，其中三十一文即为息钱，由茶商向官府贴纳，另付茶农二十五文，即可取茶。茶户则要据远近再付给商人四至六成的饶润。
这种交易并非完全自由，茶价由官府决定;如贴射者少，仍由官场收买园户茶叶。此法对官府十分有利，茶与边籴脱钩后，虚估之弊不再存在，原落入东南大茶商腰包的茶利又回流国库;政府不付本而坐收息钱，又可省去大笔运输费用。
对商人也很有利，原来三说法时，官府强行摊派的多为陈恶粗茶，现向园户购买可得好茶，且饶润超过了耗茶数量;园户取消预付本钱，饶润比耗茶几乎翻番，实际上负担了原由官、商承担的运费和汇总费，但避免了私茶的骚扰。贴射法可谓一石三鸟;财政增收节支，边储可有保障，茶无积滞，但由于大茶商及其代表人物翰林学士孙奭等反对，行不二年即被废止。
茶业法规之三说法
三说法[Threetaxes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在宋代史料中，三说法有多种含义。①沈括所言三说法：指博籴、便籴、直便三说。极边以茶盐等各类紧缺物资收购军需称直便;其中，又有紧茶钞和慢茶钞之分，分称紧便和慢便(紧便指人中商人可持茶交引至交通便利、茶质优良的上三山榷务兑现;慢便，则指交通不便，茶质相对较差的下三山榷务)。直便，即唐代飞钱制度的发展，由商人于沿边入纳现钱，再于京师请领，有一定利润。实行时间大致在宋初(1004～1040)。
②寇碱人中、凿头、便籴三说法。创始人为河北路转运使寇城，实行时间和内容同沈括三说法。人中即博籴，凿头即直便。
③人中钱、帛、金银三说法。即商人在东京榷货务交纳钱、帛、金银，官给券在沿江六榷务给茶的制度。始行时间为景德二年(1005)，京师榷货务通过人中，积聚大量金银、钱、帛，人内库，以充籴本。
④三说交引法。指官府以榷管物资偿付人中军需品的搭配比例。实质上是三分法，即以三等茶价兑付茶交引。三司使陈恕创立于至道元年(995)。其实质同王嗣宗于咸平五年(1002)创立的三分法，指人中物应偿十分茶价中，四分给香药，三分给象牙，三分茶引(后改为六分香药、象牙，四分茶引，称为四分法)。后来又发展为以钱、香、茶或茶、盐、香等不同的三种物品按一定比例搭配偿付人中商人。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九称：天圣三年(1025)八月，初令商旅入河北刍粟者，给香、茶、钱三物于榷货务，谓之三说。范镇《东斋记事》卷一则云：庆历八年后，以茶、盐、香药、见钱为四说，沿边用之;茶、盐、香药为三说，近里州军用之。以什么物品和何种比例偿付人中者，主要考虑二大因素：一是沿边军需的急需程度和地理远近;二是这几种折付的禁榷物资当时的价格水平。
官府正以此为杠杆调节人中者获利，但仍未免虚估之弊。虚估、加抬过高，价值与价格相背离，导致茶法大坏。三说法对国家财政、茶农、中小商人都有害无益，囤积居奇，买卖交引，高抬虚估的豪商大贾获厚利。后为贴射法、见钱法所取代。
博籴[Botiao]见三说法。
便籴[Biantiao]见三说法。
直便[Zhibian]见三说法。
凿头[Zaotou]见三说法。
茶业法规之通商法
通商法[Trade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嘉祐四年(1059)至崇宁元年(1102)实行于东南地区。四十余年间，东南茶除福建蜡茶仍禁榷外，其余六路并行通商，其核心内容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即将通商前岁课六十八万缗，减半约三十四万缗均赋茶农;因其相当于农业税，故称茶租。
商人与园户可自由交易，只需交纳茶税。沈括曾将通商后的茶利与禁榷时相比，茶租虽比茶课减少一半，但商税增加了一倍。政府可不再出维持六榷务十三山场等茶政机构的费用，边籴与茶彻底脱钩，再无虚估之扰。简政省刑，缓和了因走私贩茶引起的种种冲突和武装对抗，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对园户而言，虽增加了一笔茶租支出，但每丁不过三十九文，免除了支付茶本的利息和折税茶，实际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商人付钱后，可以买到好茶，避免粗恶官茶摊派之苦。通商调动了园户和中小茶商的积极性，使这一地区茶叶生产、制茶技术和茶叶的商品经济、茶叶文化等等，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通商法唯一受到打击的是以大茶商、交引商为代表的豪商富贾，引起他们及其朝中代理人的强烈不满，向徽宗邀媚取宠的蔡京，借茶租、茶税钱的流失影响财政收入为由，于崇宁元年(1102)罢通商复行禁榷。
唐代的茶税法规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本文拟就茶税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内容和特征作一阐述。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
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
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
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上海之茶业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巳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中唐茶业的盛起
北方饮茶的普及，是唐朝茶业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封氏闻见记》载，唐朝初期，茶在北方还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饮茶由南方而北方进一步传播到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
这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说：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浜;徐铉《和萧郎中小雪日作》：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李洞《和知己任华州》：树谷期招隐，吟诗煮柏茶;李洞《赠昭应沈少府》：华山僧别留茶鼎，渭水人来锁钓船;韩愈《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消;朱庆余《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阴;朱庆余《夏日题武功姚主簿》：僧来茶灶动，吏去印床闲;李远《赠潼关不下山僧》：香茗一瓯从此别，转蓬流水几时还;薛903茶史初探能《夏日青龙寺(在今山西稷山)寻僧二首》：凉风盈夏扇，蜀茗半邢瓯;及武元衡《资圣寻(在今山西高平)贲法师晚春茶会诗》等等。
上列诗句提及的地点，分布在现在的晋、冀、鲁、豫和陕、甘等广大地区。我国茶叶主要出产在南方，北方饮茶的普及，当然也促进和表明了当时茶叶贸易的发展。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景德镇)买茶去，去来江口(九江)守空船，就是一个长安艺妓委身茶商以后的叹诉。再如王建《寄汴州令孤相公》：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描写北方一些要会城市，因茶商集聚夜市所呈现的繁华情景。当然，唐朝茶叶贸易的兴盛，自然也推动和标志着我国南方茶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据刘禹锡《寄杨八寿州》描写：八公山下清淮水，茗园晴望似龙鳞;李嘉祐《送陆士伦宰义兴》所说：浅疏通野寺，绿茗盖春山;以及项斯的《山中》所吟：蒸茗气从茅舍出，缫丝声隔竹篱间，反映唐朝中期以后，南方不但兴建了一批大型的官营、地主茶园，农家的小块零星茶园，也应运获得了普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