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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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茶马政策[TeaandhorsepolicyinMingDynas-ty]明代茶政、马政和茶马互市政策。
元代因本部蒙古产马，未采用以茶易马之制。明恢复宋制。明代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洪武中，我太祖立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明建元不久，即设立办理茶马互市的机构。
《明史食货志四茶法》载：洪武四年(1371)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
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永乐后，茶马政策虽有修正，但至明亡，基本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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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政策之宋代茶马政策
宋代茶马政策[TeaandhorsepolicyinSongDynasty]宋代茶马互市，系由宋初向少数民族赐茶，少数民族向宋王朝献马发展而来。
宋太宗、真宗时，为交好和羁縻西北少数民族，常有遣使赐茶之举。少数民族为了表示友好和臣服，也时有驱马至京以献，宋王朝均按值回赐茶叶和其他货币，献马遂演变成少数民族与中原以马易物的代名。初始几年一次，后渐成为一年一次或一年多次。
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设估马司，以专门负责接受献马和回赐货币的估价，有关以茶易马或茶马互市的政策，广义泛指宋代的茶政和马政。宋代完全实行以茶易马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蒲宗闵等人蜀，经画榷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自此茶马贸易，成为终赵宋之世的不易之典。初榷茶、买马犹为二司，后来曾以买茶兼提举买马，或以买马兼提举买茶，未能解决一些具体矛盾。崇宁元年(1002)，茶事、买马二司合并，成立都大提举茶马司。
北宋买马年额约在一万五千至两万匹左右，最初的茶马比价为一驮茶（一百斤）易马一匹；后马源锐减，比价骤升，最多时年用博马茶一千万斤，占蜀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宋代茶马贸易，开以茶易马之先河，对于补充战马，满足军需，增强国防，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推动和促进边境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积极作用。
茶业政策之茶政
茶政[Teapolicy]中唐以后历代政府对茶的种植、加工、收储、运输、销售、榷税、缉私等各项管理工作之总称。
内容包括：茶业政策的制定，茶事体制的调研，各级茶事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茶官的任免、考查、赏罚，茶政法规的制定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调整，名茶、贡茶的开发上供，茶马贸易机构、数额、比价的确定调整等。茶政与历代的财政、国防、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茶政较完备、严密者，首推宋代。
宋代茶叶行榷之时，仍行通商之法。或商或榷，一切以增加财政收入、安边和军需为前提。在垄断茶利方面，原中原市场所售末茶，均由茶商自行加工。元丰中，在汴河等京周河岸，修置水磨，禁在京茶户擅磨末茶，唯许赴官请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兼管水磨茶事。
雍熙后，北方边境连连用兵，粮饷匮缺，便将榷货务原收金帛，多改令商人人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付给茶叶，推行所谓交引制。这些措施和改革，对缓解当时宋政权财政和国防危机，起到一定作用。元、明、清三代制定和改革财政，也均以敛财、强兵、安边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为基点。
茶业政策之茶民起义
茶民起义[Teafarmeruprising]茶商和茶农反对封建统治者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自唐朝中期开征茶税以后，给茶民带来沉重负担。国家垄断茶利，制定严刑峻法，设关置卡，对茶叶走私严加查缉。一旦捉获，处罚极重，茶商和园户在结伙贩私中，往往与官兵发生对抗，导致武装暴动。
宋代梅尧臣《宛陵集闻进士贩茶》，揭露榷茶制下的社会矛盾云：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司直惜儒衣裳。是时，茶法败坏，连进士也加入武装贩茶行列。
淳化四年(993)至至道元年(997)，四川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其领袖王小波，茶贩出身，因贩茶失职，生计无着，揭竿而起。南宋建炎二年(1128)，建州卒叶浓率领园丁起义。绍兴二年(1132)，建州又爆发茶贩范汝为领导的起义。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湖北茶贩赖文政起义，转战湖南、广东、江西数省，引起统治者极大惊恐。宋代以茶商和园户为主体的茶民起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为历朝所罕见。
茶业政策之宋代榷茶
宋代榷茶[TeamonopolyinSongDynasty]宋代茶叶专卖制度。
大致分三个阶段：一为宋初(太平兴国二年置江南榷茶场)百年对东南茶的禁榷;二为北宋熙宁七年(1074)至南宋末对川陕茶的禁榷，确立了茶马互市和边茶贸易体制;三是崇宁年间(1102～1104)蔡京复榷东南茶叶，实行长短引制的一种间接专卖方式。
在两宋大多数时间内，对福建蜡茶因系贡茶品种之一，也实行榷制。北宋在汴京周围一度推行的水磨茶，元丰六年(1083)后，也实行禁榷。宋初至熙宁七年的八十年间，四川茶自由通商，嘉祐四年(1059)至崇宁二年(1103)的四十余年，东南茶解禁通商，此为蜡茶禁榷，为宋代榷制的重点之一。
神宗以前，蜡茶或称建茶，一直禁榷。熙宁元年(1068)，因建茶陈积，除京师、京东、京西、淮南、陕西、湖南等地仍禁榷外，余路通商。
元丰七年(1084)复榷，政和二年(1112)又准，蜡茶可依草茶法通商兴贩。此后，时榷时废，又有多次反复。大体上，除保证岁额几十万斤的贡茶外，余茶以卖引商销为主。
茶业政策之榷茶
榷茶[Teamonopoly]古代茶的专营制度。
唐大和九年(835)王涯献榷茶之利，文宗以王涯为榷茶使，命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积旧，茶叶生产、买卖悉由官府经营。初推行便天下大怨，王涯因涉他案被诛，榷茶随之中止。入宋后，由于社会经济、军事的需要，亦实施榷制。
太平兴国二年(977)，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和蕲州之蕲口设立六榷货务，并在淮南蕲、黄、庐等六州设置十三个官办茶场，尽榷其利。商人买茶，必先到榷货务交纳钱帛，由榷务发给票券(茶引)，再到指定的山场兑茶。早期行榷的除淮南外，还有荆湖、两浙和福建，后来推行到川陕和其他重要茶叶产地。元代不推行以茶易马，但沿用宋代榷制。
世祖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七年(1280)，设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茶税。明洪武初年，议定茶法、引由、征课和易马之例，榷茶制度较前更为完备。《明会典茶课》载：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日酬劳。
明代榷制订立以后较稳定，清代榷制沿袭明制，顺治七年(1650)，规定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商领引票，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经商发卖，此诏即脱胎明制。嘉庆以后，茶之外销益盛，遂罢榷改收厘金，自此榷茶渐为苛征捐税替代。
茶业政策之贡茶
贡茶[Tributetea]古代进奉给皇室饮用的茶叶。
始见于晋。宋代寇宗爽《本草衍义》载：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唐时不但各地名茶人贡，而且还设立专门采制供王室御用的贡焙。唐大历五年(770)，在湖州长兴及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交界处顾渚山设贡焙，起初仅供五百串，后加至两千串、一万串，至会昌中，贡额增加到一万八千四百斤。
《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及唐代贡茶的地方，达十七州之多;其中以阳羡、紫笋和雅州的蒙顶茶最为有名。五代贡茶数量更多，《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乾化五年(915)，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载，马殷岁贡后梁茶二十五万斤;《宋史钱俶传》载，吴越一次向宋太宗贡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更有甚者，《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五年(958)春，江南李景，遣宰相一次献茶达五十万斤。
宋代贡茶更盛。入宋以后，宋太祖首先易贡焙于建州北苑。《宋史食货志茶下》：建宁蜡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日社前，次曰火前，又日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元代御茶园由建瓯移焙邻近的武夷山。袭唐宋贡制，仍以采造团饼为主。
明洪武初，太祖朱元璋罢团茶改贡芽茶，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茶生产和用开水冲泡饮茶方式的发展。据明代谈迁《枣林杂俎》载：明代有四十四州县贡茶，虽主要改贡芽茶，但数量仍达四千斤。清代贡茶与明制同，除田赋性质的土贡外，各地名茶均在其列。
贡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茶开发及茶叶栽培、采造技术的提高，并促进了包装、贮存技术的进步。有不容置疑的影响。
茶业政策之宋代贡茶
宋代贡茶[TributeteainSongDynasty]宋代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茶叶。
随着宋茶叶生产及制茶技术的提高，宋代各地名茶的进献，在数量和地域上，都有较大发展。《宋史》载，宋代贡茶地区达三十余州郡，约占全国产茶七十个州郡之半。
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宋贡焙废顾渚，改置建州(治今福建建瓯)北苑，建茶声誉鹊起，成为贡茶主要品种。自此北苑便成为全国生产贡茶的主要基地，公私之焙多时达一千三百三十六个，其主要贡焙有三十二焙。
北苑最初生产的贡茶，为蜡面茶。后丁谓、蔡襄相继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分别创制大、小龙凤茶上贡。元丰(1078～1085)中，贾青任福建路转运使，又制密云龙，双角团袋。绍圣(1094～1098)中，有瑞云翔龙。
到北宋末，贡茶名目多达四十一种共五万余片，精品也在五千片左右。每种贡品的制作工艺、研磨、焙制时间，都有严格的操作顺序和具体规定;极品贡茶制作精细，成本极高，一饼四十缗，远胜黄金。北苑贡焙中，日役千夫，工价万金。
茶业政策之唐代贡茶
唐代贡茶[TributeteainTangDynasty]唐代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茶叶。
唐代杜佑《通典》记载，唐代贡茶其初仅安康郡贡茶芽一斤，夷陵郡(治今湖北宜昌)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治今湖南龙山县)贡茶芽二百斤。官置贡焙始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据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大历五年，因宜兴难以完成贡额，命湖州长兴均贡，置贡茶院于顾渚，由大历至贞元十七年(770～798)，经历任湖州刺史袁高、于颇、李吉甫、李词等相继督办，湖州紫笋贡茶名噪全国，贡额由五百串增为一万八千四百斤。定时每年于清明前急程递送长安。
唐代后期，随王室对茶叶需求的增加，唐代贡茶地区增加.数量上升。唐代裴汶《茶述》称：今宇内为土贡者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最上;其次则寿州、阳羡(一作义兴)、碧涧、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新唐书地理志》记及的贡茶地点由三处增加为五道十七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