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绿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与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传承了中国古老文化。古人云：女人如茶，男人如水。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好比中国四大名茶。
西施，春秋战国时期出生在越国，有沉鱼之貌。越王勾践施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其从此沉溺于酒色不能自拔，终于打败吴国。西施一生浸透悲苦、屈辱，为此有的人把她比做龙井。龙井是我国第一名茶，品龙井时，口齿生香，略有些苦涩，这苦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
王昭君，汉宣帝时的一个宫女，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她为汉、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了一生。有的人把她比做乌龙茶，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劣，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王昭君不畏艰险，能在塞外那样的条件下生存，这正如乌龙茶的特质生于悬崖，留香于人间。
貂禅，汉朝大臣王充的养女，能歌善舞。貂禅为了报答王充的养育之恩，离间了董卓与吕布的关系，借吕布杀了董卓，但最后却还是未得善终。有的人把她比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又叫做报恩茶，它有色绿、味醇、形美、香郁的特点。
杨玉环，又名杨贵妃，雍容华贵，唐朝第一美女，风姿万方，她的美貌有闭月之称，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局。有人把她比做白牡丹茶，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牡丹，花中之魁，正如杨玉环人中之凤。
这四大美人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古往今来，多数女人都是相貌平平。但容貌平平，品行高雅的女人，依然是一杯耐品的茶。
cy316.com延伸阅读
古代四大美女与茶叶的故事
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传承了中国古老文化。古人云：女人如茶，男人如水。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好比中国四大名茶。今天让大家看看四大美女都是什么茶。
西施，春秋战国时期出生在越国，有沉鱼之貌。越王勾践施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其从此沉溺于酒色不能自拔，终于打败吴国。西施一生浸透悲苦、屈辱，为此有的人把她比做“龙井”。龙井是我国第一名茶，品龙井时，口齿生香，略有些苦涩，这苦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
王昭君，汉宣帝时的一个宫女，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她为汉、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了一生。有的人把她比做“乌龙茶”，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劣，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王昭君不畏艰险，能在塞外那样的条件下生存，这正如乌龙茶的特质———生于悬崖，留香于人间。
貂禅，汉朝大臣王充的养女，能歌善舞。貂禅为了报答王充的养育之恩，离间了董卓与吕布的关系，借吕布杀了董卓，但最后却还是未得善终。有的人把她比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又叫做“报恩茶”，它有色绿、味醇、形美、香郁的特点。
杨玉环，又名杨贵妃，雍容华贵，唐朝第一美女，风姿万方，她的美貌有“闭月”之称，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局。有人把她比做“白牡丹茶”，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牡丹，花中之魁，正如杨玉环人中之凤。
这四大美人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古往今来，多数女人都是相貌平平。但容貌平平，品行高雅的女人，依然是一杯耐品的茶。
“从来佳茗似佳人”——四大美女与茶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从来佳茗似佳人”——四大美女与茶》，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西施，春秋战国时期出生在越国，有沉鱼之貌。越王勾践施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其从此沉溺于酒色不能自拔，终于打败吴国。西施一生浸透悲苦、屈辱，为此有的人把她比做“龙井”。龙井是我国第一名茶，品龙井时，口齿生香，略有些苦涩，这苦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
王昭君，汉宣帝时的一个宫女，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她为汉、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了一生。有的人把她比做“乌龙茶”，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劣，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王昭君不畏艰险，能在塞外那样的条件下生存，这正如乌龙茶的特质———生于悬崖，留香于人间。
貂禅，汉朝大臣王充的养女，能歌善舞。貂禅为了报答王充的养育之恩，离间了董卓与吕布的关系，借吕布杀了董卓，但最后却还是未得善终。有的人把她比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又叫做“报恩茶”，它有色绿、味醇、形美、香郁的特点。
杨玉环，又名杨贵妃，雍容华贵，唐朝第一美女，风姿万方，她的美貌有“闭月”之称，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局。有人把她比做“白牡丹茶”，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牡丹，花中之魁，正如杨玉环人中之凤。
这四大美人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古往今来，多数女人都是相貌平平。但容貌平平，品行高雅的女人，依然是一杯耐品的茶。
关于本文《“从来佳茗似佳人”——四大美女与茶》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关注我们！
四大美女是一杯耐品的茶
西施，春秋战国时期出生在越国，有沉鱼之貌。越王勾践施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其从此沉溺于酒色不能自拔，终于打败吴国。西施一生浸透悲苦、屈辱，为此有的人把她比做“龙井”。龙井是我国第一名茶，品龙井时，口齿生香，略有些苦涩，这苦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
王昭君，汉宣帝时的一个宫女，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她为汉、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了一生。有的人把她比做“乌龙茶”，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劣，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王昭君不畏艰险，能在塞外那样的条件下生存，这正如乌龙茶的特质———生于悬崖，留香于人间。
貂禅，汉朝大臣王充的养女，能歌善舞。貂禅为了报答王充的养育之恩，离间了董卓与吕布的关系，借吕布杀了董卓，但最后却还是未得善终。有的人把她比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又叫做“报恩茶”，它有色绿、味醇、形美、香郁的特点。
杨玉环，又名杨贵妃，雍容华贵，唐朝第一美女，风姿万方，她的美貌有“闭月”之称，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局。有人把她比做“白牡丹茶”，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牡丹，花中之魁，正如杨玉环人中之凤。
这四大美人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古往今来，多数女人都是相貌平平。但容貌平平，品行高雅的女人，依然是一杯耐品的茶。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与四大名茶的渊源
说中国人爱茶，不如说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茶的味道。茶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历史如何变迁，它就在那里安静的前行。古语又说：女人如水也如茶。中国有四大美人，也有四大名茶。想想这四大美人与四大名茶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很美很梦幻呢?
西施如龙井、王昭君似乌龙、貂蝉化茉莉花茶、杨玉环便作白牡丹茶。
西施，春秋战国时期出生在越国，有沉鱼之貌。越王勾践施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让其从此沉溺于酒色不能自拔，终于打败吴国。西施一生浸透悲苦、屈辱，为此有的人把她比做“龙井”。龙井是我国第一名茶，品龙井时，口齿生香，略有些苦涩，这苦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
王昭君，汉宣帝时的一个宫女，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她为汉、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了一生。有的人把她比做“乌龙茶”，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劣，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王昭君不畏艰险，能在塞外那样的条件下生存，这正如乌龙茶的特质——生于悬崖，留香于人间。
貂禅，汉朝大臣王充的养女，能歌善舞。貂禅为了报答王充的养育之恩，离间了董卓与吕布的关系，借吕布杀了董卓，但最后却还是未得善终。有的人把她比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又叫做“报恩茶”，它有色绿、味醇、形美、香郁的特点。
杨玉环，又名杨贵妃，雍容华贵，唐朝第一美女，风姿万方，她的美貌有“闭月”之称，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局。有人把她比做“白牡丹茶”，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牡丹，花中之魁，正如杨玉环人中之凤。
都说人生如茶，四大美人也是如此，空前绝后的容貌，将人生过成一杯茶，各有千秋，却又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无论是容貌沉鱼落雁、还是平平无奇，能够将人生活得有滋有味便是一杯耐品的好茶。
平生遇一如茶女子，怕是此生幸事。
我国古代茶文化
我国是全球茶叶的发源地，古代最早词典《尔雅》就有“茶”的注解释义。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讲得更明确：“茶者，发乎神农氏……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即今重庆西部、湖北西部，正是神农架地区）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由于种植地域局限，采摘、加工成本技术较高等因素，早期茶叶并非人人皆可享用，往往视为珍贵物品。《华阳国志》有载，西周武王伐纣时，巴蜀等地小国进献贡品就有茶叶。到了西汉，饮茶已十分讲究，四川书生王褒所立的《僮约》，便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等内容。
三国时期，种茶范围进一步扩大，推及长江流域广大区域。曾是上流社会专利品的茶叶，从此开始进入市井街坊、百姓家庭。《广陵耆老传》有载：“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可见，到了东晋，茶叶已成市井普通饮料。
另一方面，茶叶用途更加多样，还被列为礼宾、祭神物品。《南齐书》曾描述，齐武帝便下过诏令，提倡祭祖只设饼果、茶酒、干饭等。而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饮茶有助和尚坐禅修行，一些名山大川寺院开始种茶，进一步促进了茶业兴盛，我国现有茶叶名品多出于此。加上不少士大夫则不满现实，崇尚清谈，常会聚品茗吟诗，南方饮茶几乎是比屋皆是。
唐代由于文人提倡，北方与南方一样盛行饮茶，各地出现许多茶肆，就连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也开始饮茶。南方产茶区则有大规模茶市，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便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诗句，“浮梁”即当时江西著名茶叶集散地。到了宋代，北方各地也出现茶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茶坊。
我国茶文化向域外传播，始于唐代。而最早将种茶技术、饮茶文化传出国境的，则是来华学习佛经的日本禅师。宋、元两代，对外贸易扩大，茶叶出口增加。尤其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荷兰商船来华等，中国茶叶成了世界最时髦饮料，跨洋影响到英国。清代，西欧各国茶叶消费增加，美国、俄国、非洲一些国家也开始饮茶。至19世纪，茶文化几乎遍及全球各地。
我国古代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茶叶专卖
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茶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茶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茶叶专卖
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茶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茶场，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也就是说，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茶场领茶。后来，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场领取茶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茶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茶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茶引。
中国四大茶门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中国人上茶馆喝茶的历史，可以追朔到唐代。中国人四大“茶门”的说法就是对那些茶馆风气最盛的城市的简称。如果现在要在中国找出茶楼文化最为丰盛的城市，那东有上海，西有成都，南有杭州，北有北京。类似太极茶道、老舍茶馆、圣陶沙、湖心亭茶楼等等大品牌，都出自这些“茶气”极盛的城市里。
杭州的茶，喝的是精致文化“青梁湖山供慧眼，藤索茗话契禅心”，西湖边上的青藤茶馆，已成为杭州上千家茶馆的代表。中国美术学院设计的建筑风格，木圈椅、红缎面、吊兰悠长地从身边滑落。最为惊艳的是处处可见的木雕饰品，可叹是“天下之首”的东阳木雕，把“古色古香”发挥到极致。坐在西子湖畔，让身穿青灰色长袍的“太极茶道”茶师沏好一壶茶，河坊街的吆喝声与店小二手上的长嘴壶一起一落相呼应，此时此景，茶不醉人人自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貌看似普通的老茶馆，竟然拥有几个令世界茶界称羡的绝活，十几种独家茶很受茶客喜欢，别处没得喝，茶师很精心泡茶并悉心伺候茶客加水换茶，杭州的民俗小吃也一应俱全，令茶客感觉很值得。在中国六万多家茶馆中，这是仅有的两家“中华老字号”之一。
成都的茶，喝的是平民文化成都人享受生活的较真劲，比起扬州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都人喝茶，那才叫真正的“龙门阵、大碗茶”，不讲究茶的品质，不讲究喝茶的环境。大树阴处，凉棚底下，随随便便摆上桌凳，就可以喝上茶，追求的是喝茶之外的生活状态。唯独用长嘴茶壶倒茶的技法，样式繁多，有很多个门派，“峨嵋”、“青城”等等，一直也是难分高下的。圣陶沙茶馆是成都茶馆的代表，环境好，茶好，服务尤其精致和体贴。
在街面上随意问一下会喝茶喝不会喝茶的路人成都好茶馆是哪家，那么十有八九的人会指点你去圣陶沙，这一点，就像在杭州，人们会指点你去太极茶道，在上海，人们会指点你去湖心亭，在北京，人们会指点你去老舍一样。
北京的茶，喝的是贵气文化皇城根下，任何东西都沾染着大气，有股富贵含在里头。老舍茶馆泡了十多年的茶汤，与其他省份的茶楼相比，更显得雍容华贵。大红的灯笼挂成串，舞台上锣鼓震天响，京剧唱罢相声接台，直来直往。在这里喝茶，服务员都好为人师，说起茶文化是如数家珍：喝绿茶要用玻璃杯、喝花茶要用盖碗、喝铁观音要用功夫茶具，丝毫含糊不得。
作为茶客，也乐得听一番妙趣横生的讲解。喝茶能喝出各地的文化来，手中的一杯茶，冲泡起来的都是当地的民俗民风。
上海的茶，喝的是海派洋泾浜文化事实上，上海不是中国最具茶文化气息的城市，但是，由于近代中国茶馆文化很多传承过程与上海海派洋泾浜文化联系在一起，这座现代化商业大都市可以疏远许多传统文化，却对同样属于传统文化的茶馆文化不得不网开一面。很多粗心大意者会武断地认为上海咖啡馆盛行而压制了茶馆业发展，其实不然，经权威部门统计，上海的咖啡馆与茶馆几乎是并驾齐驱，若是一定要细分出高下的话，那末，上海茶馆业似乎比咖啡馆也还更兴旺一些，突出的例子是，上海市政府每年都要隆重举办国际茶文化节，场面之大，影响之广，不亚于北京、杭州。
中国绝无仅有的两家中华老字号茶馆都与上海有关，太极茶道发迹于上海，1938年才因战乱原因前往杭州河坊街，另一家老字号湖心亭茶楼迄今仍然在城隍庙原址经营，堪称中国茶馆发展历史奇迹。
我国古代的文士茶会
一
我国古代的文士茶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前后，即已然风靡于世。只因其自身在传统文化领域内拥有莫大的优势，故尔尤富独特的集体文化魅力：即如才艺角色之荟萃，人文生态之繁芜，伦理道德之奉行，清尚人格之守护，审美情怀之深闳，礼仪风范之合度，驰骋领域之阔大，文采风流之披露这一切，比之其它国度的诸般茶会样式，包括日本茶会样式在内，却皆无与匹俦矣。
而滕军教授作为《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作者，照理说，她本当极其熟悉，极其珍视中国文士茶会这种茶道文化样式，并且更应作出清晰而郑重的文化评价和历史评价。须知，昔日盛行于隋唐时代及其之前和之后的我国文士茶会并僧侣茶会，正是当初日本茶会直接借鉴、直接效法的唯一经典范本。假如不是凭籍于此种经典范本之参照之模仿，恐怕迄于今日，则日本国度的茶道文化恐怕还无从说起呢。试想想罢，中日茶道文化交流的历史演绎之逻辑，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
然而令人极其遗憾的是，在滕军教授的笔下，我国古代的文士茶会，竟成了她蔑视的对象，贬损的对象，讽谑的对象，无端地对之作出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乖戾评说。即如指称颜真卿与湖州文士们举行的某次赋诗茶会，竟说什么这是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而已。其原文是这么说的：
当时颜真卿（709-785）正仕途遇坎坷，被贬为湖州刺史，湖州的文人墨客纷纷聚集在他周围。一日夜晚，六位高士共饮香茗，乘兴赋诗。这次茶会也是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文士茶会。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40-41页我不知道滕军教授所指的这个史料，究是谁家的史料：中国的呢？抑或是日本的呢？还是来自其它什么神秘的角落、莫名的角落的呢？我敢说，她所指称的这个史料，那是断断乎不会是咱们中国的。
二
谁都知道，唐代本是我国茶道文化的隆盛时代，辉煌时代。此时文士茶会，则亦随之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多彩多姿，灿若繁卉。却哪里会只是什么唯一的一次呢！对此，我想即使不用印证任何史料，人们都会辨别得出此说无非是另类的天方夜谭罢。不过，若是单单这么说，则恐怕又会引起某种不必要的误解，以为可查的史料果然无从检索之呢，那样一来，岂不是反被证明着所谓唯一的一次之说，竟俨然成了史实了么？鉴于此，我只得不惮烦琐，且把见于唐代诗赋所描述所咏赞的那些个风貌各异的文士茶会，详予罗列一番。我知道，但凡罗列式的文字，谁看了都不会发生兴趣。可这却又有啥办法呢，此乃不得而已耳。对此，若蒙读者诸君体谅之，则不胜感荷矣。
兹即就我随手拈来的有关唐代文士茶会的琐细史料，亦即若干个例，一一检点如下：诸如当年贾常州、崔湖州在境会亭，为欢庆开园采摘新茶而举行的初春茶会；释皎然于农历九月九日在山僧院中，邀约陆羽等诸茶侣举办的重阳茶会；陆羽在江西上饶为喜贺山舍落成而举行的新泉茶会；颜真卿、陆羽、释皎然在三癸亭先后邀集诸位诗人并茶人频频举行的吟诗茶会；吕温在农历三月三日茶宴席上为品啜阳羡新茶而举行的试茗茶会；鲍君徽在东亭林竹荫下举办的幽篁茶会；刘禹锡在朗州西山寺举行品茗赏兰的兰若茶会；刘长卿在惠福寺邀请陈留地方诸贤举行的联谊茶会；诗僧齐已在陆羽故居举办的竹坞茶会；武元衡与贲法师等僧人在资圣寺举行的晚春茶会；白居易与元郎中等茶人在严冬季节举办的雪水茶会；孟郊与刘言史等诗友在洛阳北郊举行的村野茶会；白居易在杭州冷泉亭举行的咏泉茶会；崔珏盛邀几位女才子举行的美人茶会；独孤及在无锡惠山寺新泉处举行的灵泉茶会；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举行的玄谈茶会；李嘉于招隐寺东峰茶宴席上举行的稻香茶会；白居易与诗僧佛光在赴香山精舍途中举行的轻舟茶会；姚合与诸茶侣在果树林中举办的杏香茶会；杜牧在宜兴茶山举行共赏新茶的谷馨茶会；李德裕于春日深夜，邀来诸茶侣在马燧将军宅上举行共赏新茶的深宵茶会；白居易与三位妻舅，即杨汝士、杨虞卿、杨汉公举行的论诗茶会；刘禹锡偕同僧友诸人，在鸿举法师寺院中举行的饯别茶会；李约与西域胡商在舟行途中举行的盟约茶会；钱起与赵莒等诸位茶人举行试啜阳羡紫笋茶的草庐茶会；颜真卿屡次盛邀湖州一带的墨客骚人举办赏鉴书法艺术的翰墨茶会；诗僧灵一与元居士在青山潭举行的野泉茶会；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履道坊家中隆情举办的七老茶会（按：七老者，即指八十九岁的杨杲，八十八岁的吉皎，八十七岁的刘真，八十五岁的郑据，八十三岁的卢真，七十七岁的张浑，加之七十四岁的白居易是也）；颜真卿在浙西任湖州刺史期间，先后邀集数十位文士，其中着名文士则有释皎然、陆羽、皇甫曾、袁高、杨凭、张荐、杨凝、陆士修、崔万、李萼、韦介、裴循、吴筠、汪蒙、范缙、王纯、王修甫、释尘外，颜颛、潘述、颜浑、蒋志、刘全白、耿、柳淡等，他们在编撰之余，则每每举行或赋诗，或赏画，或论帖，或评书的风雅茶会，等等，等等。
上列诸例，止是随手拈来而已，自然不免挂一漏万。其实就我国历代的文士茶会来说，确乎乃浩瀚无涯，源远流长也。我想，若是茶界日后有哪位学者果堪把我国历代文士茶会编撰而成专卷，则必俱洋洋大观矣。
鉴于上述，我这里不能不作出深一层的追问:滕军教授所说的可查的史料，究是从何处觅得来耶？而如我所征引的上述这些个史料，莫非一概属于不可查的史料么？唔唔，说到这里，恕我直言不讳地讲一句，所谓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文士茶会之说，盖乃纯乎属于心造的史料耳！而凭着心造的史料，评说我国古代文士茶会的历史，则这历史的真相岂有不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之理乎！
三
论述我国唐代的文士茶会，竟说只有唯一的一次而已，这已然够乖戾的了罢，不过尚还不止如此。且看滕军教授在论述日本平安时代的所谓弘仁茶会和所谓嵯峨茶诗时，其所作出的另一番乖戾的评说罢。
我国茶界的某些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朋友，对于日本平安时代的所谓弘仁茶会并所谓嵯峨茶诗之说，不免都比较陌生罢。为此，我在这里不能不作必要的引述，以便大家更好的辨析之，鉴识之。
关于所谓弘仁茶会，滕军教授这样撰述的，云：
814年时，嵯峨天皇28岁，滕原冬嗣（左近卫将军）39岁。就在这年的初夏，在滕原冬嗣的宅院里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茶会。（此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参加者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嵯峨天皇的弟弟其后的淳和天皇和《经国集》的主编滋野贞主以及众多大臣。闲居院内有池塘、岸柳、长松、水竹、绿苔。松荫下人们横琴听曲，药室（茶室）里传出捣茗的声响，有人吟诗，有人垂钓据《类从国史》弘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条记载，当日天皇挥翰，群臣献诗。期间恐怕创作有多首茶诗，但现今我们只能看到嵯峨天皇、皇太弟（即其后的淳和天皇）、滋野贞主的三首诗。抄录如下：
（一）夏日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嵯峨天皇
避暑时来闲院里，池亭一把钓鱼竿，回塘柳翠夕阳暗，曲岸松声炎节寒。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暂对清泉涤烦虑，况乎寂寞日成欢。
（《凌云集》）
（二）夏日大将军滕原朝臣闲居院纳凉探得闲字应制淳和天皇
此院由来人事少，况乎水竹每成闲，送春蔷棘珊瑚色，迎夏岩苔玳瑁斑，避暑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知贪鸾驾忘嚣处，日下西下不解还。
（《文华秀丽集》）
（三）夏日陪幸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应制滋野贞主
寂然闲院当驰道，只候仙舆洒一路，酌茗药室径行人，横琴玳席倚岸居。
松阴绝冷午时后，花气犹薰风罢余，水上青萍莫赴浪，君王少选爱游鱼。
（《凌云集》）
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
我这里先就所谓嵯峨茶诗之说，作些必要的辨析。这个辨析之所以必要，只因它直接牵涉到对于日本茶会和中国茶会的历史评价问题，确乎非同小可也，故尔极有必要先行辨析之。
谁都知道，鉴别一首诗作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茶诗，并非单单听凭某位着作者个人说了就算数的，而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同，取得大众的共识，才算站得住脚。譬如就以所谓嵯峨茶诗来说罢，滕军教授口口声声论定它是一首茶诗，而且对之作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似乎卢仝的《七碗茶歌》都不堪与之相媲美呢。然而我这里却不能不提出这样的质疑：这首嵯峨诗作,果真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茶诗么？我这里且就这首诗的命题、题旨、结构、文字这几点，作一番解读罢。
且看这首诗作的命题云:《夏日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显然，这并非咏茶的命题；若将卢仝的《七碗茶歌》的命题用来比照一下，就更其一目了然：《七碗茶歌》的命题是《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只须看这诗题，就知道这必是一首茶诗。而嵯峨诗作的诗题呢，一瞥之下即大抵看得出，它不是咏茶诗作。待到读了全诗之后，谁都会明白；它的题旨亦非咏茶的题旨；它的结构，亦非咏茶的结构；它的全文，亦非咏茶的全文。比如首联的避暑时来闲院里，池亭一把钓鱼竿，这哪有咏茶的影子呢。又如颔联云：回塘柳翠夕阳暗，曲岸松风炎节寒，同样不见咏茶的影子。再如尾联云：暂对清泉涤烦虑，况乎寂寞日成欢，仍然不见咏茶的表述。只有颈联的第一句中，提及捣香茗之事。原句说，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此联上句显然是在咏赞吟诗。全句的真意是说：此刻陶情于吟诗之乐，即使耳畔传来捣茗之声，却也不觉得厌烦呐，所以才有不厌捣茗声的表达之语。而下句乘兴偏宜听雅弹，则又深一层表达说：那优雅的瑟声却比捣茗之声，更宜于用来为吟诗助兴呐。可见此句所说的乘兴，乃是乘吟诗之兴，而非乘捣茗之兴。
鉴于上述，则不难辨析，嵯峨的这首诗作，本是为夏日傍晚，雅集于闲居院避暑纳凉，并与诸大臣赋诗遣兴而作，尽管在其个别诗句中，亦见捣茗的字样，但那捣茗只是起到对于吟诗的映衬作用，因而才会有吟诗不厌捣香茗的咏句。总之，就全篇诗作来说，正如该命题所标示的，它是一首咏赞夏日在左大将军滕原冬嗣闲居院中的消暑纳凉、赋诗遣兴之作，却并非旨在咏茶的诗作，故尔它压根儿就不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茶诗。同样，上述其它两首茶诗，则亦然也。
其实我的上述这番解读，这番辨析，对于滕军教授来说，则全然是多余的。因为辨别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茶诗，滕军教授本是一清二楚的。且看她在述说杜甫诗作时的一番评说罢。云：杜甫没有留下茶的茶诗，只是在《重过何氏（五首）》一诗中涉及到了主客在一起饮茶的茶情。你瞧瞧罢，杜甫的这篇诗作和嵯峨的那首诗作，都是在个别诗句中关联有咏茶的个别字样，那么，何以杜甫的那篇诗作不能称作茶诗，而嵯峨的这首诗作，却偏偏能称作茶诗呢？这岂不是完全矛盾的么？再则，若说某首诗作的个别咏句中有关联到某个景物的个别字样，比如，在嵯峨的这首诗作中,就有关联到清泉的，关联到夕阳的，关联到松声的，关联雅弹的，关联到柳翠的，关联到池亭的，关联到钓鱼的，凡斯种种，能不能说斯诗即堪称是咏泉之诗，或则咏柳之诗，或则咏松之诗，或则咏琴之诗，或则咏亭之诗，或则咏鱼之诗，或则咏夕阳之诗呢？显然，这当是不言而喻的罢。
四前面说到，我之所以先行解读所谓嵯峨茶诗之说，只因此说直接牵涉到对于日本茶会和中国茶会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问题。
关于日本茶会形成之历史，日本史籍上本来是记载是一清二楚的。比如，镰仓时代有西大寺举办的大茶会（施茶会），以及近乎茶会的储茶，即举办茶事活动之举；其后则有室町时代武门家族举办的斗茶会，更是盛极一时。上述这类施茶会和斗茶会，即为日本茶会的初始样式，这在日本史籍上，诸如《东关往还记》和《吃茶往来》以及《祗园社家记》中，都有确凿而详细的记载。
可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史籍上，除了零星的效仿茶饮之外，却并无茶会模式的任何记载。这奇怪么？一点也不奇怪。须知，中国古代某种新兴的汉风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大抵都需要有一个传递和吸纳的过程，一般说来，至少得有二三百年的过渡阶段。譬如陆羽《茶经》问世以后，其所论述的茶道文化及其茶会样式，以及有关种茶、制茶、煎茶、品茶的若干细则，会不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能如同中国的一样在日本风靡于世呢？那是决决乎不可能的。然而滕军教授却给历史出了一道难题，即嵯峨天皇和弘仁茶风（第八节）这道难题，其旨则在把平安时代茶文化的文章，都做在嵯峨天皇的名下；既有嵯峨茶诗又有嵯峨茶会，亦即弘仁茶会；又有嵯峨茶风，亦即弘仁茶风。凡斯尔尔，不一而足。以此证明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并且更使人们确信弘仁茶会才是高规格的茶会,而且毋庸置疑，弘仁茶风的统率者即是嵯峨天皇!
这真是绝佳的构想,绝佳的设计！
不料非常尴尬的是，滕军教授称颂的《嵯峨茶诗》,却原来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茶诗；其所讴歌的嵯峨茶会亦即弘仁茶会，则又是是而非的茶会；至于所谓弘仁茶风呢，可以说那只不过是若有若无的茶风耳。
其实弘仁五年二十八日这次避暑纳凉的休闲雅集，就其实际情形来说，称它是嵯峨诗会反倒更合适一些。这是因为，那不是专注于品茗的聚会，而是择此休居院的幽雅闲逸之场所，享得一番休闲纳凉赋诗遣兴的情趣。所以对于嵯峨及其偕同赋诗者们来说，那不是专注品茗的雅集，而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诗会。
而且再就弘仁年代前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说，指称这次休闲纳凉的聚会为嵯峨诗会，似乎更其合乎社会文化背景的实情呢。确然，当年作为日本天皇的嵯峨本人及其朝廷，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宣扬隋唐文化，非但频频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引进中国诗学理论和诗词作品，并且引领朝野人士向汉风一边倒倾斜。无怪乎在弘仁年代，自然形成了以嵯峨天皇为中心的汉诗人圈，常常举行不同规模的诵诗活动与赋诗活动，随之一代崭新的诗坛即脱颖而出。据《江谈抄》记述，嵯峨本人最珍爱《白氏文集》，即白居易文集。当时有一位叫作小野篁的侍臣，堪把白氏诗作读得烂熟于心，背诵如流，故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因而他便不时被嵯峨天皇召到宫廷来，彼此悉依白诗唱和。而且嵯峨在他位居天皇和上皇期间，先后编撰而成三大汉诗集，包括《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其中嵯峨诗作数量最多，仅在前两部集中，嵯峨诗作就有54首，竟占到这两部诗集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上述征引的那三首诗作,亦出自这三部诗集中。
话再说回来。滕军教授在作出无端非难我国唐代文士茶会的乖戾评说之同时，一面则又作出关于所谓嵯峨茶诗并嵯峨茶会的乖戾评说，竟妄说什么弘仁年代的那种高规格的茶会及其高品位的茶风，在同时期的中国是找不到的。这就是说，日本弘仁年代的这种嵯峨茶会及其茶风，那是远远驾乎陆羽《茶经》所论述的中国茶道文化及其茶会样式之上，包括驾乎文士茶会、民间茶会、道院茶会、僧侣茶会和宫廷茶会之上！这么一说，她这岂不是自己将自己逼进某种尴尬的境地么？对此，则无须我在这里赘述了罢。
此问写到结尾处，我想再强调表述的一点是：当初滕军教授若把所谓弘仁茶会，如实称其而为嵯峨诗会，同时如实评述这次雅集的一些茶事安排，这样亦诗亦茶兼而述之，岂不是两全其美么？却何须这里扭曲一下，那里扭曲一下，弄得到头来无法自圆其说，终于自己把自己逼进某种尴尬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