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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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以智稿，其子中通、中履等篇《物理小识》云：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
注：此处应当特指普洱茶的消食功效。茶品为团茶，即普洱团茶。
清，张泓《滇南新语》云：滇茶，味近苦，性又极寒，可祛热疾。
注：此处所讲，指云南产的茶，味很苦，性极寒，可以驱除热病。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普鱼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呢不管化物。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苦涩，逐痰下气，利肠通泻。在其卷六《未部》中又云：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茶膏)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者，研敷立愈。
注：此处即讲普茶性寒，但又说有驱寒的功效。
清，王昶《滇行目录》云：普洱茶味沉刻，可疗疾。
注：普洱茶性味沉降，可以治病。
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云：团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
注：此处讲普洱茶可以驱散风寒，对寒病疗效很好。
清，阮福《普洱茶记》云：消食散寒解毒。
注：阮福看法同于上述的吴大勋。
清代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中载：茶微苦微甘而凉，清心神醒睡，除烦，凉肝胆，清热消炎，肃肺胃，明目解渴。普洱产者，味重力竣，善吐风痰，消肉食，凡暑秽痧气腹痛，霍乱痢疾等症初起，饮之辄愈。
注：认为茶为微凉，与上述认为茶性寒的程度不相同了。
《思茅厅采访》云：帮助消化，驱散寒冷，有解毒作用。
注：看来认为普洱茶能够治疗寒疾的不止一家。
《百草镜》云：闷者有三：一风闭;二食闭;三火闭。唯风闭最险。凡不拘何闭，用茄梗伏月采，风干，房中焚之，内用普洱茶三钱煎服，少倾尽出。费容斋子患此，以黑暗不治，得此方试效。
注：此处讲普洱茶有驱风之功，在中医中有言风为百病之长，中医施治，尤其看重对风症的诊断和治疗。普洱茶有治风病的功效，即不同于只限于寒、热二疾了。
《木经逢原》中有载：产滇南者曰普洱茶，则兼消食止痢之功。
《本草拾遗》中载：治疮痛化脓，年久不愈，用普洱茶隔夜腐后敷洗患处，神效。治体形肥胖，油蒙心包络而至怔，普茶去油腻，下之三虫，久服轻身延年。
《普济方》中载：治大便下血，脐腹作痛，里急重症及酒毒，用普茶半斤碾未，百药煎五个，共碾细未。每服二钱匙，米汤引下，日二服。
《验方新篇》中载：治伤风，头痛、鼻塞，普茶三钱，葱白三茎、煎汤热服，盖被卧，出热汗愈。
《圣济总录》中载须霍乱烦闷，用普茶一钱煎水，调干姜未一钱，服之即愈。
《滇南见闻录》中载：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
《严茶议》中载：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因此，助消健胃，去脂解腻，散热解渴的普洱茶，成了藏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饮料。
学者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说普洱茶性温味厚，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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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普洱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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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是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13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7饼为1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10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4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3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5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形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路。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普洱茶产销不如以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茶叶，外销马来西亚、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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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与《茶经》人类历史上关于茶的第一部专著
陆羽（733—804年），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宁翁，又号竟陵子，湖北竟陵人。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记载：“陆羽为弃儿，由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唐代寺院多植茶树，故陆羽自幼熟练于茶树种植、制茶、烹茶之道，年幼时已是茶艺高手。陆羽12岁时离开寺院，浪迹江湖。天宝五年（公元764年），陆羽得识竟陵太守李齐物，开始研习诗书。后又与礼部员外郎崔国辅结为忘年之交，而崔国辅与杜甫友善，长于五言古诗，陆羽受其指授，学问大进。陆羽22岁时告别家乡，云游天下，结交四方挚友，开始了立志茶学的研究生涯。
公元755年，陆羽住乌程苕溪（今湖州），结识了许多著名文人，如大书法家颜真卿，诗僧皎然，诗人孟郊、皇甫冉等。多年的云游生活使他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各地茶的资料，江南清丽宜雅的山林水郭，友人的倾力支援，给他带来了著书立说的激情。公元763年，即陆羽28岁时，人类历史上关于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诞生了。
《茶经》对茶的起源传说、历史记载，采摘、加工、煮烹、品饮之法，水质、茶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内容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从而使茶学升华为一门全新的、自然与人文紧密结合的崭新学科。《茶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步入成熟时期。
历史上的名茶
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贡茶院，皇室对茶的需求特别大，在今天的浙江湖州有顾，后来不够，陆羽又推荐了阳羡茶，那个时候的茶必须在清明之前送到皇宫。时间很紧，从浙江到当时的唐长安，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四千里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类似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除了这些陆羽发现的，还有蒙顶茶--四川雅安--中国雨都，有三个有名的雅雨、雅女、雅鱼堪称雅安三绝，蒙顶山不输于这三绝，雅安是第一个种茶的地方，很多文人都非常喜欢蒙顶茶，到现在为止，蒙顶茶依然是黄茶翘楚。白居易就写过《琴茶》：
琴茶
白居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茶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晒青绿茶，唐朝主流是蒸青。晒青的干燥方式是晒干，蒸青是杀青的问题，用蒸汽把青涩的味道去掉。炒青和烘青就出现较晚，它们主要是干燥方式的问题，即炒干还是烘干。其它茶类出现得更晚，基本上明朝之前是绿茶。到了明朝，根据不同的茶树叶子，人们找到了很多新的加工方式，这种新的加工方式就出现了新的茶类，基本茶类有六类。
绿茶
绿茶的加工方式比较简单--杀青、揉捻、干燥，，但是每一种加工方式的杀青、揉捻、干燥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湖龙井是扁状的，碧螺春是条索状的，而且这些茶的加工方式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家茶农，收集了很多茶叶，还没来得及加工，就堆在那里。来了一个军队，没地方住，就住在树叶上，结果一受热就发酵了。其实很多茶的出现都是非常偶然的，等后人记载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当时的情况很远了，所以这些传说本身，它也是茶文化的组成部分。科学的记载是茶文化，民间的传说也表现了劳动人民自己对所创造的财富所体现的一种智慧中的自我欣赏，它也是一种文化。
黑茶
黑茶也是很偶然的，代表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普洱茶。汉民族基本不喝，基本是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喝，比如老青砖。黑茶和其它茶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喝茶，和我们喝茶不一样，我们喝茶是一种生活的点缀，黑茶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肉食乳饮，他们缺少维生素，只有靠茶来补充。黑茶也发酵，但他是后发酵，先做成绿茶再发酵，据说是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几千华里，气候变化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还下雨下雪，一下子茶就受潮了，就发酵了，结果黑茶更受欢迎。在一片风景如此秀丽的地方出产的东西，却天然属于那些极寒和酷暑轮流交加的地方，属于那些举杯豪饮、纵马驰骋的人们。你能说出其中的缘由吗？这就是老青砖茶。
黄茶
黄茶也很有意思，黄茶的基本工艺流程和绿茶是一样的，但黄茶是绿茶加工不当造成的，热的茶堆在一起，闷黄了。但后来发现有的地区有的茶树做成黄茶更好喝，黄汤黄叶，有一种类似于粮食的香味，除了蒙顶黄芽，就是君山银针。但是君山银针很珍贵，它有三起三落的特点，所以一般极难获得。
历史上各朝代的普洱茶贸易
宋代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明清两代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近代
辛亥革命以后
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
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
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历史上普洱茶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以唐代以后，特别是清朝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普洱通往昆明、西藏、澜沧、打洛、缅旬等地的茶马道，也是普洱物资交流、进行贸易的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普洱茶业的发展和普洱茶区商品交易的繁荣。在今普洱县境内，仍保留有三处较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址：一是位于同心乡那柯里村的“茶马古道”；二是位于凤阳乡民主村的“茶庵塘古道遗址”，长约2公里左右的山石古道，在一片半原始森林中盘山径仄而上。那山石上深印的马啼印，向人们诉说着昔日“以茶易马”的艰险；沿古道而上，人们可以去体味，去追寻“径仄愁回马，峰危畏如去”的意境。三是位于磨黑镇孔雀坪的“孔雀坪地古道遗址”，长约10余公里，那昔日林立的“马店”，山石古道上清晰可见的马蹄印，向人们说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的兴盛。
山间铃响马帮来，是50年代前的真实写照。在车辆如梭的今天，马帮已不再有，山林是听不到清脆的马铃响了。茶马古道显得更加寂静。但回荡动听的马铃声和赶马人的山歌依然记忆忧新：三月里来，三月三，赶着骡马进茶山，普洱茶好人人爱，驮起茶叶到远方。
历史上的“茶痴”
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但能被称为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就来数数历史上的茶痴，看他们是爱茶爱到了何种地步。
第一位，当然是茶圣陆羽，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第二位，卢仝，这人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第三位，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位，宋徽宗，他写的《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五位，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其欲退隐让位，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晚年的乾隆帝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当然，历史上可称为茶痴的，何止这五位。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行动起来，掰一掰那些个痴人们吧。
北京历史上的茶庄
在漫长的历史上，北京市的茶庄很多，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之茶叶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当时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京人习茶叶是按两计算的，当时北京不足200万人，人均消耗量相当可观。
喝茶的人多，茶叶庄铺的生意自然兴隆红火。开茶叶铺的十之九皆为安徽人，但后来又有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产茶叶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经营茶叶。晋人卖茶叶往往与海味同卖，茶叶、海味都不产于山西，晋人卖茶叶自然不会得心应手，只能让位于南方诸省的人士了。
旧时，北京茶庄的字号很有意思，不少茶庄喜欢用店主姓名为店名，如吴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吴元泰、吴永和等等。在经营茶叶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说，即是六家大茶叶商，这六家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
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每日演日夜两场评书的，名为书茶馆;此类茶馆标榜开书不卖清茶。卖茶又卖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馆;此外还有什么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等等。
大茶馆是为头等闲人开的，民国之后那些前清遗老因没有了铁杆庄稼，无闲钱再去大茶馆添补无聊，大茶馆便一个个关门大吉或转业，让位于其它类别的茶馆。
京城茶馆中还有野茶馆，野茶馆是季节性的，秋末一一关门，春末一一来业，茶客多为踏青、郊游的人。一些野茶馆设在朝外二闸及城内什刹海等游览区内。野茶馆本小利微，开此类茶馆者，大多是以茶会友，并不想从中发财。后来，因公园里设了茶棚、茶座，此类野茶馆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云南普洱茶历史上的几条茶马古道
普洱、思茅地区是通往昆明内地和通往滇西南及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东南道从江城、勐腊可到越南、老挝；西南从勐海、澜沧、西盟、孟连可以到达缅甸；水路沿澜沧江、李仙江而下，可通东南亚各国。交通运输多为人力背挑、牛马驮运。
随着普洱茶贸易的兴盛及贡茶声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思茅被辟为陆路商埠，光绪二十三年（1897），思茅设立海关，经营普洱茶的商贾云集，马帮四至，“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这曾名盛一时，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国内外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思茅被誉为“东南亚陆路码头”，已成为衔接边内贸易，商品交流的货运中转地。清代民国时期的普洱茶马古道有：昆洛前路茶马古道、滇西前后茶马古道、思茅易武茶马古道，思茅澜沧茶马古道、思茅江城茶马古道，普洱思茅通外茶马古道，佛海通外茶马古道等。昆洛前茶马古道
昆洛前茶马古道，即昔日从昆明经宁洱、思茅到打洛的“官马支路”。清道光元年至三十年（1821-1850）间，区内铺筑了石镶路面，民国22年（1933），省政府下令昆洛驿道沿途人民进行全面修整，这条前路马道是上连省城昆明，贯通全省内地，下连边疆出境周边国家，转向东南亚各国的一条通商茶马古道。其路线为：思茅北上，经宁洱——磨黑——通关——墨江——元江——青龙场——扬武——峨山——玉溪——呈贡——昆明，马帮行程20天，590公里。由思茅南下——经普藤坝——官坪——勐养——车里——佛海——打洛，马帮行程八天，230公里。然后从打洛出境缅甸到景栋，共七个马站。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磨黑）产盐，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商道商旅因而日趋兴旺。
由思茅北上宁洱、磨黑之间的茶马古道中，至今还保留有那条柯里驿道和茶庵塘驿道遗迹，在1983年文物普查时已作登记，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宁洱之间，在今宁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六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茶庵驿道是宁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宁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兵5名驻守。
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宁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管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茶庵塘道旁边过去有一小寨人住此，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鸟道”之称，亦成了清代普洱郡“普阳八景”之一，有诗为记。今还可以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两厘米深的马蹄印。
由宁洱出境的茶马古道，据《普洱县志》载，有东北路、南路、西北路、东南路、西南路五条。东北路到昆明：从宁洱县城出发经石桥寨——头房酒——茶庵塘——磨黑——四堂庙——孔雀坪——把边街——魁阁塘——把边江渡口（过铁索桥）——哨牌——通关——墨江——元江——玉溪——昆明，全长580.7公里，行程17天。南路到车佛南缅甸：从宁洱县出发经头塘——大新寨——南门口——猴子山——石膏井——那柯里——扎拉口子——思茅——普藤坝——车里——佛海——打洛通往缅甸景栋，全长311公里，行程8天。西北路到西藏：从宁洱出发经后路景谷、景东到弥渡、下关、丽江中转到西藏。东路到越南：由宁洱县城东南方向经勐先——黎明——江城——越南莱州——海防。西南路到澜沧缅甸：由宁洱县城出发经那迁——六顺——糯扎渡口——澜沧——缅甸。茶马古道历史悠久，由此可知。民国3年（1914），普思延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招雇临时工程队，修辟思茅至老金田，经过麻栗坪、普藤坝、景东寨、官坪、小勐养到车里的人马通行茶马大道。驿道也随之拓宽、增多。民国时期，常来宁洱思茅运茶的马帮分前路和后路。前路即由昆明、玉溪、通海、河西、峨山、新平、元江，以及蒙自、个旧、建水、石屏等地来的马帮，每年3000余匹，由昆明及当地驮运省广杂货到思茅，又从思茅驮运茶叶等图特产品到昆明等地分销。后路指弥（渡）宁（洱）线滇西一带来的马帮。
滇西后路茶马古道
滇西后路茶马古道是昔日从滇西弥渡、下关、以远南下到宁洱、思茅运茶，途径思普区西北的景东、镇沅、景谷等县，连接滇缅公路通向省会城市昆明的“官马支路”。民国时期，马帮从思茅运茶经宁洱——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弥渡与滇缅公路相接，然后从弥渡——下关——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此道从景东向西行，经黄草岭，翻越无量山有一大段横木栈道，泥泞处铺有条石块石路面，澜沧江与临沧驿道相接。从宁洱县城出发走后路地的茶马道经四更桥——五里坡——气山丫口——哨井——谦岗——西萨——景谷——景东——弥渡——下关——丽江中转——西藏。有从景谷——临沧——保山——腾冲与古西南丝绸之路永昌道相接，并与周边的国家商道相通，这条商道也是后后路马帮走的茶马商道。民国时期，有后路大理、下关、保山、祥云、镇南（南华）、弥渡、巍山、景东等地来宁洱思茅经营茶叶土特产的马帮，每年3000余匹，这些马帮从当地驮运土特产到宁洱思茅销售，在购运宁洱石膏井的食盐到西双版纳换购茶叶，运回思茅售给茶号。回去时，从思茅再运加工好的茶叶返回滇西。
维西、中甸、德钦的藏族，每年赶着3000余匹骡马，驮运土产杂品来思茅销售，且兼卖牲口，同时在思茅购紧团茶运西藏销售。年均到思茅海关报关、验关的骡马万余匹。后路马道中的景谷茶叶出境运销，多走东线和北线两条“官马大路”。省城销路有二，东线沿“官马大路”由景谷至宁洱——墨江——元江——峨山——玉溪——昆明，全程15马站，往返一月有余；另一条由景谷经镇沅——新平——玉溪——昆明。滇西茶叶销路，沿“官马大路”北上，由景谷经镇泰——里巍——景东——南涧——巍山——下关。藏区茶叶销路，再由下关经大理——剑川——丽江——西藏，藏销茶多在下关转口。景东至昆明需18天，经36个马站；景东到思茅需12天，经24个马站：景东至大理、下关需8天，经16个马站。由景东至思茅有两条线路，其一，由景东县城经文井——者后——镇沅——新村——梅子街——磨黑——宁洱——思茅。其二，由景东县城经里崴——猛大——镇沅按板井——景谷——宁洱——思茅。景东至缅甸的商道也有两条：其一，景东——文井——里崴——英德——振泰——民乐——澜沧——西盟——缅甸；其二，景东——里崴——澜沧江戛里渡——耿马——缅甸。滇西后路茶马商道，亦是纵横交替，运输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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