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古道小镇的变迁”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昔日辉煌
作为茶马古道的源头之一，自唐太和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本地就开始培植、加工茶叶。也是自那时起，羊楼洞黑茶加入国家茶马交易，通过大唐安西都护府翠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销往西亚和欧洲。
宋景德年间，羊楼洞黑茶销售比唐时翻了一倍，黑茶深受西伯利亚和西域大草原上游牧民的欢迎。据说，湖北美女王昭君奉旨出塞，随身带去了湖北的茶叶。长期食用牛羊肉的蒙族人饮茶后，顿感神清气爽。此后，牧民饮茶在万里草原渐成风尚，以至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内蒙进行茶马交易。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可见茶叶在当时的珍贵与身价。到了明清两代，中国边境城市恰克图(今俄罗斯境内)成为羊楼洞砖茶边贸的重镇，洞茶飘香万里大草原。明嘉靖初时，本地制茶业已相当发达，集镇随之而兴。明清时期羊楼洞达到鼎盛，用万般来朝形容其辉煌一点不为过。据说在早期俄罗斯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有羊楼洞而没有汉口。
极盛时羊楼洞古镇有茶庄200余家，人口近4万，古镇有五条主要街道，百余家店铺。洞茶远销海外，为中国大茶市，誉称小汉口。到了清道光年间，有英、德、日、俄等国商人竞相于此办厂制茶，国内晋、津、沪茶商亦蜂拥而至，一时成为闻名国际的茶市。
值得羊楼洞人自豪的是，在全国千百种茶叶中，只有羊楼洞的茶叶两次得到皇帝与领袖的关爱。第一次是朱元璋的军士征战沙场时，普遍染病，因羊楼洞籍军士随身所带茶叶而祛病康复。朱元璋登基后，赐名羊楼洞茶为松峰茶。第二次是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送给斯大林的礼品茶就是松峰茶。
然而也许正因为是一座锁在深山之中的古镇，如今的人们对它大多不甚了了。这座曾经串连起一条繁荣了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的古镇，现在正面临着被遗忘的尴尬。即便是在三十年前，她还声名远播，有过外贸出口基地的荣耀。在俄罗斯出版的世界地图上，没有汉口(武汉市)，却有羊楼洞的赫赫大名。
今日萧条
如今的羊楼洞已不见当年的繁华，但那条以明清建筑为主的古石板街依然还在。石板街由街道和两旁的古建筑两部分组成，松峰港和观音泉水穿街而过。泉水之名取自古镇之南的一口古井，泉水清冽甘甜，永不干涸。传说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保这里的山民与茶树不受干旱之苦，埋下宝瓶，化为泉井。朴实勤劳的山民，为感谢观音的恩赐，将井取名为观音泉，并在这里修建了圆通寺，终日香火不断。
在所有的砖茶种类中，川字号砖茶是羊楼洞的专利。川，寓意为水。当年羊楼洞人用观音泉制成的青砖茶深受蒙族人民的钟爱，羊楼洞人因此为了彰显泉水之功，在茶砖上凸印川字。晋商和外地茶商在这里建有数十个茶叶加工厂，当时就出现过长盛川、巨盛川、三玉川等川字号茶。东面松峰港上多为吊脚木楼，有三座长条石桥贯通。古镇房舍街店或青砖黑瓦，或木质竹垒。从各家各户门缝里飘出的袅袅茶香，幽幽地从街的这头萦绕到街的那头，似乎讲述着老街的悠长久远。
羊楼洞因茶而兴，然而走在今日的石板街上，却少见以茶为生的人家。街面全以青石铺设，蜿蜒穿过一排排青砖黑瓦的小木楼，孤独的老人们坐在低矮的房檐下守候着流水的光阴。历代运茶的鸡公车将石板碾成寸余深槽，据说是那个年代邻近的乡镇运送茶叶和货物时碾压而成的，可见当时茶市的兴盛。
茶叶街是古街的三大街道之一，主要经营茶叶，街道两旁古建筑为砖木结构。古街形成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清道光至咸丰年间，最盛时有茶叶加工作坊和茶庄、钱庄100多家，人口达4万余人，美、英、俄、德、日等国商人竞相在此制茶办厂，主要出产砖茶、米砖茶、红砖茶等，年出口价值白银一千五百多万两。
目前古街范围内保存有明清时期老屋共500余栋。一排排沧桑的老屋突显了今日羊楼洞的寂寥，也似乎倔强地见证者古镇昔日的繁华。街道上冷冷清，沿街住户大多关门闭锁。偶见几户人家开门，或是银发飘拂的老人坐在门口闭目养神。资金匮乏，工厂倒闭，产业断层，游客寥寥，镇上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妇孺。茶厂都卖给了外地的商人，但真正还在做茶的没几个了，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如今，离老街好几里路的赵李桥茶厂成了传承青砖茶的唯一根脉。它的前身就是羊楼洞茶厂，由于靠近铁路，现代化的物流能让羊楼洞的砖茶更便捷地运进运出。
不过赵李桥茶厂的流水线仍然保持了川字号青砖茶的原汁原味，一样的色泽青褐、香气纯正，一样深受蒙古族牧民的欢迎。2006年，赵李桥茶厂获得国家商务部授予的中华老字号牌匾，成为全国产茶制茶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展望未来
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汉口茶叶之路的起点，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可称为中国制茶业的缩影。它至今仍保存的茶具、古街、店铺等对研究明清茶叶之路和我国茶文化都具有重大价值。然而，羊楼洞古镇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期待曾经的茶叶外贸出口基地能够再现繁荣，焕发新的生机。
茶文化精选阅读
茶马古道上的繁华小镇
虎街的建村年代如今已无法考证，由于地势险要，太平天国时期李文学起义曾在虎街设过大营，村民们习惯称“红白旗闹事”。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刘尧汉在其《南涧县十二兽历和〈母虎日历碑〉散记》一文中写道：“在南涧彝族自治县虎街，上世纪初有一座较大的山神庙，在庙下壁的上端绘一只黑色大虎头……则译为《母虎日历》最为恰当。”这为虎街增添了一丝神秘。
虎街位于南涧彝族自治县宝华镇的一个平缓的小山坡上，距南涧城40多公里，早先，景东、思茅等地的茶商、烟商和大理、丽江等地的盐商、碱商以及丝绸商人都要在此相遇、歇脚，虎街顺其自然地成为古道上的繁华小镇。彝族母虎文化、马帮文化、古商贸文化、传统饮食文化和佛教文化在此地碰撞交融，周围石洞寺、朝阳寺、红木寺、土主庙、城隍庙、锁水阁等寺庙错落有致，曾一度繁华驰名，有“小上海”之美称。
亲临实地，打开随身携带的云南省交通地图，我才发现南涧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必经之路。从西双版纳、临沧（云县）、普洱（景东）过南涧、巍山到大理，一路北上丽江、迪庆，进入西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此路线必经宝华的石洞寺、虎街、阿克塘、秧草塘、蔑笆哨等村。
虎街记忆：马帮带来的繁荣据南涧县卫生局原局长、虎街人李富先生回忆，虎街有正街和后街之分。正街为主街场，也是古道通道，当年，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马帮商贾从这里经过，或扎脚留宿，有的甚至在这里安家做起买卖。
最让李富先生难忘的莫过于那些穿着长袍腰挎大刀的藏族马帮和身穿黄色服式，肩扛筒炮枪的商贾驮队，匆匆忙忙的来，匆匆忙忙的去的背影。那时还是孩子的他们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趁大人招待客人的空儿，去帮马帮哥头放马，或卖青草给马帮哥头喂马，天黑后还能在马驮下捉迷藏。
这个石洞寺大峡谷半山腰的村落，因为络绎不绝的马帮而热闹非凡，也因为马帮的消失而落寞平静。村中老人讲，上世纪50年代以后，马帮就“远去不回”了。“我也记不清马帮是何时没有了，可我还记得7岁多时，家中经常住马帮，赶马人穿着土布衣服，进院后自己架起铜锅煮饭吃，而茶叶粮食等货物就摆在院落中，有时还让我们喝他们打的酥油茶。来自西藏的身背长枪腰挂长刀的藏族人的马帮，40多匹马驮着茶叶，伴着叮当的铃声和嗒嗒的马蹄声从村中石板铺就的路上经过，很是热闹！”71岁的蒋正国老人对当年的往事印象深刻。
虎街印象：“生活在别处”的古镇细雨中，幸运地邂逅名叫陈加生的大叔热心做起我们的向导。跟随这位向导，我走遍了虎街的街街巷巷。虎街不足一千米，古屋连排的石板路的两旁，屋子都是前为店铺后是住院，大多的铺面都紧闭着，几个老人零落的坐在自家门口聊天，孩子成群在一旁玩耍。即便我们从几家敞开的铺面里好奇的闯入，见惯世面的虎街人依然礼貌地邀请我们。移步换景，家家户户大门上的门神，古老的八仙桌、牌匾，俨然步入虎街市井风俗画卷，或身临茶马古市遗迹，优哉游哉，仿佛“生活在别处”，而浑然不知今是何世。
触摸虎街历史，让虎街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东西很多，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客房、马厩的痕迹还依稀可辨，要是遇到家里藏有古字画和当时政府的任命书什么的，他们还会拿出来给你观赏，要是你喜欢价钱合适的话还可以转让给你。
虎街的古树也很多，古树与古街道一起，诉说着那悠远绵长的往事。虎街的古井也不少，什么浴脚井、卧虎井等，听说这些井原先都是提供给马哥头洗浴所用，马帮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虎街，人困马乏，人马大多都会在此地休整，恢复体力。
走进马帮客栈，你可以体验古道上独特的饮食文化和酒文化，大碗喝着纯烈的包谷酒，讲讲沿途遇到的奇闻趣事，惆怅的哼起赶马调，夜深了，酒醉了，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和路途的劳累，昏昏沉沉地睡去。
母虎日历碑：尚待解开的谜虎街土主庙建在古镇古道东北角，这里曾供奉有用彝文书写的清代“母虎日历碑”。此碑正壁上端绘画有一黑色大虎头，象征土主神细奴逻，虎头左下侧依次绘有虎、兔、穿山甲（学名龙鲤）、蛇、马、羊，右下侧依次绘有猴、鸡、狗、猪、鼠、牛,共12兽神图。从碑文记载可知彝族虎崇拜和十二兽历法在当地的广泛使用情况。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刘尧汉先生早对宝华虎街土主庙“母虎日历碑”进行了较深的调查和研究，并在其主编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中进行细致的记录和阐述。南涧彝族自称“腊倮拔”，腊即虎，倮即龙，拔即人，连起来含义为龙虎的传人，把虎视为万物之神，万兽之王，以神敬之。虎街空五赶六，每逢十二兽神记日的虎、猴日为街天赶集贸易,是古老的十二兽历法在当地使用的见证。民间习惯把虎称作大猫猫，猫街也就成了虎街的昵称。
“虎”本来是彝族本土崇拜的灵物，虎街张、沈、刘、蒋、李、席等八姓全都是汉族，而周围的村寨几乎全是彝族，虎街汉族的山神庙里供奉了与本民族无关的灵物，是彝族融合了他们，还是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
茶马古道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它的线路分为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达印度、缅甸、尼泊尔。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至尼泊尔、印度，其国内路程超过3100公里。在这两条主线路上，又分布着大量的支线，这些支线将滇、藏、川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茶马古道上，驼铃声悠扬，马蹄声激荡，马帮们夜以继日地奔波于旅程之中，不畏严寒酷暑、路途艰辛，用他们坚毅的信念与勤劳的汗水，开拓出一条直抵域外的经贸之路。
茶马古道还是一条通往精神殿堂的云梯。沿途有很多刻在岩石上的绘制，为茶马古道这条漫漫长路增添了一种神圣、庄严之感，也为那天边的地平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如今，茶马古道历经了千年的历史，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已不复存在，清脆悠扬的驼铃声也只能在历史的记忆中回响，远古飘来的茶草清香也已消散于风中。但是，留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的足迹和马蹄深深的烙印，都化作了流淌于华夏子孙血液里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永恒之塔。
千年变迁的茶马古道
史书上有记载：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
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
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到了清代，边茶是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茶马古道的变迁与保护（二）
研究保护云南省走在前列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充分肯定了云南为保护茶马古道所做的工作。他说，云南省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有着较强的意识和积极性，工作也走在了前面。
自木霁弘等六君子提出茶马古道的概念后，有关这条古道的论文与著作等陆续问世。2007年，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成员花了近一年时间，基本摸清了茶马古道纷繁复杂的线路。从接触茶马古道至今，木霁弘一直乐此不疲地在这条路上奔忙，一如当年的马帮。同时，各地政府也与学者们一道，将茶马古道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近年来,云南省陆续将茶马古道上的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古驿道等文化遗存申报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旅游小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我省已公布与茶马古道有关联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约100处。特别是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一大批茶马古道的新文物点被认定和登记，进一步摸清了云南茶马古道的走向、路线、分布和文化遗存等情况，为加强云南茶马古道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2003年以来，宁洱县投资400多万元，对茶庵塘至磨黑段12公里的茶马古道进行了修复，这是万里茶马古道中较早得到修复的一段古道。同时又投入450万元修复了那柯里4.4公里的茶马古道，并将那柯里建成了第一个茶马古道文化小镇。2008年11月18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亲临踏访那柯里茶马古道遗址，并对云南各级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10年4月1日，由澳门民政总署主办，云南省文物局、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协办的千年印记－－茶马古道风情展在澳门卢园茶文化馆揭幕，这是在海内外首次以茶马古道文化为主题举办的展览。
行走在那柯里，石板路与古朴的驿站招牌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荣发马店店主李天林说，他家的荣发马店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前几年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开了起来，现在，到这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管不下80匹马的马店不准挂牌，我家的马店可以住下170、180匹马；马帮来住之前要先派人打店，通知我们有多少人多少匹马，不然很可能住不下在那柯里品普洱茶，倾听关于马帮、茶马古道的传奇故事，思绪很快就漂浮起来，依稀的马帮铃声、马蹄声让那些远去的过往似乎近得可以伸手触摸。
茶马古道：千年的历史变迁
亮炯·朗萨着《恢宏千年茶马古道》，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又是一部川康藏史地小百科。这本书既翔实的记述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渊源和作用，又介绍了康巴地区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和藏族的历史文化。
“茶马古道”起于何时？史书上早有记载：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从中原地经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区，经金沙江、过西藏那曲等地到达拉萨的藏汉文明古道是唐朝时唐蕃古道，从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规模开通的川藏古道把茶叶更多地输进了藏区；清时，云南的普洱茶也输入藏区。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到了清代，边茶是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历代王朝对边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边”，用茶叶控制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实行重征茶税和茶叶官卖的垄断茶叶贸易的一整套政策是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和经济目的。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茶马古道的千年历史变迁
亮炯.朗萨著《恢宏千年茶马古道》，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又是一部川康藏史地小百科。这本书既翔实的记述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渊源和作用，又介绍了康巴地区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和藏族的历史文化。
茶马古道起于何时？史书上早有记载：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从中原地经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区，经金沙江、过西藏那曲等地到达拉萨的藏汉政治文明古道是唐朝时唐蕃古道，从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规模开通的川藏古道把茶叶更多地输进了藏区；清时，云南的普洱茶也输入藏区。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死刑。到了清代，边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政府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历代王朝对边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边，用茶叶控制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实行重征茶税和茶叶官卖的垄断茶叶贸易的一整套政策是达到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历史在前进，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历史上茶马古道那种贫穷落后，靠人背马驮作为运力的景况。汽车已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在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往来飞驰，把藏族需要的茶叶、日用品运往各地；从成都到西藏拉萨有飞机可以直达，结束了千年茶马古道的辛酸历史。
失落的古道—茶马古道
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贵重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的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步伐缓慢地顺着之字形路线攀上西藏海拔4600米的扎尔加玛（音）垭口。如今的旅行者乘坐汽车越过这一曲折爬升的路段。
4月，四川省名山生态茶园，小心翼翼的手指采摘着当年茶树冒出的第一轮新芽，这是成色最好的茶叶。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种植茶叶便是在四川和云南湿润的丘陵地带。
在四川省的协庆寺，喇嘛们把茶混进糌粑（炒熟的青稞粉）里开饭。这里的茶要佐以盐巴和酥油，茶叶则来自买来的茶砖。
置身于四川西部的深山，我在一片竹林中砍开前路，想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小径。就在60年前，当亚洲许多地区还依靠人力和牲畜运输的时候，茶马古道仍是连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主要贸易通道。但我的一番搜索却可能是徒劳。几天前，我见到一名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背沉重茶包的老人，他跟我说，天长日久，日晒雨淋，植物蔓生，茶马古道说不定已消失殆尽了。
接着，我的斧头一挥，竹子倒下，面前出现了一条卵石铺砌的小路，只有一米来宽，弯弯曲曲地穿过竹林，路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得异常茂盛、滑溜溜的绿色苔藓。有的石头上坑坑洼洼的，坑里积着雨水，长出了野草，那是一千多年来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成千上万名背夫们，把木拐包铁的那一头支在地上歇脚所留下的痕迹。
这段残留的卵石小径只延伸了15米长，攀上几级破烂的台阶之后便再度消失无踪，被多年来的季风豪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壁陡峭又湿滑，我只能用手抓着树，免得掉到下面乱石嶙峋的溪水里。我指望走上一阵之后，能翻越雅安和康定之间高峻的马鞍山垭口。
那天夜里，我在溪流之上的高处宿营，但木头太潮，生不了火。雨水沉重地打在帐顶。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前探索了500米，直到密不透风的树丛死死地阻断了我的去路。我无奈地承认，至少在这儿，茶马古道是消失了。
事实上，原来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无影无踪了。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冲向现代化，用沥青马路飞快地抹煞着自己的过去。在这条古道被推土机摧毁或彻底磨灭之前，我要来探一探它曾经辉煌一时、而今却近乎被忘却的残存路线。
茶马古道曾经延伸将近2250公里，横越中国的腹地，从四川的产茶区雅安通往海拔3650米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最高、最险峻的一条道路，自中国翠绿的山谷地带伸出，横穿风雪肆虐的西藏高原，涉过冰冷的长江、澜沧江和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四度攀越海拔5000米的致命垭口，最终才下行至藏地的圣城。
暴风雪屡屡掩埋茶马古道的西段，滂沱大雨则蹂躏它的东段，土匪的威胁从未消停。然而在几个世纪里，这条路是重要的通商干道，即便两端的不同文化时常发生抵触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古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双方通商的欲望，不像同样具有传奇性的北方丝绸之路总叫人想起浪漫的思想、伦理、文化和创造力的交流。汉地有藏地渴望的东西：茶；藏地有中原急需的宝物：马。
如今，茶马古道仍活在像罗永福（音）这样的老人的记忆中。92岁高龄的他，眼睛总是湿润润的。我在长河坝村遇到了他。对当年运茶的背夫来说，从雅安往西走到长河坝是十日的脚程。刚到四川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运茶背夫已经没有在世的了。但在我穿越古道的残存路段时，我不光遇到了罗永福，还遇到了其他五名老背夫，全都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虽说背有些驼了，罗永福仍健壮得惊人，他带着顶黑色前进帽，身着中山装，兜里插着烟斗。1935年到1949年间，他在茶马古道上当背夫，运茶去西藏。他背的茶包总在60公斤以上，而在当时，他的体重才不过50公斤。
“太艰苦，太难走了，”罗永福说，“那碗饭可真不好吃。”
他从马鞍山上走过许多个来回，我之前正是希望到达那里。冬天，大雪积了有一米深，巨石上挂着两米多长的冰柱。他说，最后一次有人穿过那个山口是1966年的事了，所以，他觉得我恐怕过不去。
但当年走那条路是怎样一番情况，我多少得以窥见一斑。新开店是背夫们从雅安到康定20天行程的第一站，在那儿我遇见了脸刮得光光的甘绍雨（音），87岁，还有胡子拉茬的李文亮（音），78岁，他们坚持要给我表演一下当年做背夫时是怎么干活的。
背深深地弯着，驮起想象中的茶包，青筋毕露的手捉住丁字形的木拐，头埋下，眼睛盯着往外斜分的脚，两位老人向我演示他们当年排成一排，步履蹒跚地顺着湿滑的卵石小道前行。照旧日的规矩，甘绍雨走了七步后停下来，把木拐往地上顿了三下。接着，两人将拐杖绕到背后，架住加了木框的驮包，用无形的竹掸子擦去额头的汗水。依他们讲，当年的背夫号子里说得很清楚，上山时七步一停，下山时八步一停，而平地走上十一步也要停，否则不可能走得长久。
运茶的背夫有男有女，一般负重70到90公斤，最壮的男人能背135公斤。背得越多，薪饷拿得也越多：回家的时候，每公斤茶值一公斤大米。背夫们衣衫褴褛，脚上穿的是草鞋，若遇到山顶的垭口积雪，就安上简陋的铁鞋钉。唯一的食物是一小包窝头，偶尔能吃上一碗豆花。
“我们路上当然有人死，”甘绍雨正色说道，眼皮半合起来，“遇上暴风雪，或者跌下山崖，小命就没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修了公路，人力运茶的历史很快结束了。新政权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将背夫从繁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那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罗永福说。分到土地后，他开始自己种稻子，“那段惨痛的日子过去了”。
传说，茶叶是在公元641年，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时候，第一次被带入西藏。西藏不论贵族还是牧民都喜欢喝茶，其中大有原因。在寒冷的天气里，茶是一种热饮，若不喝茶，便只能喝融化的雪水，牦牛奶或羊奶，要不就是青稞酒了。在寒风凛冽的高原腹地，牧民们围着牛粪火堆取暖，一碗酥油茶带着独有的咸味、些许油腻又强烈的口感，相当于一小顿饭了。
沿着茶马古道运到西藏的茶叶，有着最粗糙的形式。茶叶都是亚热带常绿灌木山茶树上长出来的，只不过，绿茶是未经发酵的嫩芽和树叶制成，而专供西藏的砖茶，直到今天都是用茶树长大了的老叶子、茎和细枝制成。各种茶中以它味道最苦、最涩。经过多道蒸晒工序之后，茶里便掺入粘稠的米汤，压进模具，再次晾干。黑色的茶砖重半公斤到三公斤，至今仍行销于整个西藏地区。
到11世纪，砖茶成了藏地的通货。宋代用它从西藏购买强健的战马，以迎战北方彪悍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的先辈。砖茶成为中原与藏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物资。
用120斤的砖茶，汉人能换回一匹马。这一兑换率是四川茶马司在1074年定下的。背夫从雅安附近的茶厂茶园跋涉到康定，一路海拔升高了2500多米。之后，茶被封装进防水的牦牛皮箱子，用骡子和牦牛的商队运到拉萨，这段行程为期3个月。
到13世纪，汉地每年要以数百万公斤茶换回25000多万匹马。可所有这些马匹都没能挽救宋朝，1279年，它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灭。
不过，以茶易马的做法却贯穿整个明朝（1368～1644），并持续到清朝（1645～1912）中期。18世纪内地对马的需求开始下跌，茶又被用来交换其他商品：高原兽皮，羊毛，黄金，白银，还有最重要的——只盛产于西藏的中药材。像罗、甘、李这些最后一代的运茶背夫，把砖茶包卸在康定之后，返程时便背的是这些商品。
正如中央皇权控制着四川的茶叶买卖，在神权统治的西藏，喇嘛们也会影响贸易。茶马古道连接着藏地的各大重要寺庙。数百年来，藏地和汉地各自的势力角逐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路线。主干路线有三条：一条始自云南南部的普洱茶之乡，一条来自北方，还有一条从东边切入西藏腹地。作为中线的后者路径最短，大部分茶叶都经它运输。
如今，古道的北线变成了柏油铺就的317国道。在拉萨附近，它跟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并行。南线变成了318国道，也是柏油路。这两条公路是今日的贸易干线，大卡车川流不息，装载着各色货物——从茶到课桌，从太阳能电池板到塑料盘子，从电脑到手机，凡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几乎所有货物都是单向流动的——向西，进藏，满足那里飞速膨胀的人口的物质需求。
古道中线的西段从未被修成公路。这段路蜿蜒穿过藏地僻远的念青唐古拉山，那里条件极其恶劣，所以几十年前就被废弃了，整个地区不向游客开放。
我已经看过了汉地残存的古道，要想在西藏达到同样目的，必须想办法进入这些封闭的深山。我打电话给妻子苏?伊巴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我要她8月份跟我在拉萨碰头。
我们的行程是从位于茶马古道西端的哲蚌寺开始的——要是骑马的话，这儿离拉萨不到一天的路程。哲蚌寺建于1416年，有一间巨大的煮茶房，七口直径两三米的铁锅架在烧柴火的硕大石灶台上。
彭措卓巴站在一口大锅旁，切下厚得像百科全书般一大块一大块的酥油，放进沸腾的茶里。“从前，这儿一度有7700名喇嘛，每天要喝两顿茶，”他说，“当时这间煮茶房里有一百多名喇嘛干活。”他套着件栗色无袖的藏袍，在寺里当掌茶师傅已经有14年了。“对西藏的喇嘛来说，茶就是生命。”
如今寺里只住着400名喇嘛，所以只用了两口小锅。“一口锅要下25块茶砖，70公斤的酥油，3公斤的盐巴。”彭措卓巴一边说，一边用一人高的木勺在锅里搅动着供200人饮用的茶。“最大那口锅的容量是这个的七倍。”
苏和我从寺里出发，前往离拉萨有五小时车程的那曲市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我们想看看令茶马古道得名的传奇马匹。赛马节要持续一周，原本是在开阔的平地上举行的，但十年前修起了一座混凝土体育场，好让官员们可以坐着观瞻。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藏族群众就挤满了看台：妇女的颧骨高高的，穿着高跟鞋，长辫子上沉甸甸地挂着白银和琥珀的饰品；男人们头戴毡皮高边帽，身着袖子长长的藏袍；孩子们光脚穿着便宜的运动鞋。小贩们叫卖辣土豆和听装的百威啤酒。刺耳的扩音器用汉语和藏语播报每一场赛事。这里弥漫着赛马盛事的氛围，只是看台边上每隔10米就站着警察，赛场周围有人列队巡逻，人群中还混着便衣。
一入赛场，马和骑手们似乎便打破了地球引力的规律。一名藏族骑手飞驰得如同失控，像杂技演员那样左右翻身下马，拾起地上的哈达。泥块高高溅起，迸入湛蓝的天空。骑手高高扬起哈达，掉转马头，迎接人群爆发的欢呼。
那曲赛马节弘扬的是早年藏民生活于马背上的文化遗产，这一类的庆典能延续至今的已经很少了。通过几百年的选择育种，藏人培养出一种特异的良马。这种马身高不过13.5掌（相当于1.4米左右，比大多数美国马的个头要小），四肢精悍，面孔英俊，肺部很大，适于西藏高原海拔4500米的缺氧环境。藏人把它培育出来，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冰雪皑皑的山口不知疲倦且步伐沉稳地行进。几百年前，汉人最想要的便是藏马。
而今，那曲坐落在国道317上，从前贸易路线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只要从这里再朝东南方驱车一天——近得诱人——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那是古道原先途经的地方。我被一个念头给迷住了：兴许，在深深的山谷里，还有藏族人在古道上骑着那不知疲倦的马儿呢。说不定，在西藏高原不为人知的广大腹地，古道沿途仍有贸易存在？不过，古道也有可能早就像四川境内那样没了影，被呼啸的寒风和翻卷的大雪给抹掉了。
赛马节过了一半，一个阴沉的雨天上午，苏和我钻进一辆“陆地巡洋舰”，悄悄动身去寻找藏区茶马古道而今的容颜。我们在土路上开了一整天，颠簸地翻过一个个垭口，差点滚下陡峭的山坡。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两座巨大垭口之间的嘉黎县，这里从前是茶马古道上商队的歇脚之地。我们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马匹能带我们爬上5412米高的怒岗（音）垭口，但一匹马也没找到，村民指点我们去镇子边上的一家酒吧。藏族牧民在里面喝啤酒，打台球，摇骰子打赌。听说我们要马，他们全笑了。早就没人骑马了。
出了酒吧，泥地里没看见筋肉健硕的马匹，倒见到了铁马——结实的国产摩托，打扮得和它们血肉之躯的前辈一样，盖着红蓝相间的藏族羊毛坐垫，车把手上缠着流苏。给钱的话，两名牧民小伙愿意带我们到山脚下，之后的路，我们就只能步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背包像马鞍袋那样横捆在摩托上。牧民小伙开摩托极为娴熟，跟他们的祖先在马背上没什么两样。我们磕磕绊绊骑过了泥巴足有半米深的黑色泥潭，水花飞溅地渡过了蓝汪汪的溪流，摩托的排气管在水里汩汩喷发。
沿山谷驰去，我们经过了藏族牧民的黑色帐篷。好些帐篷前都停着硕大的国产卡车或陆地巡洋舰。牧民们哪儿来的钱买车呢？肯定不是靠传统的牦牛肉和酥油生意吧。
到怒岗垭口脚下的萨楚卡牧民营寨只有30公里，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道路颠簸得把我们的脊骨都给抖散了。牧民小伙燃起了一小堆蒿草营火，吃罢牦牛肉干配酥油茶的午餐之后，苏和我徒步走向垭口。
叫我们惊喜的是，古道非常明显，就像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石路，在牧场上蜿蜒向前，途中不时点缀着几头犄角高大的黑牦牛。我们艰难地往山上走了两个小时，穿过了两处泛着蓝色微光的冰斗湖。可一过了这两座湖泊，所有的绿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石头和蓝天。半个世纪前，运茶的骡队已不再走过这山口，可古道在此前的上千年里曾受到不断的修缮。古人把大石头搬开，修起石阶，这工程至今完好。苏和我走着之字形路线上坡，顺着石头小道直上垭口。
马鞍形的怒岗垭口显然是没人走了。尚在飘动的零零落落的经幡越见稀疏，玛尼石堆上白骨森然。四下里是一片唯有了无人迹才能带来的寂静。苏眺望着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巅，它们如同天然的金字塔一般。几百年来，曾站在此地的西方人寥寥无几。我顺着苏的目光，看到存留下来的古道伸向了下一个山谷。
“你看见了吗？”她问。我看见了。在我的想象里，上百头骡子组成的商队步子沉重地向我们走来，蹄子周围扬起尘土，身躯两侧一左一右地驮着茶包，押运的藏民神色警觉，提防着埋伏在垭口的土匪。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垭口返回的时候，摩托骑手已经在等着了。我们坐上后座，开始返回，在冰蚀山谷里颠来簸去。
半路上，我们停在两顶黑色的牧民帐篷前，牦牛粪整整齐齐地码在它们周围。每顶帐篷都挂着阔大的太阳能电池板，草场上停着一辆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两辆摩托。牧民邀请我们进帐，端上了滚热的酥油茶。
帐篷里面，一位老妇正摇着转经筒默念经文，一名青年在从帐外透射进来的光柱中做饭，还有几个中年男子坐在厚厚的藏毯上。靠着比划手势和一本袖珍字典，我问他们怎么买得起那么多车。他们笑容灿烂，谈话却东拉西扯。等我们把盛得冒尖的大碗米饭就着蔬菜和牦牛肉吃个底朝天，主人拖出一只蓝色的金属箱子，开了锁，掀开盖子，示意我们过来看。里面是几百条死掉的肉虫。
“这是虫草，”主人骄傲地说。他解释说，每一条干虫子都能卖4到10美元。他上了锁的蓝色箱子里大概便装着一万美元的虫子了。虫草是一种感染了寄生真菌的幼虫，只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场。真菌最后会杀死虫子，以它的身体为养料。
每年春天，藏族牧民就在草场上游走，用一种小而弯的铲子寻找虫草。虫草的茎干露出地面不超过3厘米，略带紫色，呈牙签状，极难辨认——但这些虫子比藏民所有的牦牛加起来还值钱。
在亚洲各国的中药店里，虫草都是被当成万用灵药来卖的，据说能使年老者体健，所有的健康问题都不在话下：消炎去肿，提神化痰，就连癌症都能治。药店把它们摆在控温玻璃柜里，品质最高的每克能卖到80美元，两倍于现在的黄金价格。主人合上了他的宝箱，把它藏进帐篷的角落里。我们离开之前，他坚持要我们再多喝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乘摩托车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忆古思今，茶马古道上新旧贸易的相似之处使我感叹不已。藏族人再不骑马了，西藏城市地区的主要饮料也不再是茶了（红牛和百威随处可见）。然而，正如茶叶仍从汉地的传统产茶区运送出来，西藏高原也仍是某种珍宝——冬虫夏草——的唯一产地。鞋子和香波，电视和烤箱，也许正顺着翻新成柏油大道的古老贸易路线源源不断地向西输入，可也有一样东西被回赠到东边。今天，为了神奇的虫草，藏区之外的国人不惜高价，正像当年他们渴求那无敌的战马一样。
"茶马古道"的形成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线路
(唐)'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说：茶，南方之佳木矣。云南是茶的故乡，讲述茶文化的兴起，或谈及'茶马古道的形成，不能不谈及与云南毗连的四川、广西、西藏及东南亚诸国。
茶马古道，始于唐初的马市，宋为茶马互市。其范围应包括我国南方各主要茶产区与西北畜牧区的''茶马互市。对云南而言，这里所谈论的茶马古道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帮运茶的路线，古道沿途的马蹄印也并非都是运茶的马蹄踏出来的。茶马古道最先是借用云南古代对外文通线―蜀身毒道的路段，诸如官道(骤站)作为贞茶道，民间商贸，开始并非仅是茶叶贸易，(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蛮马之来，他货亦至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据清《光绪普洱府志》：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普洱茶出替洱的记载。因其制作和销售集中在普洱府(今普洱县),普洱茶因地而得名，名驰海内外。然而茶马古道成为马帮运输茶叶的专线，应是在云南茶叶贸易兴旺的明、.清时期。滇茶主要产于澜沧江流域，尤以思普区(今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枚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著名，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同意达赖喇嘛请求，在北胜(今永胜)设立茶马互市。规定每匹上马换茶40斤;中马换30斤;下马换20斤。一年运往藏区的注册销量达3000担。清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朝廷设思茅厅并准许征收茶捐，普洱府发出茶引3000引(担)。一地有茶，一地需茶，'茶马古道不言而喻应是以普洱为中心，在云南原有民间商道或官方骚站的基础上向南北的延伸与发展。茶马古道贯穿云南全省，分别向西藏、昆明至四川、广西到中原及东南亚的缅、泰、老、越诸国发展。普洱茶越陈越香独特的韵味就是在几百年前人背马驮穿越崇山峻岭的运输途中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