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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在“吃茶”中寻找两岸茶文化渊源”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在“吃茶”中寻找两岸茶文化渊源”相关知识！
天下的茶千百样，都不如妈妈的擂茶香。客家茶人张汉秋在悠扬的歌声中，给来自台湾的客家客人捧上一碗碗香气四溢的擂茶。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张汉秋说，擂茶也是茗粥的一种形式，它是用绿茶、芝麻、花生、曝米、薄荷、金银花叶等多种物质，经过低温研磨后，冲泡食用。
客家人有吃茶的习惯，台湾客家电视台徐智俊说，在台湾的客家还保留着吃擂茶和抹茶的习惯，我们在大陆的客家聚集地贺州找到了传统的客家吃茶方式：擂茶、抹茶和米茶。米茶，顾名思义，用茶叶加入经阳光暴晒的糙米冲泡而成。在客家人的饮食习惯里，茶可以当饭吃，茶是和大米一样必不可少的食物。张汉秋说。
张汉秋走访了近百户客家人，阅读了大量和茶有关的古书。他发现，客家人吃茶还保留了手工炙茶、碾茶、罗茶、煮茶、点茶的古代遗风，茶叶有助于消化，能把体内的毒素顺畅排出体外。
茶道和茶艺有本质区别，一个重在修行，一个重在技艺。茶道是一种精神，就像客家人吃茶的方式非常质朴，但却沿袭着从汉代以来中国人对茶的态度：新茶活水，古朴自然，以茶修身。张汉秋说。
从此，张汉秋把热情转到了研究客家茶文化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大陆寻找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徐智俊认识了他。我们完全是因茶结缘，徐智俊笑着说，两岸客家人都有吃茶的习惯，从喝茶回归吃茶，我们希望把这种健康的茶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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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它是在公元八世纪时，由印度传入的密教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以及西藏本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的产物1，而在这之前，公元六世纪时，茶便随着藏王与唐王朝的联姻而进入了藏区，唐朝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中记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由此可见，当时的藏王室对内地的茶已有十分深入的了解。藏族民众大量饮茶的记载在宋代已出现，如《新安志》卷下《洪尚书》载：“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千百年来在这个全民信仰喇嘛教，并有着独特的白然环境及饮食结构的地区，茶早已成为藏胞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他们的饮茶习俗及茶文化现象与内地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本文介绍了作者进入藏区寺院、牧民中考察藏茶文化现象的基本情况，并对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1、道孚县及灵雀寺概况隶属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位于川西北海拔2900-5000米的高原，90%以上的居民都是藏胞，道孚在唐代属吐蕃。这里气候较恶劣。冬寒夏凉，耕地有限，藏胞以逐草而居的牧业为主，在邻近县城一带也有一部份半农半牧民。离县城七十余公里的玉科区为纯牧区，4000余米的白日山使该地区一年中有八个月因冰雪封山而与世隔绝。我们进入藏胞家中，帐房中看到，产自四川雅安、灌县、天全等地的康砖茶、金尖砖茶是每户大量贮存着的必备品，在牧区，帐房内地灶上的火终日不息，熬煮着砖茶水，藏民多围坐火旁饮用加入牛奶、酥油的茶水，其饮用量可高达每人每日3900ml。在每个藏民家庭除了茶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家悬挂的喇嘛教领袖的肖像，以及一些宗教摆设、用品，可见藏传佛教已进入了每个藏民家庭。位于县城的灵雀寺建于清代，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伙却吉、昂翁彭措所建，是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的一个属庙，现有入寺喇嘛三百余人。我们在灵雀寺的厨房中看到两口直径2.5米、深1.5米大铜锅，这是专用来烧茶水的，年青的专职茶水喇嘛每日不断熬煮“甲处”(茶水)供僧侣饮用。寺院举行念大经和法会期间，这两口锅要熬煮供二干余人饮用的茶。寺庙建有贮存砖茶的专用仓库，一个比孔(仓库)可容纳一千五百驮(每驮100市斤左右)茶叶。
2、茶在藏胞中的地位传统观点认为，由于藏胞多食牛羊肉类及奶制品，缺少蔬菜，所以用茶去脂，补充维生素。这个观点忽略了茶在藏胞中的神圣地位，我们从下述现象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藏族的禁忌与道德规范中规定，向客人敬茶时，禁忌拿脏碗使用，禁忌将手指放在碗口上，禁忌用一只手端碗，斟茶后，还要将手先在裙裤上擦一下，然后双手捧上，请客人饮用2。同时，茶在藏民的宗教活动中可作为“神物”去求得，可见藏胞将茶看得比汉民更为神圣，已成为他们圣洁庄严的象征。
茶在汉族的佛、道教派里，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工具。但在藏传佛教中，茶已完全成为了“圣物”，神灵的恩赐。在“色拉寺调查”中看到，寺庙所有佛事活动中，所需物品的清单中排列第一位的总是茶，寺庙向穷人施舍的第一物品也是茶3。我们在灵雀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僧侣们以虔诚之心，双手捧饮寺庙款待的茶。在诵经的大殿，成百身披红色袈裟的诵经喇嘛，面对热气升腾的奶茶，诵经膜拜，此种规仪早已超出一般生理需求。
我们在灵雀寺还了解到，茶甚至成为喇嘛升迁的重要条件。在灵雀寺的经学组织有三个扎仑，它的制度十分严密，其中有一个呷热扎仑，这个扎仑的主要职能是在喇嘛中定资历。呷热扎仑的喇嘛必须在西藏拉萨学经满三年，同时要取得命名为“名打娃”的学位。而要获得“名打娃”学位，必须是在西藏寺庙里给全孔村的喇嘛熬过茶的。由此看来，寺院将茶作为自身锻炼与提高的象征。第三个扎仑叫雀热扎仑，雀热的任务是讲经和对经学的辩论，具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熟习经典、能言善辩的喇嘛才能参加。寺院规定，如需退出雀热，必须给全扎仑的雀热喇嘛熬一次茶才能退出。在这里，茶又成为喇嘛们寄托圣洁感情与怀念的物品。
在藏区，茶具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小的日用品，而寺院内的茶具则更披上了圣洁、至上的色彩，那些向宗喀巴供奉茶水的玉制、银制、金制茶碗，熬煮茶的雕花大铜锅已成为灵雀寺的宝物，而从这宝物之中倾出的茶水更成为前来祈祷的藏民们所渴望得到的“神水”。
喇嘛庙中的奉茶、饮茶活动是与诵经活动融为一体的佛事活动，来自于神灵赐予的茶将成千上万藏民联系在一起。寺院给茶赋予了至高的神秘的色彩，而茶也帮助寺院将藏族百姓臣服于神灵之下。这种规模大，极其庄严的茶事活动早已超越了人类的功能需求，与唐代文人士大夫煮茗于山野，独斟于青灯形成强烈的反差。藏传佛教将茶作为灵物、汉族僧俗将茶当作修身养性之物，获得现实之中的自我完善，而藏民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祈祷于未来，这种差别与藏区更接近佛教发源地，还保留着佛教原始形态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藏民族与汉民族通过茶所追求的两种不同精神世界。
藏民族的饮茶习惯与汉民族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茶的选择上，干百年来，藏胞坚持使用的是便于运输，便于贮藏，价格便宜的砖茶，这与藏区恶劣的气候和相对落后的交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在沏茶方面，严酷的环境使他们无法去追求水的甜美、纯净，冲泡的温度和火候，他们改沏、泡茶为熬茶，再加上牛奶和酥油，变单纯饮料为食品，这种饮茶方式的另一个特点是群体行为，喝奶茶、酥油茶等在寺院是集体围坐喝饮至天明，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们热衷于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
严酷的自然条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形成了藏族地区独特的茶文化现象，这种更贴近大自然的质朴、粗犷、尚群体的茶俗，将茶作为神灵之物，以求通过它获得现实的精神力量的“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人民为中国茶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1.陈麟书等：《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P155,1986a
2.熊坤新：《试论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中国藏学》(16)4；32,1991。
3.宋赞良；《色拉寺调查(续)》，《中国藏学》(16)4；152-167,1991。
佛教在浙江茶叶和茶文化中的影响
浙江社会科学消息，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始终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处东海之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名茶甚多。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顾渚紫笋、天目青顶、婺洲东白等等都是中国茶叶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
可见，茶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浙江茶叶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
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
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综上所述，可将浙茶的功效归纳成三方面，一是消食、止渴、却昏、少眠等，这是山茶叶木身所决定的自然药用功能；二是延年、益寿、养生等，这是在道教思想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精神功效；三是参禅、悟道，这是饮茶习俗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社会赋子它的心理功效，是需要自身去体悟的。正是由于这些外在的、内在的缘份，浙江茶叶才得以在佛教中人放异彩，并在这过程中受到佛教的渲染日益发展起来。
二、佛教推动浙茶的发展浙江茶叶品种众多，名茶层出不穷，有许多更是备受皇家青睐，成为历朝贡品。浙茶的发展态势固然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是，佛教在其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佛教寺院的兴起，为浙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汉代开始，佛教逐渐遍响中国各地。特别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寺庙，这些寺庙人多处于名山之中，如普陀山的普陀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而名山胜地，林木葱郁，泉水清澈，石雾缭绕，烟雾弥漫，湿度极人，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宋代的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谈到：“……撅土赤坟，撅植惟茶，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味殊美。”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茶树对环境的选择，认为名山谷岗，上地肥沃湿润，最适合种茶。同时，自唐以后，寺院经济日渐发达。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官僚地主的布施，寺院拥有大批的田产。据《嘉定赤城志》载，天台、临海、黄岩、仙居，宁海五县，民田总数为2628283亩，其中寺观田为135449亩，占了5%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山地通过这些田产，寺院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一方面，寺院还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开办借贷业务，谋取暴利。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僧尼的上层人士，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样能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空闲、更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茶业活动。
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一定数量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的现象。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拥有的茶地，多由山僧人开辟，其中有名的桃花山，“离县约百一十里，山多茶田，颇肥美，半属普陀僧开垦。”，陆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杆山，同样既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寺僧们长期从事茶树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寺院生产的茶叶多为珍品。《咸淳临交志》石：“茶，岁负见旧志载，钱糖宝石庵产者也，名宝石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也，名香林茶，上天竺自石峰产者也，名自石茶……，又宝严院垂石亭办采茶……，又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一小缶赠送。”长兴县寺院则生产紫笋茶，“草茶极品，惟双井顾诸，亦不过各有数亩……，二顾诸在长兴县，所谓古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
此外，越洲佛寺所产的口铸茶，浙江石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径山寺僧人种制的径山茶等。这些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僧侣们还承担了焙制茶叶的下作，他们的制茶技术较高，“如杭之龙泓者，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寺僧们对茶园的精心管理和经营，使浙茶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日益提高，各类名茶相继诞生。
其次，寺僧们研究茶学，以茶为题材作诗文，也有助于浙茶的发展。历朝历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才子、诗人他们好与文人交往，品茶之余，吟诗作文，遗留了许多与茶有关的名篇佳作。唐代寺僧皎然，就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诗作，如《饮茶歌送郑容》、《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居士晟》，《顾诸行》等，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其爱茶之情，更是对顾诸茶、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动的描绘，对扩人浙茶的传播和影响有积极的作用。明朝文人诗僧游莫干山，对莫干山茶也有较多的记述。其中诗僧释圆信在一首诗中写道：“帘卷春风啼晚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低头看，看我山中吃苦茶。”对茶之深情厚感表露无遗。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对茶叶贡献最大的应属陆羽。他虽非僧人，但从小生活在寺庙，并且与僧人交往密切。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其中对茶的起源、产地，栽茶、采茶、制茶的过程，以及饮茶、品茶的历史，茶具的选用等等，都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和论述，成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朝以后被称为“茶圣”、“茶神’，此外，宋徽宗也著有《大观茶说》，分十二道工序详细论述了制茶工艺。在《茶经》、《大观茶说》等等的影响下，唐宋以后饮茶之风逐渐遍及全国茶叶不仅成了进贡、赏赐的佳品，更是文人雅士的钟爱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学士、寺庙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趋于雅化，一方面，饮茶的茶具文人化，对茶叶、茶具、茶水、饮茶环境愈益讲究，将艺术品味和审美情趣融入其中；
同时，饮茶不仅可借以修心养性，激发文思，参禅悟道，而日也是风雅聚会，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备，品茗饮茶的人文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不仅如此，茶叶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费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茶叶生产，在这种环境下，浙茶成长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发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
第三，佛教的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浙江茶叶及其文化的发展。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饮茶逐渐成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国清寺内就设有“茶堂”，并设有“茶头”，专承茶事活动。佛教寺院中的茶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此则记载实际上也说明了佛教茶道即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虽仪式繁复，但层次分明。而这种佛教茶道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俗。
当时，宋代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山僧徒、香客、施主参加的茶宴，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同时，僧人云游四方，沿途旅店投其所好，设茶饮以待，僧人一饮，过路商客也这般，久而久之，便成为沿途店舍必备之物。“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各种茶庵、茶肆、茶寮也应运而生景。景县寺观大都附茶庵，如惠泉庵、顺济庵、鲍义亭、浮卢庵等。《梦粱录》中所记杭州茶肆更是形式多样。
此外，中国佛寺实际上是公共关系场所，是商贩们做生意和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之地，每个佛教节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时机。在这些节日里，僧人们提供的饭是斋饭，饮料也自然不能是酒，而是茶了。他们还组织专门的茶汤会，《都城纪胜》石：“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在这里，饮茶成了人们沟通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有助于社会的开放和协调。总而言之，佛教的饮茶活动具有强人的社会功能，在这种功能的影响下，浙江茶叶不仅有了广阔的发展市场，更重要的是，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内涵，这正是浙江茶叶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动力。
可见，由于佛教僧众社交广泛，既与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平民阶层接触频繁，因此，其影响面非常广。他们积极参与栽茶、制茶、饮茶，更使饮茶习俗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不仅吸引了统治阶级、士大夫的参与，并且很快波及到民间。唐朝时，已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开门七件事之说，茶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浙江茶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兴盛，并在中国众多的茶叶中独具异彩大放光芒的。
三、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因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也带去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
中华茶文化向域外传播，泽被所及，首先是中国边疆及周边国家。
1、向西藏的传播西藏地区，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缺乏菜蔬，因此，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升清降浊，而茶叶正好具备这种功效。到隋唐之际，随佛教的发展，茶叶生产扩大，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唐朝之时，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另外，据唐《国史外》记载：“初常兽使西养，烹茶帐中，养人问曰：‘何为者？使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诸者，此靳门者。”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以致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
2、向朝鲜的传播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商周时代，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高句丽，结束了三国分治的局面，统一了半岛，此后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新罗人士，包括僧侣来华求学，广泛学习盛唐文化。当时，唐朝社会盛行饮茶，这些人耳濡目染，慢慢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从而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据载：“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解：计量单位，一解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由此开始种茶。之后，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天台宗、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饮茶习俗慢慢推广到了民众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传播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唐宋之际，诸多留学生、留学僧侣来华求学，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因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制茶技术，更能从精神形态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日本佛教是天台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宋明之后，天台茶就更为风行，许多茶学著作中都可见其踪影。明代许次纤《茶疏》中就记有天台茶。同时，天台山国清寺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到了唐宋，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回国时，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
据载，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行满曾做过茶头，因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国时，最澄除带经书外，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虽然最澄是否是第一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各家学者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佘良朝时日本已有了茶叶。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便命裴内、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风气，只不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嵯峨天皇时代兴起的饮茶文化，其实是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的唐风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当唐朝末期，社会混乱，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饮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两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进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带回到日本，才促进日本茶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其中，荣西禅师、明惠上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荣西禅师，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第一次“入宋朝拜天台山及育土山，带回天台山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还把茶籽传入日本。”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再度入宋，上天台山学法，回国时又带回了茶籽，然而，荣西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茶籽传入日本，而是其对日本饮茶的推广及对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荣西在华多年，受天台山寺庙茶礼影响很深，对饮茶习俗和其功效也颇有心得，故“1124年，将军实朝患病，荣西闻之，乃献茶于将军。”荣西所著的《吃茶养生记》中也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这些都使饮茶习俗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十阶层特别是在禅院，由于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便自然而然地将佛教思想和观念融入到饮茶中去。
因此，饮茶在那里已不仅仅是坐禅时的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了佛教茶礼的内容。荣西在自己推广饮茶的同时，还将茶籽赠给了明惠上人。
在《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中有下列一段记载：“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问之医师，知有遣团、消食、快心之功然闻木朝不吾及，因子得其实，始植两三株，确有提神、舒气之功，遂使众僧服之。”由此推断，明惠上人在荣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了饮茶。自此，饮茶之风山上层贵族、禅僧之间逐渐普及到了民众，荣西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此外，日本茶道礼仪也源于浙江，具体地讲，是源于浙江余杭径山寺，径山寺是唐宋时浙江有名的寺院，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至1207年）宗皇帝曾御赐名为“径山兴盛万寿寺”。自宋至元，一直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仅茶叶品质极佳，饮茶之风盛行，径山茶宴更是天下茶客无不知晓。所谓茶宴，是僧徒、香客、施主共同参加的一种饮茶活动，先有住持、法师亲自调茶，而后山茶僧一一献茶给赴宴的僧客，僧客接茶后，先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之后才开始围座论经。这种充满静穆气氛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日本佛僧前来，他们回国时也将径山茶宴特有的程序礼仪带回了日本
首先仍要提到荣西禅师，在其二度赴华时，“曾被宋朝皇帝召至京城临安作除灾和求雨的祈祷，并在径山寺举行了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由此可见，荣西禅师曾亲眼目睹过径山茶礼，因而，在他推广日本饮茶习俗和著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此茶礼的影响。但真正将这种茶礼原型传到日本的是另一位僧侣南浦绍明（天应国师），他曾入宋拜径山虚堂禅师学法，回国时，“携带台子（泡茶时搁置茶道具的棚架）及七部茶典归国”。台子、茶典从物质理论两方面确定了日本的茶式以后，虽然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发展了茶道内涵，但这种茶式仍是日本茶道的基础。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一般程序礼仪是与浙江茶文化密切相关，是源于浙江的。
综上所述，浙江茶叶与佛教彼此依赖，相互推动。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而佛教僧侣种茶、制茶、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
晋商与茶文化的渊源
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
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
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其方法是：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这种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操作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形状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齐、节省原料的效果。不过仍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洋人利用机器生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威胁。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商业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国。恰克图从雍正年间辟为国际商埠后，到道光时已有茶庄一百家左右，皆为晋商经营，其中著名的晋商商号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乾隆以来中俄茶叶贸易日盛。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达279900俄磅，合250多万斤，道光以后，贸易数额又大增。从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销往俄国的茶叶平均为8071880俄磅，合700多万斤，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威丰初年中俄茶叶贸易额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每年销给俄国的茶叶达15万箱，有900多万斤。这时，晋商对俄贸易尚保持着很大优势，具有贸易的主动权。可惜好景不常，由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天津通商权、低税率与内地采购土货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权，使俄商运茶成本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权被夺，生机顿减。尽管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衰退的过程中，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也取得过较好效果，但终究因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到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单方面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使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终。
尽管晋商的茶叶贸易，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他们对于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与加工制造红茶，供应华北、西北人民饮用，并使红茶饮誉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俄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贸易，使涅而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条(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而且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对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喝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外销，使俄国与西亚、东欧国家人民之嗜茶风气与日俱增，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与东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或饮食结构，使东方文化进一步西渐(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
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运销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禅宗与茶道之渊源 | 茶文化
禅宗与茶道之渊源 | 茶文化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基本上归属禅宗，源于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茶文化中的女性
——佳茗与佳人
在中国5000年的茶文化发展史中，各朝各代都涌现出了一些弘扬茶文化的杰出女性，特别是在最能体现茶文化的茶馆行业中，女性不是半边天，而是一整片天。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作为一个老茶人，笔者想谈点妇女在我国茶文化中的贡献。
我国茶馆起源于晋代，就是由女性开创的。茶馆最先是由在街头卖茶水开始的，以后进室成为茶寮。再由茶店兼卖茶水，最后才从茶店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茶馆。那个卖茶水的就是女性。晋代傅咸的《司隶教》中记载：“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因蜀妪何哉？”这就是我国茶馆源头的“先奏曲”。
到南北朝时，茶馆已进入发展时期，那时已有了茶寮，专供人喝茶住宿。这时有一本小说《广陵耆老传》仍在颂扬那位茶馆的先驱——卖茶水的女性。书中说：“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叫卖，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中茗汤不减。所得之钱散路旁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妪执所盛器，从窗飞出，飘然升天。”小说歌颂了这位女茶人以茶济贫，饮茶成仙的故事。
茶到了唐代已是非常繁荣了，全国已有八大茶区，年产茶10万多吨。特别是陆羽于公元780年写成了《茶经》，更是推动了我国茶文化的发展。茶馆更是到处可见。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当时从南到北，各大城市都有卖茶水的茶馆。但是，喝茶的碗不尽如人意，经常烫手。于是，成都有一位妙龄少女，最早发明了盖碗三件套。创造了天地人和的“三才碗”。这个故事在唐代的《资暇集》有记载：在建中年间，蜀相崔宁之女，从小喜欢饮茶，但是经常被茶碗烫手，于是她想出了用一个盘子托着茶碗，但又经常滑落，她先是用蜡固定，后用漆固定。这样就形成了盖、碗、托三件套。用起来很方便，不烫手，不滑落。女儿把她的发明献给了父亲。当丞相的父亲很高兴，称她发明的“三才碗”，孕育着天地人和的哲理。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三者融和在一起，谓之天地人和。一副小小的茶具便寄予了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了古人的哲理，“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崔宁把这种富有哲理的茶具介绍给亲友和群臣，后又传到民间，逐步改进，就形成了今天的“三件套”、“三才碗”。
到了清代，茶文化进入成熟时期。体现在茶馆上，北京出现了18种茶馆。一部《红楼梦》全书尽茶香。书中有一位茶艺高手，也是一位妙龄少女。在《红楼梦》的41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就记录了妙玉高超精湛的茶艺。单看她用的茶具和用茶用水就可以窥之一斑。她给贾母泡的茶是“老君眉”（据考证是君山银针），茶具是成窑的小盖盅（据考证是明代成化年间景德镇官窑所产的茶具）。泡茶用的水是“旧年蠲的雨水”（古人称天泉水）。对薛宝钗、林黛玉、贾宝玉更是特殊招待，请进自己的住室吃茶。给宝钗用的茶具是旁边有一耳，后边还有小字写着安溪铁观音“晋王恺珍玩”及宋、元丰五月四日眉山苏轼字样。这样的器物是何等的珍贵。给黛玉用的是形似钵而小，也是一件宝贝。给宝玉用的是自己常用的“绿玉斗”。宝玉说，她们用的都是古玩珍奇，我用的却是“俗物”。（他殊不知有位名人曾这样说过：什么叫爱情？两人同用一个茶杯就是爱情）。泡茶用的水更是讲究，是玄墓蟠香寺梅花上的雪，收入瓮中，埋于地下，进行净化和沉淀的雪水。
茶业到了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茶文化虽然衰落，但仍有女杰利用茶馆与日寇及军阀周旋，保护抗日力量，争取和平。这就是阳春湖畔的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这位女性，杰出的抗日英雄。是近代中国家喻户晓的茶人。
在改革开放以后，茶文化更是繁荣昌盛。全国已有茶园面积140万公顷，产茶100万吨以上，农业产值400亿元；出口30万吨，换汇5亿美元；内销66万吨，零售额560亿元。全国有初制茶厂18万多个，精制茶厂1800多个；大型茶叶批发市场300个；茶叶零售店10万多家；茶馆6万多个，经营额300亿元；茶水饮料年产600万吨，产值350亿元。涉茶人员中茶农8000万人（含兼职），加工业500万人，销售人员1500万人。我国茶业已成了上千亿元的大产业，已成为倡导和平、促进健康、发展农业、解决就业的好产业。这个繁荣昌盛的茶产业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丰功伟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茶馆中90%以上的老板是女性，如北京著名的老舍茶馆、五福、更香、博元舫、碧露轩、听壶轩、碧水丹山、东篱茶苑、瓷茗缘等负责人都是女老板，中国上万名的茶艺师中95%是女性，在中国的茶企业中50%以上的老总是女性，特别是知名的茶企业70%的老总是女性，如中茶公司原老总孙月华、张一元茶叶公司的老总王秀兰、吴裕泰茶叶公司老总孙丹威、更香茶叶公司老总朱丽莉等。
采茶工更是百分之百的是女性，那纤纤妙手、巧夺天工，每年采制了上百万吨的各种茶叶。这些凝聚了东方女性智慧的产品作为友谊的使者走向世界各地。作为和平的、健康的饮料，滋润着世界人民和中华儿女。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善中庸、脑聪明就是得益于喝茶。
苏东坡说“从来佳茗似佳人”，茶这个“佳人”产业，是女性支撑着。
祝茶产业像“佳人”那样美，祝中国的女茶人冰清玉洁、亭亭玉立于世界茶业之林。
《茶经》中的茶文化
《茶经》的诞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对唐代茶文化的一个归纳，同时又对以后茶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小编最近就找了一下有关《茶经》的文章，下面这个是对每一节的简单分析，大家看看吧。
第一节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宜茶的土壤、茶地方位、地形，品种与鲜叶品质的关系，以及栽培方法，饮茶对人体的生理保健功能。还提到湖北巴东和四川东南发现的大茶树。
第二节谈有关采茶叶的用具。详细介绍制作饼茶所需的19种工具名称、规格和使用方法。
第三节讲茶叶种类和采制方法。指出采茶的重要性和采茶的要求，提出了适时采茶的理论。叙述了制造饼茶的6道工序：蒸熟、捣碎、入模拍压成形、焙干、穿成串、封装，并将饼茶按外形的匀整和色泽分为8个等级。
第四节写煮茶饮茶之器皿。详细叙述了28种煮茶、饮茶用具的名称、形状、用材、规格、制作方法、用途，以及器具对茶汤品质的影响，还论述了各地茶具的好坏及使用规则。
第五节写煮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优劣，叙述饼茶茶汤的调制，着重讲述烤茶的方法，烤炙、煮茶的燃料，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煮沸程度和方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显现雪白而浓厚的泡沫是其精华所在。
第六节讲饮茶风俗，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方式方法。
第七节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记述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
第八节评论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叙说唐代茶叶的产地和品质，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成八大茶区，每一茶区出产的茶叶按品质分上、中、下、又下四级。
第九节谈哪些茶具茶器可省略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省略哪些制茶过程、工具或煮茶、饮茶的器皿。如到深山茶地采制茶叶，随采随制，可简化七种工具。
第十节提出把《茶经》所述内容写在素绢上挂在座旁，《茶经》内容就可一目了然。
由此可见，《茶经》的问世，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其当时中国人民关于茶的经验的总结。
《茶经》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业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作者详细收集历代茶叶史料、记述亲身调查和实践的经验，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阐述，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使茶叶生产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依据，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果对茶文化有深入研究的朋友可以买一本看看，不仅能够了解茶叶的发展史，还能够陶冶情操哦。
第二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11月举行
第二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以下简称“茶博会”）将于11月16日-18日在南平武夷山市举行。南平市副市长林钟乐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茶博会的筹备进展情况。发布会由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卢承圣主持。
茶博会是一项具有重大国际和社会影响的经贸盛会，2007年首届茶博会已在泉州市成功举办，今年将在武夷山市举办第二届，并同期举办武夷山旅游节。将第二届茶博会与武夷山旅游节双会联办，是希望能把茶业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实现“茶旅”互动，向世界展示武夷山独特的山水人文景观、深远的茶历史和深厚的茶文化积淀。
本届茶博会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并邀请了国家六个部委办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华茶人联谊会、台湾省农会、台湾茶协会、台湾制茶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主办。活动内容丰富，将举办“茶叶展览展销”、“茶业国际高峰论坛”、“闽台旅游合作研讨茶话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第四届经济年会”、“中华茶历史文化展”等活动，力求全方位展示茶文化，创建茶品牌，探讨两岸茶业的合作与交流。其中“茶业国际高峰论坛”将邀请联合国粮农组织政府间茶叶组秘书长常凯松先生等多位知名茶界专家，围绕“茶文化、茶产业与社会和谐”主题，共同探讨茶文化合作、茶产业发展。
同期举办的武夷山旅游节设置了“海峡两岸风情街”、“万人品茗及茶艺篝火晚会”、“闽台旅游合作研讨茶话会”、“茶之旅”观光等系列活动。据悉，第二届茶博会已在茶业界引起高度关注，目前已有来自海峡两岸6000多名参展商和采购商踊跃报名参加，600多个展位已全部招满，展品包括各类普洱茶、铁观音、岩茶、白茶、绿茶、黑茶等各大品种及茶业相关产品。
茶博会的举办对进一步打响闽茶品牌，推动茶产业发展，建设茶业强省，深化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与交流，带动海峡旅游发展，推动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揭示茶文化中＂茶＂的文化历史
从中国到伊朗，从印度到英国，茶叶是许多国家身份的核心。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茶话，但几乎所有的发音都只来自两个词：“tea”和“cha”。这是世界茶叶背后的故事。
当你在一杯茶上放松一下时，人们很容易忘记战争已经在这些东西上进行了争夺。这引发了家庭和同事之间激烈的争论。它应该是平原还是牛奶？可以用蜂蜜加糖或加入黄油吗？它应该像欧洲人那样在下午喝醉，还是早上更好吃，就像中国人喜欢的那样？然而正是这种分裂的饮料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将文化联系在一起。
中国如何发现茶叶根据考古证据，茶叶最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在中国种植的，但据说早在此之前就被发现了。据传说，在公元前2437年，一个名叫神农的神像坐在灌木丛旁边的灌木丛中，突然爆裂起来。火烧干了灌木的叶子，热量将它们吹过空气，将它们扔进神农的大锅里。神农品尝了绿叶水，他可以看到茶有能力抵消70种草药的毒害作用。
中国茶文化发展中茶叶贸易在中国茶叶种植的早期，叶子未加工并且有苦味，近一千年来，茶叶一直是东方的秘密。然后，在16世纪，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他们前往远东，希望获得对香料贸易的垄断。但是，在第一次品尝啤酒之后不久，探险家很快发现了它的潜力，并决定专注于出口茶叶。葡萄牙人称之为饮茶，就像中国南方人一样。从广州港口-现代广州-香港和澳门，葡萄牙人将现已加工的树叶运往印度尼西亚，在非洲南端，并返回西欧。
但早在“茶”这个词根据海洋进入葡萄牙之前，另一条贸易路线就是向西传播茶叶。这些茶叶沿着“茶马古道”路穿越中国的云南省。随着茶的砖叠起来高，对运营商的背影，叶经波斯，在中国前往印度茶“变成了波斯‘چای斋’。根据印度地区的不同，大部分地区的茶都是印地语中的“चायchai”。它在孟加拉语中也称为“চাcha”，在马拉雅拉姆语中称为“ചായchaya”。但是，虽然大多数印度方言使用根词cha的一些变体来描述茶，但有一个例外......
为什么英国人称之为茶在葡萄牙人首次发现茶叶后约100年，荷兰人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贸易路线从中国运来叶子。荷兰人在1607年首次遇到现代福建省的茶叶，福建省是主要的语言。虽然茶的书面字符是“茶”，但其发音因方言而异。例如，普通话和广东话，它的发音为cha，而在吴语中则是dzo。继福建的Hoklo民族的语言脚步之后，荷兰人将饮料称为“你”。
随着茶本身，词根tea穿越海洋，荷兰人一次数风暴数月，将中国的药用奇迹带到了西方。在泰米尔语中，茶叶的词语是“தேயிலைyheyilai”，而饮料的词是“the்theneer”，两者都来自根te。当然，泰米尔语主要在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Nadu）使用，这是旧荷兰贸易路线的停靠点之一。根te也到达了印度尼西亚-一个前荷兰殖民地-在爪哇语中，这个词的发音是teh。
在荷兰人将英国人介绍给茶叶的奇迹之后不久，他们就被迷住了。事实上，英国如此沉迷于茶叶，在19世纪，它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出售给中国只是为了拥有一种中国愿意换茶的产品。当然，这一举动引发了中英之间的两场战争，最终导致英国更多的贸易港被迫开放。
关于茶的一种流行的误解流行的概念是，两个主要词根“tea”和“cha”可以通过陆地或海洋是否将饮料引入某个国家来区分。虽然大多数通过海水引入茶叶的国家使用“茶”的变化，但是那些通过土地旅行的地方使用根词“茶”的变体。
然而，据信日本，韩国和越南茶与中国人的发音的相似性与欧洲人无关，而是由于这些语言中的总体语言相似性。794年至1955年间，日本僧侣首次将茶叶引入茶叶，并使用与中国相同的特征称茶“茶”。韩国茶也被称为차cha，在越南语中它被称为trà。
因此，无论你将它称为“茶”还是“茶”，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很明显，通过一切，茶叶使各国和各种文化更加紧密。无论您是从袋子里饮用它还是散叶，用牛奶还是没有牛奶，在早上或下午，您说“茶”的方式都是您与数十亿人共享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