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发布时间 : 2021-10-10
中华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与养生

中华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华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华茶文化对朝鲜的影响”相关知识!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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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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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

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

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

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中国茶文化在朝鲜的传播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茶文化对陶瓷茶具造型的影响


茶具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发生与发展,同其它饮食日用器具一样,经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共用到专用的历程。谈茶文化必须结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礼”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中国的一些生活中的习惯与形式相融合,形成了各类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茶文化既属中国文化范畴,即为以礼规范在品茶的各个细节,讲究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情绪等共同形成的一种意境之美。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喜爱品茗。有的地方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各国的饮茶方法不同,各有千秋。中国人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1、茶文化溯源(南北朝时期)

饮茶起源于巴蜀,始于西汉。从饮茶起始,就有了客来敬茶的礼节,到南北朝时,客来敬茶成了普遍的礼仪。南北朝茶文化初步兴起,这一切充分说明,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茶具作为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这一个时期是重要的孕育阶段,而佛教、道教徒及儒教的文化根源和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给茶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使茶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了器物文明和中华文化传承相统一的特点。

2、唐宋茶文化全面发展(唐宋时期)

大唐中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饮茶之风也随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这一社会大氛围的影响下,中国茶具首次从食、酒器中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个体系,为品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的饮茶方式以煮饮为主,茶具品种繁多,每一种的作用之界限细致,如陆羽在《茶经髙四之器》中列举了28种茶器,茶釜(鍑)、茶炉、茶碾、茶罗等一系列的茶具。可见唐代茶具的多样和讲究,但是具体到个人饮茶,可根据实际情况准备不同的茶具,而普通人家,准备的茶具可能会相对简单些,但其中几件则是必须的,那就是茶炉、茶釜、茶碾(或茶臼、茶磨)、茶碗。茶炉,煎煮茶最重要的器具之一,可由铜铁瓷铸造。直筒,下有数脚,空心中间盛放碳;茶釜:重要的煎茶具,敞口,深腹,口沿有两桥形耳,釉色莹润,器形规整;茶碗,饮茶器。越窑茶瓯最佳。“茶瓯”:陆羽把当时一种敞口,斜壁,浅腹,矮足圈的碗称为茶瓯。

以唐代的陶瓷茶碗为例,当时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产地有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邢州七个大的产区。饮茶之风盛行带动茶具生产在各大生产区内兴旺发达。邢窑生产的白瓷碗器形一般小而浅,略似斗笠,敞口浅腹,比较厚重,口沿有凸起的厚卷唇,给人以丰润厚重的感觉;越窑碗,花口通常做五瓣花形,腹部压印成五棱,圈足稍外撇,敞口,深腹,釉色莹润,器形规整。

宋代是一个抑武扬文的时代,对文化相当重视。饮茶也变得更加有文化、有品位,点茶和斗茶就是宋代最有特色的品饮方式。宋代的饮茶器具相对于唐代来说要简单些,但种类和数量上比唐代少不了多少。出现了:茶筅、汤瓶、茶盏,三者是点茶必需的用具。宋代汤瓶设计与制作的壶嘴瘦小,颈细而流长,整体造型典雅秀美。宋人崇尚点茶,汤瓶在点茶过程中起重大作用。宋代的茶壶,关键在壶嘴,嘴出水时要有力,落水要准,为此壶嘴的出水要圆而小,以求出水时呈抛物线形,流出来的水富含线条美,又不易破坏“茶局”美。

3、茶具对茶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元明时期)

宋代饮茶发展到元代已经走下坡路。但元代茶具不仅为国内所共珍,而且远销国外。元代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茶叶加工,还是饮茶方式,亦或是使用的茶具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个过渡时期。

进入明代以后,茶叶的加工和饮茶方法、饮茶习惯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大变革,因而茶具造型和艺术风格都相应的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型。明代的饮茶风尚不仅讲究茶质、制茶的方法、贮存的场所及用水的好坏,而且还讲究饮茶品茗的环境,对器皿的要求越来越高。又因“茶以青翠为胜”,故而绿色的茶汤,用洁白如玉的茶盏来衬托,更显得清新雅致,悦目自然,陆羽鼓吹的怡情悦目的茶具基本精神,终于在明代得到了回归。清代的茶饮习惯仍然是在继承明代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淡雅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风格。

清代茶具品种增多,形态多遍,色彩多样,再配以诗、书、画、雕等艺术,从而把茶具制作推向新的高度。而众多新茶类的出现,又使人们对茶具的种类与色泽,质地与式样,以及茶具的轻重、厚薄、大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清景德镇瓷独领风骚,其茶具小巧玲珑,胎质细腻,釉色光润,画意生动。彩瓷、珐琅、粉彩,美丽炫目;白瓷质细、料厚、形美,素静典雅,质朴无华,釉色光莹似玉,可谓精美绝伦;青花瓷淡雅滋润,与茶的清丽恬静和谐一致,具独特美感,青花茶具名声鹊起。雍正、康熙、乾隆三朝景德镇彩瓷生产最为繁荣,因此茶具也显得格外精致、华贵,除青花外尚有粉彩、斗彩、珐琅彩及各类颜色釉,极一时之盛。在此期间,由前代盏托演变而来的盖碗也开始流行,它们常被用来款待客人,成为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

4、多元化的现代茶具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强,人与人的交流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而饮茶可以使人获得片刻的安宁、轻松、愉悦的享受。城市里相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茶楼,成为人们休闲聚会的好地方,茶文化带动了陶瓷茶具的空前兴旺。

现代茶具造型在人们审美观的影响下日趋丰富,茶具的设计与制作是根据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

需求而改变的,制作者在造型上力求功能性与艺术性的最大结合。总之,在审美多元化的今天,茶具也顺应其时代的需求从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它只是涵盖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历代人们对陶瓷茶具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与时代的饮茶方式,而且同地域饮茶习俗有密切的关系,陶瓷茶具也反映了人们对茶学、茶性、茶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茶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陶瓷茶具日益完善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

乌龙茶对茶文化的影响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绿茶之清芬、红茶之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专称武夷岩茶),更是醇厚幽远、独具岩韵,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所谓的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

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为僧管山、制茶及经营武夷岩茶的“下府人”(即闽之下四府)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加之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清《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致使有的瘾君子倾家荡产。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工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之品饮方法。

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全崇安”盛名当由此而出。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十哲”之位。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苗种植繁衍。终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岩茶。因此清《台湾通史》编者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

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武夷先民的创造精神,而且要十分珍惜武夷岩茶及武夷茶文化,让它为当今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唐代——中华茶文化高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茶,千年风尚之朝鲜茶文化发展_茶文化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千年风尚之朝鲜茶文化发展》,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公元4世纪,茶文化随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已快有2000多年的历史。朝鲜半岛的茶分为甜、酸、咸、苦、辛五味。茶文化从中国的传入,也推动力朝鲜茶礼的发展。但是在朝鲜王朝,茶文化被认为与佛教有关被废止,民间改饮麦茶与花草茶。

朝鲜半岛与茶有关的历史一般从三国时代开始,此“三国”非彼“三国”矣。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在中国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南北朝时代,也正是禅宗盛行的时代,连南朝的至尊天子梁武帝是披袈裟上朝的。彼时的朝鲜半岛,饮茶之风刚刚兴起,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茶作祭祀、礼佛用。

茶与佛教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所谓“禅茶一味”之说。在禅寺中茶最初是以提神和补充营养的功效而存在着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因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而兴盛起来。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又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茶也随着佛教起传入。

佛教最初传入高丽为公元372年,一般推测茶入朝鲜半岛约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在六世纪和七世纪,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新罗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中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多为商业行为:如始于西汉,从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上,波斯商人就已经带着中国茶贩走欧洲;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上,茶叶也是茶马互市的延伸;明清时代开始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海上茶叶贸易之路;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这些著名的茶路、茶事,都是以贸易为主的商业行为。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纯粹是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在朝鲜半岛被友善地全盘接受,并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发展。

至新罗统一时期(公元668-935年),正值中国初唐至五代后唐时期,这是中国人饮茶风俗形成时期,“煎茶”形成并流行于此时,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而这个时期,有了朝鲜半岛引进中国茶树种子的最早记录:“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新罗时期的饮茶仍是一种奢侈的消费,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饮茶也开始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

高丽时期(公元923-1392年)值中国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点茶茶道形成并流行。这一时期,也是韩国茶文化的兴盛时代,韩国的茶道——茶礼亦于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源于宋代的点茶,是“阴历的每月初一、十五、节日和祖先生日,在白天举行的简单祭礼。”在高丽时期,朝鲜半岛已把茶礼贯彻于各个不同阶层。高丽人对中国茶有着非常高的口味要求:“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饼”,龙团凤饼是宋代最高级的茶叶。甚至平民,同样是看重茶的,那时远航朝鲜半岛的中国水手曾把茶作为支付手段,换取生命攸关的淡水。

朝鲜时期(公元1392-1910年)值中国的明、清两朝。自朱元璋弃龙团凤饼之后,散茶的饮用和冲泡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朝鲜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饮茶法采用当时中国流行的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同时点茶法仍然存在。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其形式被固定了下来。朝鲜中期,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儒、释、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尤其儒家和佛家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东亚世界占有重要位置,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经典,百济在4世纪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佛教也在4世纪后期传入朝鲜,在高丽王朝后期,一些文人从中国引入了程朱理学,他是儒释道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说。茶文化主题思想理所当然也都被它们所渲染。儒家的中庸思想引入韩国茶礼之中,形成了“中正”的茶道精神,这种精神在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因素,它使消极转为积极,悲观变为乐观,这才称得上是茶道。

中国茶文化传往朝鲜半岛后,茶文化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是在茶文化的“礼”制功能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茶礼仪式是指人、神、佛等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朝鲜半岛曾有过佛教茶礼、儒家茶礼、道教茶礼,现在韩国提倡的茶礼以“和”、“静”为根本精神,其含义泛指“和、敬、俭、真”。强调茶的亲和、礼敬、欢快,把茶礼贯彻于各阶层之中,以茶作为团结全民族的力量。他们在吸取中国佛儒道一些思想精髓的同时,更把这些精神融入到“茶祭”活动中,这体现了茶礼既有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又具有对人行为的教育和约束功能。茶逐渐成为韩国软实力的个重要元素。

近年来,“复兴茶文化”运动在韩国积极开展,许多学者、僧人在研究茶礼的历史,出现了众多的茶文化组织和茶礼流派。传统茶礼从复兴走向迅速发展,并日趋专业化。现在,韩国将5月25日定为全国茶日,每年举行茶文化祝祭。传统文化与茶礼所倡导的团结、和谐的精神,正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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