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边乌龙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马互市还是拒虏固边”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马互市还是拒虏固边”相关知识！
青海省档案局收藏着一道明万历年间的晓谕，晓谕的发布者是一位姓王的钦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
什么是晓谕呢?省档案局编研部主任申玉宝解释说：晓谕，就是告示、布告。在古代有什么需要告知百姓知道的事情，官府就会发布一道晓谕。我们看古装剧，衙差在城墙上贴出一道告示，百姓都过来围观的，就是这个。
这一道晓谕，保存得很完好，字迹清晰，并盖有钦差巡按监察御史的印章。晓谕的抬头是钦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王，王御史的名字已经不可考。晓谕发布的时间是明万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91年。晓谕为纸质，为什么能保存这么久，并且如此完好呢?
首先，我们从纸张的质地来看，这是一种韧性很强的棉纤维纸，这种纸的特性是拉力强、耐磨损，写上字后，墨迹就很快渗入了纸张的内部，字迹保留的时间长。申玉宝说，当时，这种纸很普遍地被应用于官府文件的抄写上。另外，我们综合当时的情况来看，这道晓谕当时没有被张贴，而是直接送达的。当时的青海地区，大多数是游牧部落，城池很少，这一份也许就是被送往某个游牧部落避免了风吹日晒，从而保存下来了。
这道晓谕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茶马互市，一是拒虏固边。
从唐代开始，中原人民就与吐蕃等少数民族以茶易马，这样的贸易延续了很多年。明代统治者将茶法、马政视为军国要政，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茶法和庞大的榷茶官僚机构，明代也是我国茶马贸易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从这道晓谕可以看出，茶马贸易在当时青海地区也是很繁盛的。晓谕说明明朝廷还是很重视青海地区的茶马贸易的，专门在晓谕中提出纳过差发马的部落，朝廷会给予赏赐，以此鼓励青海地区人民以马易茶的积极性。
另外，晓谕中提到了外虏的入侵。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从明正德年间开始，就有数支较大的北虏入侵青海。晓谕中提到的北虏，应该是蒙古部落真相与火洛赤。这两支蒙古部落在万历十八年的八九月份大举入侵河州等地，而明王朝的官兵并没有能抵御住他们的侵扰，使得朝廷不得不派官员多次来到西北视察军务。王御史应该就是在此时被派往青海地区的，他也许已经来到了西宁卫，并在西宁卫发布了这道晓谕，一来是为了安抚青海地区的民众，二来是申明朝廷的主张，说明朝廷会驱除北虏，让青海地区的人民得以安定生活。申玉宝说：当时，北虏兵强马壮，有些部落已经归顺于北虏，青海地区的形势比较紧张，而从茶马互市看，这一时期茶马互市已经形成定局，明朝廷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重申茶马互市而发布晓谕。转而从拒虏固边来看，此时边疆形势紧张，抵御外敌、安抚民心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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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情“茶马互市”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千百年来，成群结队的马帮从这里走过，将茶叶销往各兄弟民族，留下了缕缕茶香。这就是神秘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当时汉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间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藏区和川、滇边地气候寒冷，海拔很高，那里的人们主要以奶、肉为食，需要茶解油腻、分解脂肪，可是那里却不产茶。汉族地区茶的产量很高，但由于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的需要，对马匹的需求源源不断。
于是，汉藏之间开展了茶、马互换的交易，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条贸易之路，这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主要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
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因此，茶马古道不仅在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人类勇气的象征。
茶马古道由来于茶马互市
早在唐代，唐与吐蕃便开始了茶马互市，到了宋代进一步发展，明代达到了繁荣。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历史上是西藏同内地经济交流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联系西藏同内地的重要纽带，也是茶马古道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有“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宋朝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熙宁七年（公元老派074年），遣李杞入蜀置茶马司，并在云南北胜（今永胜县）设茶马司，规定以茶叶交换西蕃的马匹。元代在永宁（今宁蒗县）又开设茶马市场。清刘健《闻夜录》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经大理入藏茶叶3万担。康熙四年（1665年）又在大理的永平县设立茶马市场。清朝前期限是普洱茶的兴盛大时期。据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居住。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干燥，那里的居民常年以奶内糌粑为主食，果蔬甚少。因此，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份主要靠茶叶来补充，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需要量特别大。正如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和军队所需要的骡马又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是一条以运茶为主的商贸通道，当然，不只是茶叶，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到生活日用品，也随着马帮从横断山脉延绵的皱褶中进入了青藏高原，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开辟和完善了一条运送茶叶（也包括其它物资）的通道——茶马古道，也是茶马古道自唐代至民国一段历史内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
茶马互市的演变
河州人的饮食起居既不同于中原农区，也不同于高原牧区。河州人也像豪爽的牧人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他们的肉做得比牧人精细、讲究，做出了许多名堂。比起牧人，他们文雅有余，他们不会用刀从锅里捞着吃血肉，不会拿着高度白酒当啤酒喝。但他们又嫌中原人不够豪爽，一两肉能做出好几盘肉菜，就着一杯清茶、一碟花生，喝二两酒就不胜酒力烂醉如泥。
他们睡农家大炕骑牧人大马;他们吃农家油糕穿羔子皮大衣;他们吃手抓喝酽茶吃大馍喝麦茶;他们上马用藏刀下马用快枪
河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散发着高原牧人的粗旷，也渗透着中原农人的精明。他们生活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他们生活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河州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
在唐朝或更远的时期，吐蕃人将膘壮的马匹从草原上一批批赶到河州，卖给中原商人。或者吐蕃诸国将大批的马通过河州上贡给中原的统治者。而后从河州采购大量的生活用品运到牧区，在吐蕃采购的物品中，最重要的便是茶叶。大约在唐德宗年间，南方的茶叶开始外销到这儿。吐蕃人因为茶叶易消化肉食，接受了茶叶，并且很快成为吐蕃人不可缺少的饮料。
可以说，茶马交易的时间很早。但直到宋末，这种茶马贸易才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宋朝在河州设置了茶马管理机构。而茶马互市的真正繁荣，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王朝将茶马贸易制度化、系统化，作为政府的一件大事来抓，并采取了国家垄断的经营方式。明洪武七年，明王朝在河州设立茶马司，设大使、副使二员。茶马司的主要职能是收放茶斤，招易番马，给以边操。茶马司成立的第二年，正式由政府主导在河州开始茶马互市，互市地点除了规定关口之外，主要集中在积石关，也就是现在的积石山县大河家。同时，韩家集、别藏、沙马关等地设立了市场。明政府以布帛、茶叶，西蕃诸部以马，双方交换。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明人郎瑛在所著的《七修类稿》中写道：
茶马互市是摘山之利而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所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为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能由我边境矣。计之得者，孰过于此哉!
郎瑛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发上述议论的，虽然明王朝当初设立茶马司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诸蕃考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使河州成了汉、回、藏各民族贸易往来的中心、物资主要集散地。
从明朝以后，河州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贸易的群体。这个群体以善于经商的回族为主，以藏、汉等其他民族为副。他们跨江渡河，走南闯北，活跃在中原大地，活跃在高山密林。他们连同他们的后代，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长途贩运为生。到了民国，这个群体依然承担着物资交流的重任，人们称之为脚户。这些脚户，用他们的双脚，在古道、陡壁、大漠、古驿、黑店、雨雪中，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他们辛酸生活的花儿，至今还在传唱。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和时间则是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的。
据《明史》记载，设立河州茶马司的时间是在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当时，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到了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在秦州(天水)的茶马司已无互市，迁到了西宁。1413年，又设立了甘州茶马陕西行都司地。
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叫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为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由此可见它的权力之大。
茶马司设置以来，根据情况随时不断调整，由明初的四大茶马司发展为五司。明神宗时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设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明代在茶马贸易管理中，还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这种有效的方式，以保证明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控驭番民和强化明王朝统治之目的。此项制度先后实行了70余年。
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明朝实行的正是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凡是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的纳马番族，每三年钦差近臣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到番境扎营，调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之内，共有珍珠、鸿化、灵藏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政府纳马的职责，通过河州的茶马司与汉族地区进行茶马互市。
除金牌信符制外，还有如茶法、茶马、马法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使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政府还派遣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及至尚书、公卿等进行巡察管理。历史上，督理茶马中有名有姓者多达几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而在这种由官方垄断控制的茶马交易中，深受盘剥之苦的仍是广大少数民族。在当时的茶马交易中，将马分为三等。上马最高时可换到120斤茶，下马最低时可换20斤茶。通常情形下，上马价为80斤，中马为60斤，下马为40斤或者更少一些。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以80斤茶换一匹马;而在明代，平均约40斤左右换一匹马，可见这种茶贵马贱的情形下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剥削之重，加之运茶之道上设卡交钱，层层盘剥，使番民不堪重负，纷纷外逃，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畜牧业的正常发展。
茶马古道起源于 “茶马互市”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是指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互进行茶马互市时所形成的商路。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历史上进行过茶马交易的地方遍及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以及辽东、晋北等地。晋北、辽东等地马市开设时间较晚、较短，几乎不太受重视;西北部的茶马交易道路被融会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中;从青海到拉萨的茶马交易路线一直被称作“唐蕃大道”。
今天人们说得最多的两条茶马古道则是自唐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青藏、川藏、滇藏公路通车前仍在发挥作用，即从四川、云南翻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到达拉萨，并一直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的茶马交易之路———滇藏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
滇藏茶马古道，南起普洱茶产地的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经由大理、丽江、迪庆、昌都、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大概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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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
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
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
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如今马帮运输只是被用作公路运输的补充和乡村间的短途运输。事实上，许多公路就修在昔日的茶马古道上，茶马古道已成了历史。
“茶马互市”与政治
对于好茶者在静心品茶中，似乎是讨厌政治，也不喜欢过多谈论政治的话题，更多愿意讨论禅机、文化艺术或日常生活中轻松的话题，而事实上，茶在我国的历史上，如同新中国建国后乒乓球被作为外交载体一样，最早从唐代开始，用“以茶治边“的方式，也曾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用途，这段特殊的历史值得探讨。
自唐代以来，由于朝廷对外作战和防御的需要，需要大量的马匹，而产马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区，又需要茶叶、盐等生活必须品，于是，产生了“茶马互市”的贸易，为了政治统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到宋代时候这项贸易被朝廷强化为一项政策并形成制度，制定了茶马贸易具体实施办法，规定茶马交易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在依照朝廷规定并在朝廷指定的机构进行交易，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段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历史，也受到部分学者的责难，将其称为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边疆地区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
而事实上，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居民来说日常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他们对茶有特殊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许多谚语也可以看出：“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可见茶在高寒边疆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宋代设立了茶马交易管理机构，对茶马交易规定非常详细，例如，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价格。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因此，尽管当时限制茶马的一些交易，但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
虽然茶被用作政治用途，但客观上讲，茶马互市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扩大了茶、马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发展，带动了边疆和内地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科学和文化艺术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
“茶马互市”起源说
生活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藏区居民，因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需要摄取大量的脂肪和热量，其主要食物是糌粑、奶类、酥油和牛羊肉，但是糌粑太燥热，奶类和肉类脂肪过多、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藏民为分解脂肪、防止燥热，于是需要靠茶叶来帮助消化和分解热量。同样，内地的军队和民间役使因为征战需要大量的骡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多良马，于是，这样各取所需的茶、马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这就是茶马古道的起源。
茶马互市起于唐，兴于宋。《滴露漫录》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了。宋朝的统治者们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并提倡，人民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广更远。
旧时，昌都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茶马互市在唐朝开始。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通道。
宋代，由于西夏、辽国等切断了唐波古道，川藏古道成为内地前往拉萨的主干线。
元代，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
明朝继续加强驿道建设。为利益驱使，走私者大量出现。
清朝时茶马互市的规模更大，茶马古道的滇藏古道基本成形，康熙时批准在打箭炉设立茶关，形成了茶马古道的北道，叫做川藏商道。
清末民初，茶商大量增加。
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茶马古道在全盛时期时，来往于丽江至拉萨之间的马帮的牲口由四五千头，发展到一万多头。
“茶马互市”的由来
一条完全凭借人和马踩出来的连接四川和西藏的千年古道，在岁月的蹉跎中，今又流芳。一幅幅当年的老照片，让人陶醉和惊讶，它的神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和解读。
茶马互市的由来
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茶在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由于青藏高原干燥、高寒、缺氧，藏民饮食以糌粑和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可以弥补其饮食结构的不足。据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唐茜介绍，虽然藏区不产茶，但与之毗邻的四川雅安却是茶叶之乡，川藏商贾就利用双方的特产，做起茶叶与马匹交换的生意，正是这些客观条件，才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从而形成了川藏间互利互惠的商业交易通道。由于茶文化的繁荣和旅游业的发展，川藏茶马古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
雅安蒙顶山是著名的茶文化发源地，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7棵茶树，首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蒙顶茶从唐至清一直是中央朝廷祭天祀祖专用茶，历代名人留下了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的美誉，其茶叶品质优良，加工生产边茶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在藏区的信誉很好，经过上千年的饮用，藏族人民对雅安边茶情有独钟。由于雅安丰富的茶叶资源和悠久的边茶加工历史，使雅安在古代就成为我国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才使得雅安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和主干道。
据史料记载，在北宋时期，朝廷战马缺乏，李杞就入蜀置买马司，并在各路设置官茶场，如今的雅安蒙顶山还保留着大片皇茶园，朝廷就是用皇茶园里的茶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及藏族同胞交换战马，从而使茶马互市生意更加兴隆，逐步形成一种固定的官方制度和军需政策。雅安境内的茶马交易场所当时就达四处之多，分别是雅州博马场、宝兴灵关博马场、碉门博马场和黎州博马场，其交易规模居全国之首。明洪武四年(1074年)朝廷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分别建茶马司，对茶马交易进行管理，雅州茶马司就是专门负责川茶与藏马的交易。
雅安名山的茶马司，是中国现存惟一的以茶易马的茶马司遗址，它的历史体现了古代川藏地区贸易交往的频繁，见证了我国西南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友谊。
关于川藏茶马古道的线路，四川省作家协会杨绍淮认为主要分为三段，其源头在四川雅安，先从雅安出发到打箭炉(今康定)，再从康定到西藏拉萨，最后从拉萨经江孜、日喀则、亚东到不丹、锡金和尼泊尔。
古道上的背夫和马帮
一条完全用人和马踩出来的茶马古道，用茶马精神铺成的传播文化文明的古道，路上的每一个拐子窝痕，都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天全县二郎山下的甘溪坡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幺店子，其《古道背夫铭》记载：藏区多用牦牛，滇地古有马帮。惟天全一带，既无天时赶牦牛，也乏地利走马帮。往返古道者，惟有人力。互市不止，运输不废，遂有背夫声名远扬。
川藏茶马古道沿途高山峻岭，大河交叉。据统计，从雅安出发到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有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
从雅安到康定，最主要的运茶方式是依靠人力背负。背茶的人，在当地被称为茶背子，一般由十人左右组成一组，通过揽头开具保单、缴纳手续费后，就可以到茶号背茶。背夫用的工具是简单的背架和背垫，手上的拐子，既可作杖，又可支撑背架。他们用背架背着沉甸甸的茶包，穿梭在古道间，日久天长，古道上的青石板也就布满了深深的锥印。
据专家考察，荥经县安靖乡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大大小小的坑窝，就是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在当年那个完全依靠人背马驮的年代，汉藏人民用智慧和勤劳，共同筑就了这条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线路最长、沿途最艰辛的茶马古道。
每年冬季，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通常男背夫可背150斤左右的茶叶，女背夫也能背120斤以上，在弯弯的山道上，背夫们的山歌声、口哨声和拐子的杵地声完美结合，就像奏出的一曲曲优美动听的千古绝唱。路上歇气就到哨凳上，没有的地方就把背架歇在拐子上。由于劳动强度极大，五步一嘘，十步一拐，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峻的山道，不少背夫甚至遗尸荒野，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微薄的回报。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10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从而导致运费高涨，当把茶卖给藏民时，价格已经高得出奇。
除背夫运输外，最常见的就是用骡马驮运，在唐宋时期，汉源县的建昌马，由于个头小，耐力好，行走快，善登山涉水，被誉为天马，为商家所看好。晚清时的骡马帮分为汉骡帮和藏骡帮，汉骡帮的运费一般比背夫背贵20%，但信用较差，时生弊端；而藏骡帮因沿途放牧，支营设帐，并备有武器，虽时间较长，但信用较好，能顺利把货物运到目的地，商家多愿雇佣。
这些平凡的背夫和马帮，用生命铺就了这条逶迤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千年古道，他们过险山，涉湍江，将川、藏地区息息相连。虽然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已取代了昔日的茶马古道，但其迷人的文化底蕴、独特的自然景观，备受人们的关注。
日前，雅安市举行了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其间，展出了由云南文化名人殷晓俊先生捐出的160多幅茶马古道老照片。这些珍贵的老照片是1904年由法国驻重庆、昆明总领事方苏雅先生在四川、云南、西藏一带拍的，后经殷晓俊先生从法国高价购回，在蓉城展出期间曾轰动一时。
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勤晋表示，用茶马古道把姜家院子、邓通铸钱、凰仪拐子窝、清溪古城墙、文庙九襄石牌坊等景点串联起来，完全可以打造成世界级的茶马古道文化旅游圈。
昔日的川藏茶马古道，以及那些深深的拐子窝和马蹄印，早已被杂草淹没和青苔覆盖了，背夫们苍凉的山歌和马蹄声也早已销声匿迹。今日的川藏公路，一辆辆满载边茶的汽车正源源不断地来往于川藏各地，一条崭新的川藏茶马古道，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继续记录着川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