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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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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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宫廷茶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激荡着许多璀璨夺目的文明浪花，有自然物质的延续、有精神文化的沉淀，也有以自然物质来反映人文情怀的文明祖先现象。中华先祖在很早以前就能将某一种自然现象、特殊物质作为其表达自身思想与情感的载体，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如图腾崇拜以及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此文化标记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得以继续弘扬。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茶”这种自然物，从被人们认识、了解再到后来的改造，经历了一次文化上的洗礼，并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人们精神的依托。早传说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发现了茶这种自然物，但那时茶被称为“荼”，到后来的史书中也都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茶更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以茶示俭、以茶示廉成为那个时期的饮茶习气。
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陆羽也因为其不朽着作而名垂史册，这部着作共分十章，分别对茶叶的产地、特性、茶具以及饮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将茶叶的物质属性提升到了精神享受的高度，当然陆羽的这部巨着的诞生并非偶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为陆羽所处的时代正值唐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饮茶之风弥漫全国，于是也就有了“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在饮茶之风盛行之际，在唐代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中都有了饮茶的现象，而且饮茶主要集中在文人雅士、宫廷人员、寺院僧侣、人民大众此几大社会群体中，并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这几大茶文化圈共同构成了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其中的宫廷茶文化比较具有代表性，因为其他的茶文化圈都与宫廷茶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此外，宫廷茶文化的形成，具备了上好的茶叶、上等的水质、精美的茶器、高超的茶艺等重要的条件和优势，这都为宫廷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陆羽在其着作《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南方的许多重要的产茶区就成为宫廷贡茶的来源地。剑南蒙顶茶、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金州茶芽等皆是贡品茶，而且唐中央政府还在义兴和顾渚专门设置了贡茶院作为朝廷的贡茶基地，这也充分反映了贡茶对于宫廷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宫廷所用茶具非常的精美考究，在对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宫廷御用茶器，其中有贮茶器、炙茶器、碾罗器、茶末容器、点茶器等，这些茶器对于茶叶的泡制以及茶艺工序的操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茶器的发现也反映了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的兴盛以及宫廷茶文化的讲究。宫廷茶器不仅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为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色不少。在煮茶环节中，茶艺就显得尤为重要。
《茶经》中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水的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发挥到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于一身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在饮茶这个环节中，饮茶者需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细细品味茶叶本身所带来的恬淡悠长，感受其韵味高雅，体味茶叶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唐代宫廷的茶文化中，需要品味煮茶过程中“精”的特点，在茶艺上要注重“美”的内涵，在品茶过程中要体味“静”的广博。宫廷茶文化的根源还应回归到“和”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宫廷茶文化是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通过茶文化的浸染和传播，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融洽，缓和了阶级对立，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雄浑和博大。
唐代宫廷的茶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激荡着许多璀璨夺目的文明浪花，有自然物质的延续、有精神文化的沉淀，也有以自然物质来反映人文情怀的文明祖先现象。中华先祖在很早以前就能将某一种自然现象、特殊物质作为其表达自身思想与情感的载体，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如图腾崇拜以及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此文化标记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得以继续弘扬。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茶这种自然物，从被人们认识、了解再到后来的改造，经历了一次文化上的洗礼，并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人们精神的依托。早传说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发现了茶这种自然物，但那时茶被称为荼，到后来的史书中也都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茶更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以茶示俭、以茶示廉成为那个时期的饮茶习气。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陆羽也因为其不朽著作而名垂史册，这部著作共分十章，分别对茶叶的产地、特性、茶具以及饮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将茶叶的物质属性提升到了精神享受的高度，当然陆羽的这部巨著的诞生并非偶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为陆羽所处的时代正值唐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饮茶之风弥漫全国，于是也就有了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在饮茶之风盛行之际，在唐代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中都有了饮茶的现象，而且饮茶主要集中在文人雅士、宫廷人员、寺院僧侣、人民大众此几大社会群体中，并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这几大茶文化圈共同构成了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其中的宫廷茶文化比较具有代表性，因为其他的茶文化圈都与宫廷茶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外，宫廷茶文化的形成，具备了上好的茶叶、上等的水质、精美的茶器、高超的茶艺等重要的条件和优势，这都为宫廷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陆羽在其著作《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南方的许多重要的产茶区就成为宫廷贡茶的来源地。剑南蒙顶茶、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金州茶芽等皆是贡品茶，而且唐中央政府还在义兴和顾渚专门设置了贡茶院作为朝廷的贡茶基地，这也充分反映了贡茶对于宫廷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宫廷所用茶具非常的精美考究，在对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宫廷御用茶器，其中有贮茶器、炙茶器、碾罗器、茶末容器、点茶器等，这些茶器对于茶叶的泡制以及茶艺工序的操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茶器的发现也反映了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的兴盛以及宫廷茶文化的讲究。宫廷茶器不仅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为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色不少。在煮茶环节中，茶艺就显得尤为重要。《茶经》中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水的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发挥到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于一身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在饮茶这个环节中，饮茶者需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细细品味茶叶本身所带来的恬淡悠长，感受其韵味高雅，体味茶叶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唐代宫廷的茶文化中，需要品味煮茶过程中精的特点，在茶艺上要注重美的内涵，在品茶过程中要体味静的广博。宫廷茶文化的根源还应回归到和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宫廷茶文化是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通过茶文化的浸染和传播，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融洽，缓和了阶级对立，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雄浑和博大。
浅淡唐代宫廷茶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激荡着许多璀璨夺目的文明浪花，有自然物质的延续、有精神文化的沉淀，也有以自然物质来反映人文情怀的文明祖先现象。中华先祖在很早以前就能将某一种自然现象、特殊物质作为其表达自身思想与情感的载体，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延续。如图腾崇拜以及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解读，此文化标记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得以继续弘扬。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茶这种自然物，从被人们认识、了解再到后来的改造，经历了一次文化上的洗礼，并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并成为人们精神的依托。早传说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发现了茶这种自然物，但那时茶被称为荼，到后来的史书中也都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茶更是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以茶示俭、以茶示廉成为那个时期的饮茶习气。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陆羽也因为其不朽着作而名垂史册，这部着作共分十章，分别对茶叶的产地、特性、茶具以及饮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将茶叶的物质属性提升到了精神享受的高度，当然陆羽的这部巨着的诞生并非偶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为陆羽所处的时代正值唐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饮茶之风弥漫全国，于是也就有了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在饮茶之风盛行之际，在唐代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中都有了饮茶的现象，而且饮茶主要集中在文人雅士、宫廷人员、寺院僧侣、人民大众此几大社会群体中，并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这几大茶文化圈共同构成了中华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其中的宫廷茶文化比较具有代表性，因为其他的茶文化圈都与宫廷茶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此外，宫廷茶文化的形成，具备了上好的茶叶、上等的水质、精美的茶器、高超的茶艺等重要的条件和优势，这都为宫廷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陆羽在其着作《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所以南方的许多重要的产茶区就成为宫廷贡茶的来源地。剑南蒙顶茶、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金州茶芽等皆是贡品茶，而且唐中央政府还在义兴和顾渚专门设置了贡茶院作为朝廷的贡茶基地，这也充分反映了贡茶对于宫廷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宫廷所用茶具非常的精美考究，在对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宫廷御用茶器，其中有贮茶器、炙茶器、碾罗器、茶末容器、点茶器等，这些茶器对于茶叶的泡制以及茶艺工序的操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茶器的发现也反映了唐代宫廷饮茶之风的兴盛以及宫廷茶文化的讲究。宫廷茶器不仅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且为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色不少。在煮茶环节中，茶艺就显得尤为重要。《茶经》中记载关于煮茶的技巧：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泉涌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烹茶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特点就是精微，需要煮茶者仔细观察水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水的火候，将每个步骤和环节发挥到恰到好处，茶艺人在此环节中必须技术高超，并且全神贯注。所以说这个煮茶环节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集技术与欣赏于一身的审美享受，正所谓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在饮茶这个环节中，饮茶者需本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细细品味茶叶本身所带来的恬淡悠长，感受其韵味高雅，体味茶叶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唐代宫廷的茶文化中，需要品味煮茶过程中精的特点，在茶艺上要注重美的内涵，在品茶过程中要体味静的广博。宫廷茶文化的根源还应回归到和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宫廷茶文化是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通过茶文化的浸染和传播，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融洽，缓和了阶级对立，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雄浑和博大。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唐代茶政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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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茶始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衰于民国，复兴于今，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如何呢?它在唐代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呢?
据了解，尤其是在唐代，阳羡茶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庭定为贡茶。据考证，唐人用茶与今人不同。唐人吃的是饼团茶，用茶时，先把饼团茶碾成茶粉，入开水锅烹煮，汤中加盐，调成咸味。皇宫贵族在烹茶时还要加点胡椒粉等调料，增加香味。煮成后舀入碗内，连汤带茶粉一同吃下，谓之“吃茶”。
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阳羡茶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物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综上所述，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十分繁荣，而且随着发展，它在宋代的发展也十分顺利，据了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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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叶生产的历史发展
⑴唐代茶叶产地
自唐代始，茶叶的产地快速增加，到中唐时期最为兴盛。正如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的: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开元、天宝之间，即公元713-756年，至德、大历间，即公元756-779年。建中即公元780-783年。陆羽《茶经》中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
⑵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生产的大发展，反映出消费的需求在增大，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说明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嗜茶成俗，而西北及原地区不产茶，因而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茶叶的利润很可观，引发了许多人都来种茶卖茶。《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全国在此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都证明了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
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制作技术和品质的大幅提高。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突出表明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唐代晚期，我国茶叶南北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记载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一则典型事例。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有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在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在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便拿出来一一指给使者看，这其中就有寿州、顾渚、蕲门、昌明、湖等地所产的许多名茶。
自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大行于西北塞外，因此，当地的牧民便驱赶着良种骏马，到内地来进行茶叶交换。后来又通过使者和商人，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交易。
由于茶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及贡茶制度的促动，各地茶叶生产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品、名品不断出现，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名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在唐至五代的茶叶专着和文学作品中，对唐代的茶叶名品也多有记录和描写，据有关资料统计，唐代生产的主要茶叶名品约有150多种。
唐代茶文化的发展特点
进入隋唐以后，茶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茶文化进入兴盛的时代。唐代茶文化的发展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⑴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有所提高中国古人曾认为茶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唐朝卢仝的《七碗茶歌》也对茶做了非常形象的描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句话既道出了喝茶的方式，也说明了每喝下一杯茶水的功效。
唐代茶叶消费的发展与茶叶本身所具有的许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正如谚语所云：“饮茶有百益，消食又解腻。”茶叶中所含成分很多，有近400种，主要有咖啡碱、茶碱、可可碱、多种维生素等，尤其是各种维生素含量高。古人对饮茶益处的认识因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够准确、丰富，但通过长期饮茶，他们对茶叶的许多作用是有十分直观而正确的认识的。早在唐代以前，人们便认识到吃茶有兴奋神经的作用。《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①《博物志》卷四云：“饮真茶，令人少眠。”
②入唐以后，唐人苏恭在《唐本草》中对茶的药用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茗，苦茶。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苦茶主下气消宿食。”
③唐人孟诜在《食疗本草》中亦有类似见解：“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
④指出茶叶不仅可以提神，还可以用来治疗曲鳝瘴一类的疾病。由于茶叶有很好的医疗效用，所以唐代即有“茶药”(见代宗大历十四年王国题写的“茶药”)一词。唐代陈藏就曾强调过：茶为万病之药。茶不但有对多科疾病的治疗效能，而目有良好的延年益寿、抗老强身的作用。茶叶因为具有的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的功效，在佛寺中受到僧人的极大欢迎。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还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长时间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所以茶叶无疑成为僧人们喜爱的饮料。
⑵佛道儒三教对茶文化发展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中西文化交往也十分繁荣，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海纳百川的多元化开放格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教、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外来文化的佛教，经过统治阶级的扶持栽培，此时也发展到了极至。
儒家以茶修德，提倡中庸、和谐，目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道家以茶修心，追求宁静、淡泊，目的是升仙成道。佛家以茶修性，追求清静寂灭，目的是“明心见性”，达到佛的觉悟。他们饮茶的目的虽不相同，但追求的精神却是统一的，茶文化成为彼此认同、融合的契合点，成为沟通儒、道、佛各家的媒介。
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茶既有提神养心之用，又能促进思考，有利禅修，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一代茶学鼻祖陆羽，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边拾得，抱回寺里收养。智积禅师学识渊博，嗜茶也精于茶事，陆羽自幼受其熏陶。后来他收集各地资料，考察茶事，评茶品水，并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三卷，详细论述了茶的性质、品质、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烹饮用具等。陆羽被后世尊为“茶圣”。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上，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白居易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但也熟知佛教教理，好与佛教僧人交往，晚年自称“香山居士”。僧皎然为唐代名僧，但其《饮茶歌》却更清楚的反映了茶与道家的关系及羽化成仙的道教思想。一代茶圣陆羽，从小生长在寺院，深受佛教熏陶，但他又不愿出家，长大后多与文人儒士往来，具有浓郁的儒家思想。从其设计制作的茶具来看，他对道教文化也深有研究。
⑶茶叶文化出现品牌化现象与茶文化相关的品牌有：名茶、名水和茶具以及茶叶产地。这不仅是茶叶生产具有规模性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是茶叶进入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国名茶绝大部分是自唐代开始生产的。虽然中国南方几乎都种茶，但是仍然以其中心城市命名，出现了各类名牌产品。
《唐代史补》卷下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草，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寿山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贷不在焉。各地打出自己的名牌产品旗号，说明围绕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出现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对于改善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有很大意义。由于湖州和常州都出产贡茶，每逢进贡之日，两州太守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茶宴。两州太守和一些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审定贡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茶文化的品牌宣传。
有一年，白居易因病不能参加茶宴写诗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诗》，诗中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人生动的描写了茶宴的美妙盛况和自叹不能到会的惋惜心情。有了这些当时的名人，文化人对名茶的无形中的宣传更加使茶文化具有品牌化的地方特色。陆羽在《茶经》提出了饮茶之人的精神品性为“精行简德”。在“四之器”中对茶碗的评价中认为“越州上”，究其原因，“越瓷类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有着中国古代君子与玉比德的美学思想的渊源，也与陆羽“精行简德”的精神要求是一致的;“越瓷类冰”——越窑茶碗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是饮茶之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越瓷青而茶色绿”，“青则益茶”——釉色也益茶色，而且茶色使青瓷茶器愈发深沉含蓄，茶与器相得益彰;“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越瓷茶瓯的造型于饮茶适用。可见当时饮茶大师对茶具的要求之高以及对茶具的独特理解。对茶具的功能性、材料质地、美学艺术、精神品性都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