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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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茶文化精选阅读
茶业政策之茶政
茶政[Teapolicy]中唐以后历代政府对茶的种植、加工、收储、运输、销售、榷税、缉私等各项管理工作之总称。
内容包括：茶业政策的制定，茶事体制的调研，各级茶事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茶官的任免、考查、赏罚，茶政法规的制定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调整，名茶、贡茶的开发上供，茶马贸易机构、数额、比价的确定调整等。茶政与历代的财政、国防、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茶政较完备、严密者，首推宋代。
宋代茶叶行榷之时，仍行通商之法。或商或榷，一切以增加财政收入、安边和军需为前提。在垄断茶利方面，原中原市场所售末茶，均由茶商自行加工。元丰中，在汴河等京周河岸，修置水磨，禁在京茶户擅磨末茶，唯许赴官请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兼管水磨茶事。
雍熙后，北方边境连连用兵，粮饷匮缺，便将榷货务原收金帛，多改令商人人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付给茶叶，推行所谓交引制。这些措施和改革，对缓解当时宋政权财政和国防危机，起到一定作用。元、明、清三代制定和改革财政，也均以敛财、强兵、安边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为基点。
唐代茶史概述唐代茶叶是普遍的饮料
唐代茶叶的普及与佛事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于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随后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于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此外，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版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后，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后茶文化异彩纷呈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的茶税
唐代茶叶大发展唐代的茶税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茶诗歌的概述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按唐代四分法的分期，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还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618712年)，唐代诗人最初承袭齐梁余风，流行靡丽雅艳的宫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胳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张若虚等人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承汉魏风骨，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期的诗人还有沈佺期、杜审言。在诗歌的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完备了律体建设，从不同的方面为唐诗逐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个时期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先后到蜀，把诗歌传人蜀中。
盛唐时期(713765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其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高适、岑参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李白、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他是地道的巴蜀人。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具盛名，连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杜甫在成都度过了八年时间。
安史之乱以后，进人中唐时期(766824年)。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这一时期和元山诗派齐名，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还有独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晚唐(825907年)，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国势衰微，诗歌风格也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世称李杜。杜牧比较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章的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唐朝走向衰落的现实，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杜牧在艺术上，比较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雅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巴蜀，各时期都有诗歌文学的杰出代表，有的是外籍入蜀的诗人，如初唐四杰、盛唐杜甫等，有的是巴蜀本地人，如李白等。
唐代由于饮茶盛行，咏茶诗作也大量产生。唐代的咏茶名家之多，咏茶诗篇数量之宏富，名诗佳句迭出，不胜枚举。李白的《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茗王此中石，玉泉流不歇;钱起的《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杜甫的《重过何氏王首之三》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唯觉两腋清风习习生，等等。有的歌颂名茶，有的以茶表现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德品格，有的赞美茶的功效，而广为后人传诵。
唐代咏茶诗题材广泛，涉及茶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凡歌咏名茶、名泉、采茶、制茶、烹茶、饮茶、茶具、茶功、茶宴等都有不少佳作。咏名茶诗的如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白居易《琴茶》，李如惟《龙浊人惠石禀方得困茶》，郑谷《峡中寿茶》，薛能《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徐夤《州尚书惠腊西茶》等'咏名茶、名泉诗有皮日休《题惠山二首》，陆鲧《茶人》，姚合《乞新茶》，袁文《茶山寺》，李郢《茶山贡焙歌》等;咏烹茶、饮茶的诗有刘言史《与孟郊洛水北野泉上煎茶》，杜牧《题禄院》，卢仝《走笔谢谏孟议寄新茶》等咏茶具、茶功的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茶籯》，《茶灶》、《茶焙》、《茶鼎》，徐夤《贡余秘色茶盛》，郑遨《茶诗》等。
唐代咏茶诗体裁多样，有古诗、律诗、绝句、宫词、联句、唱和诗以及宝塔诗等。古诗有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五言古诗)，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言古诗)等;律诗有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五言律诗)，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蜀新茶》(七言律诗)，齐已《咏茶二咏》(五言律诗);绝句有张籍《和韦平州盛山茶岭》(五言绝句)，刘禹锡《尝茶》(七言绝句);宫词有王建《宫词一百首之七》等;唱和诗有皮日休《茶中杂咏十首》，陆龟家《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联句有颜真卿《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宝塔诗有元稹《一至七字诗茶》。多种形式的茶诗不仅丰富了我国诗歌宝库，也为宋元及以后的茶诗起到了示范、赏鉴作用。
古茶碑上读“茶政”
政，是政府对茶叶进行行政管理、扶持和服务等举措的统称。在古代，茶政主要包括贡茶、税茶、榷茶、茶马互市等内容。安化自古惟茶甲诸州县，历朝历代，莅任者无不以茶务为先、以茶政为重。
明清以降，安化及其所属之长沙府、湖南省(湖广行省)，守斯土者尤重茶政，所谓从前诸宪之殷殷筹划者，止此一事为重(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语)。古往今来，都有一些精干勤勉的地方官员，省时度势，推行惠政，民间至今铭记，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惠政，奠定了安化茶叶产业兴盛达数百年的基础。
考察各代茶政，务须求证于茶碑。安化茶碑，广布全县，于古时茶山、茶路、茶市最为密集。虽近世以来多有毁损而漫漶，然百世以上犹有磨而不磷者，历代施政者的良法美意，班班可考。现存茶碑，多为禁碑罚碑，禁碑为晓谕大众，罚碑为惩戒奸。无论惩恶扬善，皆为国计民生。
历代茶政，首重于茶叶之本真。安化因土质特殊、气候适宜、茶种优异、制法精良，故自古以来唯茶甲诸州县，历代周边草茶冒安化茶之名牟利者层出不穷，故欲理安化茶政，首在禁革野茶。据道光十七年安化九乡公立茶务章程(唐家观茶碑之一)刊载，自明万历时(1573-1620)通判林之兰等报请道台禁止外地野茶开始，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谕禁，雍正八年(1730)示禁(原小淹苞芷园禁碑)，乾隆廿一年(1756)、廿七年(1762)两次严禁，道光四年(1824)、十七年(1837)迭次示禁(原洞市、唐市等处禁碑)，咸丰元年(1851)、四年(1854)又禁(水田坪永禁假茶碑)，同治七年(1868)及光绪年间(1871-1908)多次革禁(水田坪永定茶规碑)，民国八年(1919)以后更是时申禁令(东坪吉祥寺黑茶章程碑)，见之于文字记载的禁令多达二十来次，平均每隔十来年就申禁一次。
从禁令的内容来看，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首禁外县茶贩子装载假茶混安杂卖，乾隆廿一年对不法之徒接收龙阳、益阳、武陵、新化等处野茶欺商示禁永革，道光四年、十七年行产客贩均不得搀和外来野茶，朦混发卖，倘敢故违。。。定即严拿从重究办，决不宽贷，民国八年外属野茶应仍旧禁革，以免市伪欺商，有损标誉。巩(当今如字之误)地方有狡猾之徒，从外路运来野茶，将茶充助军饷，可以说措词越来越严厉、措施越来越具体。
历代政府如此重视周边草茶的禁革，最大的原因就是安化茶叶上输国课、下养身家，对安化老百姓和地方财政都极其重要，而外路茶冲击安化道地茶，严重损害政策和农商利益，故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以为迨至近岁，法令稍驰，奸诡之徒乘机复出，交通各行经纪伙同射(谋求，摄取)利，将客商银钱领出，贩卖桃(桃源县)、武(原武陵县，大致为今常德市武陵区)、龙(清代龙阳县，今汉寿县)、沅(沅江县，今沅江市)、新(新化县)、益(益阳县，今桃江县、益阳市区等地)各县草茶，假充安茶交客，致本地产茶尽邅(邅，音zhan，遭致。一说此字为遭，亦通)搁塞，三年不得一售者有之。利归一人，害及万户，公私两无所济，穹(通穷)愚掣肘难堪，虽妇人小子无不切齿而痛恨矣。禁革外地草茶的另一个原因，是恐外路茶搀入安化本地茶内，影响皇家贡茶品质。安化自明洪武廿四年始贡芽茶二十二斤，清代以为成例，并专责大桥，仙溪、龙溪、九渡水四保办贡，史称四保贡茶。在封建社会，地方各皇帝贡献方物，是表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重要方式之一，来不得半点虚假，故地方官防范甚严。道光十七年禁碑即载：(乾隆)廿七年蒙金宪专严不法之徒接收龙阳、益阳、武陵、新化等处野茶欺商，并恐搀入贡茗，示禁永革。
唐代茶税
茶叶本无税，唐代建中元年，朝廷才对茶叶征税。13年后的贞元九年，由于民间饮茶日益普及，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税税源增长势头旺盛，以至于一县之茶税，超过全国的矿产税总量。于是朝廷决定将茶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规定在产地交产品税，运输时交商品通过税，当年全国财政茶税收入便达41万缗。朝廷在征收茶税的敕令中，明确宣布茶税收入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增加社会保障设施常平仓的本钱。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常平仓则起于汉代，是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唐初，产茶多在云南、四川，由于僧人云游四方，广为传播，中唐时产茶已遍及50余州。
唐时人们饮茶，并非似今人的开水冲饮，而是烹饮。唐人烹茶、饮茶，十分讲究。由于茶种不同、水质差异、茶水比例不一，烧茶火候不同，每次茶味是不同的，这种非常细微的差别，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极有悟性者，才能辨别出来。
陆羽的师傅智识禅师就是此类品茶高手。一次智识大师被唐代宗召进宫内多时，很想饮用徒弟陆羽所烹之茶，此时恰好陆羽进京，烹了一壶茶由太监送给双目失明的老禅师智识饮用，他仅仅喝了两口，便惊呼：此乃吾徒儿所烹之茶，陆羽可进宫了！
饮茶大有益于延年益寿，据记载，唐大中三年，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诀，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也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也不下四五十碗，看来多饮茶乃长寿之道。
唐代着《茶经》一书的陆羽是一个孤儿，三岁时被湖北天门竟陵禅寺长老智识大师所收养，青少年时期在禅院接受教育，长期担任为智识大师煮茶的童奴，在唐代全国佛寺中这种奴婢达15万人之多。由于陆羽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对被佛教僧人悉心研究和传播的种茶、制茶、饮茶知识，钻研孜孜不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以致被后人奉为茶圣。
由于饮茶品茗者日众，贩私者有厚利可图。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唐法律规定：凡贩私茶三次，数量超过500斤者处以死刑。由于朝廷以重刑禁私茶，天下茶税猛增，唐武宗时，每年茶税收入超过160万缗。
唐代的茶税法规
我国的茶税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始自中唐时期的。本文拟就茶税形成的历史根源、主要内容和特征作一阐述。
一、唐代茶税的形成
大唐帝国开元天宝盛世期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广，但政权内部体制遭到削弱，藩镇势力形成割据，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自广德元年(763)至永贞元年(805)，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地区，都为军阀节镇所占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完全独立，实际是各自独立的军阀王国。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原为其父李宝臣，其父病故后由其袭位，要求朝廷承认，德宗不许)、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遂联合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后。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唐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苛细酷烈的办法，搜刮民财，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于诸道水陆要冲之地征收商税，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税一，以充盈国库，赡济军资。四镇之乱结束，德宗下诏罪己，罢除茶叶等项杂税，看来，当时征收茶税只是权宜之计，但打破了历史上茶叶不征税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当四镇与淮西叛乱之际，长安告急，调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陕西乾县)避难，下令泾原节度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驾，士兵不满朝廷给养，因粝食莱啖而叛，史称注原兵变。叛军推举罢归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长)朱泚为王。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建号应天，率兵围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师勤王，朱泚乃从奉天退至长安。次年六月，唐将李晟率神策军收复长安，朱泚西走，其部将斩之降唐，泾原兵变方告平息。
从历史时序上看，征收茶税在前，径原兵变在后，德宗回到长安时已是兴元元年(784)，因此，笔者认为，德宗征收茶税为起因是四镇之乱而非泾原兵变。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宝年(755)，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统治，约一个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有显著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茶叶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迅速发展。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宫富邸和东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达，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宫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赐大臣，进茶成为官廷礼仪，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变出走奉天，韩滉遣使运粟帛入关中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夹练囊缄茶未，遣健步以进御。社会对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种植，发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产。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农种茶的目的转向商品交换，茶在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最发达最典型的商品化生产，为封建王朝征收茶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唐代税茶法规
唐代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是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的事。《食货志下》载：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收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灾，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年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灾处亦未尝以钱拯瞻从张滂的奏折，说明贞元九年朝廷决定征收茶税的原因是去岁水灾，倘后赋税不办，所以要征收茶税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锗。税率定位较低，估价征10%，但从此税无虚岁，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国家的专利，我国茶税法规正式宣告成立。
宪宗时期，先后平定刘辟、李铸、吴元济等藩镇叛变，其他藩镇也表示归附，形式上获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还未根除藩镇势力。此时期提倡屯田、营田，重视农业生产，对维持残破的北方生产局势有积极作用，使大唐帝国曾一度出现中兴时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安定，财政情况的好转，将原先置茶盐店收税的措施罢除，但不久又予恢复。
晚唐是唐政权由衰落趋向瓦解的历史时期，朝廷日益腐败昏聩，宦官檀权与藩镇割据想始终。皇权低落，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死亦为宦官所掌握。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两节度使又叛乱反唐，穆宗发兵十五万讨伐。以致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税。
武宗即位(841)，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塌地钱，正税之外，又加横税，可以说茶叶杂税始自晚唐武宗时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庐，寿、淮南(茶)皆加丰税，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天下税茶，增倍贞元，即茶税提高到20%。正税之外，还有横税，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
由于诸道关卡林立，茶税苛重，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贩茶叶就更有利可图。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书：几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大中六年(852)，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其中有厘革横税，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进滴品流通，但对私贩的处罚极其严酷。
三、剖析与评仪
唐朝征收茶税，初因四镇之乱，复因水灾用赋减免，是在物质条件已具备的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初税率1O%，并不算高，经商纳税，无可非议，不能把封建杜会的合理税收笼统斥之为掠夺。但茶税伴随着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而一再加重，正税之外，又有横税，且直线上升，税重价高，厚敛伤尺，不能不说是蠢政，应该受到谴责。唐朝的茶税，初按三等估价，后按重量计征，很不完善，属首创期。四川的茶税体制，唐朝起就有别于东南各地，且沿袭到后世，在我国茶叶税制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封建国家时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捐税就少，反之则重。从唐朝茶税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轻到重的全过程，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可题。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