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政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发布时间 : 2021-10-26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唐代饮食的茶文化 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叶发展历程。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唐代茶政和茶叶文化的发展”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唐代茶政和茶叶文化的发展”相关知识!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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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发展


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茶饮的进一步普及和贡茶的发达密切相关,由于民间和宫廷的共同参与,掀起了一个高峰。

⑴茶饮的广泛盛行

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比屋之饮,也就是家家户户都饮茶的意思,可以照见唐代国都长安等地饮茶的普遍程度。除了两都并荆渝之间以外,饮茶之风也是同样盛行,这种情况以《封氏闻见录》中记载的最为典型,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茶饮已经深入民间,成为生活之必需。

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和来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髓并有了新的发展。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

⑵文人介入,诗文吟颂

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中,文人的热情参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典型的是诗歌中的茶诗创作。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在唐诗中,有关茶叶的作品很多。比较着名的有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琴茶》,齐已的《谢湖茶》、皎然的《访陆处士羽》等。这些茶诗的形式有古诗、律诗、绝句等,内容包括了名茶、茶人、煎茶、饮茶、茶具、采茶、制茶等各个方面。

唐代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兴艺。使茶饮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使茶饮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同时,这些文化艺术作品也成了研究中国茶叶历史的宝贵资料。

⑶茶叶专着的出现

众所周知,公元780年前后陆羽撰写的《茶经》三卷,是中国第一部茶叶专着,它标志着茶学系统的确立,在推动茶饮继续扩大的同时,也开创了茶叶专着撰写的先河。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着。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陆羽及其《茶经》的历史功绩

陆羽着《茶经》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陆羽是中国的茶圣。《茶经》是中国茶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唐代及唐代之前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系统总结。《茶经》建立了茶学的基本框架结构,直接促进了茶叶生产和饮用的快速发展。

唐代的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唐代的煮茶发展与文化介绍


唐代是饮茶饼的时代,主流的饮法仍然是煮来喝,但不再加调料混煮,而是提倡清饮,只加适量的盐。饼茶煎煮的步骤是先炙茶,再碾末,然后煮水,煎茶。

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唐代煮茶炙茶:炙烤的目的是要把茶饼内的水分烘干,并趁热用纸袋贮藏好,不让茶的香气散失。

碾末:炙烤过后的饼茶,待冷却后要碾成末。陆羽认为,“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末之下者,其屑如棱角。”但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宫廷系列茶具中的茶箩看,在陆羽之后,可能对茶末的要求趋向于细。法门寺出土的茶箩约为60目,极为细密,过筛后似已近乎宋人点茶时的茶末了。

煮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为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再次之。

煮水分三沸,当开始出现鱼眼般的气泡,微微有声时,为第一沸;边缘像泉涌连珠时,为第二沸;到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了似波浪般翻滚沸腾时,为第三沸,此时水汽全消,谓之老汤,已不宜作煎煮茶用水了。

煎茶:当水至一沸时,即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到第二沸时,先舀出一瓢水来,随即环激汤心,即用茶夹在锅中绕圈搅动,量取一定量的茶末,在漩涡中心投下,再用茶夹搅动;到第三沸时,茶汤出现“势若奔腾溅沫”,将先前舀出的那瓢水倒进去,使锅内降温,停止沸腾,以孕育“沫饽”(也称“汤花”),然后把锅从火上拿下来,放在交床上。这时就可以向茶碗中分茶了。

酌茶:舀茶汤倒入碗里,须使“沫饽”均匀。“沫饽”是茶汤的精华,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汤花”。一般每次煮茶一升,酌分5碗,趁热喝饮。因为,茶汤热时“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不然待到茶汤冷了,“精英随气而竭”,茶的芳香都随热气散发掉了,饮之索然寡味。这就是煮茶的全过程。

唐代茶叶生产的历史发展


⑴唐代茶叶产地

自唐代始,茶叶的产地快速增加,到中唐时期最为兴盛。正如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的: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开元、天宝之间,即公元713-756年,至德、大历间,即公元756-779年。建中即公元780-783年。陆羽《茶经》中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

⑵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生产的大发展,反映出消费的需求在增大,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说明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嗜茶成俗,而西北及原地区不产茶,因而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茶叶的利润很可观,引发了许多人都来种茶卖茶。《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全国在此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都证明了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

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制作技术和品质的大幅提高。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突出表明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唐代晚期,我国茶叶南北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记载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一则典型事例。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有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在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在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便拿出来一一指给使者看,这其中就有寿州、顾渚、蕲门、昌明、湖等地所产的许多名茶。

自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大行于西北塞外,因此,当地的牧民便驱赶着良种骏马,到内地来进行茶叶交换。后来又通过使者和商人,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交易。

由于茶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及贡茶制度的促动,各地茶叶生产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品、名品不断出现,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名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在唐至五代的茶叶专着和文学作品中,对唐代的茶叶名品也多有记录和描写,据有关资料统计,唐代生产的主要茶叶名品约有150多种。

唐代的茶叶生产发展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当时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开创了历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认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出名茶。除满足自身供佛、坐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累资金,所以他们为饮茶习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开发。在垦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为俭朴典雅的茶宴、茶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茶自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宝。凡此种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果。有利的气候因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茶经》所列产茶州只有43个,未能全面反映事实。笔者根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茶叶种类:根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经简易制作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理解,因为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种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成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提倡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根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

三、唐代茶园所有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官茶圆顾渚贡茶院

随着李唐帝国建国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的消费欲和奢侈欲不断增长,官工业制度有所发展。皇室宫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为了实施抑商政策,我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沿袭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贡茶制度有商种:一种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顾渚贡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官也有监督之责,属双重领导性质。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每年定额上贡。

代宗大历年间,朝廷择定水陆交通便捷,茶叶品质上乘且产量集中,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湖州接壤的顾渚茶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园。宜兴原产阳羡茶,陆羽推荐为贡品,湖州产紫笋茶,同列贡品。建宫焙后两地所产的茶统称为紫笋茶。

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间,还建有仓库。采、制茶多达三万余人。唐代官工业劳动者来源有三:一是奴隶,即选择官奴隶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业从事劳动,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调民间有技能者从事无侩徭役劳动。三是和雇劳动,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誉上是两相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贡茶院召雇的劳动力即属于这一类。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上官吏开苛扣他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顾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造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801年)建成。当时贡茶,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而且贡额不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宫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春茶采制季节,湖、常两州刺史,要亲临督选。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前。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五、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

在唐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性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茶因为饮用习俗的普及,国内销售量不断增长,市场活跃,而且远销边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产的典型。因而种植逐步形成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

唐代茶具的发展


1987年,埋藏于法门寺地下千余年的一套唐代皇室宫廷使用的金、银、玻璃、秘色瓷等烹、饮茶器重见天日。这是一套世界惟一的珍宝,也让我们看到了连陆羽也不曾看到的宫廷茶具,因为陆羽逝世于公元804年,而这套茶具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公元873年末封藏的,即陆羽离世之后69年封藏的,这批茶器以它本身明确的錾文和出土《物账牌》,已成为我国茶文化考古上最齐全的一次茶器发现。

唐宋茶具是中唐时期专用喝茶的茶具。中国唐以前,南朝饮茶已形成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当时在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地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从而出现了专用的茶具。出土文物中有的铭识也标明是茶具,如茶托、茶碗、茶瓶、茶碾、茶罗等,可知唐代茶具的品种已颇齐备。

唐代中期,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从中国的西南一带渐渐向长江、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加上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羽《茶经》问世。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茶的产地、生态、采摘、制造、加工、煮饮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白瓷出现于北齐,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当然,饮茶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唐、宋时的茶多制成茶饼,饮用前先碾末,再予烹点。烹点的方法有两种,所用的茶具亦小有区别。一种是《茶经》说的煎茶法,是在风炉上的茶中煮水,水沸之后,量出茶末从中心投下,随即用竹搅动,俟沫饽涨满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另一种是苏在《十六汤品》中所说的点茶法。此法将茶末下在碗中,并在茶瓶中煮水,水沸后,持瓶向碗中点注,同时用茶筅或茶匙在碗内环回击拂,只要茶已发立,粥面光鲜,稀稠得中,遂可就碗饮用。所以煎茶法不用茶瓶,点茶法不用茶,大体说来,唐代后期煎茶法已逐步为点茶法所取代,因而唐代遗物中成套的风炉和茶很少。

目前已知最早之例传为河北唐县出土的五代邢窑烧制的一套白瓷茶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复原模型瓷茶为圆底镬形,风炉为圆筒形,有三足。唐代茶瓶实例为西安太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出土的一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此器腹部圆鼓,盘口,肩上出短流,施墨绿色釉。这种形制的容器在唐代遗物中不乏其例,却不能都定为茶瓶,因为其中有不少是酒注。

除茶、茶瓶外,其他茶具在煎茶、点茶法中可以通用。因为茶宜“乘热连饮”(《茶经》),茶碗很烫,所以要在碗下加托。西安大历元年(766)曹惠琳墓已出白瓷盏托。1957年陕西西安和平门外出土了7件银质鎏金茶托,铸造的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刻铭中自名为“浑金涂茶拓子”。这些茶托上的托圈较低。晚唐时茶托上的托圈已增高,有的象是在托盘上加了一只小碗湖南长沙铜官窑、浙江宁波和湖北黄石的唐墓中均曾出土这类茶托。托上所承之茶碗,为圈足、玉璧足或圆饼状实足的各种弧壁或直壁之碗。长沙石渚窑出土的青釉圆口弧壁碗,有的自名为“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玻璃托子和碗,《物财》中记为“璃茶、托子”,其茶碗撇口、直壁,与宋代所称子的形制相同。法门寺塔地宫中还出土了银茶碾和银茶罗,其茶罗为绝无仅有之例。茶碾和茶罗均为粉筛茶末的用具。此外,唐代也用茶臼研末。茶臼为瓷质,碗状,内壁无釉,刻剔出粗糙的网纹和鳞纹。在河北内丘唐代邢窑窑址中曾经出土。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唐代宫廷茶俗的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④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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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茶始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衰于民国,复兴于今,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如何呢?它在唐代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呢?

据了解,尤其是在唐代,阳羡茶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庭定为贡茶。据考证,唐人用茶与今人不同。唐人吃的是饼团茶,用茶时,先把饼团茶碾成茶粉,入开水锅烹煮,汤中加盐,调成咸味。皇宫贵族在烹茶时还要加点胡椒粉等调料,增加香味。煮成后舀入碗内,连汤带茶粉一同吃下,谓之“吃茶”。

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阳羡茶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物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综上所述,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十分繁荣,而且随着发展,它在宋代的发展也十分顺利,据了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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