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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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作为我国的商品出口，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我国与南洋诸国通商，是从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开始的，广州当时称为番禺，是国际贸易都会。我国的商船由此出发，曾到达现在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南部等地，带去黄金、茶叶等物，换回奇珍异品。
1640年荷兰商人首次将我国茶叶从广州运销欧洲，嗣后又于1673年(清康熙年间)将我国茶叶陆续运销伦敦，从此，我国茶叶成为世界商品。
到了公元1720年，中外贸易正式开始，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民主主义》中所说的：中国出口货物除了丝之外，第二宗便是茶。
英国先以银两购买中国茶叶。到了18世纪后期发现鸦惩能赚取高额利润，于是运来鸦片并换走大量茶叶和丝。当时广州有十三行(公元1702年，英国派遣皇商办理贸易，1704年特许增用若干华商助理商务，以应付其对中国贸易日益扩大的需要，助理华人从未超过十三人，故称为十三行)主要经营丝、茶销售。
当时广州设公行，名义上是料理清朝政府与英商间的贸易，实际上受英人利用，那时英商不明白我国习惯和法律，请求公行代纳租税，代办交涉，清朝官吏也因语言不通的缘故，利用公行代收租税，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在茶市有专利的特权，可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
广州公行既有专利，收入又很高。除开支纳税外，还有二成五到三成的利息。行商进公行的时候，需纳重价，有时付款六万磅才得做公行的行商。
公行收茶时资本分21股摊派。大商每人四股，中商有四人各三股，余各二股半，公行代英商雇用买办、账房、书记、挑夫等人。
茶市专利机构在中国方面是公行，在英国方面是东印度代理公司，即俗称洋行。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瑞典、西班牙也曾设驻广州代理公司，但英商和公行来往独多，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代理公司在洋行中势力最大。
当时售外商的茶叶均在广州查验，不够标准的茶需酌量减价。英商拒绝不要的茶，公行再转卖给其他商人。茶到伦敦时再查验一次，在英国查验的报告送回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下年收茶的参考。
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的统计，虽不十分明确，但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密尔本(Milburm)著的《东方商业》载有东印度公司17年的详细统计，从这些统计看来，广州运到伦敦的货价，茶占全数的95%，可见中、英两国最初通商，始于茶叶，且为我国大宗出口货。
最初英商在东亚的势力不及葡商，葡商在澳门早有口岸，作他们商业根据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英商才能进入广州，并将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后两年班塔木(今巴达维亚)的英商被荷驱逐，英人更不能不和中国直接通商。1669年(康熙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运华茶入英，其量仅65公斤，以后日增，1780年由广州输出上等茶8吨，砖茶500箱，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绿茶初次出口的时候，广州的中英茶市方完全成立，1730年由广州、澳门和厦门等地运往印尼巴达维亚的华茶共1250吨。大部分转运到欧洲市场，这期间，法国、荷兰、丹麦等过商船亦由广州购茶甚多，整个华茶贸易几乎全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仅该公司，1740年即有700多吨茶叶运往伦敦，1784年由东印度公司从广州等地输入英伦本土的茶叶进口减低税率。后50年的运英茶叶增加了4倍。
在美洲大陆，华茶最早是1711年(康熙三十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运入美国的，美国独立战争后，中美最先通商之货物概为茶叶。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翌年即满载茶叶而归。以后美国商船来华日增，1800年从广州运往美国的茶叶已达1781吨，1830年增为2700吨，1840年上升到7670吨，茶叶已成为中国输美的大宗商品。
鸦片战争前，我国茶叶出口约22500吨，全是从广州出口。在鸦片战争的一段时间内，经广州出口的茶叶仍占多数，如1845年，广州出口茶叶为34500吨，占华茶出口总数的95.3%，1850年仍占60%以上。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来，我国茶叶贸易兴衰演变中，广州常是茶叶外贸的主要口岸。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州成为我国红茶和特种茶出口的主要口岸，近年经广州出口的红茶占全国红茶总数的40%左右。
最近有人撰文认为：澳门贩茶为广东茶叶直销欧洲最早记录以偏概全，缺乏史料考证。有人说澳门开埠始于葡萄牙人进踞澳门之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明朝政府与1535年(嘉靖十四年)将广州市舶司迁移到澳门，才是澳门开埠的起源，自此，澳门10多年后成为广州的外港。在当时，即使有点茶叶从广州(中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集散地)流向外港(澳门某地)也不能改变广州茶叶远销欧洲最早纪律，印证以后的史实，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广州是我国最早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这已是古今中外茶史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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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形成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达到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达到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最早的茶叶产自中国
唐代中叶，中国的茶籽被带到日本种植，茶树开始向世界传播。毫不夸张地说，各国有关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直接或间接都与我国的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西方各国语言中茶的读音，也或多或少有着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
茶树是起源于中国吗？人类最早饮茶的历史也是起源于中国吗？这些追根溯源的问题一直是热爱饮茶人士心中不解的谜。2004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出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茶树根，茶树起源之谜也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世界上最早的茶产自中国
35年前的夏天，浙江余姚的农民在建造排涝站时发现了一些深埋地下的木桩，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木桩的背后却隐藏着震撼中外的7000年原始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址。
30多年后，在距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仅有7公里的田螺山，考古专家再次发现了同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一处原始聚落，距今约有6500多年的历史。虽属同一文化类型，但发掘出土的多层次的成片干栏式建筑柱坑遗迹以及有序的村落设施布局形态，为深入研究河姆渡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田螺山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较为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
我不知道这些在院落中留下的植物根是属于什么种类，但凭着考古的直觉，我觉得它们很重要，就仔细拍了下来。回想起4年前来自历史、生物、植物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发掘田螺山遗址时的场景，考古专家孙国平仍然记忆犹新，原来这些树根的确不简单，它们是茶树根，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茶树根。
在诸多与河姆渡遗址几乎一模一样的骨角牙、陶、石、玉、木类等器物中，茶树根的发现无疑又将人类文明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今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国绿茶探源暨余姚瀑布仙茗研讨会在浙江余姚举行。来自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博物馆、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及茶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一致认为，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有出土樟科植物遗存，经上世纪90年代专家学者研究考证，樟科植物叶片为最早原始茶的主要成分，是原始茶遗存，而近年来发现的茶树根为人类最早种植的茶树物种。
樟木古代称檀，上古书《桐君录》中记载：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而且根据当时河姆渡气候考证为温暖期古气候特征，暖热潮湿，河姆渡先人寿命较短，疾病较多，喝茶不仅能解渴，也具有某些药用价值，以利身体健康。从求生的本性出发，饮茶解渴尤为显得重要。与樟科植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与后来的茶壶很接近的罐形盉和圜底单把盉。罐形盉，器身呈罐形，腹上部有一侧有一管流嘴，流嘴后两侧各有一环耳供系绳，其高、口径、腹径及形状与以往农村使用的土罐茶壶几乎一样。
余姚茶文化历史悠久
余姚与茶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在余姚的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深山一老茶农家，有一只奇特的杯子，不放一叶茶叶，只要把滚烫的水往杯子里一冲，喝起来便有甘醇的茶香，客人忙问这是什么空杯，老茶农笑答是大茶（茗）树根雕凿的。
何谓大茗？又是否真有这种甘甜可口，一喝便让人陶醉的奇特植物？余姚市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陆羽在《茶经》中，引录了《神异记》关于余姚瀑布山有大茶树的记述（译文）：余姚人虞洪到了瀑布山，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这个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常想请你送给我品尝，这山里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以后你有多余的茶水，请给我一些品尝。虞洪就用茶来祭祀，后来经常叫家人进山，果然采到了大茶。
陆羽记载名茶产地的《茶经八之出》中，还有余姚产大茗的记载：越州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但由于没有其他史籍记载，余姚产大茗一事一直未能得到证实。
2008年7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的几位会员上梁弄镇道士山考察，发现了两棵高度超过三米的古茶树，长在坡度超过60度的近山顶处。由于受年初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古茶树虽然已倒地，但是依然鲜活，这两棵古茶树根部直径大于13厘米，主干高度达3.55米，比通常灌木类茶树高好几倍，而在古茶树左侧十余米处还有一个古茶树树根遗存，断口处抽出了新芽。据河姆渡博物馆馆长熊巨龙介绍，茶树长这么大，树龄至少在200年以上。
道士山大茗的重要发现，充分证实了《茶经》中瀑布岭有仙茗，大者殊异的记载的真实性。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今，在余姚，无论是产茶区还是不产茶区，家家户户几乎都备有绿茶确是不争的事实。家里来了客人，泡一杯茶是最基本的礼仪，而自家闲时也养神品茶，独特其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制作工序也更为讲究，分为杀青、轻揉、二青理条、炒干四道工序。这四道工序原本是梁弄白水冲村保留的民间传统的制茶工艺。前不久，余姚的瀑布茶制作技艺还被列入宁波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中国最早的茶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调查研究材料，都证明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树原产于中国，原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地方发现有野生茶树，于是，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从此，在国际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国外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论点主要四个。即中国说、印度说、无名高地说和二源说。
历史告诉我们，当印度人还不知种茶和饮茶，更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的时候，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却已有数千年历史了。只是到了1780年，英国人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茶学工作者又从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出发，结合茶树的自然分布与演化，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
1.从茶树的自然分布看，茶树所属的山茶科山茶属植物起源于上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它的分布在劳亚古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劳亚古大陆的南缘，在地质上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发生前，这里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是当地热带植物区系的大温床。全世界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计380余种,而在中国就有15属，260余种，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已发现的山茶属约有100多种，在云贵高原就有60多种，其中茶树种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高度集中，表明我国的西南地区就是山茶科植物，也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中心，当属茶的发源地。
2.从地质变迁看，西南地区有川滇河谷和云贵高原，近100万年以来，由于河谷的不断下切和高原的不断上升，绝对高差达50006500米，从而使西南地区既有起伏的群山，又有纵横交错的河谷，地形变化多端，以致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这样，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树，逐渐分置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之中。从而使最初的茶树原种逐渐向两极延伸、分化，最终出现了茶树的种内变异，发展成了热带型和亚热带型的大叶种和中叶种茶树，以及温带型的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
同时，自第四纪以来，云南、四川南部和贵州一带，由于受到冰河期灾害较轻，因而保存下来的野生大茶树也最多。并且既有在右种、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又有乔木型、小乔木型和灌木型茶树。植物学家认为: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这种植物起源的中心地。中国西南三省，是茶树变异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是茶树起源的中心地了。
3.从茶树的进化类型看，凡是原始型茶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属茶树的原产地所在。茶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和观察分析表明，我国的西南三省及其毗邻地区的野生大茶树，具有原始型茶树的形态特征和生化特性。这也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中国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的对外传播
各国从我国传去茶叶生产技术，都是近二百年来才开始发展的，日本传去的制茶方法虽然比较早些，制茶的发展历史也不过三百年。把世界各国从我国引进茶叶生产技术的历史加以回顾，我国是“茶的祖国”之称呼就不难理解了。
1．传入日本
唐朝（公元806年），日本留学僧空海弘法来我国留学，就把我国的茶籽和饼茶带回。至公元815年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栽茶并学习制茶。1191年荣西又来我国留学，又传去釜炒茶（炒青）制法。
1661年日本高僧隐元用我国的烘焙法制造隐元茶。1783年长谷宗一郎用我国的炒法制绿茶。1835年宇山本用复下茶园所生长的鲜叶制造“玉露茶”，也是仿效我国唐代的蒸青制法的。
1875年又由我国传入红茶制法于九州、四国，1888年首次试制乌龙茶，当时绿茶的销路困难，衰落惨败，乃派人到我国调查研究红茶和乌龙茶的制法，回去后设立乌龙茶传习所。1898年开始制造红、绿砖茶。
1926年仿效我国珠茶的制法，制出的绿茶在静冈市场称Gurie，后来定名为“玉绿茶”。
2．传入印度尼西亚
1827年由爪哇华侨第一次试制样茶成功，遂派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师杰克逊来我国学习研究，先后共6次（1828—1833年）。1829年杰克逊第二次来我国回去后，曾制成绿茶、小种药茶和白毫的样品。
1832年杰克逊第五次来我国，从广州带回制茶工人12名，并各种制茶器具，传授制茶技术，至1833年爪哇茶才第一次在市场出现。
1858年学习我国方式在巴达维亚设立制茶厂，收集附近各茶园的鲜叶代为加工。1878年改用机械制茶，提高品质。1894年由我国茶工制成第一批苏门答腊茶。
3．传入印度
印度的制茶历史比印度尼西亚稍迟些。在1834年成立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才派遣委员会秘书哥登到我国购买茶籽和茶苗并访求栽茶和制茶的专家，请雅州茶业技师为指导，传习制茶方法，带回许多茶籽栽植于大吉岭。
1836年哥登带去的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士的厂中，按照我国制法试制茶样成功。
4．传入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最早的茶叶是罗斯却特茶园聘请我国茶工制成的。1854年成立种植者协会，发展茶叶生产。正式试制始于1866年，泰罗（Gmas Taylor）学习我国制法，开始试制样茶。其鲜叶采自中国武夷种，得到好评。1873年后才仿效印度用机械制茶。
5．传入俄罗斯
1833年俄罗斯向我国购买茶籽、茶苗，栽植于尼基特植物园内。1848年把尼基特植物园内茶树移栽苏呼米和索格几德的植物园及奥索尔格司克的驯化苗圃内。后又从驯化苗圃移植一部分于奥索尔格司克县布列什乌尔山村的米哈依、埃里司塔夫植物园，并采摘鲜叶依照我国制法制成茶叶。
1884年索洛左夫从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外高加索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所制出的茶叶品质良好。这时候在苏呼米也有两所规模不大的茶场采制茶叶。
1889年以吉霍米罗夫为首的考查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研究茶叶的产制。回来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方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115公顷。在沙里巴乌尔设立一所小型茶厂。
1893年波波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回去时，买了几百普特（1普特=16.44克）茶种和几万株茶苗，并聘了10名茶业工人到高加索。在巴统附近郊区种植80公顷茶树，并且完全按照我国形式建设一座小型的茶厂，依照我国的制茶法生产茶叶，从此俄国有了茶业。
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
《茶经》中陆羽列举了我国古代识茶的人物，如神农、周公旦和晏婴等，表明了我国是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国家，他引《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他引《尔雅》说：jiǎ，苦茶；他引《晏子春秋》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灸三戈、五卵、茗菜而已。由此可见，我国先秦茶事已始。但是，有的学者认为陆羽引用着作，都成书于汉代，况且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中下游，我国西北古代气候虽较温润，但历来不产茶，那么神农氏怎能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他们认为我国的茶事较迟，以致外国人趁机制遣中国茶叶来自印度的说法，后来事实证明印度古代无茶。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河姆渡人最早饮用TEA，最早的茶产自中国
唐代中叶，中国的茶籽被带到日本种植，茶树开始向世界传播。毫不夸张地说，各国有关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直接或间接都与我国的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西方各国语言中“茶”的读音，也或多或少有着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
茶树是起源于中国吗？人类最早饮茶的历史也是起源于中国吗？这些追根溯源的问题一直是热爱饮茶人士心中不解的谜。2004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出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茶树根，茶树起源之谜也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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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的夏天，浙江余姚的农民在建造排涝站时发现了一些深埋地下的木桩，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木桩的背后却隐藏着震撼中外的7000年原始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址。
30多年后，在距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仅有7公里的田螺山，考古专家再次发现了同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一处原始聚落，距今约有6500多年的历史。虽属同一文化类型，但发掘出土的多层次的成片干栏式建筑柱坑遗迹以及有序的村落设施布局形态，为深入研究河姆渡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田螺山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较为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
“我不知道这些在院落中留下的植物根是属于什么种类，但凭着考古的直觉，我觉得它们很重要，就仔细拍了下来。”回想起4年前来自历史、生物、植物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发掘田螺山遗址时的场景，考古专家孙国平仍然记忆犹新，“原来这些树根的确不简单，它们是茶树根，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茶树根。”
在诸多与河姆渡遗址几乎一模一样的骨角牙、陶、石、玉、木类等器物中，茶树根的发现无疑又将人类文明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今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国绿茶探源暨余姚瀑布仙茗研讨会在浙江余姚举行。来自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博物馆、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及茶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一致认为，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有出土樟科植物遗存，经上世纪90年代专家学者研究考证，樟科植物叶片为最早原始茶的主要成分，是原始茶遗存，而近年来发现的茶树根为人类最早种植的茶树物种。
樟木古代称“檀”，上古书《桐君录》中记载：“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而且根据当时河姆渡气候考证为温暖期古气候特征，暖热潮湿，河姆渡先人寿命较短，疾病较多，喝茶不仅能解渴，也具有某些药用价值，以利身体健康。从求生的本性出发，饮茶解渴尤为显得重要。与樟科植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与后来的茶壶很接近的“罐形盉”和“圜底单把盉”。“罐形盉”，器身呈罐形，腹上部有一侧有一管流嘴，流嘴后两侧各有一环耳供系绳，其高、口径、腹径及形状与以往农村使用的土罐茶壶几乎一样。
余姚茶文化历史悠久
余姚与茶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在余姚的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深山一老茶农家，有一只奇特的杯子，不放一叶茶叶，只要把滚烫的水往杯子里一冲，喝起来便有甘醇的茶香，客人忙问这是什么空杯，老茶农笑答是大茶（茗）树根雕凿的。
何谓“大茗”？又是否真有这种甘甜可口，一喝便让人陶醉的奇特植物？余姚市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陆羽在《茶经》中，引录了《神异记》关于余姚瀑布山有大茶树的记述（译文）：“余姚人虞洪到了瀑布山，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这个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常想请你送给我品尝，这山里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以后你有多余的茶水，请给我一些品尝。’虞洪就用茶来祭祀，后来经常叫家人进山，果然采到了大茶。”
陆羽记载名茶产地的《茶经·八之出》中，还有余姚产大茗的记载：“越州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但由于没有其他史籍记载，余姚产大茗一事一直未能得到证实。
2008年7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的几位会员上梁弄镇道士山考察，发现了两棵高度超过三米的古茶树，长在坡度超过60度的近山顶处。由于受年初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古茶树虽然已倒地，但是依然鲜活，这两棵古茶树根部直径大于13厘米，主干高度达3.55米，比通常灌木类茶树高好几倍，而在古茶树左侧十余米处还有一个古茶树树根遗存，断口处抽出了新芽。据河姆渡博物馆馆长熊巨龙介绍，茶树长这么大，树龄至少在200年以上。
道士山大茗的重要发现，充分证实了《茶经》中瀑布岭有“仙茗，大者殊异”的记载的真实性。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今，在余姚，无论是产茶区还是不产茶区，家家户户几乎都备有绿茶确是不争的事实。家里来了客人，泡一杯茶是最基本的礼仪，而自家闲时也养神品茶，独特其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制作工序也更为讲究，分为杀青、轻揉、二青理条、炒干四道工序。这四道工序原本是梁弄白水冲村保留的民间传统的制茶工艺。前不久，余姚的瀑布茶制作技艺还被列入宁波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上海的茶叶贸易历史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