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和六朝茶叶文化

发布时间 : 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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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着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期,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2℃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①。

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②等记载。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据报导,在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浔钆胼保笤莆涠悸蜉保⒁郧拔?菜,后为茗。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浔睢绷晌洹1收卟煌庹庵挚捶ǎ?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

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①

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26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

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着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

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毕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着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56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12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着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

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因为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望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标志了。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m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m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仗m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①《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抵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

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①。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认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

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如果不是《宜兴县志》编纂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

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

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①。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

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浔钆氩琛保蛔鞑枳骺嗖私猓竺娴木叩比灰?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

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①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也已颇为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因为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当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①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虽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仭5改旰螅跛嗑筒皇溶?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②。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①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虽然经文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去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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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秦汉和六朝茶业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同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往有的文章中说过,“假如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假如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同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假如从文化回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

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先容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进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以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往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热和期,均匀气温较现在要高2℃这点,以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地把《尔雅》~--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神仙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①。

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神仙”,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②等记载。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实,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由于“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交界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实。据报导,在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进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外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未几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实。王褒在具体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同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浔钆胼保笤莆涠悸蜉保⒁郧拔?菜,后为茗。”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实在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浔睢绷晌洹1收卟煌庹庵挚捶ǎ?以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固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

假如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①

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260年)以后的事情。由于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由于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隧道道的下江人。

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经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同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往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先容,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

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以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究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56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12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净。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正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进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

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王侯将相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假如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看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由于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看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标志了。另《晋复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m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m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往,纳仗m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①《晋复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由于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题目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占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

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以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①。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以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

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假如不是《宜兴县志》编辑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实,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

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固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由于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进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

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生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生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生产茶叶的数目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固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进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平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由于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实在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即是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①。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进步。

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浔钆氩琛保蛔鞑枳骺嗖私猓竺娴木叩比灰?非指茶具;后一句固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往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

“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①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也已颇为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割据的局面。由于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奠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立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固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①这里再次证实,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平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节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固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仭5改旰螅跛嗑筒皇溶?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②。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舆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往,还尔丹阳。”①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固然***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往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往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六朝时的饮茶文化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南方先后有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6个汉族政权在南京(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建都,史家称为“六朝”。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加工、饮用茶的国家,茶文化源远流长。文献记载,在西汉时,我国已开始饮茶了。东汉时期,饮茶已传到长江下游。而至六朝,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茶之“解酒消食、除烦去腻、助兴爽神”等功用的普遍认知,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江南饮茶之风广为盛行。六朝时期,士大夫崇尚清谈,茶是当时统治阶级宴席和聚会时“倍清谈”、“助诗兴”的必备饮料。《三国志·吴书》记载吴郡韦曜饮酒不过二升,为不失礼仪,吴主孙皓有时“密赐茶以当酒”。这就是成语“以茶当酒”的来历。饮茶在南方虽是常事,但对东晋早年初渡江南的北方士族来说则未必精于此道。来自琅琊的丞相王导,虽位极人臣,但由于先前在北方饮茶机会并不很多,因此在一次宴席上既分不出茶的优劣,亦不知应该热饮或冷饮,闹了不少的笑话。在新的环境影响下,侨居江南的北方士族也很快迷恋饮茶了。

《世说新语》载东晋司徒长史晋阳人王不仅自己好茶,而且每有客人造访总强令别人饮茶,以致客人每欲往访都会心惊胆战,“必云今日有水厄”。嗜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六朝时期,人们已能辨别茶的优劣,把茶分为“茶”、“”、“茗”诸品。饮茶时还流行用茶点佐茶。史载东晋大司马桓温性俭而好茶,每次酬宾的宴会,只有几盘佐茶的茶果。当时的茶点,可能是一种经过加工的蜜饯。嗜茶之士生前好饮,死后则以茶随葬。据《南齐书》载,齐武帝萧赜临终遗令的祭品中就有“茶饮”一项。所谓“茶饮”就是茶食,当然包括茶具和放置茶点的器皿在内。茶对当时人生活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饮茶的风行必然会推动茶具的大量生产和不断改善。南京是六朝古都,解放后发掘出数以千计的六朝墓葬。其中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鸡首壶,多为青釉,只有极少数黑釉,比较珍贵。鸡首壶壶嘴均塑作鸡首状,并与腹部相通,在鸡首相对的另一侧有把手自肩部连于盘口,造型颇为生动。从器形演变看,鸡首壶是从东吴、西晋时期一种特型罐发展而来。这种特型罐在肩部塑有鸡首或虎首等,但在对称的另一侧仅贴塑短尾,称为鸡头罐或虎头罐。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这种特型罐、鸡首壶就是作为储注茶汁的茶具而随葬墓中的,与盘口壶、耳杯作为酒具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信息爱茶经网提供:从东吴矮胖的虎头罐到东晋、南朝端庄挺拔的鸡首壶,从肩部贴塑短尾到肩口之间设置更加方便使用的把手,茶具演变的历程折射出六朝饮茶风尚的审美观和成熟化。透过那出土的件件精美茶具,我们仿佛看到了1500多年前那一场场飘逸着儒雅风流的茶宴,闻到那席间弥漫的清醇甘美的茶香了。

汉魏六朝——中华茶文化的酝酿


茶是因作为饮料而驰名的,茶文化实质上是饮茶文化,是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茶文化的产生是在茶被用作饮用之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1)茶与宗教结缘

汉魏六朝朝时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2)茶文学初兴

晋宋时期的《搜神记》、《神异记》、《搜神后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便有一些关于茶的故事。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南北朝时鲍令晖撰有《香茗赋》,惜散佚不存。

(3)茶艺萌芽

茶艺即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是饮茶生活艺术化,它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程式和技艺。

杜育的《荈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有择水:“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的瓷器;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酌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匏瓢酌分茶汤。

两晋南北朝,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中华茶艺亦于西晋时萌芽。这一切说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六朝以前的茶事


茶树在中国南方有“嘉木”之称,所以,茶业最初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发生和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广大的南方,至汉朝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六朝(史学界指中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说法,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

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中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

《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白菟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六朝以前的茶史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暖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重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

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

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四周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假如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四周,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之前)载,荆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

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和重要中心。

茶事起源“六朝以前的茶事”


茶树在中国南方有“嘉木”之称,所以,茶业最初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发生和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广大的南方,至汉朝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六朝(史学界指中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说法,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

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中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

《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白菟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汉魏六朝时期的饮茶方式介绍


汉魏六朝时期的饮茶方式,是将茶煮成羹汤而饮。煮茶,或加冷水,或加热水,煮至沸腾,乃至百沸。

从两汉到三国,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物,饮茶仅限于王公朝士。晋以后,饮茶进人中下层社会。

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此时期,上自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中及文人士大夫、宗教徒,可谓社会各个阶层普遍饮茶。饮茶成一时风尚。

文人士大夫饮茶风气很盛。张载、左思、杜育、陆纳、谢安、桓温、刘琨、王濛、褚裒、王肃、刘镐等文人士大夫均喜饮茶。茶,作为风流雅尚而被士人广泛接受。

晋惠帝蒙难初返洛阳时,侍从以“瓦盂盛茶”供惠帝饮用,可知惠帝日常生活中应当饮茶。南朝宋人山谦之《吴兴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莽。”在温山建御茶园,茶叶专供皇室。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提神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道家清静淡泊、自然无为的思想,与茶的清和淡静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中国的饮茶始于古巴蜀,而巴蜀也是道教的诞生地。道教徒很早就接触到茶,并在实践中视茶为成道的“仙药”。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在茶从食用、药用向饮用的转变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道教徒崇尚饮茶,其对饮茶功效的宣扬,提高了茶的地位.促进了饮茶的广泛传播和饮茶习俗的形成。

   同期的佛教徒也以茶资修行,以茶待客,同时,平民阶层的饮茶也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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