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家口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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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悉张家口日报社发起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俄贸易研究资深专家米镇波先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欣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张家口和张库大道
记者：张家口在茶叶之路上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米镇波：从福建到恰克图的茶叶之路上，张家口是北方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清代这条商路至张家口约有一万里地之遥。
记者：历史上的张库大道延伸到了哪里？
米镇波：19世纪中期，出福建运茶叶到张家口有不止一条路线。大量的货物运到张家口之后，雇佣驼队继续北上走军台三十站转北行十四站，到库伦，距京约有四千余里；由库伦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图，约有八百余里。这里所指就是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有多长说法不一，最低也有4500里吧。这条大道开始修建是为了加强和蒙古的联系，雍正五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辟恰克图为商务口岸，其实这件事在康熙末年就定下来了。于是张库大道便由于商务的需要而再向北延伸到恰克图。
记者：在清代通往西北地区的三条商路中，张库大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米镇波：一百多年以来，经过绵延不断的贸易，张库大道和张家口相辅相携共同发展起来。清代西北地区商人在政府所设蒙古台站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三条通往西北的商路，即多伦诺尔、归化和张家口三个方向。拂去历史的风尘，我们看到只有张家口方向上的这条路最为稳定，这为张家口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刚刚签订恰克图商界驻天津办事处负责人伊索尔宾写过一个商务报告，叙述了茶叶从汉口到上海，转天津，赴通州，上张家口，出张家口往恰克图的路况和运费。他写到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转运，用骆驼或四轮牛车。这说明张库大道的路况还是好的，当然还有气候的问题。
记者：在清代中俄贸易中，张家口的地位是否更加凸显些？
米镇波：俄国曾经在三个方向上打开和中国的边境贸易之门，其中最成功的是恰可图。同治年间，在我国新疆发生阿古柏叛乱之后，俄国就更加注重和倚重恰克图贸易。他们的方针是要把定点贸易变为贩运贸易，于是有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清政府允准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去采购茶叶，并且把它们运回恰克图。这样张家口的地位便愈显重要和突出。
根据档案，同治三年2月到8月仅仅半年之内，经过张家口往恰克图转运的俄国茶商有二十人次，运砖茶2764箱，计184200斤；白毫茶1740箱，计133083斤。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促进了恰克图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中俄贸易被冷落，这一切对张家口的发展是有利的。
记者：张库大道是怎样的一条商道？
米镇波：这条商路养活了大量的参与运送货物的下层民众。
张库大道上曾经有的鲜活的场景都随着历史而远去了，当我们回想起那些以负贩为生的劳苦大众时，不难体会到当他们拿到脚钱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的快慰。张库大道是普通民众的糊口之路。
文化研究与开发
记者：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相比，对张库大道的研究是否还很薄弱？
米镇波：是的。从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之路，为此他们曾经拒绝了英国想经过西伯利亚往东探求中国之路的请求。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比起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早了一百多年。
香港树人大学校长钟期荣教授曾经给我写信说，感谢我们中国的学者突破了美国人费正清的说法，清朝在北方还有一个恰克图，并不是美国人说的只有一个广东。这说明学者对清朝北方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还不够。还不能满足大众的知情欲望。
记者：在张库大道的研究上，要注意哪些方向？
米镇波：今天张家口日报社的媒体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探究这段历史，恢复它的真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研究张库大道一定要联系相关的背景，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变化。要研究俄国探求东方之路的历史，要研究俄国对西伯利亚居民的政策。要考虑到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的争夺。
在鸦片战争之前近百年，俄国一直占领着中国的北方市场，他们的主要商品是毛皮和呢子。张家口一直是毛皮的集散地，就和这个背景有关。道光初年张家口有一个有名的集市叫朝阳村就是经营皮货的，这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
记者：如何更好地挖掘张库大道的文化品牌、文化项目和文化产业？
米镇波：如果这次外出考察能够对诸如货栈、票号、养驼户及庙宇有一些新的发现，对大道上的某些历史遗迹有所发现，那么贡献是很大的。
写一个报道拍一部片子，作为先声对张库大道有一个宣传，对下一步的联合开发，主要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也许会形成中蒙俄三国联手开发旧商道，恢复历史的遗迹，吸引投资，开发自驾游，抢注著名商标，开发著名产品等，这或许不是空想。
记者：张库大道成就了张家口。向北开放，当今张家口还会有所作为吗？
米镇波：19世纪后半期张家口至恰克图贸易货运的繁荣离不开张库大道的作用，也和张家口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关。
从历史上来看，近二、三百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大力发展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其目的在于解决西伯利亚地区居民生活日用品不足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俄国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商品已经有一种依赖，开张边境贸易是这种依赖的外在表现形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巨大的商业潜力是始终存在着的，相信张家口人在这方面也会有新的作为。
期待
记者：天津也是茶叶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张家口与天津有着怎样的渊源？WwW.CY316.com
米镇波：天津口岸的开放对张家口市有影响的，这主要是表现在张家口税收额的减少；但同时天津口岸也给张家口带来了庞大的货运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张家口的发展既在西北也在东南，左右逢源。
记者：作为国内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您对这次重走张库大道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有何期待？
米镇波：将张库大道的原貌恢复，重新展现出来是很多人的愿望。据我所知，北京、石家庄、天津、呼和浩特都有媒体人或民营企业家动过这方面的脑子，也有的人付出过，但不知什么原因无疾而终。
2009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座，那里的老师曾经提出，就张库大道和恰克图贸易做一个教学片子，留在传媒大学使用，可惜也没有下文。
这次，张家口日报社决定做这件事，实现很多人的夙愿是很有魄力的。祝你们圆满成功！
人物名片
米镇波，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
他是目前国内关于中俄贸易研究的资深专家，先后两次到莫斯科短期访学，由其主编兼主撰的《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独著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及《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都是国家社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由其翻译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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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上）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下）
张库商道诞生明隆庆时偶然事件促成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再次燃起烽火。而这次登场的主角，一边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一边是北筑长城，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175公斤：《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俺答部下阿不孩复派石天爵款镇求互市，石天爵至镇（宣府镇），宣大巡抚龙大有命执之，将石磔于市。不同意互市已经没有道理，还将来请求互市的使者用酷刑杀掉，如此愚蠢的行为，自然激起双方战事的升级，蒙古族犯边掠边的事件更加频繁发生。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明代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城就达70余次之多，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期间，一些有远见的明朝官吏看到关闭互市带来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奏请开市。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上疏皇帝朱厚璁：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朱厚璁驳回上疏，斥责翁万达欺枉轻慢。第二年翁万达又上疏：俺答诸部求贡不遂，渐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上疏再次引起皇帝的不满。据史料统计，到嘉靖后期，犯边掠边的战事发生更加频繁，年年战事不断。
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廷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张库商道研究成史学界不容忽视课题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起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16世纪开始，渐渐地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在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做（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这种文化根脉是有据可溯的，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就是例证。
张家口堡成为茶马互市最大的受益地，前后兴盛近千年。张氏墓群以《备茶图》为代表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无论在人物着装服饰方面，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传达出很多信息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反映出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这种文化现象在塞外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绵到今天，形成了如今张家口堡文化的缤纷与绚烂多彩。
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100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1000人，其中，有八大皇商，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如：山西静升王氏的族谱及碑文中明确记载有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一定与张家口有关。远在元代仅一批就带当地500人的队伍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自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淹没在了商海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一个武城、商城，一个由老倌车队与驼队而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边城张家口。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茶马互市”与张垣古堡
曾是长城边防线上重要驻军城堡，后又成为张库大道上重要商业城镇的张家口堡，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区的发祥地，从2009年起，张家口市对这座已有580多年历史的古堡进行修复保护。日前，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古堡基本恢复明清风貌。
张家口堡最初是明朝的军堡，清朝开通大境门(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以后，这里逐渐由军转商，有外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42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旱码头”。经过500余年的历史沧桑变迁，这座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交融的古老城池，重现了往日的生机。
修复工程耗资8000万元据新华社、中国网、《河北日报》报道，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为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朝隆庆五年起，张家口长城外形成了在历史上被称为“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清代开通大境门后，从张家口通往蒙古、直至俄罗斯的被称为张库大道的国际商道开始形成并兴盛数百年，与大境门相距仅6里多地的张家口堡由“武城”逐渐演变成重要商业城镇。
刘振瑛说，张家口堡建筑文化表现出武文化与商文化并存，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洋文化等交融的多元化特点。现在的古堡占地约23公顷，东西长590米，南北长330米，目前有20条街巷、478处院落保持了原有格局，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重点院落有93处，包括当时的行政衙署、驻军机构、寺庙、洋行、票号、民居等。
从2009年起，古堡所在的张家口市桥西区启动了古堡保护修复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8000万元，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堡内8条街巷，及文昌阁、玉皇阁、抡才书院、康熙茶楼等11个重要景点进行了整治和修复。
据介绍，接下来张家口市桥西区将逐步对堡内93个重点院落进行全面恢复，并深入挖掘古堡以洋行、票号为主的金融史，恢复堡内各类金融机构建筑，将古堡打造成为以明清建筑、中外金融等为主题的博物馆。
张家口市因古堡而得名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这座与张家口市同名的军堡，与其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所谓张家口堡，人们大多会猜测这里最初可能是张姓家族统治下的军事要塞，这种猜测不无根据。作为张家口的发源地，张家口堡正是万全右卫指挥使张文主持建立的军堡。
当时修建的时候只有东门永镇门和南门承恩门。现在进出堡子共有四个通道，西边的出口是后人在城墙上扒开的一个豁口，所以得名西豁子；北门是张家口堡建成100年后由万全指挥使张珍开筑的，因为明中后期茶马互市的开通，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安定的社会局面，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扩大，张家口堡与长城一线的来往增多，政府决定开筑北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珍改筑城堡，在北城开一小门。
既然是屯兵重地，张家口堡的构造十分坚固，城堡四角各有一戍楼，东南门楼和西城墙上有?望和御敌功能的重檐阁楼，堡内有协镖署、中营署、守备署，常年驻扎着为数不少的军队，因此有“武城”之称。建堡之初，堡内的大多建筑为官衙、官邸、豪商私宅，民居、街市在明朝后期才陆续建成。
张家口堡曾先后隶属于万全县以及宣化府，直到清雍正二年才正式设立了行政建制，与当时的多伦诺尔、独石口并称“口北三厅”，可见其当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
明万历四十一年，明政府在长城上开小境门，长城内建来远堡。明末清初，因张库大道的发展，才促使张家口堡和来远堡连成一片。清光绪三十一年，因张库大道运输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一些地产商人在火车站周围圈地盖房，这才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张家口市桥东区。
“张家口”一名的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为永乐十八年，文曰：“是年，张家口建巡抚台”。而张家口名称的由来，现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明代为巩固边地，从山西、山东、北京等地迁民于翠屏口。由于移民中有大量的张姓，渐渐地人们便把“翠屏口”改叫为“张家口”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城堡北面的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加之军堡由指挥张文所筑，故名之曰“张家口”。
“茶马互市”让古堡“军转商”明朝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被辟为蒙汉“茶马互市”之所，主要贸易地点是大境门外的西沟，即“张库古商道”的起始点。张库古道发源于汉唐时代，兴盛于明清，从大境门起始，经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达俄国的圣彼得堡，绵延2700多公里，素有北方“丝绸之路”之称。
“茶马互市”开辟后，每年春天和秋天，张家口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都会开放一个月进行贸易活动。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里成为最主要的马市。16世纪的记载表明，在大同和山西的市场都只有一个蒙古部落参加，而张家口市场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蒙古部落以及两个较小的蒙古部落参加。1578年的时候，大约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关口进入中原，同时大量的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制容器以相反方向流入大草原。40年之后，张家口堡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贸易中心。
繁荣的经济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明末清初，大批豪商巨贾倾巨资在张家口堡内进行旧城改造，精美的豪宅相继出现。几乎是同时，“武城”东边的武城街街市也已基本形成。至此，堡子里完成了武城向商业城镇的过渡。
票号林立是有名的“旱码头”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形成了各地商贾在大境门外贸易到张家口堡置业的格局，张家口堡从单纯的“武城”转向兼有商贸功能的中外驰名的边境贸易城市。
清朝中后期，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大力发展，张家口堡又成为票号、钱庄的集市。有史可查的金融机构旧址有十五六处，甚至还留下了锦泉兴巷这条票号街。随后，张家口堡因其安定雅静的环境，又成为洋行在张家口设置办公机构的首选之地，大批洋人陆续进入张家口。现在张家口堡还有七八处欧式、东洋式建筑遗存。
清末，张家口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从此更加发达兴盛。据《张库通商》记载，此时张家口堡成为中外商贾聚集之地，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这里商号、票号、钱庄的投资人与经营者大多是晋商。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乔氏家族，在堡子里二道巷开办了宏茂票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家口堡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据《张库通商》记载，当时曾有英、美、日、法、俄、荷兰等国商人开办的商行44家，国内商贾开办的钱庄、票号达42家。当时各种贸易商号达1600多家，年贸易额达白银1.5亿两，被誉为“华北第二商埠”和“旱码头”。
相传康熙在古堡内喝过茶在紧邻东门大街东口的路南，一座二层楼阁的屋顶长满了蒿草，青瓦间长满了青苔。但那气势如虹的飞檐和图案精美的窗棂，仍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据刘振瑛介绍，那里便是清中后期有名的大玉川茶庄。当时，张库大道从张家口堡直通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中原大批的茶、丝绸、食盐、瓷器等物资，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蒙古大草原的，而蒙古的皮、毛、蘑菇等也通过这里销往中原各地。
如今大玉川茶楼已经修复并叫为“康熙茶楼”。这个“康熙茶楼”还有一段富有传奇的民间故事。
康熙三十六年(1693年)，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噶尔丹。正月底，康熙抵达张家口，住进设在大境门城下来远堡中的行帐。二月初七这天，康熙主仆二人从“永镇门”(东门)进入堡子里东门大街转悠着，感觉口渴，便找了一座茶楼。
康熙二人细看茶楼内桌椅布局非常奇特。周遭摆放着十几张八仙桌，每桌四把椅子。而中间一张八仙桌却孤零零地摆在茶楼中央。片刻，一位老者将茶送上。康熙问道：“这屋中的桌椅为何这般摆布？”老者微笑着答应：“今天是二月初七，恰逢我这茶馆聚会赏冰的日子。”康熙听着来了兴趣，请老者坐下，道：“何为赏冰？”老者清了清喉咙道：“小老儿舍下有一稀罕对象，它能预测事务，算来距今已三十余年，年年以此图测定天气，无一不准。此外还有一绝，每年十月初七冰坨的景致似乎与朝政有关，只是冰图深奥费解。
这时，客人到齐。老者从后院将盖了红绸的瓦盆放在茶馆中央的八仙桌上，轻轻揭去红绸。
但见那冰坨之上，竟是一片汪洋。树木、房舍半淹水中，犬羊人马俱在水中挣扎，看来是洪涝水患之年。
康熙二人告别老者，骑马回营。康熙命人多多备置油布、毛毡之类的防水用具以及生姜、红糖等防潮祛寒药物。后来的草原征战，果真洪涝成灾。提及此事，众官兵无不叹服圣上英明。
此后，康熙帝总爱到张家口微服私访，私访的时间又大都在冬春季节，其目的很可能就是要从这冰坨的图画中寻找治国之策，安民之本。现今，人们流连盼顾于繁华的街市，想必也忘记了清朝康熙曾经品过香茗、观赏过“宝贝”的大玉川茶楼了。
从宣化辽墓壁画《备茶图》挖掘张家口堡的历史
明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并向北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及欧亚大陆的商道，形成了以经营茶叶为特征的国际贸易通道，俗称草原茶叶之路或张库商道。这条商道形成很早，但由于张家口地处长城脚下，自古就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汇的地带，古代民族迁徙和政权变更十分频繁，加上连绵的战争造成史料极其匮乏，对这条商道的了解局限于明代之后。然而，一次考古发现把张库商道的历史提前了400多年，并为张库商道最晚起源于辽代获得了历史的佐证，也因此成为学术科研课题(河北省社会基金项目：HB12YS045)。
1993年，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其墓主人名叫张匡正。在幽深的前墓室，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身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小童则身着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双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跳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盛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入其境。
这幅壁画立刻引起广大国内外学者关注，因为辽代的饮茶习俗不仅在这幅壁画中得到了完整保存，而且表现之详细实属罕见，它填补了古代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另外，在下八里辽金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则最具代表性。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中华茶文化历史资料宝库中令人关注的部分。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会集中地出现在远离茶叶产地的宣化辽代墓群呢?却很少出现在茶叶产地的南方和中原地区?缘由需要从当时生活在此地域的契丹族(辽)与宋朝的茶叶贸易谈起。
根据《资治通鉴》与《辽史》记载，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往来。吴越不仅是茶叶的主要产地还笃信佛教，它和契丹族具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因为契丹族同样信奉佛教而又需要茶叶，所以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从语言演变中也能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巨大的交易数量，在文化方面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人很早以前曾经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则称作(Kitai)，这些观点已经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通辽、锡林格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绘有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代天文图。这些发现，均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往来，契丹人正是传播茶叶到欧亚和中东的使者。
吴越(公元978年)归入宋朝后，契丹人大多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到了宋辽时期，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后两族交善，中原和契丹结束了多年的战争纷争局面，开始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中茶就占有很大比重。至此，茶贸、茶贡促使茶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又废茶榷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自由买卖了。澶渊之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得到极大发展。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均在宋景德年间之后，它无疑佐证了澶渊之盟后社会稳定与繁荣的贸易史实。
历经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之后，南北的茶叶贸易之路再次被隔阻，继而磨难重重、烽烟四起。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角，长城外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长城内是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后经明朝的种种政策：以茶驭蕃、以茶治边，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等不平等交换事件等，促使双方战事不断、矛盾不断升级，扰边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设立茶马互市，北方茶叶贸易之路历经战乱的践踏终于重新开启。
追溯这条贸易之路的源头，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无疑是最好例证。张氏墓群以《备茶图》壁画形式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历史信息，无论在着装服饰，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用实物例证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和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塞外这片土地上所特有的，它从古至今一直延绵不绝，它不仅造就了张家口堡，也奠定了今天张家口文化的多元与璀璨。
据记载，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曾有晋商开办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其中，有以八大皇商为首的大户商铺，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山西静升王氏族谱及碑文中，可以看到清道光年间王氏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也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与张家口密不可分。而远在元代，王家仅一次就带五百山西人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张家口旧称)从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湮没在了商海之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的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张家口从守边的武城演变成商城，靠的是行走在茫茫草原戈壁的老倌车与驼队，靠的是用双脚横穿欧亚大陆的民族精神。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草原茶叶之路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古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她是传播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使者。(作者为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张家口堡"茶马互市"见证张库商道兴衰
张库商道是张家口通往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之路，全长1400多公里，作为贸易往来之路在汉唐时就已开通，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频繁，至明朝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民国后渐渐衰落，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如今，张库商道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12YS045）。
张家口堡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在这片众多有据可考的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茶楼——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张家口誉满海内外的四大茶庄之一。范永斗的世祖、太仆寺郞范毓髌为二品官，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井的名门望族。其时，范氏家族在福建武夷山拥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五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财权均非同一般。
从乾隆年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又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再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在众多贸易项目中，茶叶是支柱项目，常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奠定了山西常家的家业与声名。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南方同契丹族的贸易关系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
据考古史料证实，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榷茶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惜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让两族交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因蒙汉相争再次燃起烽火。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350斤：《明太祖实录》载，到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从嘉靖元年到隆庆五年的43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诚就达70余次之多。
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最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十六世纪开始，渐渐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作（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
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
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张库商道的兴衰史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无疑，这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
茶叶之路上的河南社旗赊店古镇
一座小小的河南古镇，却拥有九座城门；随处走走，便可发现原本应藏于皇宫内院的装饰……社旗县政府所在地赊店镇，这个东汉刘秀曾赊酒，并借店旗起义的地方，清朝时便已发展成商业重镇之一。虽然这里早已归于平静，但曾经的辉煌积淀下来的文化底蕴，也早已渗透在小镇如今悠闲的慢生活中。步入其间，似饮一杯醇香老酒。
赊出来的历史，却孕育茶香古道、古树、古碑、古庙、古井……到处都烙有祖先留下的印记，这也让河南南阳的社旗县城给人的第一印象原生态十足。恬静悠然的生活稀释着现代的压力，古朴巍峨的建筑夹杂着历史的沧桑。
赊店，这个社旗县城悠久而特殊的历史，让这份古朴沉淀得尤为凝重。初来乍到的人难免疑惑，一座小小的镇子，怎么会有九座城门？原来相传，在东汉建立之前，刘秀在这里赊账并借店家印有“刘记”字样的店旗起义。刘秀称帝后，想起了社旗，于是便将当时他赊账的兴隆店改名为赊旗店，简称赊店。赊旗？社旗？随着历史的变迁，或许社旗县的名字便被字变音不变的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汉朝，赊店就已发展成中原有名的大镇，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经济更是达到鼎盛。清咸丰年间，这里不仅修建了城墙，还模仿皇城的规制设立了九座城门。城池环城十六里、高三丈六，马道、烽火台等一应俱全。
“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运河南再销关外。”这段《茶叶杂咏》中的记载，道出了赊店真正的历史渊源。当时，山西商人把福建、浙江等地的茶叶集中到江西，而通过水路北上运到内蒙古直至俄罗斯。赊店正是当时晋商“茶叶之路”上最著名的水路码头所在地，于是汇集了各路商人富豪，小镇逐渐发展成“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著名商埠。商人们来来往往，热闹得不得了。据说数公里外就能听见这里的喧闹。
如今，赊店曾经的辉煌早已沉淀在历史长河中。赊店的每一根梁，每一块砖，几乎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当地人的生活起居基本都沿着巷面展开。青石板铺就的小桥、道路上，人们悠然走过；院门口，大妈踏着缝纫机，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歌；老大爷悠闲地看报纸或下棋，小孩子凑在一起做作业，或叽叽喳喳地嬉笑玩耍……时光仿佛倒流回上世纪80年代。
天下第一会馆，比肩皇家戏楼
繁华的商业自然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号称“天下第一会馆”的山陕会馆和“华中第一镖局”至今看上去仍华丽气派。山陕会馆造型非常奇特，木雕石刻，精妙绝伦，被国家文物保护专家单士元赞为“辉煌壮丽，天下第一”。
山陕会馆坐北朝南，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落成。站在会馆门前，你会感觉到异常大气——会馆有别于传统古建平房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中轴线上的建筑居然有八九层高。屋顶则分两层甚至三层重檐，曲线、直角巧妙结合。而建筑上琉璃瓦的装饰及各色图案，衬托出这里的雍容华贵。
会馆内插在铁狮子背上的旗杆高耸，有17米高，据说用了2.5万公斤铁制成。北边名为悬鉴楼的三层古戏楼由24根巨柱撑起，高达30米，共分三层。仰头看，四根大方柱把楼的三层凌空擎起，很是壮观。据说这样的三层古戏楼，全国仅存三座，除北京故宫的畅音阁、颐和园的德和阁这两座皇家戏楼外，悬鉴楼就找不到对手了。
此外，从山陕会馆整体建筑看，可谓是集南北工匠之大成，这还要从山陕会馆的建造年代说起。据向导介绍，山陕会馆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而在乾隆盛世时期，无论是建筑还是各项艺术水准均达到了高潮期，加之当时社旗镇的富贾们倾其财力邀请各地能工巧匠为其修建会馆，这样精巧绝伦的建筑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之所以富贾们愿意耗资修建这样的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系列细节，便可猜出一二。
首先，山陕会馆以敬奉关帝为主，众所周知关公除了是忠义的代表，更以武财神的一面成为更多商家追捧的大神。此外，院中狮子脚下踩的串钱、仙人旁边摆放的算盘，无不渗透着这里曾经的主人，对金钱的期盼。“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这或许正是山陕会馆文化的又一体现。
华中第一镖局与千年“背阁”
以山陕会馆为中心，秦晋商人生意越做越大，他们的财物游走四方，安全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十大镖局中的广盛镖局，就在社旗赊店镇诞生了。现在你依然可以在这个广盛镖局的前面跟着师傅们一起打“形意拳”。与乡亲们一起感受那段往事。在这里，你还可以参加一项很有当地文化色彩的集体活动——“背阁”。
“背阁”是一种曲艺表演形式，2009年被列为“南阳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庙会中、节庆日经常会看到身着戏装，化着脸谱的成年人，肩膀上扛着同样穿着戏装的小孩，他们或是莲花坐上或是手拿兵器，表情可爱却不失专业。
据考证，“背阁”源于唐宋时期，在社旗吸取了喜剧、曲艺、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成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以及独特魅力的表演形式。这样的表演，依然真正活在当地人身边。如今“背阁”艺术表演已成当地村民的最爱，上至80岁老翁，下至5岁孩童，许多村民自愿加入到背阁表演协会，并自筹资金购买演出道具。正是有了这种热爱，才使这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
攻略：交通：从北京到南阳坐直快火车需要13个小时，火车站前面有条大道直通南阳汽车站，有客车直达社旗。想节省时间可以选择动车。
美食：社旗的胡辣汤则自成一派。社旗胡辣汤采用牛羊肉做老汤，以社旗特产的红薯粉皮、面筋、黄花菜等为主要原料熬制而成。扒猪脸也是名声在外的一道社旗特色美食，通常用来招待贵宾。
住宿：到了社旗，住在山陕会馆和广盛镖局附近是最佳选择。推荐位于山陕会馆大门前北瓷器街上的同福客栈。建设路上的南阳九洲宾馆也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的茶叶之路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亦越是世界的。茶是世界上三大饮料之一，它正是由中国而走向世界。
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就将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我国转译过去的。由海路传播去的国家，茶的语音大多近似于我国广东、福建沿海的发音，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由陆路传播去的国家则近似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发音，如日本、朝鲜、前苏联、蒙古、土耳其、伊朗等，它们均来自茶的中国读音，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向我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通向西北这条路为世界上最早的茶之路，基本上与丝绸之路相辅而行。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如果说陆路上的传播只是作为一种饮食方式的话，那么茶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则是最全面、最丰富的，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方面无不一有。其中最早当推朝鲜。隋唐时期，中国茶道佛教传入日本。
再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中国茶叶输出数量最大的，是15世纪以后的海路运输传播。1606年，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中国澳门贩茶到印度尼西亚，不久，直接从中国运茶回国，并在欧洲销售。此后，英法等国纷纷来华贩茶，17世纪下半叶起，我国茶叶开即大量进入西欧国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运到北美，1784年，美国第一条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中国，采购的主要商品就是叶。
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我国一直是世界各国茶叶的供应者，销区遍五洲。
茶叶之路：复兴之路正在延伸
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几乎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古商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这一条新的国际商道，由中国东南地区向北延伸，穿越茫茫戈壁草原，横跨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繁荣热闹了两个多世纪后，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悄然复苏并走上复兴的征程。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１６９３年的一个寒冷冬天，一百多个蓝眼睛黄头发，长相怪异的人出现在大清京师北京城的街道上。他们牵着骆驼、赶着马车，一个个神情疲惫，可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亮光。这队人马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很快人们弄清楚了这是俄国彼得大帝向康熙朝派出的商队。这一年是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五年，这一条约也是大清国与外国签订的无数条约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平等条约。
不久，中俄之间一条便捷的商路被开辟出来。这就是从坐落在贝加尔湖南岸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城出发南行，越过边界经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通向北京的道路。这一商道的出现，催生和孕育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中国呼和浩特、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科布多等等。
虽然这条商路是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大宗货物之一，其他如丝绸、药材、干果等货物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货物的来源遍布大半个中国。同样的，俄国的轻纺织品、皮毛、粮食和其他日用百货也是沿着这条网络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着名作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说。
茶叶之路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支路：一条向东到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北、河南，另一条直向南插，经山西过黄河直插汉口。两条路都没有在中原停留，而是分为更多的支线，流向福建、上海、杭州等更加遥远的地方。这些支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张网眼细密的大网，覆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的货物用车和船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之后，一律改由骆驼载运，一路向北运送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据文献记载，１７７７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额达６００万两白银；到１８４３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仅茶叶一项就达１２万箱；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中俄贸易占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４０％－６０％。
相对与俄国政府派出官商参与中俄贸易的做法，将固守疆土作为最高施政目标的大清皇帝们显然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远赴他国经商有辱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利用与蒙古草原连接的地理优势在茶叶之路上活跃起来。在２００多年间，旅蒙商的驼队载着中国的茶叶、丝绸、布匹，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足迹。
茶叶之路曾经的重要节点之一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商人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人类共有的英雄气概。
遗落在草原深处的记忆繁荣热闹了２００多年的茶叶之路，自１９世纪开始滑向悲情岁月。邓九刚说，由于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在与清政府贸易中处于长期巨额逆差，在此刺激下，英国不仅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开拓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种植茶叶。而在此之前，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已经从中国聘请茶师前往俄国开辟茶园。
此外，随着中俄之间海运的扩大，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１９０５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中国南方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风光两个多世纪的茶叶之路逐渐废弛，成为历史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茶叶之路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北方半荒漠的草原上很难找到昔日繁盛的踪迹。
如今，向年轻的呼和浩特人打听，恐怕很少还会有人知道，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曾经是着名的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一座名播四海的商城，一座颇具特色的万驼之城。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拥有骆驼最多时达１６万峰。
茶叶之路沿线的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历史遗留的痕迹，有很多村庄的名字都是当年在这里开设的商号名称，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三义元等等。但如今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是以种地为生的地道农民，他们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商人或工人，对于茶叶之路更是了解甚少。
历史上作为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之一的二连浩特，如今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当年位于这里的伊林驿站，与散落在草原上的所有驿站一样，承载并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此后便隐没在草原的风沙中，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发现了陈列在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伊林驿站老照片，并根据老人的回忆，找到了当年埋藏在伊林驿站库房菜窖中的水晶石和酒瓶等，确定了伊林驿站遗址具体位置，并建成博物馆。
全球化时代：国际古商道复兴之路在延伸驼铃远逝，古道悠悠，曾经的商道已经湮没在荒草的深处，当年的驼铃已经消逝在西风残阳中。但是随着茶叶之路的开通和繁荣而催生的许多新兴城市至今还矗立在蒙古高原的大地上。比如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等，今天都是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十分活跃的城市。近年来，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俄蒙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正在悄然苏醒，并期待借全球化浪潮之力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俄文顾问、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会长孛乌兰娜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期内的中国，茶叶之路已被人遗忘。但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茶叶之路，很多人除了恰克图，还知道中国的归化、晋中、张家口、汉口等地名。
１９５６年，随着北京－－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铁路的开通，消失百年的茶叶之路得到了完美的延续，古老的商道又重新复活。如今在昼夜繁忙的二连浩特口岸，随处可以看到满载俄罗斯木材、蒙古国矿产品和中国蔬菜、水果、日用品的火车、汽车来往不息。有人笑谈：过去的茶叶之路如今成了木材之路和蔬菜之路了。
二连浩特口岸目前承担着约三分之二的中蒙贸易过货任务。２０１１年，经二连浩特口岸开展的中蒙贸易货物运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３０万吨。
如今连通中俄蒙之间的道路基本上与茶叶之路相重叠，不同的是运输工具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境内河运和驼队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在俄罗斯境内，狗拉雪橇也已不见踪影。邓九刚说，从东到西我国有三条铁路线在不同的地段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铁路的网络早已突破国界线的束缚把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连成了一片。
２００８年，作为昔日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今日中国对俄蒙开放前沿阵地的二连浩特市提出构建以天津港－－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廊构想，得到沿线地区的一致认可。陆桥沿线地区在资源开发加工、通关合作、国际联运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开拓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随着经济合作走廊的建立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升华。
２０１２年７月，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福建省南平市、湖南省益阳市、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等７个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共同率先发起，并有湖北咸宁市等１６个中俄蒙城市共同组建的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式成立。这个联盟旨在抚古寓今，不断赋予茶叶之路新的内涵，扩大这一古商道的现实影响力，促进沿线城市互动、互补、互助、互惠发展。
蒙古国色楞格省副省长色布仁巴图说：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的成立为中俄蒙三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通过恢复多年前的珍贵文化遗产来相互联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开启新的经济走廊。
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二连浩特市正在筹建茶叶电子交易平台，还将建设中俄蒙三国企业间的矿产品电子销售平台，力促中俄蒙经贸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
在茶叶之路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上从南到北，从中国到俄罗斯留下了大量遗存，如今已成为难得的旅游资源。早在１９９９年，俄罗斯国际旅行社就开辟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北京的茶叶之路旅游线。目前，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计划打造一条从武夷山到圣彼得堡的长线旅游线路。
毫无疑问，茶叶之路的历史如今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延续，古老商道的复兴之路正向远方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