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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也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贡茶的起源
⑴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他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的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九贡。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的事迹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檟笥，反映了茶在贵州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⑵地方的主动贡献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请看以下几条资料: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宋?赵明诚《金石录》)伪闵龙启中，里人张廷晖以所居北苑地宜茶，献之官,其地始着。(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馀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这三条资料中，前二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历代贡茶概况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代之前，贡茶虽已年有所增，但在制度上未见有强制性的数量和质量规定，至唐朝开始，贡茶开始呈现其规模性，技术性和强制性了。
⑴唐代贡茶唐代初期，贡茶还是与征收各地名产同时进行的，开元以后，但随着皇室需量的增加和对品质要求的越来越高，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员为加官进阶极力推荐本地的优良茶叶，终于促使了贡焙制度的产生。
唐代贡焙的建立，还与陆羽及李栖筠的推荐有关，唐代宗因为宜兴每年的贡茶制造数量很多，超过生产负荷，所以下令长兴负担一部分贡额。自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并遣使督造。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顾渚贡焙岁造竟达一万八千四百八斤。随贡茶数额的增加，所付的劳役也多，据《元和郡县志》载:贞元(公元785-804)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焙的制茶工场有三十间，烘焙工场有百余所。顾渚紫笋茶造出之后，必须快马加鞭，在清明日前送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
唐代除了在长兴顾渚山设贡焙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由此可知，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都有茶叶进贡。进贡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直接的记录，但是在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因财政困难而出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一事来看，已经可知其数目之巨了。
唐代的贡茶名品很多，据唐代李肇所着《唐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如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还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和嵊县的剡溪茶等。
⑵宋代贡茶宋代贡焙重心由浙江移往福建后，在品质和数量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贡焙中的史品，其品质在团饼茶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贡茶对民间的茶叶生产与影响也更大。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朝廷在建安，即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麓正式设置官焙，凤凰山麓的北苑贡茶最为出名，列为皇室专供。到宣和年间，北苑贡茶中的龙凤茶盛极一时，同时，其他各种名堂的贡茶也令人目不暇接。
在至道初年与宣和年间一段时期里，宋代贡茶的发展有几个关键之处，颇令人注目。
首先，在宋太宗至道初(约公元995年)诏造石乳、的乳、白乳作为贡茶。到了宋真宗咸平初(约998年)，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造贡茶，专门精工制作了40饼龙凤茶，进献皇帝，获得宠幸，升为参政，封晋国公。此后，建州便岁贡大龙凤茶各二斤。
龙凤团茶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蔡襄(字君谟)任福建转运使，又将丁谓创造的大龙团改为小龙团，原来的大龙团是八饼为一斤，改制后的小龙团为二十饼为一斤，说明制作的精良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小龙团面世以后，极合皇帝的心意，于是，开始每年进贡。这种小龙团的身价极高，出品不多。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这种茶价值黄金二两，但黄金可得，而茶则不容易得到。
在宋神宗熙宁以后，北苑贡茶中又一种比小龙团更精美的茶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密云龙。密云龙一出，到了皇宫后近臣和皇戚们纷纷向皇帝索取，弄得皇帝烦恼之极。便一边叹气，一边说:下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宋神宗的一番牢骚传到地方上，于是，密云龙的身价更加上扬。
密云龙之后，贡茶求新求异的现象并未停止，而是以更快的速度，更加奇异的品类连续推出。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瑞云祥龙跃居密云龙之上，成为贡茶魁首。至宋徽宗双观(11071110年)初，皇帝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认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此时，作为贡茶名品的，已由从一二只到了一大批。突出的如试新、贡新、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其中无比寿芽、试新和贡新合称三色细芽。自三色细芽出来后，瑞云祥龙已是屈居其下了。
但是，三色细芽还不是终点。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一个善于造茶献媚的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了一种银丝水芽，即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丝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龙凤贡茶发展到了龙园胜雪，其精美程度可算达到了一个极点。
在北宋160多年间，北苑贡茶的名品达到四、五十种。根据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的北苑贡茶名品有:
贡新銙、试新銙、白茶、龙园胜雪、御苑玉芽、万寿龙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年雅玩、龙凤英华、玉除清赏、启沃承恩、雪英、云叶、蜀葵、金钱、玉华、寸金、无比寿芽、万春银叶、玉叶长春、宜年宝玉、玉清庆云、无疆寿龙、瑞云翔龙、长寿玉圭、兴国岩銙、香口焙銙、上品拣芽、新收拣芽、太平嘉瑞，龙苑报春、南山应瑞，兴国岩拣芽、小龙、小凤、大龙、大凤、琼林毓粹、浴雪呈祥、壑源拱秀，贡篚推先、价倍南金、旸谷先春、寿岩都胜、延平平石乳、清白可鉴、凤韵甚高。
宋代同茶的制造场所称为焙，其中有官焙，也有私焙。宋朝初期从南唐移交焉的茶焙合计有1336焙，到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记载建安官焙有32所。
宋代贡茶根据茶品，一年分十余纲先后运至京师。其中白茶和龙团胜雪最早，在惊蛰前即行采制，十日完工，以快马于中春(三月)运抵京师，号曰头纲。
北苑贡茶的采制技术十分讲究，根据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其基本过程为:采茶、拣茶、蒸茶、洗茶、榨茶、揉捻、再榨、研茶、压模、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汤出色，晾干。
⑶元、明、清贡茶无明清三代的贡茶与唐宋相比，在数量、质量及贡茶制度上，都呈平淡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性，生活习惯乃至茶类的变化等原因，使贡茶的封建礼制性质及唐宋形制规模遭到较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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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贡茶
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也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①贡茶的起源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槚笥，反映了茶在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次。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仅，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②地方的主动贡献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请看以下几条资料：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
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这三条资料中，前两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③历代贡茶概况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国的饮茶历史和历代贡茶介绍
我国拥有悠久的饮茶历史，古人从种茶、采茶、制茶到煮茶和品饮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扩充饮茶文化，从饮茶发展中可以看出茶文化丰富的内涵，由药用到解渴的饮品，再到精神层面的享受，饮茶发展的轨迹即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秦以前 茶叶还不完全是饮品，当时常常将鲜茶加工后成为干茶作为药物和食物。
汉代 根据东汉华佗的《食论》和曾广的《神农百草经》的记载，茶叶除了作为饮品，已经具有中药的身份。
魏晋南北朝 相对混乱的社会历史时期，茶叶的文化精神开始和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这是中国茶文化的萌发时期。
唐代 茶叶发展的繁荣时期，茶叶受到皇室宫廷的喜爱，甚至茶宴、茶会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逐渐盛行，茶叶作为贡茶和赏赐物品出现，抬高了茶叶的身份，民间也开始有浓厚的饮茶风气，同时茶叶开始向国外传播。在这里，不得不说，唐代茶叶历史中非常重要是茶圣陆羽的《茶经》的诞生，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详实的茶叶专著，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参考研读价值。
宋代 在延续前朝的繁荣之余，宋代对茶叶的诸多方面有了创新，尤其是将宫廷茶宴推向了顶峰。大奸臣蔡京的《延福宫典宴记》中记载：“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由此可见当时茶宴上皇帝亲自调配茶汤。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则是古代帝王第一本论茶的专著，宋徽宗的学识韬略在政治上实在施展得不好看，但在艺术上却才华横溢。赵佶在茶道方面的造诣更不能小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宋徽宗是一位无可厚非的茶道大师，他所撰写的茶书后人望尘莫及。茶马贸易促使宋代朝廷设置了茶马司，边销茶得以发展和改进。
元代 待客用茶开始提倡茶点、茶食。西北市场的开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饮茶风气更加普及。
明代 茶叶品种增多，对于茶具开始追求艺术化。对外贸易的发展，饮茶风气传播至欧洲和俄国。
清代 宫廷茶宴几近奢华，民间饮茶依旧是节俭之风，茶馆逐渐盛行，茶叶出口进一步加大。由于清朝御医开始使用茶饮治病，药膳茶在清宫廷中受到推崇。
我国的地方名茶随着饮茶的兴起而成为贡茶，有些名茶流传至今，也有一些由于制作工艺的缺失，在现今市场很难觅得芳踪。曾经作为贡茶出现在茶叶历史上的名茶罗列出一二，从中可以看出茶叶的悠久历史和产地的优势以及茶叶品质的绝佳传统。
中国历代贡茶发展史
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
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茶叶生产技术和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他贡品一样，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贡茶的发生，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
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
唐代之前，贡茶虽已年有所增，但在制度上未见有强制性的数量和质量规定。
唐代初期，贡茶还是与征收各地名产同时进行的。
开元以后，随着皇室对品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官员为加官进阶极力推荐本地的优良茶叶，促使贡茶开始呈现其规模性，技术性和强制性了。
到了宋朝，贡茶重心移往福建，在品质和数量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贡茶品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贡茶对民间的茶叶生产与影响也更大。
元明清三代的贡茶与唐宋相比，在数量、质量及贡茶制度上，都呈平淡之势，具有征贡区域宽，新产品多，随机性强的特点。
因为统治者的民族性，生活习惯乃至茶类的变化等原因，使贡茶的封建礼制性质及唐宋形制规模遭到较大的冲击。
同时，贡茶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具有很强的政府向地方征收实物税的性质，不再单纯是皇室的特供物品。
贡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
悠悠数千年，贡茶加重了坊间百姓的税收压力，但客观上却推动了整个茶叶生产和茶叶文化的发展，可谓是功过参半。
历代制壶艺人在紫砂装饰上的探索
清代朱琰撰《陶说》一书，原始篇罗列了记载古陶发展的典籍，由记录可知上古陶器之发展皆以实用为本，偶有为审美而装饰亦浑朴简洁，仅以稚拙的动物纹样或抽象的线条形式出现。李泽厚先生则在《美的历程》中分析说，此种抽象化、符号化的装饰并非只为了美观装饰而无具体含义和内容。他以为这些纹饰是具有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即这些形式之美里已经融入内容，即西方美学家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就是说，看上去似乎是纯形式的装饰，其实已经融铸入内容和意义，并固化下来。这种审美传统对于中国后世器物装饰影响深远，它提醒人们装饰和器物的协调，实用和审美的相融。
紫砂器本自实用而起，在自宋而明的几百年间多为大件生活实用器，如粗陶的煮水罐、贮水罐等。诚如朱彝尊《陶砚铭》所言：陶之始，浑浑尔，紫砂陶的创始阶段亦是浑浑茫茫而极少装饰的。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泡茶法的兴起，紫砂壶艺也随之勃兴，至明中晚期，受文人艺术家影响，紫砂壶改大为小，几成文房清玩，故而紫砂装饰也为匠人们所重视而有了长足发展。于琨撰《重修常州府志》说：壶则宜兴，有茶壶澄泥为之，始于供春，而时大彬、陈仲美、陈用卿、徐友泉辈踵事增华，并制为花罇、菊合、香盘、十锦杯子等物精美绝伦，四方皆争购之。此语之意即供春始创之后，在时大彬及其弟子的努力下，紫砂壶渐趋精美，装饰多样。因此紫砂装饰的日益丰富精美成为其为人所喜的重要外部原因。《阳羡砂壶图考》之序分析紫砂壶备受推崇的原因有三，其二、其三皆与装饰有关：名工代出，探古搜奇，或仿商周或摹汉魏，旁及花果，偶肖动物，咸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历代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镌以花卉或钤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书法不群，别饶韵格。这段文字所述几乎涵盖了传统紫砂装饰的各种手法：陶刻、钤章、雕塑（堆雕、镂雕、浮雕）、贴花、泥绘、彩绘、彩釉、镶嵌等等。再加上影响较小的印花、剔红、包漆描金、绞胎、包锡、铺砂、磨光等装饰手法，可以看到历代艺人在紫砂装饰上的孜孜以求。但总体概括起来，紫砂壶装饰风格可分为《阳羡砂壶图考》序言所说的两大类：一类即是注重外在象形装饰的花货风格，多使用雕塑、贴花等手法，甚或彩绘彩釉，富丽堂皇；另一类则注重文化内涵，多用书画陶刻，偶有泥绘，集诗书画印为一体，凸显文人趣味。
前文多有论及清中前期的彩绘、彩釉、描金等装饰手法和清代中、后期兴起的包锡、镶玉、镶铜、磨光等装饰手法，故此文仅就花货类装饰和文人壶装饰展开，略述历代艺人在这两类作品装饰手法上的探索。
先说文人壶主要装饰手法：陶刻。它是极早的陶瓷装饰手法，始于上古。而紫砂陶最早的刻绘装饰则见于蔡司霈所着《霁园丛话》：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此段记载存疑，即便所记可信，此物是否为元末孙高士遗物亦难定论。但如果说，到了明代万历年前紫砂铭刻兴起则可确定。时大彬是第一位在紫砂铭刻上做出贡献的陶艺家。《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仲芳亦代时大彬刻款，手法自逊。其后的陈用卿则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稍后的陈辰是紫砂行业中的书法名手，也算是留名的第一位专职陶刻家吧，史载他工镌壶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书君也。即多代其他工匠刻款。《阳羡名陶录》则记载了另一陶刻高手项不损，说他的款识有晋唐遗韵，即使是时大彬、李仲芳也难比得上。晚明沈子澈制壶开始出现在壶底刻铭文，其所制菱花壶，底款为石根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极合茶意而有文采，是早期极得神韵的佳铭。
入清之后，徐次京、惠孟臣、葭轩、郑宁候书法都很好。清乾嘉时期着名书画、篆刻家张燕昌说，见过八分书雪庵珍赏徐氏次京壶款，笔法古雅。同时期的文人吴骞见到壶底刻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边署孟臣制款的砂壶，字为行书，笔法似褚遂良。稍后的陈鸣远虽是花货大师，但其陶刻水平亦甚高，且首创了壶腹上镌刻铭文的装饰手法。其代表作之一的四足方壶上就有着名的陶刻铭文且饮且读，不过满腹，又有南瓜壶铭：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评价陈鸣远铭刻时说：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见一壶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上述史料可证实，至清前期，陶刻装饰已渐趋成熟，出现了一些擅长刻款的名家，但早期铭刻多限于名款，铭文刻绘装饰则多刻在砂壶底部，如《茗壶图录》里刊入萧山市隐壶，壶底亦刻有闭门即是深山句，篆书笔法；渔童樵青壶则刻有吟花咏月，品竹评茶句，都极具文人趣味。《茗壶图录》又有专章款识，概括了紫砂壶早期刻款的基本特点：款识或以诗句，或以古语，或以姓名，或以别号，或以堂、亭、斋、馆诸号。或印或否，书体不一，大抵用真、行、草，间有用篆、隶者。印文有朱白、肥瘦诸体。可以说，乾隆嘉庆年间，紫砂壶陶刻装饰上各类书体皆备，已颇显主人志趣。但此时的陶刻仍以款识为主，壶腹上的刻绘不多，装饰性不强，尚未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装饰手法。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的陈曼生出现，才使紫砂陶刻装饰出现了质的飞跃，他在铭文、书法、篆刻间尽情发挥，使陶刻几乎成为文人壶的独特标志，也成就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佳话，将陶刻装饰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茗壶图录》记录有一款极珍贵的曼生壶绣衣御史一粒珠，其铭文曰：中有智珠，使人不枯，列仙之儒。其后朱石梅、瞿子冶、梅调鼎等文人和众多陶艺名手合作，将国画之山水、花鸟、人物亦移植于壶体，更丰富了陶刻装饰的内容和手法，终于完全确定了紫砂文人壶这一流派。从陈曼生到梅调鼎的文人壶创作，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陶刻传至民国则有大师任淦庭，他是一位陶刻装饰艺术大家，能书会画，工笔写意兼备，作品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又不乏民国紫砂所特有的民间趣味。任淦庭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在解放后培养了一大批陶刻好手，如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等人。这批弟子及再传弟子是当今紫砂陶刻的主力。而现代紫砂陶刻，已不仅仅满足与对紫砂壶进行装饰的从属地位，大有脱离砂壶而成为一门独立艺术表现形式之趋势。值得一提的是陶刻题铭的装饰手法需与壶与茶都相契合方好，如曼生制铭多能切茶切壶，还能切合壶型，极独到。若滥用前人诗句为铭，又与茶、壶都不相契，只会令人生厌，不如不刻。
因紫砂茗壶本为百姓日用，他们多喜花货，故而花货制作技艺便成熟较早。花货所需堆雕、镂雕、浮雕、贴塑、印花等装饰手法相对于陶刻装饰来说也成熟较早。颇为神秘的紫砂壶首位大师供春所制树瘿壶其实就是仿生类花货。史载其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用手指在壶坯内外不断捏按，不就是所谓捏塑吗？这和羊角山宋代古窑址出土残器龙头形壶嘴一样，都使用了较为古老的捏塑法。因其法较为粗糙，故供春壶体上才隐约可见指螺文。可以说，捏塑是最早的紫砂装饰手法。最早的紫砂艺术专着，写成于晚明的《阳羡茗壶系》对早期花货名家多有记录。其中所载紫砂明四家中，即有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的记录。董翰菱花壶已不可见，想必会用到雕塑法来展示菱花花瓣之美，或亦兼具筋囊之力道。徐友泉是时大彬的弟子，制壶风格却和老师不大同，时大彬质朴而徐友泉精美。徐氏极善创制壶型和调配泥色，使用多种装饰手法制作蕉叶、莲方、菱花、垂莲、大顶莲等壶，皆精细。晚明另有艺人欧正春，多规花卉果物，式度精妍。稍后的沈君用在壶式上继承欧正春一派，至尚像诸物，制为器用。不尚正方圆，而笋缝不苟丝发，可见其制作之精。晚明花货制作的集大成者是陈仲美，他本是景德镇陶工，后来至宜兴制作紫砂壶，重锼叠刻，细极鬼工，壶像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蔓，不可思议。从此段记载可见其制壶时使用雕塑、镂雕、刻绘等技法已达于纯熟，可以想见的是陈仲美大概把景德镇的瓷器装饰手法移植到了紫砂壶上，为推动紫砂壶装饰手法的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花卉果物制作，主要靠捏塑、堆雕的手法，使壶体装饰更具立体感，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壶上所雕物件甚至可以活动，比如鱼化龙之龙头，荷花壶之莲子等，惟妙惟肖，趣味盎然。万历间宜兴文学家吴梅鼎所撰《阳羡茗壶赋》对这些明代大师的装饰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仲美之雕锼，巧穷毫发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画求其美丽，争称君用离奇。花蕊婀娜，雕作海棠之盒（沈君用海棠香盒）；翎毛璀璨，镂为鹦鹉之杯（陈仲美制鹦鹉杯）；捧香奁而刻凤（沈君用香奁）；翻茶洗以倾葵（徐友良葵花茶洗）；瓶织回文之锦（陈六如仿古花樽）；炉横古干之梅（沈君用梅花炉）。可以说，晚明时期以雕塑、镂雕、浮雕、贴花为主的紫砂装饰已基本成熟，为清代紫砂壶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初的许龙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花货大家，工于花卉、象生，在日人奥玄宝所着《茗壶图录》中记录了他的多款茗壶，其中倾心佳侣一壶即采用了堆雕的装饰手法。又有项圣思，能制陶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把花货作品，也把紫砂雕塑类装饰手法推向极致的大师是康熙时期的陈鸣远。他综合雕塑、贴花、镂雕、浮雕等手法创造了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神话。清代着名诗人、画家汪文柏的《陶器行赠鸣远》诗云：荆溪陶器古所无，问谁作者时与徐。泥沙入手经抟填，光色便与寻常殊。后来多众工，摹仿皆雷同。陈生一出发巧思，远与二子相争雄。对于陈鸣远的创造，是可以和时大彬、徐友泉争雄的。而大文人査慎行用诗句直接描述经陈鸣远雕塑的花货作品：梅根已老发孤芳，莲蕊中含滴水香，可以说陈鸣远的壶艺已臻化境。《清代紫砂壶时代风格的流变》一文已对陈鸣远的装饰艺术多有论及，此处不赘述。自陈鸣远的高峰而下，由于清中期文人壶和光素壶的兴起，花货所需雕塑类装饰手法并无创新，基本在陈氏的巨大阴影笼罩之下，偶有名手，如杨凤年等人亦无大的突破。只嘉、道间邵大亨所制鱼化龙壶声名远播，其后黄玉麟、朱可心、施福生等所制皆可观。
入民国，冯桂林、朱可心、裴石民等人亦擅花货，装饰老练，多有佳品。民国期间流行花货百果壶、百果水盂之类紫砂器具，但制作精美的不多。现代善制此类百果壶作品的花货大师则属蒋蓉。蒋大师的作品除了具有陈鸣远对自然物象的艺术提炼之美外，最显着的特征是色彩的运用更为丰富。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形变色不变的影响，陈鸣远的壶形虽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但色彩的变化并不明显。他似乎更为重视物的质感而不是色泽。蒋蓉就不同了，她充分利用紫泥、绿泥、红泥的调配所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色调，着力表现物象的色彩之美，看上去她的壶更拥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这种美在她的牡丹壶、荷花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蒋蓉的花货作品更具有了现代审美意识，她把雕塑手法在色彩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世界上早的贡茶
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历史上有关贡茶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说的是武王伐纣，云南濮人将茶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的历史事件。
贡茶制度最早起源于西周，经春秋战国等时期的发展，到西汉年间已逐步得到了明朗化，并在唐朝形成了两种形式：一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二是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品质优异、产量集中的地区，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专业制作贡茶。
后期的普洱茶贡茶就是在第二种形式上诞生的。而贡茶制也在清代达到了鼎盛，目前世界上仍然仅存的贡茶，就是07年曾公开现身茶江湖被称之为“太上皇”的普洱贡茶，即“万寿龙团”。“万寿龙团”是普洱茶中的茶祖、国家二级文物、堪称中华茶品之冠。它生产于清朝光绪年间，历经一百多年的时间仍然保存完好，贡茶选料精细，制作工艺高超，是中华茶文化的瑰宝，是目前唯一能够验明正身的古董级贡茶。
据介绍，新的万寿龙团在吉盛祥的努力之下，即将重现。而新的万寿龙团用什么原料，怎样制作?一切都让茶文化爱好者充满好奇与期待。
世界上最早的贡茶
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历史上有关贡茶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说的是武王伐纣，云南濮人将茶叶作为贡品敬献给周武王的历史事件。
贡茶制度最早起源于西周，经春秋战国等时期的发展，到西汉年间已逐步得到了明朗化，并在唐朝形成了两种形式：一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二是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品质优异、产量集中的地区，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专业制作贡茶。
后期的普洱茶贡茶就是在第二种形式上诞生的。而贡茶制也在清代达到了鼎盛，目前世界上仍然仅存的贡茶，就是07年曾公开现身茶江湖被称之为太上皇的普洱贡茶，即万寿龙团。万寿龙团是普洱茶中的茶祖、国家二级文物、堪称中华茶品之冠。它生产于清朝光绪年间，历经一百多年的时间仍然保存完好，贡茶选料精细，制作工艺高超，是中华茶文化的瑰宝，是目前唯一能够验明正身的古董级贡茶。
据介绍，新的万寿龙团在吉盛祥的努力之下，即将重现。而新的万寿龙团用什么原料，怎样制作？一切都让茶文化爱好者充满好奇与期待。
清朝茶事普洱贡茶是茶中珍品上贡朝廷
普洱茶是茶中珍品，不但深受民间百姓的喜欢，还上贡朝廷，供皇族大臣们品饮，甚至作为珍贵礼品馈赠他国。普洱茶茶味浓醇，具有性温味香、有助消化、消积去腻等诸多利于人体的保健作用，这些特点正适合游牧出身、以肉食为主的清廷满族皇亲国戚的需要。清朝政府规定每年茶农需上缴普洱贡茶3.3万千克，由地方官吏负责组织运送。在进贡清宫的普洱茶中，主要有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叶种极品 “金瓜贡茶”，还有其他各地进贡的小叶种茶，其中的“女儿茶”、团茶、茶膏等，深得王公贵族的喜爱。一时间，宫中饮普洱茶之风成为时尚，既有清饮，也有用来熬煮奶茶。朝廷之风得到民间的大力效仿，普洱茶在清朝声名大振，流传甚广。
1963年，北京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宫廷贡茶时，共发现各类名茶2000多千克，其中就包括一些保存完好的、最长时间已达150多年的普洱茶，更有普洱茶精品“人头茶”（人头形状的茶团），每个重约2.5千克，形状完整，色泽明艳。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上）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