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隋唐五代茶文化（中）”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隋唐五代茶文化（中）”相关知识！
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茶饮的进一步普及和贡茶的发达密切相关，由于民间和宫廷的共同参与，掀起了一个高峰。
⑴茶饮的广泛盛行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比屋之饮，也就是家家户户都饮茶的意思，可以照见唐代国都长安等地饮茶的普遍程度。除了两都并荆渝之间以外，饮茶之风也是同样盛行，这种情况以《封氏闻见录》中记载的最为典型，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剪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自京都至北方沿线的许多地区，煎茶卖之和投钱取饮的热闹贸易场面，清楚地表明，茶饮已经深入民间，成为生活之必需。
与民间茶亭、茶棚相对的则是豪华精美的宫廷茶饮。当时的吴兴刺史在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中，形象地描述了清明节前贡茶到达内宫的郑重场面: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宫廷用茶，讲求一个精字，不论是茶叶还是茶具，都是第一流的。就连煮茶用水，也要到千里之外的惠山泉去取来。这样一来，无形中提高了茶叶和茶饮的身份和地位，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在唐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
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茶饮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和尚，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智积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高很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和尚后来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明了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华，并有了新的发展。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百丈清规》中的三奠茶，佛家机锋语的吃茶去,及吃茶是和尚家风都是在唐代出现的。此外，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
⑵文人介入，诗文吟颂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中，文人的热情参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典型的是诗歌中的茶诗创作。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在唐诗中，有关茶叶的作品很多。比较着名的有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琴茶》，齐已的《谢湖茶》、皎然的《访陆处士羽》、皇甫曾的《送陆鸿渐山人采茶》、皇甫冉的《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袁高的《茶山诗》、杜牧的《题茶山》以及皮日休和陆龟蒙的《茶中杂咏》十首唱和诗等。
这些茶诗的形式有古诗、律诗、绝句等，内容包括了名茶、茶人、煎茶、饮茶、茶具、采茶、制茶等各个方面。
唐代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兴艺。使茶饮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使茶饮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同时，这些文化艺术作品也成了研究中国茶叶历史的宝贵资料。⑵文人介入，诗文吟颂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中，文人的热情参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典型的是诗歌中的茶诗创作。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在唐诗中，有关茶叶的作品很多。比较着名的有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琴茶》，齐已的《谢湖茶》、皎然的《访陆处士羽》、皇甫曾的《送陆鸿渐山人采茶》、皇甫冉的《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袁高的《茶山诗》、杜牧的《题茶山》以及皮日休和陆龟蒙的《茶中杂咏》十首唱和诗等。
这些茶诗的形式有古诗、律诗、绝句等，内容包括了名茶、茶人、煎茶、饮茶、茶具、采茶、制茶等各个方面。
唐代文人们以茶会友，以茶传道，以茶兴艺。使茶饮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使茶饮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同时，这些文化艺术作品也成了研究中国茶叶历史的宝贵资料。
⑶茶叶专着的出现众所周知,公元780年前后陆羽撰写的《茶经》三卷，是中国第一部茶叶专着，它标志着茶学系统的确立，在推动茶饮继续扩大的同时，也开创了茶叶专着撰写的先河。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着。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这些茶叶专着中，以陆羽《茶经》最为全面系统，以张又新《煎茶水记》和苏的《十六汤品》最为专门。后二者是专门论述饮茶用水和如何品鉴茶汤的着作。这些专着集中反映了唐代饮茶的文化性，反映出饮茶在人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小编推荐
隋唐五代茶文化（下）
陆羽及其《茶经》的历史功绩
陆羽着《茶经》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陆羽是中国的茶圣。《茶经》是中国茶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⑴《茶经》是唐代及唐代之前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系统总结。
在《茶经》之前，尽管中国产茶饮茶的历史很悠久，但各种历史资料和记载非常分散，各种民间制茶经验多是口头流传。而陆羽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对历史资料的悉心搜集，遴选、考订、整理，对唐代及其之前的制茶技术的归纳，总结，几易其稿，形成了《茶经》一书。《茶经》中，保留了不少现在在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为后来的茶叶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⑵《茶经》建立了茶学的基本框架结构《茶经》三卷，共分十个部分，其中内容包括了茶之起源，制茶工具，制茶方法，饮茶器具，烹煮方法，饮用方法和功效，历史掌故，产茶地区等等，这些内容，基本上建立起了茶叶研究所的一个理论框架结构。
由于各部分的内容，陆羽已有不少的真知灼见和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积累。所以，《茶经》一书，在学术上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茶学，在唐代产生了一个跨度很大的质量提升。这对唐代及唐以后的茶叶科学和文化的研究及中国茶叶历史的发展，是功德无量的，陆羽的《茶经》使中国茶学从混沌走向清晰，走向系统，走向更加高深的层次。它的历史里程碑的意义正在于此。
⑶《茶经》直接促进了茶叶生产和饮用的快速发展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说:季疵(陆羽之号)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茗饮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茶经》使人们认识了茶的价值。
《新唐书陆羽传》说: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让人们更加懂得了如何饮茶。
北宋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吟到: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陈师道在《茶经序》中对饮茶的范围及由此引起的茶叶贸易活动作了高度概括,他说: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戒夷蛮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这正如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载相一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人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茶经》的问世，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隋唐五代茶文化（上）
隋朝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隋代统一全国后，为茶业的进一步南北交流和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修凿，对促进唐代的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唐代茶叶产地自唐代始，茶叶的产地快速增加，到中唐时期最为兴盛。正如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的: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开元、天宝之间，即公元713756年，至德、大历间，即公元756779年。建中即公元780783年。
陆羽《茶经》中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中载有八个产茶区，一个郡，四十二个州。
山南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淮南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浙西湖州，常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剑南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浙东越州，明州，婺州，台州；黔中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陆羽例举的这些茶叶产地，只是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产地。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最北处，已达到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茶叶产地已达到了与近代茶区相似的局面。
⑵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生产的大发展，反映出消费的需求在增大，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说明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嗜茶成俗，而西北及中原地区不产茶，因而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茶叶的利润很可观，引发了许多人都来种茶卖茶。《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全国在此时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记载。都证明了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
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制作技术和品质的大幅提高。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突出表明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我国贡茶的历史很早，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皇室祭祀前送到，还是在唐代中期开始的。原先的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贡焙，只是一般的贡茶制作场所。后来，由于陆羽的推荐，试贡后受到皇帝的喜好，因此，成为定制，制茶技术在此间也产生了很大的飞跃。
到了贞元(785805)以后，单单长兴一个地方，每年采造就要役工三万人，历经一个月时间。此地不但茶叶质量很好，而且数量也很大，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茶叶的发展。
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使唐代茶叶市场平添了许多活跃的气氛，如封演所着的《封氏闻见记》中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北方茶饮，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南方的茶叶市场更加热火朝天。在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地发达起来。
唐代晚期，我国茶叶南北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泗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记载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饮茶的一则典型事例。
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有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在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在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便拿出来一一指给使者看，这其中就有寿州、顾渚、蕲门、昌明、湖等地所产的许多名茶。
自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大行于西北塞外，因此，当地的牧民便驱赶着良种骏马，到内地来进行茶叶交换。后来又通过使者和商人；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交易。
⑶唐代茶叶名品由于茶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多，及贡茶制度的促动，各地茶叶生产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品、名品不断出现，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名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商货不在焉。在唐至五代的茶叶专着和文学作品中，对唐代的茶叶名品也多有记录和描写，据有关资料统计，唐代生产的主要茶叶名品约有150多种。
隋唐五代时期的巴蜀文化
隋唐五代一共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其中隋代三十八年，唐代二百九十年，五代五十四年。在这近四百年间，巴蜀相对于中原来说，战争较少，社会安定，这个时期是巴蜀的繁荣期。
隋统一天下后，隋文帝命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封蜀王，镇守巴蜀二十余年。隋灭亡后，新兴的李渊父子集团在群雄角逐中抢先占领大兴(即长安)，接着派李孝恭攻占巴蜀，当时天下饥乱，唯蜀中平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整一)，李孝恭及李靖正是依靠蜀中的人力物力，助李渊扫平群雄，实现了唐的统一。《旧唐书李孝恭列传》记载，孝恭既破辅公柘，江淮及南岭南都由他统管。隋炀帝末年，群雄竞起，都被李世民平定;谋臣猛将皆在李世民麾下，少有单独另立功勋的。唯有李孝恭独当一面而立大功，声名很盛。这正是对李孝恭依托巴蜀人力财力为大唐统一建立不朽功勋的客观评价。
唐统一后实行道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划分全国为十道，巴蜀之地分属剑南道、山南道、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调整十道为十五道，巴蜀之地分属剑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黔中道。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另分剑南方镇为东西川两区。大致剑南西川拥有成都平原及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地区，包括成都府及彭、蜀、汉、眉、嘉、戎、邛、简、资、茂、黎、雅及经西诸州，治所在成都。剑南东川约有今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以东诸州，包括梓、绵、遂、普、陵、泸、荣、剑、龙、昌等州，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山南西道约有今嘉陵江、巴水(渠水)流域地区，包括秦陇南土及巴蜀之利、阆、果、蓬、合、渝、涪、集、壁、通、巴、渠、开诸州，治所在梁州(今陕西汉中)。山南东道大约拥有河南伏牛山以南、湖北潢水以西、长江以北、山南西道以东地面，属于巴蜀的有夔州、万州、忠州，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黔中道包括今贵州及川鄂桂与毗邻部分，属于巴蜀的仅有南州、黔州，治所在黔州(今重庆彭水)。唐代宗时，宰相杜鸿渐镇蜀，兼领剑南东西川及山南西道节度使，实际上控制了巴蜀的主体，于是此后有剑南三川之名。道的设置，先为监察区，犹如汉之州部，后来成为行政区，再变为地理区划之名。
唐代是中国的强盛时期，生产及经济比前朝都有很大的发展.文化也很活跃。巴蜀地处长江上游，地形如盆，山川险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加上进入巴蜀的外地人带人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巴蜀农业得到了大发展。蜀中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运剑南关以实速京师，唐高宗咸彦元年(670年)运剑南包米百万石救饥人。李渊曾说：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墦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曩者储蓄，征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府元龟》卷四八六)由于农业上的发展，巴蜀的手工业、商业也十分发达，这一带人口密布，商贾云集，市贸繁荣。一个叫田澄的人在一首《成都为客作》的诗里写道：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旅游唯得洒，今日过明朝。安史之乱，玄宗逃蜀，亦因其岁首稔民安，储供无缺(《旧唐书玄宗纪》)，因升成都为南京。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之二曰：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可见当时成都是多么的繁荣。到晚唐时，黄巢攻人憧关，僖宗逃奔兴元(治南郑，今汉中市)，因其储待不丰，群臣表谏，请奔成都。到成都后，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这说明成都平原在唐时期始终保持着殷富的局面。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当时整个巴蜀也并非富得很平衡，成都平原周边高山丘陵地带自然条件差，人口稀少，耕作落后，经济则比较萧条。巴蜀也时有战争，如段子璋之乱，徐知道之乱，郭英乂、崔旰之乱，杨子琳之乱，张础之乱，刘辟之叛，阡能、韩秀升之乱等，但都为时甚短，比之中原，安定多了，所以每当天下大乱，蜀中便成了避乱之乡。
隋唐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茶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更加普遍，饮茶风习也更加普及。晚唐杨华《膳夫经录》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际，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这段记载反映了茶从巴蜀传到北方的饮茶情况。随着茶道大兴，有了茶业活动的经济立法，即所谓的茶法，也在唐代应运而生，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平生致力于茶道的陆羽所著《茶经》问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茶文化著作。
隋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燦的明珠。此时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海内外千百年来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唐代，巴蜀所产的文学家不多，但外游的、人蜀作歌的却不少，安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巴蜀文学的繁荣。
到了懿、僖、昭、哀之际，唐王朝久已酿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已达到极点，而百姓的苦难也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黄巢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唐王朝的残暴统治，军阀朱温取代了唐室政权，而另一个军阀王建占领了巴蜀，建立了割据政权，这就是前蜀。王建在位十二年而亡，传位于其幼子王衍。王衍骄奢贪暴，荒淫无度，此时(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魏王李继芨、宰相郭崇韬挥师南下，攻占成都，王衍投降，前蜀亡。前蜀两主，在位共十八年。后唐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兼两川节度使。孟知祥节度两川后，见府库丰盈，乃思自立，此后，在打败了后唐的武力征讨后，又兼并了东川，封为蜀王。次年，即后唐闵帝李从厚彦顺元年(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为蜀，史称后蜀。孟知祥登位当年就病亡，其子孟昶继位，在位三十年。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派王全斌、王仁瞻由北路攻蜀，刘光义、曹彬由三峡入蜀，蜀军无法抵抗。次年，孟昶请降，至此后蜀灭亡，后蜀两主，在位共三十一年。宋取蜀后，置西川路，从此巴蜀一直为两宋所属。
从王建跟蜀直到后蜀灭亡，先后七八十年，巴蜀基本上处于割据封闭状态，虽然蜀中也有战争，但毕竟有限，加之王建、孟艇在位时，存宽恤，礼士好文，故社会较为安定。如与中原相比，可称洞天福地。于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花间词。
中国古代茶事隋唐五代茶业的兴起
1.唐代茶叶的产地
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
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至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
山南： 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 州；
剑南： 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沪州，眉州，汉州；
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
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有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2.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
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现据《膳夫经手录》的记载，将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的情况，列如下表：
唐宣宗年间茶叶产销
《膳夫经手录》中，还录述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上表所列是当时全国茶叶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这些情况，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数如蒙顶茶的兴起一样，“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厅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主要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
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但是，如《封氏闻见记》所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包额甚多”，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具体来说，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道鄂岳观察使、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就尤有巨大发展。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白居易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对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诗句，往往印象特别深刻。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这里虽未明确指出，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这一点，也一正好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说法相一致。对于《琵琶行》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上述情况，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唐代时如此兴盛，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和上面《膳夫经手录》所说的“百倍于蜀茶”的性质一样，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这一点，从刘津《举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多少也可得到一点证明。其载：“大和中，以举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贸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乎、千越，悉出厥利，总而完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这条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销售的茶叶，就是后来为课征茶税而设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隶彼四邑”；茶货和税利，来自附近的四面八方。看了上述资料，如果说前面还有人对陆羽《茶经》“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还是茶区有怀疑的话，那么，通过上面所说的在茶叶贸易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区域，对陆羽能够提出茶区的观点，也就应该不再怀疑了。
如果再深造一步，唐代浮梁一带的茶叶生产又盛到什么程度呢？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02年）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门澳记》的内容来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侍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浮梁和宣歙观察使所生产的茶叶，陆羽《茶经》将其列入浙西茶区。或许有人认为，这一带产茶虽多，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荆汉。应该承认，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细，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从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因此，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关于茶业中心的东移，还可举唐代贡焙的选定来说明。唐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吟：“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我国贡茶的历史甚早，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祖前贡到，还是唐代中期开始的。其实在湖州设立贡焙，并非湖州贡茶之始，据嘉泰《吴兴志》和宜兴有关方志记载，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设立贡焙，始于李栖筠刺常州时。是李栖筠接受陆羽“可荐于上”的建议，试贡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为定制的。“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可能即是描写这一时期贡焙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义兴“岁造数多”，始设焙顾渚，“命长兴均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宜兴、长兴的贡茶，到贞元以后，单长兴一地，每年来造就要“投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应该指出，贡茶正如袁高《茶山》诗句所形容的：“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心争造化功”，“所献愈艰勤”，从茶农山民来说，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但另一方面，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换言之，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关于唐代茶叶贸易，在上面引录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中，有的已提到了。总起来说，唐代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那么，反过来，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我国南方产茶，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因此，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的那样，唐代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津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南方茶区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这里不妨举几首唐诗为例：
杜牧有一首《八条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吟道：“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棋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水口是顾清江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请求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顾清山区，还有如释皎然《顾诸行寄裴方舟》“芜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诗句中提到的“尧市”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以上讲的是菜区收购茶叶的情况，沿途运输茶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也可用许浑《送人归吴兴》中的这样几句诗来反映：“绿水体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慢，夜栅集茶槁。”所谓“茶槁”也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这里的“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其后二句，就是运河两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兴盛起来的集镇或码头。此外，茶叶贸易运输的兴起，对沿途一些城镇的繁荣兴旺，也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中不难看到，这个江口城市，本是军镇所在，唐朝茶叶生产、运输兴盛起来后，茶樯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荣了起来。通过上面几例，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叶贸易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叶贸易对沿途和所到之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显著影响。
关于唐代南北茶叶贸易，还可从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补证。所谓“江贼”，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他们一股股多的有两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三二十人，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旅，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这些江贼，都是一些私茶贩子，他们把抢得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各种赃物要带到山里去换茶呢？杜牧接着说：“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雅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最后杜牧在谈到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时又说，“豪、毫、徐、泅、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当然，这些江赋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不过，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僻壤的山区，大力发展种茶以后，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泅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由扬州转运河运往长安和燕幽各地；其实它和江东一样，并未转运，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可能由来已久，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最早还是始于唐。据《唐国史补》载，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新门者，此昌明者，此着湖者。”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只能是赞普一类的少数上层统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这一点，也如《封氏闻见记》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
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由筹措常平仓本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见，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世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税茶，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接，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莲为相，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强令各地“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增加税率，一时天下大怨，不久，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昙花一现，未曾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设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案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据《新唐书．食发志》记载，裴体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房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摆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块》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廙《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条谱》等共十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李疵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吸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菜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这时的茶碗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来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沙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上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在《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赋》所描述：“水则方之注，据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蔑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如皮日休《茶鼎》诗有待：“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徽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窑和越窑。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窑相互斗奇比异，连巩县一类的普通窑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赴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地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婉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茶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间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告，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若爱传花饮，诗着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桔《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花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明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面茶，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增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欠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汉《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4.唐代茶业发展的主在原因
唐代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六朝以前，我国饮茶还很不普遍，《膳夫经手录》称，“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那么，为什么茶业是在开元天宝以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直接相联系的。
讲到唐朝的强盛，会很自然地会想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在富国强兵、扩大版图、巩固统治等许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为新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繁荣富强的顶点，还是在开元、天宝期间。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前期，还是一个有抱负和创业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理应张九龄等一批有才干的贤能，扫除积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来的上升景象，最后织成“开元全盛”的画面。诗人杜甫在《忆昔》这首诗中，对开元盛况有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当然，这私人仓廪，只是地主的仓廪，但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无疑是其社会经济最为殷实的一个时期。茶叶是社会消费品，茶叶的消费，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饮茶的普及，就与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活动有关。禅教在南北朝时，流传到我国南朝的南京北朝的洛阳，但禅教和饮茶在其时都没有多大发展。所以，开元时北方禅教和饮茶的兴起，决不是与社会经济无关的一种孤立发展。
另外，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南北朝禅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没有发展，与经济固然有重要关系，但其时南北的分裂、交通的阻塞，也不无影响。隋朝修凿的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虽然只是为杨广巡游扬州和江南开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中，对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经济、文化，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从交通的角度来说，要是没有大运河这条水路国道，就不可能有开元那样鼎盛的局面；纵然有开元那样的盛世和禅教的风起，假如没有运河国道，运输茶叶受到限制，北方禅教和茶业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内风行起来。
第二，陆羽的倡导。北宋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吟“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这是对陆羽一生在茶业上的贡献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评价。茶的发现和饮用，古已有之，非陆羽之功；但是唐代茶业的兴盛，则确实是与陆羽的倡导分不开的。陆羽对茶业的倡导，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经》的影响上。《茶经》一书，包括陆羽这个茶学专家的形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也就是说，“茶圣陆羽”及其《茶经》，是唐代茶业大发展中产生的。但是，反过来，陆羽《茶经》的提倡，又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茶业的更大发展。这一点，《新唐书·陆羽传》说得很贴切。“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中关于茶的历史、制茶饮茶的方法、器具，不是从陆羽才有的，而是他把它们总结、提高得更加完备，自此“天下益知饮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样“益知”呢？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中称：“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复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也即是说，陆羽及其《茶经》的功德，影响非常深远，实际触及了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唐代茶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与唐代佛教、道教兴盛的关联上。我国佛、道二教，自汉朝起，经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也达到了极其兴盛的阶段。如武则天时、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就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时在长安造的“明堂”，高达294尺。后来又造了一个“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还要高大。武则天很迷信，她甚至颁令天下，在全国断屠、禁渔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统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仅产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经济，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脱离劳动的僧道队伍。唐朝憎道不仅成为茶的主要消费者，也成为茶道、茶艺的重要倡导者。佛教讲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主张修行悟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祷，以求长寿多福，或修炼成仙。所以无论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养祈祷活动，都有赖于茶，有茶则舒，因此，茶叶不仅为众多僧道所好，也广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鹤《题德玄上人院》诗：“刳得心来忙处闹，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至于佛教坐禅，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闻见记》所记，开元时，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由自人怀挟，到处煮饮，相效成俗，不但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发展。据统计，在《全唐诗》中，凡提及茶事的诗词，僧道写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增道吟诵茶叶的诗词不仅特别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种茶较多、制茶较精的制茶技术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的序文中说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寿还重的“仙人掌茶”，就是荆州玉泉寺所种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专院和增徒道众，不单是嗜茶的一批茶叶鼓吹者，也是茶艺、茶道的一些实践家和创造者。
其四，这时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茶业的发展。据竺可桢先生对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约经历过这年几次冷暖交替过程；第一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1000年，约当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时代，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直至山东半岛，都有竹类分布，安阳殷墟还有麈和竹鼠、狨、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骨。第一寒冷期，为公元前1000～850年，约当西周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这一时期汉水曾两次结冰。第二温暖期，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约当春秋至西汉这个阶段，据《诗经》和《史记》等文献记载，梅、竹、橘、漆等亚热带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个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约当东汉至南北朝这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尤以3世纪后半期的气温更低，其时每年阴历四月还常降霜。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约当我国隋唐五代时期。8世纪初，梅树种于长安，公元751年，长安种的柑桔结果。第三个寒冷期，公元 1000～1200年，大抵相当我国两宋阶段。这一时期，太湖曾给冰，厚可行车，洞庭东西山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每年的终雪日一般都要推迟至暮春。当然，这是我国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气候变化周期，在这每个温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规律的冷暖变化。
通过上述历史气候的回顾，可对唐以前我国茶业发轫虽早，但发展缓慢，而至唐朝一下子兴旺起来的自然原因，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明白了这点，对唐朝贡焙为什么设在较北的江浙宜兴和长兴，在唐代那样的技术条件下，栽培茶树的北限，何以能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业的发展，除掉众多社会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天时”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
五代《茶谱》中的名茶
从朱温灭唐称帝至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止，这段时期（907~960）史称五代十国。总的来看，政治上，五代十国是唐末分裂局面的延续，军阀拥兵割据；经济上多数地区无甚作为。只是到了五代后期，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基础。
尽管如此，五代历史上茶文化却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毛文锡和他的《茶谱》面世。就毛文锡本人而言，他是五代十国文学家，字平珪，高阳（今属河北）人。他原为前蜀翰林学士，官至司徒。前蜀亡，又为后蜀官，以小词为后主孟昶所赏识。
公元935年前后，毛文锡集茶事研究之大成，成功地撰写《茶谱》1卷，记茶故事，已佚，陈尚君辑本辑得41条。从佚文看，该书重点讲的是中唐以后名茶的产地、品性，由此涉及唐七道三十四州产茶情况，记载了四十余种唐代名茶之品名、性状。唐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标志之一是世界第一部茶学着作《茶经》的出现。然而较之与《茶经》，《茶谱》所载又有很大拓展，是仅次于《茶经》的茶文化史上的巨着。
在《茶谱》中，毛氏多处提到三峡地区所产名茶的有关状况，其中包括重庆南平县、涪州（今重庆涪陵），湖北当阳县、峡州（今夷陵、宜昌、宜都等地）等。如他在记述重庆东部名茶情况时提到：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涪州出三般茶，宾化最上，制于早春，其次白马，最下涪陵。在记述湖北西部时提到：当阳县青溪山仙人掌茶，李白有诗。有小江园明月簝、碧涧簝、茱萸簝之名。峡州碧涧、明月如此等等。用现在的区域分析，上述地方大多属于今天的三峡地区。
三般茶、宾化茶、白马茶都是唐代茶名，产于当时的山南东道涪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地区，同时也包括南平县。很显然，毛文锡认为在以上名茶中，是以宾化茶品质最好。关于宾化茶，以后也有史料记载，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也有记载：涪州宾化县，按新《图经》云：此县民并是夷獠，露顶跣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可知至宋初，仍有宾化茶。
仙人掌茶是我国史料中最早见到的晒青茶，其名茶产于湖北当阳县，因其状似仙人掌而得名。仙人掌茶属于唐代名茶，因为唐时，全国茶叶生产大发展，茶为人家不可少的饮料，文人学士几乎无一不以茶作诗词。《全唐诗》卷一七八载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并序》，这首诗采用一种平淡如白描的手法，记述着唐代这一初露异质的名茶。李白还说玉泉仙人掌茶生于玉泉寺旁，玉泉真公掇而饮之，虽已八十高龄，却是面如桃花，李白认为这是仙人掌茶还童振枯扶人寿的功效所致。正是赖诗仙李白，仙人掌茶其名遂传。
明月簝、碧涧簝、茱萸簝，包括小江园均为唐代名茶，产于峡州（今宜昌、夷陵）。唐代李肇《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峡州有碧涧、明月茶、芳蕊、茱萸簝。杨晔《膳夫经手录》载：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载：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即小江园），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又说：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
碧涧茶创制于峡州，后来的发展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范围有扩大，如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记载：松滋县出碧涧茶。而且自注：沈子曰：茶饼、茶芽今贡。可知有饼茶、芽茶两种充贡，应该说茶的品质也很不错，是名茶。二是延续时间也较长，一直到明清时都有明确记载。清乾隆《东源县志》卷二一《艺文》引自刘升《碧涧采茶》：俗不善制茶。自先父请告归里，辟园数亩，名曰碧涧。适陶孝廉若自祁门秉铎归，日相讲求，采焙得法，不异阳羡、虎丘也。这段文字似乎是在说，刘氏先父归乡辟茶，生产的也是碧涧茶，由于采焙得法，品质好也是事实。
我们说，自秦晋至今，各种文献多有记载三峡地区盛产名茶的，实非偶然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三峡地属我国茶树原产地范围，具有得天独厚的产茶条件，鲜叶素质好，容易加工成优质的茶叶；二是三峡乃我国茶从西南向东南，甚至向东北演进的重要地带，由此产生的名茶文化与技术相对较早，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五代十国奠定宋朝茶文化的基础
后人提起宋代茶艺，必从贡茶说起，而讲贡茶又离不开建茶。然而，建茶之始并不在宋，而始于南唐。陆羽著《茶经》时，尚不知建茶情形，但明确注明：福建十二州产茶情形未详，偶而得之，其味甚佳。可能在唐代，建茶便已有相当的发展。到南唐时，福建、浙江一带已成为茶叶的重要产地。
五代时的幽州军阀和辽初的契丹人千方百计与南唐联系，南唐使者常从海陆犯险北使，都是为换取南唐的茶、锦之利。五代初幽州军阀刘仁恭残暴而好财，据说曾令军人到西北采树叶充茶出卖而禁止南方茶入境，以换取厚利。辽史专家陈述先生认为，刘仁恭让军士采的并不是树叶，而是一种确实可以饮用并治病的中药，《五代史》作者为说明刘仁恭的贪婪，故意贬抑。不论是树叶还是中药，但刘仁恭排斥南茶入境之事想是有的。这也反证了南方茶当时已大量向北方边塞出口。其中，南唐占很大比例。
南唐之茶，又以建州最为著名。这与南唐佛教发展又发生了关系。宋人沙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说，建州山水奇秀，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南唐时，日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是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总共可以千数。沙氏所说寺数可能是宋代统计，但南唐寺院确实多，而且是我国佛教禅宗派最发达的地方。这便又应了名山、名刹出好茶和茶禅一体的典故。五代十国时，南唐最为富庶，宋太祖下南唐，得到南唐大片土地财富，自然也包括茶之利，从此建茶大受重视。特别是自建茶作为皇室专贡之后，其地位更高不可攀，其他地区望尘莫及。清雅源始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武夷钟毓灵秀之地，取朱子诗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之意境，承有宋一代建茶之高德，因礼而生，循礼而立。可见，宋朝茶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奠定的。
浅谈五代茶史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浅谈五代茶史》，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
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
公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当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52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
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
关于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简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就记述得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的其他农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
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
关于本文《浅谈五代茶史》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可以关注我们！
浅谈五代的茶史
浅谈五代茶史
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
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
公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当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52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
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
关于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简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就记述得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的其他农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
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