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茶叶文化的演变(上)

发布时间 : 2021-12-02
茶文化的发展演变 茶文化演变过程 茶叶的起源与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发展演变。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八闽茶叶文化的演变(上)”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福建盛产茶叶,品种繁,数量多。对于福建茶叶文化有着怎样的演变,是爱茶人,也是福建人应该知其一二的。

福建是乌龙茶的故乡,有一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比《茶经》早300余年,着名的莲花峰及其莲花茶构筑了一道独特的侨乡茶文化风景线。建茶、斗茶在宋元二朝尉然成风,明清时期,茶叶创新增多,开创乌龙制茶工艺,茶叶贸易渐盛,武夷山的茶山、茶水更加点缀了福建茶的文化底韵。现代福建茶文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进一步发扬光大,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构成独特的福建区域人文特征。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书画诗酒茶,茶与百姓生活,如此贴近,雅俗共赏,茶是一种深沉而隽永的文化。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明传承,使绚丽多彩的华夏文明奇妙地溶化在茶香之中,以至在人类历史上,人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友谊的桥梁,文明的象征,精神的化身。它的发现与应用,曾给世界以震惊,为世人所瞩目。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祥地。连绵中国茶文化历史,福建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茶在福建已有上千年之久,茶类的创制要数福建最多,品茶的技艺也数福建最奇,福建茶叶在中国茶叶发展乃至世界茶叶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莲花茶襟书东晋,南洋思乡忆石亭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最早见诸于南安县丰州古镇的莲花峰石上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公元376年)。这比陆羽《茶经》记载的要早三百余年。古时丰州是闽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莲花峰位于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远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至唐,山腰上建有一座欧阳詹书室。唐末诗人韩偓在此隐居时,曾咏诗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以描写当年莲花峰茶的生产情景。公元1011年,泉州太守高惠莲题刻岩缝茶香至今尚存。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始建不老亭。亭名因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戴忱题诗(诗刻于莲花石上),诗中有一莲花不老,过尽世间春而得。不老亭因全亭的梁柱、屋盖及所有的构件都是花岗石雕刻成的,俗称石亭。自此莲花峰茶改称石亭绿茶。

至清道光年间莲花峰下种茶更盛,且在南安一带渡海谋生的人较多,石亭绿渐成为侨乡送祝顺风的礼品,久而久之,华侨嗜饮,随后,石亭绿畅销南洋诸岛,甚至远销英伦。游子思乡,石亭寄意,茶与亭与人构筑了一道独特的侨乡茶文化风景。如今古镇焕彩,新楼成片,但山门楹联依然:茶绿峰青,开放几更今古;亭高莲傲,醉醒一样乾坤。宋词偏爱建溪春,元曲令兴武夷风建茶因产于建溪流域而得名。建茶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时期(479-502),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今陕西宝鸡市南部)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即溪敲其冰(以)精壶煮建茗,共宾客饮之。表明建茶历史悠久。北宋林逋在《建茶》中写道石碾清飞瑟瑟尘,乳香烹出建溪春。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唐冯贽撰的《记事珠》称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说明闽人斗茶习俗始于唐。

小编推荐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茶文化的发展演变


中华有着数千年茶文化史,人们饮茶的方法压在随着时代制茶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茶文化在我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茶文化至今经历四次较大的突破演变。

第一个阶段:煎饮法

当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常常食不果腹。当他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采食茶叶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兴奋精神、能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茶是药。当时茶叶产量少,也常作为祭祀用品。

第二个阶段:羹饮法

从先秦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象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至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在唐代接受饮茶的习惯,故他们至今仍习惯于在茶汁中加其它食品。

第三个阶段:研碎冲饮法

此法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山现了,唐代开始流行,盛于宋。三国时代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迹,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饼,饮时再捣未、冲沸水。这同今天饮砖茶的方法是一样的,应该说是冲饮法的“祖宗”。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愈、姜、桔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唐代中叶以前,陆羽己明确反对在茶中加其它香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说明当时的饮茶方法也正处在变革之中。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饮过清茗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能获得极大的享受。宋人以饮冲泡(淹茶)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地之外,己很少见到。

第四个阶段:泡饮法

此法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以来。唐代发明蒸青制茶法,专采春天的嫩芽,经过蒸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这是茶在饮用上又一进步。散茶品质极佳,饮之宜人,引起饮者的极大兴趣。为了辨别茶质的优劣,当时已形成了审评茶叶色香味的一整套方法。宋代研碎冲饮法和全叶冲泡法并存。至明代,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这同今天大多数人的饮茶方法是一样的。

目前市场上各种受大家喜欢的茶饮料,由此看来喝茶便成了人们享受生活,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中国饮茶文化的演变


唐代的陆羽在《茶经》中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叶由茶树鲜叶加工而来,与咖啡、可可并称世界三大软饮料。中国是最早发现、利用、栽培、加工茶的国家,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叶起初鲜食、生叶煮羹或烤炙后煮饮。汉代煮饮,亦做茗粥。隋唐时盛行蒸青饼茶,茶圣陆羽着《茶经》并创煎茶法。宋代制茶技术进一步发展,制成精美的龙凤团茶及各种茶饼,用点茶法饮茶。宋末元初开始生产蒸青散茶,并创立了花茶窨制技术。明代贡茶废饼茶以散茶代之,炒青散茶制法日趋完善,绿茶、黄茶、黑茶均有生产。明末饮茶方式也随之改为撮泡法,已近似于现代冲泡法。清代白茶、红茶、乌龙茶开始制作,闽粤盛行工夫茶泡法。

泡茶可以很简单,一个杯子,抓把茶叶,烧壶开水一冲即可。讲究些的无非多了些家伙什儿,茶盘、电水壶、紫砂壶、盖碗、公道杯等等。但无论用怎样的器具,本文所探讨的基点只在于如何将茶(的滋味)泡得更好,解渴不在此列。

如果尝试将影响泡茶的诸多因素提炼成一个简单易懂的程式,那么笔者能想到比较合理的是这样的一个天平:天平的左端盘上是茶;右端的是茶具、水、泡茶环境;支点则是泡茶的人。在所泡的茶固定后,选择相应的茶具与水,在泡茶当时的环境(包括周遭环境与品茶人)下,泡茶人通过对泡茶手法(水温、注水出水手法、浸泡时间等)和心法(对茶叶特性的认知等)的调整,达到茶汤的最佳(相对的)平衡。从而可知本文所讨论的就是泡茶的手法与心法部分。

探究西藏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唐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成就了千古的佳话,不仅加强了唐中央政府和西藏的友好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且交流了彼此的文化。这在西藏的茶文化历史演变中可见一斑。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西藏茶文化的历史演变介绍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普洱茶的历史源流及制作演变(上)


任何一种传统商品的形成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包括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其品质、工艺、名称、外观等等的多元化变革,所以造成同一物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义。

作为一种商品,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市场,脱离了市场需求的商品只会成为历史遗迹。所以其发展史就是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变更史。不同时期的市场有不同的需求,促使了它在不同的需求下进行不同的创新和改进,以利保障自身得以延续。所以,要强求不同时期其品质、工艺、名称、外观的统一,是不现实的,惟有求同存异,以承历史。

下面,普茶发展在各历史时期的不同定义和工艺演变进行论述与剖析:

一、普洱茶的初始形态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着《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应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着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来所说的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应指后世所说的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也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着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

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我们来看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茶的初期形态。

二、普洱茶名称的来历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三、普洱贡茶的辉煌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宋元茶文化(上)


中国的唐代是近五千年中气温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所以,茶树的栽培北限可以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

但是,到了宋代,气温要比唐代低23℃,因此,南方的茶叶生产优势就更加突出了。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宋代茶业的发展

⑴茶业重心南移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

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

建安设立贡焙,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官,西溪又次之。

北苑贡茶采制很讲究,对当时茶叶制造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跑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年。这表明了宋朝的官焙对当地茶叶起到了一个技术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各地私焙的兴起,又反过来对官焙有质量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土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土产茶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

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⑵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

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

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

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

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秭归)和江南一带。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

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如欧阳修的《归田录》(1067年)中载: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口,日注为第一,自景(公元13031038)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汴上,遂为草茶第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

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⑴茶学的深入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着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熊蕃和熊克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等。

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着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从这些作者的身份来看,宋代茶学研究的人才和研究层次都很丰富。

在研究内容上包括茶叶产地的比较、烹茶技艺、茶叶型制、原料与成茶的关系、饮茶器具、斗茶过程及欣赏、茶叶质量检评、北苑贡茶名实等等。

宋代茶学由于比较专注于建茶,所以在深度上,系统性上比唐代都有新的发展。

⑵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皇室的影响。无论其文化特色,或是文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贵族色彩。于此同时,茶文化在高雅的范畴内,得到了更为丰满的发展。

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礼制对贡茶的精益求精,进而引发出各种饮茶用茶方式。宋代贡茶自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后,通过精工改制后,在形式和品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号称小龙团饼茶。欧阳修称这种茶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仁宗最推荐这种小龙团,珍惜备加,即使是宰相近臣,也不随便赐赠,只有每年在南郊大礼祭天地时,中枢密院各四位大臣才有幸共同分到一团,而这些大臣往往自己舍不得品饮,专门用来孝敬父母或转赠好友。这种茶在赐赠大臣前,先由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上面,称为绣茶。

北苑贡茶进入皇室后,在茶品与官品之间有严格的对应规定,茶的赐用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如龙茶只供皇帝饮用,或只能由皇帝恩赐给执政、亲王、长公主。凤茶,专供皇室成员、大学士和将帅。近臣可得到京挺、的乳等茶。

宋代饮茶礼仪中,赐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赐茶包括皇帝向大臣们赐茶,朝廷向外国来使赐茶、宫廷游观活动中的赐茶,皇帝向国子监的监官、学官及太学生赐茶,还有在宫廷中的婚丧礼仪中也有赐茶的内容。由赐茶而衍生出来的还有大型的宫廷茶宴。

第二,贡茶的精益求精,促成了斗茶、品茶艺术的形成和提高。

由于皇室十分重视贡茶的质量,各贡茶督官对品质的改进十分重视,贡茶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地方官的仕途,因此,茶叶产地的质量竞争也十分激烈。斗茶,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于此同时,在斗茶活动不断升温之际,对品茶、斗茶技艺的理论探讨也不断进行,典型的就是蔡襄的《茶录》,《茶录》就是专门为仁宗皇帝了解贡茶及其品尝煮饮技巧而写的一部专着,其中论及到民间斗茶的用器、过程、评判优劣的标准等等,如《茶录》一类的着作对沟通皇室与民间的联系,对斗茶及品饮艺术的理论提升,对进一步推广和指导各种贡茶的质量竞争,都具有很强烈的影响。至于宋徽宗以一种茶叶专家的姿态撰写《大观茶论》,更不容下官平民们等闲视之。其影响力、倡导力更是巨大。这些影响其实就是朝廷由上而下的一种间接的干预。

⑶各种茶饮方式活动的兴盛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在以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有绣茶、斗茶;作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有分茶;作为民间的茶楼、饭馆中的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民间饮茶最典型的是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之时,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此为中心的茶馆文化崭露头角。

中国的饮茶文化(上)


中国人创造了多样的品茗方式其实聚饮亦很有趣,主要有茶宴、茶会、茶话会等方式。在宋代有点送茶和斗茶、分茶游戏。公众茶事设施主要有茶摊、茶室、茶馆。独饮对饮品饮聚饮独饮、对饮、品饮、聚饮是饮茶的4种方式。杯茶独酌,慰孤独,益神思,得茶之神韵。寒夜与友对饮,促膝相谈,可得茶之趣。"茶三酒四",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可领略茶之美味。

多人聚饮,办茶会、茶宴,以茶会友,亦可止渴、小憩、开展社交、获取信息,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公关饮料"。

饮茶方式若以人数多寡论,有独饮、对饮、品饮和聚饮几种。

独饮是何滋味?李白《月下独酌》写道: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酒未能使有"醉仙"之称的李白宁静淡泊,反刺激得发狂,竟为幻觉所驱使,与月与影对饮,且歌且舞。这便是酒道,酒是躁狂之物,能使人迷幻,失去常态。李白若是以茶代酒,月下独饮,会如此么?这决不会的。

中唐诗人卢仝写了一道《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腑习习清风生。唐代茶饼用模子做成方形、圆形、鸟形、掌形,还有薄片形,诗中所写就是贡贡茶之一种,月芽薄片形。阳羡茶是唐代名茶,赞颂阳羡茶的诗歌很多。阳羡即今之宜兴,宜兴以茶与紫瓯名闻古今中外。

《走笔》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茶诗,若要办茶诗大奖赛,金牌得主非此诗莫属。全诗31句,行文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将饮茶之快感写得透透彻彻。诗人睡梦正酣,见茶至而兴奋不已,感激不已。茶中自有一份真情,见茶如见朋友面。茶非平常物事,乃是感情的载体。茶中有王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王道又很霸道。但罪不在茶,茶是雅物。诗人反关上门,煎茶独饮,以喜悦的心情欣赏煮茶时蒸腾的水气,欣赏茶碗白色的汤面,并以高度灵敏的神经去感知饮茶的效果:一碗润了喉,二碗提了神,三碗来了文思,四碗宽了心胸,五碗轻了肌骨,六碗只觉手眼神通,七碗竟飘飘欲仙。饮茶之功用不仅仅是止渴生津,还是高级的精神享受:提神醒脑、启迪心智、致清导和其快感竟如登仙境。这便是茶中之道。茶使卢仝宁静淡泊、超凡脱俗,神游仙境;酒却使李白颠颠狂狂,罗曼谛克,醉入幻境。茶道与酒道对立而不统一,"以茶代酒"、"饮茶解酲"是茶道的胜利,终是茶道征服了酒道。

张源于1595年前后着的《茶录》叙饮茶体会和心得,顾大曲序说: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这位"隐士"无所事事,深山苦读,若不是以"独饮自娱",他能坚持30年么?恐怕不能。古代文人常常是以书为友、以茶为伴,"琴棋书画"后应添一字:"茶"。正因为文人的广泛参与,历千余年之久,使茶事具浓厚文化色彩。

陆游的《夜汲井水煮茶》、杨万里《舟泊吴江》,都是写汲水自然茶的情趣,同时表现各自的情怀。

月下窗前,独自品茗,慰孤独,益神思,可得茶之神韵,但毕竟没有对饮富茶趣。心有所得,总想说道说道,说给月听?说给影听?那要饮酒,饮得酩酊大醉,以便恍兮惚兮,进入虚幻,生发狂想。茶却是"现实主义"饮料,越喝越清醒,虚与实,阴与阳,一清二楚,决然不会将界限模糊。

若是严寒的冬夜,拥炉独饮,虽可领悟茶之神韵,但终究有些冷清。此刻,有故人不期而至,不由喜出望外,然后促膝而坐,共同煮水煎茗,室外大雪纷飞,屋内炉火跳跃,釜中茶汤鼓浪,白气袅袅,香味四溢,此情可入诗,此景可入画。宋代诗人杜来的《寒夜》就表现了雪夜对饮的茶趣。原诗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把"寒夜茶"和"窗前月"、"雪中梅"视为同等的雅事。寒夜与友共饮佳茗,正符合明人冯可宾在《岕茶笺》中提出的"茶宜"之"无事"、"佳客"、"幽坐"、"吟诗"、"精舍"、"会心"、"赏鉴"等项。若仅为止渴而饮,便没了情趣。文人正是借品茗薰陶自己,怡养从容雅致、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三人为众,三人一块饮茶正合"品"字之义。"品"字字形是三个"口"字组成的,正说明三人聚饮是最佳组合。独饮太清冷,对饮虽有情趣,二人促膝相谈,如同唱二人转,不是你说就是我唱,没个喘息时刻,但三人共饮就添了许多热烈气氛,摆开龙门阵话题如小溪流淌,不会戛然中断,相对而言,也多了些闲适和轻松,那茶自然就更有味!

多人聚饮(指三人以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如茶宴、茶会、茶馆、茶摊。特别是茶馆,南来的,北往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张王李赵,五方杂处,茶人为解渴而来,又解渴而去,似无茶道之可言!但较之闹市通衢,较之商店市场,较之餐馆酒家,这里乃是清静之所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五知己共一茶桌,仍可闹中取静吸饮佳茗,获得轻松闲适的精神享受。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紧张,八小时之外寻一可心茶馆,约一二良友,叫上一壶好茶,边饮边聊,躺在竹椅上跷脚架码,神经顿时轻松,觉得十分惬意。人虽多,但各人头上一方天,谁不妨碍谁。若是饮酒,划拳行令,噪声聒耳,一旦醉酒失态,发难斗殴,不仅妨碍公共秩序,也有损个人健康。要建设一个文明城市,聚众饮酒不可,聚众饮茶该大力提倡。聚饮就品茶言虽不如独饮、对饮、品饮,但因茶德高尚,是文明饮料,其益处又非聚众饮酒所可比拟。

聚饮规模最壮观的大概是清末西藏喇嘛教的一次茶会。在喀温巴穆大喇嘛庙举办了一次茶会,聚集四方僧众4000余人,巡礼和尚用茶款待全体僧众。行茶仪式是:喇嘛排列成行,披法衣静坐,神态庄严,年轻僧人抬出茶釜煮茶,待水滚沸时投入优质砖茶,此茶已碾碎,价值是5块砖茶值1两银子;待茶熬煮得香浓时,由年轻僧人酌茶,并分施给众僧;施主拜伏在地,大唱赞美歌;巡礼和尚的茶中加添点心或牛酪,并一同用茶。礼成。

这次茶会据说每人饮了两杯茶,共8000杯,费银50两。此事见于咸丰二年(1852)葡萄牙教士忽克所着《中国西藏旅行记》。类似记载还见于英国军人查理鲍尔写的《西藏人民》一书。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