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肥时期能喝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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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1、宋代茶业的发展
(1)茶业重心南移。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2)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2、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1)茶学的深入。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着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等。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着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从这些作者的身份来看，宋代茶学研究的人才和研究层次都很丰富。在研究内容上包括茶叶产地的比较、烹茶技艺、茶叶型制、原料与成茶的关系、饮茶器具、斗茶过程及欣赏、茶叶质量检评、北苑贡茶名实等等。宋代茶学由于比较专注于建茶，所以在深度上，系统性上与唐代相比都有新的发展。
(2)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皇室的影响。无论其文化特色，或是文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贵族色彩。于此同时，茶文化在高雅的范畴内，得到了更为丰满的发展。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封建礼制对贡茶的精益求精，进而引发出各种饮茶用茶方式。宋代贡茶自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后，通过精工改制后，在形式和品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号称小龙团饼茶。欧阳修称这种茶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仁宗最推荐这种小龙团，珍惜备加，即使是宰相近臣，也不随便赐赠，只有每年在南郊大礼祭天地时，中枢密院各四位大臣才有幸共同分到一团，而这些大臣往往自己舍不得品饮，专门用来孝敬父母或转赠好友。这种茶在赐赠大臣前，先由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上面，称为绣茶。
(3)各种茶饮方式活动的兴盛。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在以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有绣茶、斗茶；作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有分茶；作为民间的茶楼、饭馆中的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民间饮茶最典型的是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之时，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此为中心的茶馆文化崭露头角。现在的茶馆在南宋时被称为茶肆。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中记载，临安(今杭州)茶肆在格调上模仿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布置，茶肆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晚上，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顾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当时称此为挂牌儿。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的专是五好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会人会聚行老，时称市买。再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着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还有一种称为花茶坊的茶楼，楼上专门安置妓女诱客，这些茶肆名为茶坊，实为色情场所。绣茶的艺术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周密的《干淳风时记》中记载，在每年仲春上旬，北苑所贡的第一纲茶就列到了宫中，这种茶的包装很精美，共有百夸，都是用雀舌水芽所造。据说一只可冲泡几盏。大概是太珍贵的缘故，一般舍不得饮用，于是一种只供观赏的玩茶艺术就产生了。这种绣茶方法，据周密记载为：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另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绣茶和漏影春是以干茶为主的造型艺术，相对于此，斗茶和分茶则是一种茶叶冲泡艺术。斗茶是一种茶叶品质的相互比较方法，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它最早是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一个斗字，已经概括了这种活动的激烈程度，因而斗茶也被称为茗战。如果说斗茶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分茶就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3、元代的茶饮和茶文化。南宋时期，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的北方金人统治区域中，却相对冷落。
元代统治者虽非汉族，在统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伤农行为，但于此同时也推行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由元代官府编印《农桑辑要》等等。在元朝出版的别二部书《农书》和《农桑撮要》中，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茶业还是支持和倡导的。元代茶饮中，除了民间的散茶继续发展，贡茶仍然延用团饼之外，在烹煮和调料方面有了新的方式产生，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在茶叶饮用时，特别是在朝廷的日常饮用中，茶叶添加辅料，似乎已经相当的普遍。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集中地记述了当时的各种茶饮。与加料茶饮相比，汉族文人们的清饮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饮茶方式上他们也与蒙古人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仍然钟情于茶的本色本味，钟情于古鼎清泉，钟情于幽雅的环境。如赵孟俯虽仕官元朝，但他画的《斗茶图》中仍然是一派宋朝时的景象。他的许多诗句也毫无酪味，依然一派清新:
夜深万籁寂无闻，晓看平阶展素菌。茗碗纵寒终有韵，梅花虽冷自知春元代的文人们，特别是由宋入元的汉族文人，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具有突出的贡献。追求清饮，不仅是汉族文人的特色，而且不少蒙族文人也相当热衷于此道，特别是耶律楚材，他有诗一首，十分明白地唱出了自己的饮茶审美观: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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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茶饮发展制茶方法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
宋元时期的茶叶发展及茶饮文化历史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 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
宋元茶文化
中国的唐代是近五千年中气温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所以，茶树的栽培北限可以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但是，到了宋代，气温要比唐代低2-3℃，因此，南方的茶叶生产优势就更加突出了。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1、宋代茶业的发展
⑴茶业重心南移
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
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
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
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⑵茶类的演变
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
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
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2、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著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著作中，比较著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等。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
潮州工夫茶艺概说(一)
潮州工夫茶艺概说(一)
定式，较早的文字记载是清代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及至民国翁辉东撰《潮州茶经·工夫茶》，则以详尽著称。后之介绍文字，未见有超越其窠臼者。兹特摘要引述如下。
选茶
潮人独钟乌龙茶。尤其是福建、武夷岩茶，最受青睐。
选水
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其下。山水尚分等级，“山顶泉轻清，山下泉重浊，石泉清甘，沙中泉清洌，土中泉浑厚；流动者良，负阴者胜，山削泉寡，山秀泉神，其水无味”。江水应取于远离居民区者。井水应从常用井中汲取。
活火
所谓“活火”，是指炭之有焰者。潮人煮茶，多用绞只炭。绞只炭的优点是木脂尽脱，烟臭无存，敲之有声，碎之莹黑；一经点燃，室中还隐隐可闻“炭香”。更有用“橄榄核炭”者，那是以乌榄肃肉去仁之核，入窑窒烧，逐尽烟气，俨若煤屑；以之烧水，焰活呈蓝色跳跃，火匀而不紧不慢；如此核炭，最为珍贵难得。余者如松炭、杂炭、柴草、煤等，就没有资格入工夫茶之炉了。
潮人所用，大体相同，唯精粗有别而已。常用器皿——
1、。俗名“冲罐”，以江苏宜兴珠砂泥制者为佳。最爱潮人看重的是“孟臣”、“铁画轩”、“秋圃”、“萼圃”、“小山”、“袁熙生”等。
壶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其大小之分，视饮数而定，有二人罐、三人罐、四人罐等之别。壶之深浅，则关系气味；浅能酿味，能留香，不蓄水。若去盖后浮于水中，不颇不侧，谓之“水平”，能显示制工精巧均衡。去盖覆壶，流口、壶咀、提柄上缘皆平而成一直线，谓之“三山齐”，也属质量上乖之标志。
壶之色泽，有硃砂、古铁、粟色、紫泥、石黄、天青等，间有银硃闪烁者，乃以钢砂和制之；硃粒累累，俗称柚皮砂，更为珍贵，价同拱璧，所谓砂土与黄金争价，即指此也。
壶之款式，有小如桔子，有大如蜜柑，有瓜形、柿形、菱形、鼓形、梅花形，又有六角、栗子、圆珠、莲子、冠桥等。式样精美，巧妙玲珑，饶有风趣。
2、盖瓯。形如仰钟，而有上盖，下有茶垫。盖瓯本为宦家供客自斟自啜之器，因有出水快、去渣易之优点，潮人也乐意采用，尤其是遇到客多稍忙的场合，往往用它代罐。但因盖瓯口阔，不难留香，故属权宜用之，不视为常规。即便如此，其纳茶之法，仍怀纳罐相同，不能马虎从事。
3、茶杯。茶杯以若深制者为佳，白地蓝花，底平口阔，杯背书“若深珍藏”四字。此外，还有精美小杯，直径不足一寸，质薄如纸，色洁如玉，称“白玉杯”。不薄不能起香，不洁不能衬色。目前流行的白玉杯为枫溪产，质地极佳。
四季用杯，各有色别；春宜“牛目杯”，夏宜“栗子杯”，秋宜“荷叶杯”，冬宜“仰钟杯”。杯亦宜小宜浅；小则一啜而尽，浅则水不留底。
4 、茶洗。茶洗形若大碗，深浅色样各别。烹茶之家，必备三个，一正二副；正洗用以贮浸茶杯，副洗一贮浸冲罐，一以储存茶渣及杯盘弃水。
5 、茶盘。茶盘宜宽宜平。宽则可容四杯，有圆如满月者，有方如棋枰者；盘底欲平，边缘欲望浅，则杯立平稳，取饮方便。
6 、茶垫。形状如盘而小，用以放置冲罐、承受沸汤。茶垫式样也多，依时各取所需；夏日宜浅；冬日宜深，深则多容沸汤，利于保温。茶垫之底，托以“垫毡”；垫毡用秋瓜络，其优点是无异味，且不滞水。目前，因茶家多采用“茶船”，操作时并将冲罐置于上层茶盘，因此茶垫遂省。
7 、 水瓶。水瓶贮水以备烹茶。瓶之造形，长颈垂肩，平底，有提柄，素瓷者为佳品。另有一种形似萝卜樽，束颈有咀，饰以螭龙图案，名“螭龙樽”，俗称“钱龙樽”，属类，同为茶家所重。
8 、水钵。多为瓷制，款式亦繁。置茶几上，用以贮水，并配椰瓢掏水。有明代制造之水体，用五金釉，钵底画金鱼二尾，水动则金鱼游跃，诚稀世奇珍。
9 、龙缸。龙缸容量大，托以木几，置斋舍之恻。素瓷，气色盎然。以宣德年制最佳，康熙、乾隆年间所产，也属珍品。
10、红泥火炉。红泥火炉，高六七寸。另有一种“高脚炉”，高二尺余，下半部有格，可盛榄核炭。这类火炉，尽管低有别，但通风束火，作业甚便。
11、砂铫。俗名“茶锅仔”，是枫溪名手所制，轻巧美观。也有用铜或轻铁做成之铫，然生金属气味，不宜用。
12、羽扇。用以煽米。潮安金砂陈氏有自制羽扇，拣净白鹅翎为之，其大如掌，竹柄丝缰，柄长二尺；色纯而形态精雅，质轻而成风迅速。
13、 铜筷。用以钳炭挑火。
14、 锡罐。名贵之茶，须用名罐贮藏。潮阳颜家所制锡罐，罐口密闭，最享盛名。如品种繁多，锡罐数量也要与之对应，做到专茶专罐存放，避免混杂。有烹茶之家，珍藏大小锡罐竟达数十个之多者！
15、 茶巾。用以净涤器皿。
16、 竹筷。用以箝挑茶渣。
17、 茶几。或称茶桌，用以摆设。
18、 茶担。或称茶挑，用以贮装茶器。春秋佳日，登山游园，临流漱石，林壑清幽；挑上茶担，挑上茶担，择地烹茗，啜饮云腴，有如羲皇仙境。
上开工夫共十八种，饮茶之家，必须一一具备，方可称得上“工夫”二字。
烹茶
翁氏《工夫茶》云：“茶质、水、火、，既一一讲究，苟烹制拙劣，亦何能语以工夫之道？是以工夫茶之收功，全在烹法。”兹就翁氏所归纳之工夫茶烹法程序，结合冲饮实践所得，朗列如下：
1、治器：泥炉起火，砂铫掏水，煽炉，洁器，候火，淋杯。
2、纳茶：静候砂铫中有松涛飕飕声，初沸出现鱼目时，，即把砂铫提起，淋罐、淋杯令热。再将砂铫置炉上，俟其火硕，一面打开锡罐，倾茶于素纸上，分别粗细，取其最粗者填于罐底滴口处，次用细末，填塞中层，另以稍粗之叶撒于上面。如此之工夫，谓之“纳茶”。纳茶不可太饱满，约七八成足矣。神明变化，此为初步。
3、候汤：汤分三沸。一沸太稚，三沸太老； 二沸最宜。“若水面浮珠，声若松涛，是为第二沸，正好之候也。”
4、洗茶：滚汤环壶口、缘壶边冲入，切忌直冲入壶心，不可断续，也不可迫促。铫宜提高倾注，称“高冲”，始于涩滞之病。首次就入沸水后，应立即倾出茶汤，以去除叶中所含杂质，这就是“洗茶”。倾出的茶汤废弃不喝。
5、冲点：冲法同上。
6、刮沫：冲水必使满而忌溢；满时，茶沫浮白，凸出壶面，提壶盖从壶口平刮之，沫即散坠，然后盖定。
7、淋罐：壶盖盖定后，复以热汤遍淋壶上，俗谓“热罐”。一以去其散坠余沫；二则壶外追热，香味充盈于壶中。
8、烫杯：淋罐已毕，仍必淋杯，俗谓之“烧钟”。淋杯之汤，宜直注杯心。“烧钟热罐，方能起香”：这是不容光焕发忽略的“工夫”。淋杯后洗杯，倾去洗杯水。
9、洒茶：纳入壶中后，淋罐、烫杯、倾水、几番经过，正洒茶适当时候。因为洒茶不宜速，亦不宜迟。速则浸浸未透，香味不出；迟则香味迸出，茶色太浓，致辞茶味苦涩，前功尽废。洒必各杯轮匀，称“关公巡城”；又必余沥全尽，称“韩信点兵”；壶宜放低洒茶，以避免飘散、泡沫丛生，称“低洒”。
品茶
“洒茶既毕，乖热人各一杯饮之。杯缘接唇，杯面迎鼻，香味刘齐到，一啜而尽，三嗅杯底。味云腴，食秀美，芳香溢齿颊，甘泽润喉吻。神明凌霄汉，思想驰古今。境界至此，已得工夫茶三味”。
以“品”为主的井然有序的饮茶方式，形成逻辑程序的体系，这就叫做“潮洲工夫方法”。它显示高雅，表达礼仪，寄托情谊，反映素质，表现自我。而美正是在工夫茶冲饮程式之细腻周密、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气氛和谐等现象中产生的，也是主客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情感。其全过程，颇能体现“和为贵”之高尚情操，并反映出本地区某种历史传统、水平与时代背景，起到提高人们生理、素质的良好。这就是潮洲工夫茶的程式美及其美学价值所在。
唐宋元时的“云南茶都”
云南高原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古滇国，在西汉时代就有部分地区成为中原的行政区，诸葛亮南征平定夷越后，又对云南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但崇山峻岭和高原深谷把云南与中原隔得远如天涯，同样也阻断了群山中散居的各民族的联系。一直到了南诏国时期，云南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南诏国通过东征西讨，建立了八大行政区：直辖区十赕区、永昌节度、银生节度（开南节度）、弄栋节度、宁北节度（剑川节度）、丽水节度、铁桥节度、拓东节度，其辖区已包括今天的云南省的大部分和东南亚一些地方。银生节度是当时南诏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境内设有银生城（今景东县）、开南城（今景东文井）、威远城（今景谷县）、奉逸城（今宁洱县）、柳追和城（今镇沅县）、利润城（今勐腊易武）、送江川（今临沧）、朴赕（今南涧公郎）、羌浪川（今越南莱州）、林记川（今缅甸景栋）、大银孔（今泰国景迈）、通镫川（今墨江县）、河普川（今江城县）、邛鹅川（今澜沧县）、茫乃道（今西双版纳）等，治所设在银生城，就是现在的景东县城（开南节度时设在景东县文井镇开南村），它的行政区域包括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全境、临沧市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缅甸、泰国北部等地，银生城是唐时大理国滇西南的重镇。
樊绰来到云南，从南诏都城太和城到了银生城，考察云南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风俗，他徜徉在无量山哀牢山间、李仙江畔繁华的银生城里，走在繁茂的茶林里，看当地傣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茶、制茶、饮茶，写下前文所述的那段文字，记录下了一段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云南茶主要产于以银生城为中心的无量山、哀牢山等群山之中，这是樊绰行历南诏之后给云南大叶茶生产范围做的准确解释。散收、无采造法，点明当地少数民族采制茶叶方法还十分简单，当时中原一带茶事鼎沸，采茶、制茶已十分讲究。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接着又说：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饼茶的制作要经过采、蒸、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可谓制作精良。相比之下，樊绰认为银生茶确为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南诏少数民族的泛称，也是银生城的统治者，这种以椒、姜、桂一同烹煮的饮茶习俗倒是如今白族三道茶的始祖。当时长安一带的饮茶风尚却大相径庭，要先炙茶，然后碾茶罗茶，制成茶粉，才投入沸水中煎煮。水又有讲究：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茶经》），煎饮十分繁复。至于放姜、葱、薄荷之类，陆羽认为不过是沟渠间弃水耳，是不堪一饮的。在银生城豪华的府邸里，当银生节度使传令婢女把一盏又香又麻又辣的醇茶倒进樊绰杯中，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银生城之所以成为了滇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是取决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银生往北可直通都城太和城，南可扼制西南诸夷，东西有无量山、哀牢山重山之险、三江之隔，实为战略咽喉之地。另外，据茶学专家和历史工作者的考证，更重要的是它是唐时云南茶的生产和集散转运中心，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茶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考证过，在《茶经评述》中说到：银生城古址在今云南景东县，唐时南诏国的重镇，是与波斯、婆罗门等国进行贸易的地方。波斯即伊朗，婆罗门指古印度。茶叶把普洱、西双版纳、临沧这些瘴疠之地连在一起，把银生与大理紧紧连在一起，再和遥远的西藏、中原、国外连在了一起。
清朝的檀萃(1725～1806)在《滇海虞衡志》(1799)中说：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藏族古谚中云：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为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藏族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自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641)入藏之后，茶叶便成了藏族人必不可少的饮品，并形成了独特的饮用酥油茶的习惯。
然而西藏虽是茶叶消费大区，但却不产茶，那么唐时西藏的茶从何而来呢？专家认为：主要是与西藏山水相连的云南和四川，特别是云南。唐王朝为控制吐蕃，要求四川和云南限量销售茶叶给吐蕃，但南诏毕竟是一个自主政权，不同于四川，并曾与唐朝反目而与吐蕃结盟，云南茶当时就用人背马驮向大理、丽江、中甸、西藏大量输出。这条跨越崇山峻岭、高峡深谷、雪原丛林的路后来就成了最早开辟，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一条茶马古道，成了维系青藏高原牧民生存的维生素之路。
当时的银生城周边大量出产好茶，这些大叶子茶因内含物质丰富，味苦而涩让樊绰喝不习惯，但对藏胞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佳品。银生节度及周边茶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靠人背马驮运到了银生城，又由商贩用马帮运到大理，运到吐蕃的神川都督府，运到西藏。银生城成了滇藏茶马交易的中心。银生茶是南诏与吐蕃最重要的交易货物和政治砝码，银生茶能为南诏王带来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金子，茶还真是一棵能生银子的摇钱树呢，银生城的得名大约缘于此。银生城得名缘于茶，银生节度的设置也为了茶，当时银生节度所辖地方，威远、奉逸、柳追和、通镫川、河普川、邛鹅川、茫乃道，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连成一片恰是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部分地区，恰恰与今天的普洱茶主产区重叠吻合。
作为银生茶的产地和集散中心，当时的银生城城墙高耸、城郭宽阔，城内街道宽敞，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一业兴而百业旺，茶叶生产和交易的兴盛带动了整个银生城的兴旺发达。
到了宋朝大理国后期，银生节度废置，但银生茶的影响却不衰减。南宋李石在《续博物志?卷七》中仍记述：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李石的记录与樊绰惊人的相似。近来有人对樊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提出质疑，认为樊绰没有到过银生，所述为道听途说，须知作为书记官的樊绰在云南生活多年，为写三万字的《蛮书》准备了多少年，查了多少资料，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还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还有理由怀疑他的敬业精神吗？如果樊绰所述不实，那么，时隔一个朝代的李石在修史时仍然作出同样的结论，恐怕就不能说是一个巧合了吧！樊李二人可是对云南茶记录最早的人。
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提出：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百夷指的是滇西南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元时景东军民府辖地也是傣族聚居区，宋元时期普洱一带的风土人情与唐时差异不大，茶叶生产仍然以银生（景东）为交易集散中心。时序更迭，岁月荏苒，历史舞台上不断更换着主角，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想南图霸业，直至元时才将云南行省划入版图，而云南茶却随着愈来愈深的马蹄印经年累月地输入藏区，并逐渐拓展形成新的纵横于茶区内外的茶马古道。
宋元茶文化（上）
中国的唐代是近五千年中气温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所以，茶树的栽培北限可以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
但是，到了宋代，气温要比唐代低23℃，因此，南方的茶叶生产优势就更加突出了。宋朝茶业的发展着重反映在福建茶业的崛起，茶类生产的演变。宋元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茶叶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更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宋代茶业的发展
⑴茶业重心南移宋代贡焙从顾渚改为建安，主要是为保证清明前能送到京城，以赶上皇室的清明郊祭并赐享国戚近臣，而宜兴、长兴的茶树因气温较低而发芽推迟，很难保证在清明前贡到汴京。欧阳修有诗句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正说明建茶萌发时间很早。
建茶作为贡物，最早是从五代闽和南唐时开始的，而且很有地方特色。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中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因而可以说，贡焙南迁，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是宋朝沿承南唐的旧制，是一个历史过程。
建安设立贡焙，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官，西溪又次之。
北苑贡茶采制很讲究，对当时茶叶制造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跑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年。这表明了宋朝的官焙对当地茶叶起到了一个技术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各地私焙的兴起，又反过来对官焙有质量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随着贡焙的南迁，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叶生产明显发展了起来。《太平寰宇记》中对南方产茶的记载要比唐朝详细和丰富。其江南东道一节中记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出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土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土产茶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
这些记载，比陆羽《茶经》中有关南国产茶的资料要详细得多。这正反映了由于气候转寒，促使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⑵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由团饼为主趋向于以片茶、散茶的为主。
北宋前期，茶叶生产主要是以团茶、饼茶为主，这是属于紧压茶类，特别是在北苑贡茶中，这类团饼茶的制作技术和技巧，日趋精湛，不断创新，无论是在外形和内质上，都达到了团饼茶的最高峰。
由于宫廷用茶要求，煮茶方式和品饮方式与民间乡饮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团饼茶在作为宫廷之用时，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团饼茶的制作工艺和煮饮方式都比较繁琐，对于一般的普通饮用者来说，则多有不适合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劳动者的饮茶，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不可能去购饮价值昂贵的团饼，而且也无暇去精心烹制。他们总是希望价值低廉且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茶工艺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折的蒸青和蒸青末茶。
宋朝时，对那些团状、饼状的紧压茶常称之为片茶，而对那些散状的茶叶，在当时又称为草茶，或散茶。
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
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秭归)和江南一带。
到元代，散茶明显超过团饼茶，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代中期的《王祯农书》中，记载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茗茶就是有的史籍中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把散茶碾成碎末的产品，而腊茶则是腊面茶的简称，就是团饼茶。腊茶在元代惟充贡茶，民间罕之。所以说，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际情况来看，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之外，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到了元末明初，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叶子奇《草木子》)。
宋元时期的茶类中，团饼代表着一种传统工艺的产品，而散茶则是一种新兴的产品。散茶的技术在民间也发展得很快，它与团饼茶的工艺技术，其实是并行而存在，并行而发展的。在北宋团饼茶生产占统治地位时，散茶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如欧阳修的《归田录》(1067年)中载: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口，日注为第一，自景(公元13031038)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汴上，遂为草茶第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元茶类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为简化制茶，减少烹饮过程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发展结果。
宋元时期的茶类转型，为后来转入明清的散茶大生产，进而走向近代发展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叶文化在唐代茶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深化，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代茶文化与唐代茶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篇章。
⑴茶学的深入宋代茶学与唐代茶学相比，在深度上多有建树。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所以不少的茶学研究者在研究重心上也倾向于建茶，特别是对北苑贡茶的研究，既深且精，在学术专题上形成了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这些研究以着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后，为当今宋代茶史、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宋代茶叶着作中，比较着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熊蕃和熊克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等。
在宋代茶学作者中，有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赵佶，有朝廷大臣和文学家丁谓、蔡襄，有着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更有乡儒、进士，乃至至今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的隐士审安老人。从这些作者的身份来看，宋代茶学研究的人才和研究层次都很丰富。
在研究内容上包括茶叶产地的比较、烹茶技艺、茶叶型制、原料与成茶的关系、饮茶器具、斗茶过程及欣赏、茶叶质量检评、北苑贡茶名实等等。
宋代茶学由于比较专注于建茶，所以在深度上，系统性上比唐代都有新的发展。
⑵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宫廷皇室的影响。无论其文化特色，或是文化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贵族色彩。于此同时，茶文化在高雅的范畴内，得到了更为丰满的发展。
宫廷皇室的大力倡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礼制对贡茶的精益求精，进而引发出各种饮茶用茶方式。宋代贡茶自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后，通过精工改制后，在形式和品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号称小龙团饼茶。欧阳修称这种茶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仁宗最推荐这种小龙团，珍惜备加，即使是宰相近臣，也不随便赐赠，只有每年在南郊大礼祭天地时，中枢密院各四位大臣才有幸共同分到一团，而这些大臣往往自己舍不得品饮，专门用来孝敬父母或转赠好友。这种茶在赐赠大臣前，先由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上面，称为绣茶。
北苑贡茶进入皇室后，在茶品与官品之间有严格的对应规定，茶的赐用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如龙茶只供皇帝饮用，或只能由皇帝恩赐给执政、亲王、长公主。凤茶，专供皇室成员、大学士和将帅。近臣可得到京挺、的乳等茶。
宋代饮茶礼仪中，赐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赐茶包括皇帝向大臣们赐茶，朝廷向外国来使赐茶、宫廷游观活动中的赐茶，皇帝向国子监的监官、学官及太学生赐茶，还有在宫廷中的婚丧礼仪中也有赐茶的内容。由赐茶而衍生出来的还有大型的宫廷茶宴。
第二，贡茶的精益求精，促成了斗茶、品茶艺术的形成和提高。
由于皇室十分重视贡茶的质量，各贡茶督官对品质的改进十分重视，贡茶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地方官的仕途，因此，茶叶产地的质量竞争也十分激烈。斗茶，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于此同时，在斗茶活动不断升温之际，对品茶、斗茶技艺的理论探讨也不断进行，典型的就是蔡襄的《茶录》，《茶录》就是专门为仁宗皇帝了解贡茶及其品尝煮饮技巧而写的一部专着，其中论及到民间斗茶的用器、过程、评判优劣的标准等等，如《茶录》一类的着作对沟通皇室与民间的联系，对斗茶及品饮艺术的理论提升，对进一步推广和指导各种贡茶的质量竞争，都具有很强烈的影响。至于宋徽宗以一种茶叶专家的姿态撰写《大观茶论》，更不容下官平民们等闲视之。其影响力、倡导力更是巨大。这些影响其实就是朝廷由上而下的一种间接的干预。
⑶各种茶饮方式活动的兴盛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在以贡茶一路衍生出来的有绣茶、斗茶；作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有分茶；作为民间的茶楼、饭馆中的饮茶方式更是丰富多彩。
宋代民间饮茶最典型的是在南宋时期的临安(今杭州)。南宋建都临安之时，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此为中心的茶馆文化崭露头角。
宋元期间的秦州茶马古市
宋代的边境是历代华夏王朝中最减色的。北宋立国之初，秦州即被宋与吐蕃划为两半，秦州成为界限地域。自斜阳镇(今北道新阳镇)渭河之北为吐蕃地域，称北秦州，有尚波干部、者龙族等29个部族，数十万住民。
北宋朝庭把秦州放在地当宋、吐蕃、金、西夏族计谋冲要的位置，意欲以秦州为大本营，向西向北推进。遗存本日的伏羌寨、弓门寨等30余座城址便是当时所建。
除了军事代价以外，秦州的北宋照旧紧张的疆域口岸。其时宋朝由于战争和交通必要西域马匹，而西域平易近族对华夏茶叶视为神品，求茶若渴。宋仁宗时在秦州设立生意业务市场，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一万五千匹，向少数平易近族购置良马八千匹。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宋神宗在秦州、成都缔造性地正式设立国家专门机构--茶马司，卖力与吐蕃西夏举行茶马生意业务。临时秦州商旅云集，西人善马至边所，嗜唯茶。麝喷鼻、水银、牛黄、珍珠自西而来，丝绸、茶叶、金器、银器、漆器流西。同时，秦州也是宋都门的木料基地，渭河之南大洛门、小洛门多产良木都门劳绩巨木之利。
秦州其时也是北宋的铁、银紧张产地和铸钱之所。公元1074年至1077年(宋神宗熙宁年间)，仅秦凤路收开采矿课铁13.76万斤，银483两，阐明开采业非常蓬勃。公元1081年(宋神宗元丰四年)，在秦州专设了铁钱监，专铸铁钱。秦州经济大兴，临时生齿到达4.86万户，12.3万人之众。
南宋时，秦州又成了南宋与金国疆域，从皂郊堡、天水县、吴砦至陇城县一线形成坚持，南归宋，北属金。宋金时的秦州，无论官方照旧平易近间商业并未因战争而制止，金国曾在秦州西域设立榷场，专门构造商业运动。
历经272年，秦州在宋、吐蕃、金三国分治下生息，同时也在华文化与吐蕃文化、金文化的融会中发展。本日天水方言中仍然可以或许追寻到平易近族说话的猛烈影响。也正是在这种保存气氛中，宋代秦州孕育发生了不少闻名战将名臣。北宋的团练使五君万、节度使赵隆、殿前都批示使尹崇轲、批示使刘仲武、工部尚书李仕衡声震朝野。而至南宋，抗金名将张俊、刘琦(刘仲武之子)更是中原闻名。同时，也孕育发生了闻名的词人张炎、邓千江和医学家崔嘉彦。公元1279年，西征的成吉思汗在清水县病故，随后南宋消亡，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政权成立。在其九十年的铁血统治中，秦州的政治、经济鲜见蓬勃。见于史载的是，秦州辖有合并后的成纪、秦安、清水3县。而在文化上，因为元统治者对玄门的推许，玄门文化在秦州鼓起，在秦州城新建了大型道观玉泉观(金真教首创人邱处机门生梁志通提倡)。
宋元茶文化（下）
现在的茶馆在南宋时被称为茶肆。据吴自牧《梦粱录》卷16中记载，临安(今杭州)茶肆在格调上模仿汴京城中的茶酒肆布置，茶肆张挂名人书画、陈列花架、插上四季鲜花。一年四季卖奇茶异汤，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到晚上，还推出流动的车铺，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当时的临安城，茶饮买卖昼夜不绝，即使是隆冬大雪，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卖茶。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顾客中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当时称此为挂牌儿。有的茶肆，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时称人情茶肆，有的专是五好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会人会聚行老，时称市买。
再有一些茶肆，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着名的如蹴球茶坊、蒋检阅茶肆等。还有一种称为花茶坊的茶楼，楼上专门安置妓女诱客，这些茶肆名为茶坊，实为色情场所。
绣茶的艺术是宫廷内的秘玩。据南宋周密的《乾淳风时记》中记载，在每年仲春上旬，北苑所贡的第一纲茶就列到了宫中，这种茶的包装很精美，共有百夸，都是用雀舌水芽所造。据说一只可冲泡几盏。大概是太珍贵的缘故，一般舍不得饮用，于是一种只供观赏的玩茶艺术就产生了。这种绣茶方法，据周密记载为：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
另一种称为漏影春的玩茶艺术，是先观赏，后品尝。漏影春的玩法大约出现于五代或唐末，到宋代时，已作为一种较为时髦的茶饮方式。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做法：漏影春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
绣茶和漏影春是以干茶为主的造型艺术，相对于此，斗茶和分茶则是一种茶叶冲泡艺术。
斗茶是一种茶叶品质的相互比较方法，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它最早是应用于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一个斗字，已经概括了这种活动的激烈程度，因而斗茶也被称为茗战。斗茶对茶叶品质的要求，在蔡襄的《茶录》中已有完整的记述。
茶色: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
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水泉不丹能损茶味。
斗茶对器具的要求也很高。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汤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如果说斗茶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分茶就有一种淡雅的文人气息。分茶亦称茶百戏、汤戏。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这样描述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
杨万里的诗作《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中也详细地记述了分茶的种种妙境。诗中称: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善于分茶之人，可以利用茶碗中的水脉，创造许多善于变化的书画来，从这些碗中图案里，观赏者和创作者能得到许多美的享受。
当然，有的时候独自一人，用分茶来排遣一下心中的郁结，并不刻意追求其中的诗文画面，心绪随着碧云悠悠，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诗曰：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指的就是这种分茶排忧之法。
元代的茶饮和茶文化南宋时期，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继续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的北方金人统治区域中，却相对冷落。
公元1227年，蒙古军攻取西夏，1234年，又联合南宋又灭掉了金国，接着征服了吐蕃、大理和交趾后，于1264年把统治中心从和林(今内蒙和林格尔)迁至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克临安，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元代统治者虽非汉族，在统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伤农行为，但于此同时也推行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由元代官府编印《农桑辑要》等等。在元朝出版的别二部书《农书》和《农桑撮要》中，都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制造作为重要内容来介绍。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茶业还是支持和倡导的。
元代茶饮中，除了民间的散茶继续发展，贡茶仍然延用团饼之外，在烹煮和调料方面有了新的方式产生，这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
在用茶上，不管团茶或散茶，大多碾为茶末来饮用，如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七律七首中，对茶叶的碾、杵、煎有形象的描写，如玉杵和去舂素月，金刀带雨煎黄芽；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香吸碧霞；玉屑三瓯烹嫩蕊，青旗一叶碾新芽。
在茶叶饮用时，特别是在朝廷的日常饮用中，茶叶添加辅料，似乎已经相当的普遍。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集中地记述了当时的各种茶饮。
与加料茶饮相比，汉族文人们的清饮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蒙古族色目人对汉人有很强的歧视性和排斥性，不少汉族文人对元代统治者有种本能的反抗性，在元代统治者下，不少人采取了洁身自好的归隐生活方式，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虽为朝廷命官，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饮茶方式上他们也与之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仍然钟情于茶的本色本味，钟情于古鼎清泉，钟情于幽雅的环境。
如赵孟頫虽仕官元朝，但他画的《斗茶图》中仍然是一派宋朝时的景象。他的许多诗句也毫无酪味，依然一派清新:
夜深万籁寂无闻，晓看平阶展素菌。茗碗纵寒终有韵，梅花虽冷自知春
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来寻第一泉。贪恋君思当北去，野花啼鸟漫留连。
我尝游惠山，泉味胜牛乳。梦想寒月泉，携茶就泉煮。
又如赵原《陆羽烹茶图》，其画风古朴，题诗清新。诗曰：山中茅屋是谁家，兀坐闲吟到日斜。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
再如倪云林题《龙门茶屋图》诗云:龙门秋月影，茶屋白云泉。不与世人赏，瑶草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风舞沦涟。何当蹑飞凫，去采池中莲。
元代的文人们，特别是由宋入元的汉族文人，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仍然具有突出的贡献。
追求清饮，不仅是汉族文人的特色，而且不少蒙族文人也相当热衷于此道，特别是耶律楚材，他有诗一首，十分明白地唱出了自己的饮茶审美观：
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