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沉浮

发布时间 : 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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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的名字。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茶叶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沉浮”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国茶叶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沉浮”相关知识!

1839年3月9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

在系列举动后,他仅仅收到5箱鸦片。不过,林则徐次日便向朝廷提出一项建议。此后,光是4月3日一天就收到烟土1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烟工作成效甚佳,共收缴鸦片11700箱;到5月2日,数目更是增加到20283箱。

林则徐那项立竿见影地让烟土上缴得堆积如山的神秘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以茶叶换鸦片收1箱鸦片,给予茶叶5斤。洋商趋之若鹜,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茶叶在西洋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或许因为高估了西洋人对茶叶的依赖程度,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在西人艾略特宾汉看来睿智、敏锐并知晓夷情的朝廷重臣直隶总督琦善与顺天府尹曾望颜,更是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力主通过海禁来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往来,将夷人活活憋死。连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文告,也有着和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信函类似的逻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茶文化研究者周重林与太俊林集中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以茶叶这一中国行走世界的通行证、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为主线,对晚清历史、经济、社会进行解读。在两位作者看来,茶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因茶叶而起的战争。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和鸦片的循坏,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无力还击侵略者的清政府能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会发人深思。

以茶制夷这种看似迂腐的贸易制裁策略,其实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与治国思潮,在清代更是已成为朝中权臣、知识界和民间的共识或曰共误。在历史上,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得以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在心理上获得与中原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中国主导的以茶、瓷和丝为主体的贸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贸易圈及朝贡贸易圈。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事,只不过是1840年战争以及茶叶战术的预演而已。

但就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当夷成为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中华文化圈里的藩属,以中国为核心的礼仪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落后中国的近代化转型。

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1888年英国的第一次侵藏战争,也与茶叶有关。

茶在唐代传入西藏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茶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特殊礼品的茶,是民族关系中最初、最牢固的物质纽带以及特有的精神符号。西藏与内地、蒙古、锡金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茶,汉藏人民彼此有了很深的认同感。藏人常常会引用藏族史诗《格萨尔》里的一句话: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藏民一起抵制印度茶,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操。

所以,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丢失茶叶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茶园的英国人深知此中要害,趁着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之时,企图就近倾销茶叶,通过对茶叶的控制,达到分化西藏、占领西藏的目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度茶长驱直入。

到1905年江苏道员郑世磺领人远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业时,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向印度学习怎么种植茶树、制作茶叶。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影响至今。

两位作者一再强调,英国以茶富强,晚清却因茶而走向衰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命题有可能过分夸大了作为单一商品的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重塑世界权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两位作者将茶叶比作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他们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的衰落与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的崛起是同步的。

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分析思维有可能犯了后此谬误:仅仅因为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事实上,作为实体商品和精神符号的茶叶,其兴灭浮沉,恰恰反过来折射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贸易的变迁;而中华茶文明的衰落,其根源正应是衰落晚清的闭关锁国与不思进取。唯有这样思考,才不至于过度解读某些历史细节的意义,不致于选择性地记忆与传承。

其实,作者在书中也曾提到,茶在中国的流行史,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可分割。无论是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还是艾伦麦克法兰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都指出了在中国领先世界时,茶叶才开始影响世界文明。

我们举一国之力发展的茶业,居然连英国立顿公司这一个企业都不如;垄断了印度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我们在叹息之外,更应该看到当中存在着的一连串事件:英国迅速确认了在印度阿萨姆发现的土产茶树,让茶叶不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英国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英国人加强了对中国茶树、茶种和茶苗的盗窃,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寻找茶工;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35\%的关税,而对印度茶则实施零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帝国对茶叶需求的提升,是国际贸易扩张、海军建设、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们应当牢记,在一家公司的超强实力、一种商品的席卷全球背后,是两个帝国的全部往事,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惨烈竞争。(原题《一杯茶背后的帝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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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茶叶需求和鸦片战争


1840年6月,大英帝国的战舰驶入中国南方的珠三角地区,展开了对中国的猛烈攻击。脆弱的海岸防线让当时的中国不堪一击,并为此付出了惨烈代价。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虽然违法但是油水颇丰,所以两名苏格兰商人的卷入对鸦片战争的爆发起到了关键作用。

来自苏格兰南部邓弗里斯郡的商人威廉·贾丁(WilliamJardine)曾在船上行医,与同样来自苏格兰的商人詹姆士·麦瑟逊(JamesMatheson)在中国的一家妓院一见如故,决定合伙做生意。

1832年他们在广东成立了怡和洋行。他们把公司开设在唯一允许外国人做生意的十三行(13Factoriesdistrict)。他们向中国出口鸦片,进口茶叶,以满足当时英国对茶叶的强烈需求。

18世纪英国每年从广东地区进口的茶叶交易额达到600万磅。这样的交易需要很大的货币流通量。起初,中国只收银两作为货币让英国人很头疼。

英国产的韦奇伍德瓷器,科学器具和木制品也跟随鸦片一起运到中国,但是却被拒绝了。

乾隆皇帝在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我们拥有世界上一切最高档的东西,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产品。”

在50年间英国总共向中国支付了价值2700万镑的白银,而中国仅仅购买了英国900万镑的货物。

茶叶贸易看起来没什么赚头了,他们也找不到其他能赚钱的方式了。

开始鸦片走私

英国商人发现印度孟加拉一带产量丰富的鸦片也许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商机。鸦片当时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作为中药的麻醉功能已经被使用了千年。

在15世纪人们把鸦片与烟草混合制成卷烟,很快中国的各层人士尝到了这种烟草带来的快感,每天陷入到烟馆里无法自拔。一些瘾君子甚至变卖所有家产,只为求得一包鸦片。整个社会变得萎靡不振。

尽管在1729年雍正皇帝就禁止买卖使用毒品,但是100年后社会对鸦片的需求量仍然很高,这使得英国人有机可乘。

对这一禁令的无视,到1836年,每年有3万箱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仅苏格兰商人的怡和洋行贸易就占了四分之一。

香港大学教授约翰·卡罗尔(JohnCarroll)说:“英国人意识到印度东岸生产的大量鸦片让鸦片走私到中国变得非常有赚头,而且广东沿海这一地理位置使走私更容易。他们会把货物分到小些的货船,再运到码头。之后总是会有人帮他们把鸦片带到中国境内。”

围攻与报复

英国这一巨额非法盈利行为并未能隐藏很久,1839年,道光皇帝展开了鸦片大扫荡行动,下令对这些西方商人进行彻底清查。

军队禁止十三行的商人离开厂区,并迫使他们投降。价值200万镑的货物被查收,其中包括4.2万杆鸦片烟枪和2万箱鸦片。

这些扣押行动让怡和洋行惊恐不安,于是威廉·贾丁回到伦敦,游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LordPalmerston)对中国进行反击。

由于鸦片贸易为英属印度的税收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英国政府并未考虑多久就决定派出战舰,攻打中国大门。

于是,鸦片战争开始了。

曼彻斯特大学的郑扬文教授说,在英国,鸦片战争仅存在历史书中,但是在中国,学生们从小学,初中直到大学就被历史教科书教育这一事件,并强调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我们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了,教育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记住当初是如何对待我们的。”郑扬文说。

茶叶是影响“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茶叶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世纪欧洲各国竞相从中国购买茶叶,但是他们拿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呢?当时欧洲没有什么产品能卖给中国。没办法,欧洲人只能用白银来买中国的茶叶。白银就是货币,可以说当时的贸易中国全是顺差,西方全是逆差。

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万枚西班牙银元。从此,银元一直是西方输华的主要商品。据估算,在1700年-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茶叶年年有,白银有尽时。尽管西方不断输入白银,仍不能填补巨大的贸易逆差。怎么办?他们想到了能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东印度公司这家英国官办的大公司竟置基本的伦理道德于不顾,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开始组织生产鸦片出口中国。

据统计,从1790年-1838年,英国人通过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4万箱,价值白银23904万两。

鸦片的非法输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中国朝野的一致愤慨。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但英国人不愿放弃鸦片,因为鸦片每年给英国政府带来1/10、给印度政府带来了1/7的财政收入。于是英国人动用武力,以维持鸦片的输出,鸦片战争随即爆发。

因此,说鸦片战争是由于英国人想吃茶,又没钱支付,因而用武力强夺而引起的似乎更准确些。

一杯茶里的鸦片战争


如何表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英战争,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

鸦片战争这个颇富争议的词是1840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生造出来的(卜正民等《鸦片政权》),因此,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贸易战争(中国学者郑观应《盛世危言》亦然);还有学者视其为白银战争(弗兰克《白银资本》、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等等。周重林和太俊林则称其为茶叶战争。

茶叶、鸦片与白银

周重林和太俊林所着的《茶叶战争》检讨了我们习焉不察却又至为关键的一些历史细节,重在讨论近代历史中的茶叶和饮茶的文化意味和历史关系,它的旨趣是,透过一杯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衰败的王朝,收获的也不只是那些廉价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么样到了手中,又是怎么丢失的。所谓的全球化,在那个时间里,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茶叶、鸦片与白银这三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最大主题,由于欧洲(后来还有美国)大量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他们都没有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而且中国喜欢用白银交易,白银因此都纷纷流入中国,造成欧洲各国的严重入超。这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中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于是从印度购入鸦片走私到中国,这才扭转了由中国说了算的世界贸易格局。

从上述三角贸易关系可见,茶叶在其中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一判断的依据,可以从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变化中看出来: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首次颁布鸦片禁令,又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禁种鸦片,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一再禁止鸦片入口,但屡禁不止,中国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往英国,造成清朝银贵钱贱的局面,中国只好用传统的以茶制夷的策略对付英国,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到达广州禁烟,与英国的贸易需求冲突,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要用鸦片来换得中国的大把白银才买得起茶叶,所以英国不惜付诸武力,目的就是保证继续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向中国购买茶叶,否则它就没有东西可以挣银子来买中国的茶叶了。

茶叶创造了英国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中英《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被中国拒绝,两年后,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提出全面修改中美《望厦条约》,仍被中国拒绝,英国再次以武力开道,法国后来加入,结果是中国再次惨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了。

此后,中国的国产鸦片逐渐增多,到光绪八年(1882年)已经完全满足国内需要,甚至还有部分出口(到缅甸等地),而英国则在同一时期自己种出了茶叶,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属印度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还开始反过来向西藏倾销茶叶,这时候,英国禁止鸦片贸易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这是一场茶叶战争。讽刺的是,在英国大肆走私、中国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太常寺少卿许乃济(1777-1839)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弛禁鸦片、种植罂粟,却被皇帝和高官痛批,而在中国被迫鸦片贸易合法化之时,英国却在国内立法禁烟。

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麦克法兰《绿色黄金(1678.80,-4.40,-0.26%)》、周宁《鸦片帝国》),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他们可以漂洋过海打过来(西北内陆也有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中国也可以漂洋过海打过去,要求英国开放市场全面接纳中国国产的鸦片。可是,中国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打不过人家。

以茶读史:理解历史的新视角

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想关起门来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许,没有办法,中国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这杆传统大旗,可是这次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内陆民族,传统的良策在此时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竟然还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线,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钧(RorbertFortune,1813-1880)在1850年代从中国盗去茶种、茶苗,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茶成功。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但这条路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以道德之名谴责这一场战争。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对于弱者来说,那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的谴责,又何尝不是可怜巴巴的申诉?这其实是李鸿章(1823-1901)在光绪七年(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现象:对于这一场战争,中国从道德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鸦片政权》)。蓝诗玲发现,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色彩;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

《茶叶战争》让人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缘由与意义,因为那段以茶叶为主角的故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小到你我的具体生活状况,都与此关系不小;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历史就活在我们记忆、选择、解读、讲述它们的过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为与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当然,《茶叶战争》没有直接回答、涉及这些问题,但它让人反省,对于那段历史,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辱骂和恐吓。

以茶读史,是一个具体而可以触摸的策略与路径。

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沉浮历史


英国掀起反对饮茶运动

茶在16世纪进入英国后在贵族之间得到流行,但茶普及到平民要等到18世纪。在这期间茶的推广应用遇到了很人的反对,反对饮茶的理由主要有两点,这两点的反对理由让人看起来感觉到很可笑,但也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残酷事实。

反对饮茶的第一点是饮茶有害于健康。在英国掀起反对喝茶运动,饮茶有害于健康的著名人物之一是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他是英国卫理公会的创始人,他利用自己饮茶的体会向自己的信徒灌输喝茶无论是从肉体来讲还是精神来讲都是不可取。他发表了《茶友的公开信》,信中主要描述了他29年前他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有一天身体突然出现了中风现象,每天用完早餐后手就会不停地颤抖,当他戒掉早餐时喝的茶后,令人想不到是中风症状也就跟着消失了,后来他尝试着减少饮茶的数量,并在喝茶时多放入砂糖和牛奶,中风症状也会消失。他后来在伦敦也作了调查,发现爱喝茶人的容易导致体力和神经的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以身作则从自己开始戒茶。他并召集信众把茶戒掉,并把自己和信众一起节约下的钱捐献给贫困的人。但令人可笑的是他这样的博爱主义并没有坚持到底,晚年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又喝起了茶,他并在每个星期日把卫理公会里的宣教士召集到自己的家里,在早餐时用瓷器大王专门为他做的茶壶给大家泡茶饮用,这些有头无尾的行动给他的禁茶运动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点反对饮茶的理由是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农学者和经济学者曾这样提出谬论,喝茶的行为会浪费很多工作时间,无论是男性还是特别爱好茶的女性,他们为了饮茶忘记了做工。长期下去的话会使英国的工业法发展倒退,喝茶的时间如果都用到工作上的话经济会更加发达。还有饮茶会使体力衰退,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提倡不要饮用茶。

对于茶的来讲有反对者,但同时也有赞美者,英国18-19世纪大诗人柯勒律治曾经写过这样的好诗句:因为有茶喝要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是难以想像,没有茶的生活让人无法生活!我庆幸自己出生在有茶喝的世界。这是英国诗人对茶叶最大的赞誉,和反对喝茶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茶取代了英国的其他生活饮料

说起英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是非常浅显,饮食文化比起中国来讲晚了上千年,中国从5世纪起饮食文化便已经是很发达了。阿拉伯国家的饮食是从十一世纪开始发达,意大利饮食受阿拉伯饮食文化的影响十五世纪开始在调理法上做文章,法国也追其后从十六世纪开始下功夫研究饮食调理法。中欧的饮食调理法更是落后,那时候中欧的国家是以农牧食品为主,所以饮食不像现在的中欧料理,他们把养的农畜杀掉作为各种料理,因那个时候食品的保存主要是以盐为主,即使后来使用的很多香辛料也都是通过阿拉伯山商人从东南亚洲,印度进口倒卖过去的。著名的意大利亚画家列昂纳多达芬奇(1452年4月15日-1519年5月2日)所画的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是世界众说周知的。作为将要升天的教主来讲,最后一次晚餐,在古时候那一定是很丰盛的,但从留下的画像来看,《最后的晚餐》里人物前面的料理好象很简单,更谈不上丰盛豪华了。按正常推理来讲画里面的服饰,料理,道具一定是以那个时候的生活为参照画成的。所以从这幅画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那时候的饮食生活情景,英国饮食文化作为意大利的后者所以就更落后了。

茶,咖啡,可可几乎在同一时代进入英国的,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做咖啡的生意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占去先机,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放弃咖啡的贸易,可可在英国受到欢迎,但作为主要供应国的牙买加在1727年发生了自然灾害,使所有的可可农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英国为了经济贸易不得不在茶上面做文章,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并大量进口茶叶,降低价格卖给消费者,茶很快在国民中得到普及,这样茶终于作为英国的主要饮料稳定下来,并随着英国向世界各国的侵略扩张普及到别的国家。

茶史:一杯茶里的鸦片战争


如何表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英战争,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

鸦片战争这个颇富争议的词是1840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生造出来的(卜正民等《鸦片政权》),因此,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贸易战争(中国学者郑观应《盛世危言》亦然);还有学者视其为白银战争(弗兰克《白银资本》、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等等。周重林和太俊林则称其为茶叶战争。

茶叶、鸦片与白银

周重林和太俊林所著的《茶叶战争》检讨了我们习焉不察却又至为关键的一些历史细节,重在讨论近代历史中的茶叶和饮茶的文化意味和历史关系,它的旨趣是,透过一杯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衰败的王朝,收获的也不只是那些廉价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么样到了手中,又是怎么丢失的。所谓的全球化,在那个时间里,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茶叶、鸦片与白银这三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最大主题,由于欧洲(后来还有美国)大量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他们都没有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而且中国喜欢用白银交易,白银因此都纷纷流入中国,造成欧洲各国的严重入超。这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中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于是从印度购入鸦片走私到中国,这才扭转了由中国说了算的世界贸易格局。

从上述三角贸易关系可见,茶叶在其中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一判断的依据,可以从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变化中看出来: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首次颁布鸦片禁令,又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禁种鸦片,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一再禁止鸦片入口,但屡禁不止,中国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往英国,造成清朝银贵钱贱的局面,中国只好用传统的以茶制夷的策略对付英国,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到达广州禁烟,与英国的贸易需求冲突,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要用鸦片来换得中国的大把白银才买得起茶叶,所以英国不惜付诸武力,目的就是保证继续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向中国购买茶叶,否则它就没有东西可以挣银子来买中国的茶叶了。

茶叶创造了英国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中英《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被中国拒绝,两年后,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提出全面修改中美《望厦条约》,仍被中国拒绝,英国再次以武力开道,法国后来加入,结果是中国再次惨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了。

此后,中国的国产鸦片逐渐增多,到光绪八年(1882年)已经完全满足国内需要,甚至还有部分出口(到缅甸等地),而英国则在同一时期自己种出了茶叶,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属印度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还开始反过来向西藏倾销茶叶,这时候,英国禁止鸦片贸易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这是一场茶叶战争。讽刺的是,在英国大肆走私、中国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太常寺少卿许乃济(1777-1839)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弛禁鸦片、种植罂粟,却被皇帝和高官痛批,而在中国被迫鸦片贸易合法化之时,英国却在国内立法禁烟。

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麦克法兰《绿色黄金(1678.80,-4.40,-0.26%)》、周宁《鸦片帝国》),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他们可以漂洋过海打过来(西北内陆也有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中国也可以漂洋过海打过去,要求英国开放市场全面接纳中国国产的鸦片。可是,中国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打不过人家。

以茶读史:理解历史的新视角

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想关起门来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许,没有办法,中国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这杆传统大旗,可是这次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内陆民族,传统的良策在此时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竟然还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线,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钧(RorbertFortune,1813-1880)在1850年代从中国盗去茶种、茶苗,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茶成功。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但这条路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以道德之名谴责这一场战争。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对于弱者来说,那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的谴责,又何尝不是可怜巴巴的申诉?这其实是李鸿章(1823-1901)在光绪七年(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现象:对于这一场战争,中国从道德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鸦片政权》)。蓝诗玲发现,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色彩;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

《茶叶战争》让人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缘由与意义,因为那段以茶叶为主角的故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小到你我的具体生活状况,都与此关系不小;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历史就活在我们记忆、选择、解读、讲述它们的过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为与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当然,《茶叶战争》没有直接回答、涉及这些问题,但它让人反省,对于那段历史,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辱骂和恐吓。

以茶读史,是一个具体而可以触摸的策略与路径。

茶与鸦片的战争


英国为买中国茶支付上亿白银

茶与鸦片的战争

18世纪,中国的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改变了世界风尚,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但这个帝国对游戏规则的迷失,使大航海时代的最后可能性从此消失了。

1773年4月,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为福建武夷山区带来了开年的第一场雨。清晨,一个茶农将顶着露水的三片鲜嫩茶树叶子摘下。已经是山区的烟雨季节,武夷春茶迎来了一年的采摘季。

中午时分,那三片鲜嫩的叶子,走进武夷山区的星村镇,这里是武夷山区的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市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鲜嫩的叶子被集货、炒制、包装,做成武夷茶。

腰缠万贯的茶商们,从这里进行茶叶集市贸易,然后运走。南下广州,再由行商交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

整个早上每个茶农只能采摘不到两斤的鲜嫩叶子。他们从集市交易现钱,这些年武夷茶的行情日益见好,越来越多的茶农们追逐这项交易。而他们不知道,自己日常生活中普遍流通白银竟然来自美洲,他们更不知道,从那一刻起自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

贸易圈

18世纪的全球贸易遵循海洋季风的洋流,周而复始,宛如一轮逆时针行走的旋转木马。动力是商业利益,载体是横行世界的快速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地图里,中国正处于这场游戏的地理中心。

大约是在每年的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借着冬季洋流的尾巴,开始远航。在伦敦,满载本土制造品和烈酒的快船开始起航;在广州,上个交易季换来的茶叶和瓷器装满帆船开始返航。新的一轮全球海洋贸易循环正式启动了。

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计划,他们几乎不用自己花费白银,就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三角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前提是只要有船。

东印度公司代表了一群海洋野心家们的梦想,而在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刚刚启动,消费抬头,那些醉心于食货的人们,对一切中国趣味趋之若鹜,中国茶自然首当其冲,泡在茶杯里的正是上一个贸易季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

那些年,一部荷兰话剧《茶迷贵妇人》,已经在整个欧洲风靡了半个世纪,不止是话剧本身,还包括话剧里的主角们。下午茶,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也随之改变了整个贸易格局的重心。

季风吹到了印度洋,满载着茶叶的快船飘香海岸,18世纪的印度半岛已经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作为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文化已经在这里登陆。

1773年的夏天,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夜晚,《仲夏夜之梦》正在加尔各答的剧院里上演,在印度这部巨著的名字被翻译成《爱神的春梦》。

作为英国的贵族,哈斯丁斯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他在品味武夷茶和莎翁喜剧的时候,心里正在盘算着,整个全球贸易的平衡。也就是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了鸦片贸易的独占权。那个夏天,困扰在这个英国绅士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是,该不该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

起先,出于道德或者是这种非法贸易的恶劣影响,这个英国人对鸦片贸易选择了否决态度,他说,这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须,仅仅是奢侈品中的有害物,不应该被允许。但这种道德没有持续多久,英国人就改变了主意,从表面看,好像还是武夷茶的原因,因为英国人为购买这种叶子,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白银。

那一年,最终英国人倒向了以鸦片换茶叶的政策。

季风吹到大西洋,满载着中国茶的船只到达西岸的波士顿,已经是1773年的冬季了。这一年的海洋贸易季已经趋近尾声。12月,冰冷的海湾充满着暴力的味道,一伙印第安人打扮的青年人,正在预谋着事件。前一年4月份,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存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长途航行让它们香味弥足。夜晚,那些青年人冲上东印度公司的快船,将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倒入大海。那些来自中国的武夷茶,经过了9个月的海洋旅程最终没有被冲入茶杯,而是被冲入了海洋。

这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后来美国的独立。追问历史的细节,人们发现导火索竟然不是在那些印第安打扮的青年手里,而是在中国武夷山的茶农手中。而整个事件的最终后果,却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page_break] 

封闭的茶路

腰缠万贯的茶商从福建星村镇的集市走出来,带着鲜嫩的茶树叶子,开始寻觅南下的路子。事实上,他们和身后数以万计的茶叶担子,可以选择的行走方式只有一条。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一如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的那样,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七次船,交四处税。

从福建星村搬运一担(100斤)武夷茶到广州的代价大约在3.8两银子左右,这差不多占去了最终交易价的三分之一多。

旅途充满了波折,茶商们先用竹筏将茶叶运到崇安。之后,再由挑夫挑过山岭,到达江西的铅山。再经过多次转运到河口镇,到南昌。到达江西界经九江关,过赣关,经过大庾岭过梅岭到达广东,最终从韶关进入广州。

倒不是没有其他的替代路线,武夷茶从厦门走海路,到达广州的成本每担只在0.4两左右。

而不幸的是,从产地到出口,途中帝国政府可以征收四次关税。为了这个目的,清政府规定福建本省所产的茶叶,禁止从厦门出口,只能走这条路。

直至每年的十月,千辛万苦的茶叶担子才在广州西关茶市聚集,这里早有行商云集。在广州,行商作为官方特许的海外贸易经营机构,垄断着茶叶的出口。

后者通过注水式的加价最终将茶叶交到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手里,这时候,一担子武夷茶的价钱已经到达到了9两银子。而其中行商的利润就有5两。

事实上,行商的这些利润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阶层,炫耀式的消费和官府的不断榨取,最终让这些行商们都走上了经营不善相继破产的路子。

大约在来年的1月,新鲜的武夷茶装船运离广州,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源源不断的茶叶贸易,为帝国换来的是白银。

作为茶叶贸易的起点,18世纪的中国却是白银的终点。

那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用什么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不久,他们随即沮丧地发现,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自给自足的习惯,欧洲产品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市场!

除了白银,这个国家好像一无所求。

而另一面英国人对于茶叶的广泛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起先他们还可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而到1773年,一切出现了变数。

1773年的变数

英国与茶叶的情缘早在1664年就已经结下,那一年,国王查尔斯二世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怪异的黑叶子。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最普通的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英国人渐渐离不开这种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针对茶叶的税率高达100%。

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因为后者只接受这种支付方式,在此期间,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要把它换算成中国方式的“两”计量单位,那就在后面至少乘以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生活并不富裕,一个警官每星期的收入是一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的微薄收入是6便士。

而那时候每磅茶叶的最低价格也在二分之一英镑。

起先,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的形式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

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英国人依靠白银购买茶叶的希望看来越来越小了。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人对于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随着英国国内茶叶消费的不断扩大,通过东印度公司,漏向中国的白银也是节节上升。到了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这场世界大战,搞得英国财政捉襟见肘。战争结束,英国立刻爆发了金融危机,政府极度缺钱,将手伸向了海外殖民地。1764年,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的税收,第二年再颁《印花税法》。

到了1773年,英国人的《茶叶法》引发了波士顿那场针对中国茶叶的运动,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page_break] 

茶党的余波

七年战争后,英国虽然在北美大地上打败了欧洲列强,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减轻由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英国在北美实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

《印花税法》将殖民地的报纸、书刊、营业执照乃至学生毕业证书等等,举凡印刷之物,均须缴纳印花税。

税法一出,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殖民地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大会并发表了抗议书。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议会被迫取消了这一法案。

然而,不两年英国又颁发了《汤森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一切物品课以重税。这一税法使殖民地物价大涨,再次引起民众抗议。

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于1770年废除了《汤森税法》的大部分项目,但对茶叶税一项却予以保留。

到了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这部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

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而在此之前,新大陆的茶叶进口被走私垄断,位于大西洋西岸的波士顿更是个桥头堡,当地富商约翰·汉考克号称走私王。条例的颁布直接触动了这些富人的利益,以汉考克和知识分子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茶党在咖啡厅聚会,号召人们远离茶叶。

1773年11月,当装载342箱茶叶的东印度公司船只开进波士顿港,引起了茶党的注意。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在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的青年闯入船舱,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

茶党事件引发了两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彻底丧失了国内商品的北美市场。到了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奴隶的行为;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美洲银路受挫。英国人之前位于美洲的“三角贸易”链彻底受阻,手里可以控制的白银资本已经中断,面对中国茶叶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让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而也是在1773年他们在印度看到了希望。

鸦片市场

那两年,来自国内的金融危机和北美的一系列问题,让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是否有一种中国人也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英国人对于茶叶的需求一样,使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白银。

1772年,带着这个疑问,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赴印就职。英国议会对他的最大期望就是寻找钱路,解决英国财政。

英国人起初选择了棉花,但这个办法效果不明显。最终,他们看上了鸦片。

在此之前,鸦片在中国上层社会已经开始流行,因为治疗痢疾这个东西效果明显。从数目字看,18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的数量维持在15吨左右,而到了1773年,这个数字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势头,达到了75吨。而到了1820年,竟然升至900吨。

这期间英国政府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

1773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时而为之,但是他们随即选择了阻止。因为这种非法的贸易影响了他们在中国正当的茶叶贸易。为此这家公司设在广州的代表处曾经向新的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发出请求,停止从印度的鸦片贸易。后者在1773年表示同意,他说,鸦片是种毒品,不是生活的必需,不应该被允许。

但是随后,这位英国绅士的理想主义很快让位于财政和政治上的现实需求。白银已经在美国的革命中消耗一空,而那时西班牙与反叛的殖民地结盟,英国人再也拿不到可以变通的货币购买茶叶。

在哈斯丁斯禁止鸦片贸易十年后,他开始矛盾的放开了鸦片贸易。1782年,他允许用两艘船出口了3450箱违禁鸦片。其中的一艘到了澳门,而那时候鸦片在中国还找不到热切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而这个上瘾过程只用了15年,18世纪的最后十年,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到了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始向中国出口的鸦片达到了4000箱,为此后者每年将为鸦片支付250万两白银。

在18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性,开始强烈谴责了这种贸易,朝廷的告示写道,外国人显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但中国人购买这种毁灭性的毒品,的确可恨可憎。

19世纪的前二十年,吸食鸦片上瘾的人数在中国增长缓慢,这一时期每年5000箱的贸易,正好与英国对于茶叶的需求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后,英国的技术革新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前一个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市场上大批机械化棉纺品的出现,剩余产品倾销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为了为不断增加的棉纺品买单,印度人开始疯狂的种植、出售鸦片。

一个新的三角贸易链开始形成,在这个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里,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载体,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一个新的东亚贸易的旋转木马自此启动,也随后拖垮了中国。

茶的战争

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带着乔治三世的使命出使中国,他希望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以便英国船只获准在广州以外的港口停靠。在当时,广州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允许外国船只停靠的港口。这个人满为患的地方,让英国人感到局促,他们试图打开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以便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

他们甚至打算为此放弃不道德的鸦片市场,他们授权马戛尔尼爵士可以终止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贸易。前提是中国打开大门。

马戛尔尼的东方之行最终因为一套滑稽的客套礼仪而破产。公使团一行花费了8万英镑,中国也丧失了最后一次主动开放的机会。马戛尔尼两手空空的离开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片面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帝国老迈、疯狂,已经漂泊无依,最终将在岸边撞成碎片。

25年以后,1816年第二任英国公使安赫斯特再度访华,他依旧在礼仪的问题上碰了钉子。最后,这个英国公使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没有和中国的皇帝见上一面。

这期间,英国驻华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

到了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垄断特权,所有的英国商人都可以经营对华贸易了。那一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也极具增长,数字一下子飙升到3万箱。

这个数量的鸦片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那两年,武夷茶的出口达到了顶峰。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在中国,鸦片的流通程度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1840年的那个4月,部分中国人试图中断那个不道德的鸦片贸易链条,而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贸易链条中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茶的兴趣已经成为习惯,而他们手里当时仿佛也只有鸦片能够维持这种习惯。英国货在中国依旧没有市场,这仿佛更是关键。

在第一场春雨后,茶农们忙不迭地将最鲜嫩的三片茶树叶子摘下,一场战争也自此打响。

中国茶不战争


没有不残酷的战争,商战同样如此。打开报纸看新闻,满眼都是商战:《中原大地商战在即招募良将抢占先机》、《新城崛起改变格局无锡家居商圈大商战》、《厦门端午商战提前开打今年将难觅6元以下粽子》、《中博会引爆展前商战用企业文化打赢商战》、《短兵相接抢占终端》、《家居企业如何抢占精装房市场》战争、抢滩、抢占、血拼、挤兑、PK、扎堆、战火,到处都是充满火药味的字眼。就连一篇报道手机的新闻,非常标题党地也做成了智能手机核战争,仿佛手里的报纸包着一团团燃烧的火。

作为商品,再柔和优雅的茶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战争之中。商业社会,竞争是常态,也让市场充满创新和活力。然而,如果说茶博会各大茶叶相互竞销、明前茶各绿茶大战、红茶大热之时各省竞相绿转红是正常的商业竞争,那么,一种茶叶对另一种茶叶羡慕嫉妒恨地采取非正常手段挤兑对方,则显然有悖于商业道德,更不利于中国茶产业的整体发展了。

就在几年前,普洱茶文化复活之时,全国刮起了一股普洱茶热,茶友言必称普洱。这让很多产茶大省十分担心。因为不少茶叶消费者一旦沾上了普洱,就像着了迷一样,从此只喝普洱。而普洱茶越陈越香、醇和回甘等核心竞争力,也令其他茶类的生产经营者如临大敌。2005年,一则有关普洱茶猪圈发酵的不实报道,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猪圈事件的负面影响十分恶劣,直让普洱茶伤不起,一时价格大有波动。2007年,普洱茶价格跳水,部分媒体人士和茶界观察人员直言普洱茶崩盘和泡沫破灭,并被某些人别有用心地疯传。而在今年,一位自称是人体工程学教授的风水师,在微博上称:喝普洱茶是得癌症最快的方法,因为放了太久,里面有大量的黄曲毒素是致癌物。更是激起千层浪,也被一些不明就里的省外茶叶从业人员传播,对普洱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我们要说:中国茶,不战争!

对中国茶战争说不,是说中国茶产业要减少内耗。明星有粉丝,也有黑粉丝,就是专门揭露明星负面消息的。同样,普洱茶在全国拥有不少粉丝,也有少数黑粉丝。这些黑粉丝,夸大其词专门传播普洱茶的不实信息。就是现在,仍有居心不良的茶友在论坛发帖说普洱茶不卫生之类。对所有茶叶的负面新闻,首先要查证信息的来源,确认准确与否,谨慎地下结论,不盲目传播,不人云亦云。

对中国茶战争说不,是要让所有的茶拥有一席之地。中国茶种类丰富,名品众多,各有千秋,受众面也各不相同,每一种茶叶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丰富并传承着古老的中国茶文化。只有绿茶的中国,或者只有普洱茶的中国,都是残缺的。回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让中国茶文化大放异彩。正常的市场竞销,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而是以对方为镜,发现别人的长处,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对中国茶战争说不,天下茶人茶企要联合起来,互相抬爱。天下茶人是一家,茶人不只是为某些茶说话,更要为整个中国茶说话。茶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不能相互诋毁,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这也是中国茶道提倡的。而茶企,要有做大企业的大胸怀。不只是云南,所有的茶企只有抱团,才能抵抗风险,增大开拓市场的力度,做大品牌和市场。近年,福建、湖南等省区的茶企抱团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值得学习。

事实上,《普洱》杂志不只是呈现普洱茶文化的杂志,它将视野放大到了中国茶,关注整个中国茶的发展和文化。我们关注茶叶绿转红,是基于茶叶基本知识的分析和判断,不是反对某一个品牌的红茶品牌。我们关注金骏眉现象,是剖析中国茶地域名茶的顽疾,希望引起重视。我们评说中国茶农残门事件,是探讨如何让消费者喝到更健康更生态的好茶。

我欣赏《孙子兵法》里的一段话: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温和优美的茶叶涤烦清心,化干戈为玉帛,茶叶大省、茶叶大国制作出品质上乘、品牌响亮的茶叶之时,便是中国茶全面繁荣的美好之日。

中国茶道中的禅语


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中国茶道得佛教文化的滋养,如石蕴玉,如水含珠。在茶道中佛典和禅语的引用,往往可启悟人的慧性,帮助人们对茶道内涵的理解,并从中得到悟道的无穷乐趣。

一、无无是历史上禅僧常书写的一个字,也是茶室中常挂的墨宝。无不是世俗所说的无,而是超越了世俗认为的有、无之上的无,是佛教的世界观的反映。讲到无,不能不提起五祖传道的典故。禅宗五祖弘忍在将传授衣钵前曾召集所有的弟子门人,要他们各自写出对佛法的了悟心得,谁写得最好就把衣钵传给谁。弘忍的首座弟子神秀是个饱学高僧,他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认为这偈文美则美,但尚未悟出佛法真谛。而当时寺中一位烧水小和尚慧能也作了一偈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了悟了。于是当夜就将达摩祖师留下的袈裟和铁衣钵传给了慧能,因为慧能明白了诸性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的真理。只有认识了世界本来无一物,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无一物中物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茶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了悟了无的境界,才能创造出禅茶一味的真境。无是茶道艺术创造的源泉。

二、直心是道场茶道界把茶室视为修心悟道的道场。直心即纯洁清静之心,要抛弃一切烦恼,灭绝一切妄念,存无杂之心。有了直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心,若无直心,就是在最清静的深山古刹中也修不出正果。茶道认为现实世界即理想世界,求道、证道、悟道在现实中就可进行,解脱也只能在现实中去实现。直心是道场是茶人喜爱的座右铭。

三、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指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按世俗常规办的事的主管能动彻底忘记,而应保持一个毫无造作,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不贪不嗔的虚静之心。

四、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句话典出于《五灯会元》卷二。有一次有僧人问崇慧禅师:达摩祖师尚未来中国时,中国有没有佛法。崇慧说:尚未来时的事暂且不论,如今的事怎么做?僧人不懂,又问:我实在不领会,请大师指点。崇慧禅师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隐指佛法与天地同存,不依达摩来否而变,而禅悟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着眼自身,着眼现实,而不管他达摩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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