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下)

发布时间 : 2021-12-21
现代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现代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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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低估茶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具有悠久历史的茶文化得以弘扬。二十多年来,茶文化活动在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促进了茶产业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但其威力是巨大的。它像微风细雨滋润土地一般滋润着人的心田,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振奋人们的精神。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组成部分,它的弘扬,改变了茶产业的发展现状,推动了茶经济的发展。从1980年至2004年期间,全国茶叶年产量从30.38万吨,增加至83.5万吨,增长了1.7倍,其中名优茶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由1%-2%上升到20%。消费量由1980年的13.27万吨增加至2004年的52.5万吨,增加了近3倍,人均年消费从130克增加到400克左右。茶文化对一些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过去经济比较落后的革命老区信阳。经过十多年的茶文化弘扬工作,不仅使茶叶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也使全地区改变了面貌,成为比较富裕的新信阳。福建省的安溪县经过十多年弘扬地方特色茶文化,使得安溪铁观音茶名扬国内外,这些年其茶叶价格以两位数攀升,该县由过去的贫困县一跃而为农民年人均(2004年)收入4000元以上(其中,茶农年人均经济收入1740)的富裕县。云南省思茅、西双版纳等地也是通过坚持弘扬当地的普洱茶文化,使普洱茶价格成倍上升,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当然,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都归结于茶文化,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上海市匣北区政府在2004年国际茶文化节上有这样一条标语:十年茶文化,一个新匣北。这恰当地形容了茶文化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促进了社会安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三农问题仍然很突出,农民收入低,大量劳动力涌进城市,形成民工潮.茶文化的弘扬,促进茶叶消费量的增长、拓宽了茶叶市场的空间,使一千多个产茶县和近八千万涉茶农民看到发展茶叶经济的希望。许多产茶县发挥茶叶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生产,茶叶产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茶产业的发展吸引住了劳动力,减少外流,有些茶区目前已感到劳力不足,开始出现外出打工的农民回流的现象。茶叶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农村很快富裕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给农村带来繁荣安定的局面。在城市,由于茶叶消费的增长,茶叶零售门店的数量增多,茶馆的大批设立、茶叶市场的兴办,增加了城市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员,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帮助。据2004年国家首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北京市2004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第三产业上升明显,占国家经济总量的67.8%,已经比肩发达国家。茶叶零售、茶馆、茶叶批发市场均属于第三产业,因此茶文化的弘扬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较好作用。

(三)促进了相关文化的兴起,活跃了文化生活。茶文化涵盖面很大,它是人文文化、科技文化、休闲文化、审美文化、养生文化、社交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综合体。它与相关文化紧紧相连,因此茶文化的弘扬必然拉动相关文化的兴旺,并且相互融合、相互益彰。例如:近年来兴起的茶旅游文化、陶瓷文化、茶与歌舞、茶与诗词、茶与书画、茶与音乐、茶与摄影等等,特别是禅茶文化的兴起令人鼓舞。台湾的一位茶文化研究者说:台湾是禅文化推动茶文化,大陆是茶文化推动了禅文化的兴起。这里并非是说茶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但是在这二十多年来,茶文化的弘扬确实是走在相关文化的前面,起到了领头作用。茶文化活动给许多地方带来了极佳的经济效益,而且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各地每逢举办茶文化活动,当地群众都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当成节日,调动了群众积极性,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四)促进了社会道德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赵州柏林禅寺净慧和尚说:禅茶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有着一种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特殊社会化育功能。目前适逢我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上人心浮躁,拜金主义抬头,人与人关系冷漠,甚至出现尔虞我诈、道德沦落的情况。茶文化就像在炎热夏季吹来的一股凉风一样,给浑浊社会注入一剂清新剂。国学大师文怀沙说: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只听说酗酒闹事,却不曾听说品茶打架。全国茶馆的大量设立,为净化社会风气,建立祥和和会,提供了孕育的环境。特别是随着天下茶人是一家的倡导,精行俭德,淡泊名利,敬业爱国,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茶人精神得到广泛传诵,对社会和茶业界都起到了很好的感化和引导效果。在当前经济活动中,茶叶行业虽然存在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从全行业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来看是比较融洽的,经营上相对比其他行业规矩、规范。茶文化还对青少年的素质培养起到了较好作用,上海、杭州、北京、等许多地方在中小学生中开设了茶文化课,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茶为国饮的倡导将会使更多的人接受茶文化的熏陶,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大力弘扬茶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一)茶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祈求。中华茶文化的精神可以做多方面的诠释,但其核心是和。和始终贯穿了茶文化的全部。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关键。茶使人心态平和,使人理智,使家庭和睦,使社会和谐,使世界和平,茶文化的和,是超越地域、民族、宗教、阶层,直指人心的和,是最贴近群众、最贴近生活、最易被人们所接纳的文化。在日常品茶生活中,使人们接受茶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净化心灵,领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

(二)茶文化的弘扬要与其他文化紧密结合。弘扬茶文化,要冲破就传统文化论传统文化,就茶文化论茶文化的局限,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时代同步发展,要与相关文化更好地结合,借助相关文化提升茶文化的氛围,丰富茶文化的展现形式,扩大茶文化的传播范围。历史上,茶被列为琴、棋、书、画、诗、茶、花七件雅事之一,后来又被列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生必需七件事之一。因而茶上能攀文人雅士,下又植根与平民百姓,这是茶与茶文化的优势。北京老舍茶馆将品茗听戏、名点茶宴、名茶鉴赏、陶瓷茶具、民间工艺等等融为一体,营造了浓厚的茶文化氛围,使人流连忘返。广东早茶,一边品茗,一边餐饮、一边聊天,家人亲朋聚会,其乐融融。上海秋萍茶宴馆,用富含哲理的茶文化和美食文化,使宾客陶冶情操,享受人生,受益匪浅。广州市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邬梦兆先生还推出了诗、书、画、印、歌五位一体与茶文化结合,很有创意。目前正在兴起和有待发展的茶与旅游、茶与保健、茶与陶瓷、茶与工艺美术、茶与宗教、茶与考古、茶和园林、茶与美食等文化,都将使茶文化的层次和范围得到提升和扩展。因此,只有将茶文化广泛地融进其他文化中,茶文化才能做大做好。

(三)弘扬茶文化要从娃娃抓起,要向社区和家庭推进。上海等地在中小学中开展茶文化教育有很好的经验,应该努力在全国各地推开。有人建议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应该有茶文化的课文,这应该积极地呼吁有关部门予以考虑。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加强,茶文化也应进入社区,可以采取一个茶企业承包一个或几个社区的形式,与社区组织联合举办一些茶文化活动,宣传茶文化知识,开设茶座,倡导饮茶,将茶文化作为社区群众养生、娱乐、陶冶情趣的一项内容。现在人们的生活逐步宽裕起来,要加强对家庭主妇、家政服务人员以及宾馆、饭店服务人员的茶文化培训,使饮茶和茶文化更快的进入每个家庭和全社会的服务行业。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农村中也要广泛建立品茗俱乐部、平民茶馆,让茶文化深深地扎根与民众之中。只有这样,茶文化才能保持永续的传承和发展。

(四)弘扬茶文化,要极力打造知名的活动品牌。目前,全国茶文化活动比较多,力量分散,规模相对小,内容重复平淡,宣传力度弱,社会影响不大,企业效益不佳。许多活动一过就销声匿迹,后续乏力。我赞成应多开展一些地方性的茶文化活动,这样有利于普及茶文化,活跃文化生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活动应该有特色,要长期坚持且不走形式。当前问题是如何将全行业的力量集中起来,打造全国全行业在国内外知名的大型活动,如每年搞一次或两次茶博览会(展示会、研讨会、文化节)之类的全国性大型茶文化活动。把规模做大。做出影响,做出更大的效果。有些活动还可以做到国外去,让中华茶文化传遍全球。在行业内也可以确定每年的某一日或某一周为中华茶文化节日,统一时间、统一策划、统一口号、统一组织,各地各企业根据全国统一的要求,结合本身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上下联动,各方呼应,长期坚持一定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五)弘扬茶文化,企业应该唱主角。总结二十多年文化的发展,热心茶文化的人士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茶叶社团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政府部门给予了有力支持,特别是企业的积极参与,是推动茶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今后茶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将东方的中华茶文化传播到全球,也只有凭借企业的力量才能实现。但从目前企业参与的广泛性和力度看还是不够。弘扬茶文化有益于茶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社会文明建设,它既是有经济效益的工作,也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从经济的角度讲,有人说: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推动力,文化是市场竞争的最后力量。这些年茶产业经济的兴盛也证明了这一点,茶文化活动开展的地区,茶产业经济发展就快;茶文化工作做得多的企业,社会知名度就高,商品市场占有率就高,经济效益就好。在弘扬茶文化中,每个企业都应该成为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使企业成为推动茶文化传承和发展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茶人是茶文化的传播者,更是茶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者,全国的茶人都要身体行,用行动感动人心,感动社会,将茶叶行业塑造成诚信的行业、规范的行业、文明的行业。

让中华茶文化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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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二十多年是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在改革开放中喷涌

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著《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宣传茶与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业务的国家商业部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宣传,扩大销售。由加工处张大为同志、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之家”。浙江省公司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之家》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

茶与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下)


及至明代,海州作为沿海疆域受到红蝇赶散事件的波及,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由于明代海州制盐业的发展给海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明代海州经济很快得到了崛起。板浦的汪姓、许姓、以及李汝珍、吴承恩、吴敬梓等许多名门旺族儒商雅士都是明代移民海州的,他们的到来给海州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海州茶及茶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明代海州佛、道教的兴旺,寺庙、道观遍及各地,尤其是三元宫、法起寺、碧霞寺等善男信女云集,寺僧们每每布施佛茶,讲解经卷,这对云台山茶叶在苏北鲁南地区提高知名度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样的场景从明代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大娘子在去清江浦的途中专门往云台山三元宫进香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明顾乾《云台山志》就记载悟正庵在宿城山顶,多茶树,东海茶以此地为最,风味不减武彝,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天下分六榷,而海州居其一,海州产茶之山以云台为最,明代海州茶以云台为最。以此看出,明朝海州有茶,而且产茶地就不止云台一处,应该说当时的茶叶品种也不仅仅一种云雾茶。连云港的茶叶好于他乡贵于他州,这主要是由于它生长在群山环抱之中,明代《西游记》描写花果山四时好花常开,八节鲜果不绝,可见其环境之好。

由于明代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茶马互市,朝廷对茶叶生产和发展极其重视,此外,海州制盐业的发达,使海州成为商旅云集之地,明万历神宗皇帝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就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明海州史小录》朱炳旭),在此之前,朱元璋的女婿就因贩卖私茶、走私淮盐被斩,可见明代海州盐业的鼎盛地位。朝廷对茶叶生产的重视和盐业的繁荣相应地推动了海州茶文化的发展,从吴承恩《西游记》和李汝珍《镜花缘》这二部以明朝的口吻说唐朝事件的小说里其对海州的茶文化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从茶叶生产,茶叶品种,泡茶用具,饮茶风俗等都具备了当代茶文化的雏形。

明亡后,清朝廷为了防范倭寇和台湾郑成功的来袭,实行了严厉的裁海政策。据《嘉庆海州志》载顺治十八年秋,尽迁云台山口军民、灶户于海内,钉塞海口。至康熙十六年春始复。裁海,给云台山的经济及茶叶种植造成了重创,使得云台山这座海内灵山被废为界外,三百里云台弃为榛莽,山民被迫迁出,流离失所亡命他乡。短短二十年的裁海给海州茶的打击和影响是很大的,即便康熙四十九年做海州知州的姚陶,费尽心机想恢复云台山的茶叶生产,但终是力不从心,后来离任时带着遗憾而去。云台山的茶叶直到清末才得以逐渐复苏。清初的裁海政策给云台山的茶叶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茶园荒芜,仅在悟正庵、法起寺周围散乱地存有为数不多的茶树,山僧每年只采一、二斤,视为龙团凤饼,秘不示人。清代许多朝廷重臣都很难喝到地道的云台山的云雾茶了。因此,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澍在整肃海州盐政之余,坐在三元宫的屏竹禅院中悠闲地品评着云台山的云雾名茶后,即兴赋联说:云水漫匆匆,半日闲谈僧院竹;海山还沥沥,一庵同吃赵州茶。这位边疆大吏从云台山的云雾茶想到了赵州和尚从谂的吃茶去这个具有佛意禅理的名偈,形象地把云雾茶比作赵州茶。从而,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振兴海州茶的信心和决心。

清末民初,因受周馥、张謇等振兴实业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广东候补直隶知州宋治基联合海州士绅沈云霈等招商集股成立云台树艺公司,在云台山中择68处山地,广植桐、柏、樟、杉等树木,在向阳的山坡上栽种茶树,真是有山皆种树,无地不栽花。屋绕三分竹,围墙半亩茶。绿肥红瘦处,看罢夕阳斜(张学瀚诗)。由于云台山优越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肥培管理,茶树吸山川之灵气,蕴花果之精华,树艺公司生产的云雾茶外形优美,汤色绿亮,香高味浓,口感爽滑,曾获南洋劝业会金奖,云台山的云雾茶一时名闻遐迩。可是好景不长,未几,战乱爆发,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接二连三的战事纷起,尤其是云台扁担会的革命,使得树艺公司无疾而终,云台山的茶叶发展计划也就此搁浅。云台树艺公司的成立要比清政府的振兴茶叶计划早了多年,直到四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才派郑世璜等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叶。民国三年(1914)及民国八年,云南、浙江又先后派朱文精、吴觉农等赴日本学茶,并先后在南京钟山等筹设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安徽祁门设茶叶试验场,但都因战乱关系未能发展(据吴觉农《茶经述评》)。以此也能看出连云港许多有识之士对家乡茶叶发展的远见卓识。

早期连云港地区有记录的茶叶种植只在云台山区,在《嘉庆海州志》物产条里面记载海州茶出宿城山,味似武夷小品,以悟正庵者为最。但在赣榆条中,却仅记山茶生秦山,却无茶叶的记载。其实,山茶树和茶树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时下连云港各茶叶适种地区如市区的花果山、南云台、朝阳、宿城,赣榆的门河、班庄、夹山、金山、厉庄等中西部山区及灌云的伊山都大面积种植茶树,青青的茶叶走出了云台山,渐次散漫到了全市各地。云台山的云雾茶擅花果之精华,赋予此茶独特的自然品质,再加上云台山茶人的精采细做,形成了该茶特有的外形风格。赣榆的夹谷春茶也在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

由于市民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对茶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几年前,连云港市的文学艺术界和茶叶经营人士及众多爱茶人筹建的茶文化研究会就举办过多次座谈切磋及茶文化研究活动,对连云港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趋势有了统一的认识并充满信心。在连云港,喝茶、学茶已经变成一种时尚,许多人把喝茶看成为一件雅事,品茶的外延在扩大,品茶的内涵也在增加,过去,被用来解渴的茶叶,现在已经被健康和文化所代替。喝茶是品位,是修养,是文化,更是文明,这样的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港城人接受。

发展茶文化不仅有利于经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增进社会安定,家庭和谐,睦邻友好,增进市民的身心健康。茶叶种植业的发展,有利于环境建设,相信,把云台山建设成云雾茶的世界,金镶玉竹的海洋,对于我市的旅游业将会带来更好的看点。未来的连云港,山更青,水更绿,茶更香。

茶,就是文化,弥散着浓郁深厚的文化芬芳,让我们静谧陶醉,让我们清洁高尚。

品茶文化的现代茶道与茶艺的兴起


现代饮茶之道茶艺文化和唐宋茶道文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了,这一切都源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纸诏书。

朱元璋明初,茶饼制作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茶饼上镏金镂银,更有雕龙画凤,称之为“龙凤团茶”,但是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

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龙团贡茶而改贡散茶,点茶道随之衰落,中国的茶道因此发展到泡茶道。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代表人物有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冯可宾、冒襄、陈继儒、徐渭、田艺衡、徐献忠、张大复、张岱、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关于朱元璋下诏的原因,前人有两种解释:一说出身穷苦的朱元璋体恤民情、节约财政;二说朱元璋不懂风雅、一介粗人。

不管历史如何评说,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因为泡茶道的简便,茶也就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现代茶文化的讲究

1、礼节:礼仪节度。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示致意、问候、祝愿等惯用形式。

2、礼貌: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

3、仪式:具有专门程序、规范化的活动。

4、仪表:外表。包括容貌、服饰、姿态、举止等。

现代社交茶文化礼仪的表现就礼仪使用的媒介把礼仪表现分为语言类礼仪、身体语言类礼仪、饰物类礼仪、酒宴类礼仪。

1、语言类礼仪:语音类、口语类和书面类。

2、饰物类礼仪:由服饰、化装美容等代表的礼仪;通过各种物品代表的礼仪。

3、酒宴类礼仪:通过设宴喝酒吃饭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的礼节。“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下)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着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着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茶文化|后现代语境下的韩国茶道


茶文化|后现代语境下的韩国茶道

按照现代传统,韩国是一种比较繁琐的形式,而且是刻意制造而成,去过韩国的人大多都明白,品一道韩国茶将花掉人民币六千元左右,说明在打着韩国牌子的后面是为了更好地挣钱。再则,韩国精神讲得如此大气而又普及,那为什么当今的韩国民族还是一味地搞种族、军事、不承认历史这些恶性呢?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上很无耻地打着表演的方式力争入常。那么韩国引以为德的“和仁德贵”不正好成了欺世盗名的手法吗?

这一样说明了表象形式下的韩国,还有待我们世界人去分析其真实意图。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要去繁从简,就是要提倡一种平庸和无关紧要的艺术,并使之更商业化。对后现代主义而言,当今韩国的对象都是一些世界中高产阶级,并非是人人都有品茗的心情和环境。这些中高产者既有一些钱,又有一些闲,他们喜欢在繁复中追求伪优雅,在逶迤中寻找伪真谛。

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直达目的:一是让茶这一商品以更简单的形式流通于市场;二是让任何人都有随时随地喝茶的权利。而经济上的后现代主义早已深谙其道。君不见,以速泡袋装、瓶装、罐装等形式出现的即冲即饮、即开即饮的茶品已经崛起于各大商场。且从历史来看:烹茶→点茶→泡茶→饮茶,每一次喝茶方式的改变,无不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催化。

故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使韩国正在逐渐失去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载体——,进而快速将手伸向这个没有品格定论的民族,这算是韩国死活都要主动承认根基在大陆,并且与佛、道、儒拉关系来确保其伪德蒙财的最佳路径。而一旦韩国沦为一种没有意义的符号时,或喝茶不再需要任何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内容,那么,韩国也必将不复存在。

中华古茶文化


喝好茶,要有平静如水的心境、能调出茶味的好器皿和清静的环境,但如果加深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便能完全融入茶的天地,不是更完美吗?来到龙海,你的收获不止限于优质茶叶,还有很多很多

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

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

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

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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