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茶具有哪些。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明清茶文化”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明清茶文化”相关知识！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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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历史：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茶文化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就来说明其中一个部分，即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带你走进明清茶文化
明清茶文化，特指中国明代和清代时期的茶文化。这一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它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明代的散茶种类繁多，虎丘、罗岕、天池、松萝、龙井、雁荡、武夷、大盘、日铸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茶类，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罗后冲饮，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陈师道记载了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壶泡法;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其实无论是壶泡还是撮泡，较之前代更加简便，而且还原了茶叶的自然天性。
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罗、筅、汤瓶之类的茶具皆废弃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镇的白瓷。屠隆《考般木余事》中曾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张源在《茶录》中也说“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因为明代的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黄黑纯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盏来衬托青翠的茶叶，可谓尽茶之天趣也。
《考槃余事》中说：“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置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明•陆树声所撰茶书就叫《茶寮记》。所以明代走向精致化的文入茶艺，可以称为茶寮文化。
能在茶寮中享受茶中逸趣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中带有隐逸倾向的人士。他们轻视声色犬马，而且相对地不太热衷于功名利禄。其中特别嗜茶的又称茶人。明代江南六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的若干名流成为其骨干，比如杜琼、徐有贞、吴宽、朱存理、沈周、王鏊、都穆，祝允明、文征明、钱同爱、吴纶、王涞、顾元庆、许次纾、陈继儒等人。以撮泡法饮茶这件事，在他们手中被推向极致。无论对名茶的品评鉴赏、制茶泡茶的技巧、茶具的设计制作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焚香博古等活动均与饮茶联系在一起，使茶寮笼罩在超凡脱俗的气氛之中，这和前代是不同的。
试看唐代卢令极负盛名的《走笔谢盂谏议寄新茶》诗，形容喝茶时只说一碗如何，两碗如何，一直数到七碗，简直有点为喝茶而喝茶的样子。宋代讲斗茶，讲分茶，也未能从茶和喝的圈子里跳出来。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变成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变成一种恬淡的生活情调的组成部分。
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为同调，他们之间诗文唱酬、以茶会友的活动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茶人集团，这是为茶人的隐逸性和孤高性所决定的。明•张源《茶录》(1595年前后)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种主张的茶人追求的是潇洒自适。在“独饮日神”的指导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动纵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会是群体性的。
市井小民进不了文士的茶寮，他们下的是茶馆。宋代的汴梁和临安都有不少茶坊，它们往往还兼营酒饭、说唱等。单纯卖茶的茶馆到明代才发达起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说：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处。”有些茶馆泡茶的质量也很高。明•张岱《陶庵梦忆》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众多茶馆成为平民休闲的去处。特别是由于撮泡法简单易行，所以坐茶馆是一种低消费的普通消遣。清代广州有许多茶馆叫“二厘馆”，即每客的茶资仅银二厘而已。在茶馆中洋溢着的是散漫而轻松的气氛，这里一般并不进行群体性的活动。
明清时期茶文化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文化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文化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
明、清茶文化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明清茶叶生产的发展
⑴茶类的新发展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造芽茶。《馀冬序录摘抄内外篇》中载: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⑵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咸丰时期，对老茶树的更新，已从消极的先砍伐、焚烧枝杆，俟其再蘖发展到先以腰镰刈去老本，令根与土平，旁穿一小阱，厚粪其根，仍覆其土而锄之，则叶易茂。(张振夔《说茶》)的积极措施。《时务通考》中的记载更加详细：种理茶树之法，其茶树生长有五、六年，每树既高尺余，清明后则必用镰刈其半枝，须用草遮其余枝，每日用水淋之，四十日后，方除去其草，此时全树必俱发嫩叶，不惟所采之茶甚多，所造之茶犹好。
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
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闻龙《茶笺》中记载: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宜于蒸焙。炒青技术的要点据明代罗禀《茶解》所论是采茶须晴昼采，当时焙，炒茶，铛宜热，焙、铛宜温。凡炒上可一握，候铛微炙手，置茶铛中，札札有声，急于炒匀，出之箕上薄摊，用扇扇冷，略加揉挼，再略炒，入文火铛焙干。这些工艺在近代茶叶科学出现之前，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制茶经典性的工艺和认识，而且这其中的许多工艺和技术要点，在当代各种名特茶的制作中仍然在沿用着。
⑶品类的多样化
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如黑茶，洪武初年在四川便有生产，后来随茶马交易的不断扩大，至万历年间，湖南许多地区也开始改产黑茶。至清朝后期，黑茶已成为湖南安化的一种特产。
又如花茶，花茶滥觞于北宋的团茶掺香，后来，南宋前期用茉莉鲜花窨茶的技术已经发明，到了明代有了很大发展。如朱权《茶谱》、钱椿年《茶谱》等茶书中记载，明代除了用茉莉窨花之外，更扩展到用木樨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和莲花等十多种花来作为窨茶香源。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2、明清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⑴品饮方式的艺术性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
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代文人认为，唐宋人的团茶碾末煮饮，有损茶的真味，茶饮应在重于香、味、色的完美统一。作为前提，他们提出采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洁。而且不少文人对茶中窨花，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花茶有损茶之真味。
明人饮茶崇尚天趣，因而很重视对泉水的选择,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茶，茶只得八分耳。许次纾《茶疏》认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明人论水要求很高，认为宜茶之水应清洁、甘冽。为求好水，可以不辞千里，如李梦阳《谢友送惠山泉》诗中写到：故友何方来，来自锡山谷。暑行四千里，致我泉一斛。所以明代人有不易致茶，尤难得水之说。
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如在这种环境中品赏清茶，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审美感受，正如罗禀《茶解》中所说的山堂夜坐，吸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⑵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
明代除了生产白瓷的定窑、汝窑、官窑、哥窑、宣德窑等各领风骚的景德镇的青花茶具异军突起，达到了一个高峰，在青花的基础上，成化年间又创造出平彩；嘉靖万历年间又创造出五彩、填彩等新瓷。景德镇的这些瓷器烧制技术，主要就是在制作茶具中发展起来的。
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⑶茶馆的普及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
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
饮茶场所：这类也称清茶馆，来喝茶的多为文人雅心，店堂的布置也比较古朴雅致，当然除了文人外，茶客中还有商人、手工艺者等，这里是聆市面的好场所。
点心饮食兼饮茶：在茶馆中增设点心经营，或点心店增加茶水供应，为的是方便顾客，扩大营业面。
听书场所：在北京、江、浙一带，在茶馆中增加说书项目，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茶馆主人邀请艺人说书或演唱，吸引茶客；茶客一边品茶，一边赏戏听曲，得到充分的艺术熏陶，客主同乐，气氛很活跃。
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这就是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明清时期我国茶文化
在明清时期，我国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到清朝时，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发展
元代时期茶文化的发展并不如唐宋时期的发展，这与元代时的社会经济与统治才的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那么茶文化在明清时期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呢?会不会也同样曲折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发展。
在明代，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由此看来，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发展非常不错，已经发展到普及的程度了，在人们群众中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元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元明清也是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在茶叶的消费和生产，还是在饮茶技艺的水平、特色等各个方面，发着令人陶醉的文化魅力。特别是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最突出的表现是大小城市广泛兴起的茶馆、茶楼)，各种茶文化不仅继续在宫廷、宗教、文人士大夫等阶层中延续和发展，茶文化的精神也进一步植根于广大民众之间，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聚会、人际交往的媒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
元代茶文化特色主要有两个方面。
元代虽然由于历史的短暂与局限，没能呈现文化的辉煌，但在茶学和茶文化方面仍然继续唐宋以来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创新。原来与茶无缘的蒙古族，自入主中原后，逐渐接受茶文化的熏陶。蒙古贵族尚茶，对茶叶生产是重要的刺激与促进。
元代已开始出现散茶。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民间则以散茶为主。由于散茶的普及流行，茶叶的加工制作开始出现炒青技术，花茶的加工制作也形成完整系统。汉蒙饮食文化交流，还形成具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开始出现泡茶方式，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这些为明代炒青散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其一。
元代对知识分子不尊重，很长时间停办科举，仕途也很险恶，许多文人以茶诗文自嘲自娱，还以散曲、小令等借茶抒怀。如著述名散曲家张可久弃官隐居西湖，以茶酒自娱，写《寒儿令春思》言其志;乔吉感慨大志难酬，万事从他却自得其乐地写道香梅梢上扫雪片烹茶。茶入元曲，茶文化因此多了一种文学艺术表现形式.这是其二。
明代饮茶风气鼎盛，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又一个兴盛期的开始，其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饮茶方法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历史上正式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团饼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从此向皇室进贡的只要芽叶形的蒸青散茶。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自然蔚然成风，并且将煎煮法改为随冲泡随饮用的冲泡法，这是饮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从此改变了我国千古相沿成习的饮茶法。这种冲泡法，对于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如改进蒸青技术、产生炒青技术等，以及花茶、乌龙茶、红茶等茶类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泡茶简便、茶类众多.烹点茶叶成为人们一大嗜好，饮茶之风更为普及。
二是形成紫砂茶具的发展高峰。紫砂茶具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横贯各文化领域溯流的影响，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倡导、紫砂制造业水平提高和即时冲泡的散茶流行等多种原因，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宜兴紫砂茶具的制作，相传始于明代正德年间，当时宜兴东南有座金沙寺，寺中有位被尊为金沙僧的和尚，平生嗜茶，他选取当地产的紫砂细砂，用手捏成圆坯，安上盖、柄、嘴，经窑中焙烧，制成了中国最早的紫砂壶。此后，有个叫龚(供)春的家僮跟随主人到金沙寺侍卖，他巧仿老僧，学会了制壶技艺，所制壶被后人称为供春壶，视为珍品，有供春之壶，胜如白玉之说。供春也被称为紫砂壶真正意义上的鼻祖，第一位制壶大师。到明万历年间，出现了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家，后又出现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壶中妙手。当时有许多篇名文人都在宜兴定制紫砂壶，还题刻诗画在壶上，他们的文化品味精和艺术鉴赏也直接左右着制壶匠们，如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著名文学家赵宦光等，都在宜兴定制且题刻过。
明代人崇尚紫砂壶几近狂热的程度.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周容《宜瓷壶记》)，一壶重不数两，价值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可见明人对紫砂壶的喜爱之深。
三是为茶著书立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是最早为茶著书立说的国家，明代达到又一个兴盛期，而且形成鲜明特色。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于1440年前后编写《茶谱》一书，对饮茶之人、饮茶之环境、饮茶之方法、饮茶之礼仪等作了详细的介绍。陆树声在《茶寮记》中，提倡于小园之中，设立茶室，有茶灶、茶护，窗明几净，颇有远俗雅意，强调的是自然和谐美。张源《茶录》中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茶道真谛。明代茶书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整理、阐述和开发，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在于全面展示明代茶业、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其成果一直影响至今。明代在茶文化艺术方而的成就也较大，除了茶片、茶画外，还产生众多的茶歌、茶戏，有几首反映茶农疾苦、讥讽时政的茶诗，历史价值颇高，如高启的《采茶词》等。
清代沿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现念，其茶文化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形成了更为讲究的饮茶风尚。清朝满族祖先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猎民族，肉食为主，进人北京成为统治者后，养尊处优，需要消化功效大的茶叶饮料。于是普洱茶，女儿茶、普洱茶膏等，深受帝王、后妃、吃皇粮的贵族们喜爱，有的用于泡饮，有的用于熬煮奶茶。嗜茶如命的乾隆皇帝，一生与茶结缘，品茶鉴水有许多独到之处，也是历代帝王中写作茶诗最多的一个，晚年退位后，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茶。民间大众饮茶方法的讲究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摄泡。当时，人们泡茶时，茶壶、茶怀要用开水洗涤，并用干净布擦干，茶杯中的茶渣必须先倒掉，然后再斟。闽粤地区民间，嗜饮功夫茶者甚众，故精于此茶道之人亦多。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市场上有六大茶类出售，人们已不再单饮一种茶类，而是根据各地风俗习惯选用不同茶类，如江浙一带人，大都饮绿茶，北方人喜欢喝花茶或绿茶。不同地区、民族的茶习俗也因此形成。
二是茶叶外销的历史高峰形成。清朝初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量从我国运销茶叶，使我国茶叶向海外的输出猛增。茶叶的输出常伴以茶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英国在16世纪从中国输入茶叶后，茶饮逐渐普及，并形成了特有饮茶风俗，讲究冲泡技艺和礼节，其中有很多中国茶礼的痕迹。早期俄罗斯文艺作品中有众多的茶宴茶礼的场景描写，这也是我国茶文化在早期俄罗斯民众生话中的反映。
三是茶文化开始成为小说描写对象。诗文、歌舞、戏曲等文艺形式中描绘茶的内容很多。在众多小说话本中，茶文化的内容也得到充分展现。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红楼梦》中言及茶的多达260多处，咏茶诗词(联句)有10多首，它所载形形色色的饮茶方式、丰富多彩的名茶品种、珍奇的古玩茶具讲究非凡的沏茶用水是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记述和描绘最全面的。它集明后期至清代200多年间各类饮茶文化之大成，形象地再现当时上至皇室官宦、文人学士，下至平民百姓的饮茶风俗。
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前的100多年，资本主义入侵，战争频繁，社会动乱，传统的中国茶文化日渐衰微，饮茶之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趋于简化，但这并非是中国茶文化的完结。从总趋势看，中国的茶文化是在向下层延伸，这更丰富了它的内容，也更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在清末民初的社会中，城市乡镇的茶馆茶肆处处林立，大碗茶摊比比皆是，盛暑季节道路上的的茶亭及善人乐施的大茶缸处处可见。客来敬茶己成为普通人家的礼仪美德，由于制作工艺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六大类茶。
遍及全球的明清茶叶贸易
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惟双方实施“朝贡贸易”禁止私人贸易。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特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属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
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派郑和下西洋（今之南洋及印度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到达的地方遍及爪哇、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更远至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中国特产、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华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对华茶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明太祖废团茶兴散茶，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的沏饮方式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并流传，为明清以来中国饮茶方式的主流。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日本，形成沏泡法的煎茶道；十八、十九世纪传入朝鲜，经由草衣禅师等的倡导，韩国茶礼以沏泡法再度兴盛。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华茶（先是武夷茶，后是荆湖茶），以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相继，经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以驼队经由内蒙、外蒙到恰克图交易运往莫斯科。其运输途径为:
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镇→船运（信江）→（鄱阳湖）→九江→（逆长江）→武昌→（溯汉水）→樊城（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
一条自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清干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上的驼队，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路之后，代之兴起的国际茶叶商路，是华茶经由陆路走向东欧之路，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及提高了武夷茶的名气。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积极发展本土茶叶，由中国引进茶籽、茶苗，并于1893年聘请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在高加索，格鲁吉亚开辟茶园，设厂生产茶叶，至今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仍是欧州唯一的产茶地区。
16世纪初，葡萄牙开辟了绕过非洲的新航线，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也从非洲延伸到亚洲，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住权，随后荷、英、法、美、俄等势力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殖民者以探险家、传教士名义、进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茶叶产生浓厚兴趣，学习饮茶，记录茶事见闻，十六世纪末西欧逐渐认识中国有一种奇特的饮料叫茶（发Cha音）。
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于1610年首先将茶（绿茶）运到西欧。饮茶习俗遂由荷兰传至法国、德国及英国，华茶（尤其是武夷茶）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
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12月31日经伊丽沙白女王特许成立，在东起南非好望角西至南美合恩角，含盖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岸线，有贸易垄断权及政府所授予的公权力。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专卖权，当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即由爪哇转运华茶到伦敦。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开放港口对外贸易。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直接运送华茶至英，开始中英的茶叶直接贸易。[page_break]
清干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诏“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集中于厦门的英国商船全部转向广州，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及后起的美国等国商船齐集广州，广州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福建、江西、安徽等内地名茶（以武夷茶最负盛名），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由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运至鄱阳湖，走赣江至赣南，由挑夫运过大庾岭（南岭），至韶关转运至广州，经由洋行（行商）交易出口，船运至西欧及美洲。武夷茶由海路进入西欧，再创高峰，甚至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1685年成立粤海关，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分别征税。凡经营洋货入口和出口土货的均称为“洋行”，由于行商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具有官商性质，当时称广州既有的十三家官商为十三行，茶叶是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当时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垄断茶叶的出口经营，外商购入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才能出口，直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定之时，始将公行制废除，开放自由贸易及五口通商，广州失去了茶叶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福州的茶叶出口值已超越广州。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失利，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其后汉口、镇江于1858年，九江于1861年，杭州于1896年相继开放，欧美列强争夺营销茶叶之重利，华茶源源输出欧洲及美洲，1886年华茶外销量高达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新高。十九世纪初，英、荷、法相继在其亚洲殖民地发展茶产业，最初也是从中国引进茶籽及制茶技工，继而大力发展及推广阿萨姆大叶种红茶而取代了华茶的地位。
美洲有英属、法属、及荷属殖民地，最早饮茶者为荷属阿姆斯特丹人民，（约在十七世纪中叶）。1690年波士顿已有领有执照的茶叶销售商。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中国及印度贸易特权的特许书，同年英国颁布茶叶法，授权英属东印度公司直接运输茶叶至美洲殖民地，每磅抽税三便士，遭殖民地人民群起反对抵制英茶输入，而于1773年12月16日发生闻名于世的波士顿茶叶事件，此举引起英国会决议封锁波士顿，不久酿成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的茶叶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美国率先设计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1845年750吨级的彩虹号首航至中国载运茶叶等土特产，缩短茶叶海运时间，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竞相发展快速帆船，引起茶叶海上运输之竞赛，大大缩短新茶海运时间。直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气轮船才取代快速帆船由东方载运新茶之欧美。
明清乃至民初纵横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是连接滇、川、藏，以马帮运输茶、盐及土特产的古商道，是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对外经济贸易和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古驿道，对华茶的向外传播亦有着重要地位。
闽东斜滩茶文化历史回眸_茶文化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闽东斜滩茶文化历史回眸》，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寿宁斜滩镇种茶有600多年的历史。据记载：明代宣德年间(即1416―1426)，张姓最早从浙江丽水迁徙斜滩定居，就在张家龙岗劈草炼山、垦复坪地，并从邻近的福安坦洋和政和等地引进茶苗，大举种植茶叶。此后随着卢、何、周、郭诸姓家族大量迁移斜滩聚居，他们相继在镇区周边山场开发垦植茶园，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史料记载，明弘治至万历(1488―1599)的百年间，斜滩东起车岭、西临印潭、南与凤阳接壤、北至水北，方圆三十几公里的座座荒山变成茶园，满目青山一片翠绿。茶叶成了斜滩历史上最为大宗的农业土特产和贸易商品。
明、清时期，斜滩主村就已有加工茶叶(主要为初制毛坯)的作坊，至十九世纪中叶，斜滩的制茶业亦十分发达。鼎盛时期的1932至1936年，镇域所在地即开办有茶行24家之多，从业人员3000多人从事茶叶加工与茶叶购销活动。斜滩的茶商与福安、赛岐、宁德、福州、温州、上海和台湾、香港、东南亚等海内外有茶务贸易往来，每年均产箱茶上万箱(每箱25―30千克)，多半经由赛岐或三都海关出口，畅销海内外。
二十世纪初期，斜滩镇的茶叶销售已十分活跃。据当地爱国归侨卢少洲先生著的《椰凤蕉雨忆南洲》一书陈述的，斜滩旅外乡贤志士无不关心家乡茶叶传销。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斜滩籍旅外知名人士、时任福建学院院长的郭公木先生，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宜武先生与在三沙海关任职的卢少洲先生和当时的海军总长萨镇冰交情甚笃，他们馈赠给萨公10箱斜摊产的“坦洋功夫”茶，萨公品赏后赞不绝口，视为佳茗珍品。在他出国巡访东南亚诸国及港澳期间，他把斜滩的“坦洋功夫”茶精装成珍贵礼品随带出访，分别赠送给各国军政要员或友人，使斜滩茗茶声名大噪，备受青睐。此后，斜滩商贾云集、购者如林,销路广阔。
但在抗战时期，外商航运中断，国民党官僚资本作祟，买空卖空，通货膨胀，币值日贬，茶景日渐萧条。1945年日寇投降，斜滩茶叶生产开始复苏，价格回升，对外茶叶贸易又趋活跃，商业再度兴盛，斜滩作为闽东、闽北的主要物资集散地的地位依然。
斜滩茶文化历史悠久。斜滩人嗜茶成性，视茶如命，接客待友都离不开茶。
斜滩人爱茶成风，茶文化在民间也显得特别独特。尤其是畲族男女，他们至今还流行着唱茶歌、说茶事、以茶传情、以茶抒怀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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