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醒世茶业：传承历史，既往开来”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醒世茶业：传承历史，既往开来”相关知识！
四川省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位于盆地南缘筠连县，茶园土壤多为山地黄泥及紫色砂土，一般地势较高，伏旱影响不大，最宜发展红茶生产。川红珍品――早白尖，即为筠连地方群体品种，当地古称黄芽茶，曾作为皇宫贡茶，当地曾流行天子未尝黄芽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阳雀报汛将茶采，筠连茶叶销华夏赞语。筠连所产红茶，在贸易上称为川红工夫，其优秀品质的形成，除优越的自然条件外，早白尖优良的茶树品种也是重要的物质基础。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1985年7月15日以川农牧品审（85）字第6号文件，将早白尖认定为茶树优良品种，并上报全国品种审定委员会批准为国家级茶树良种。
筠连茶叶生产悠久的历史可上溯三千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筠连县是川红工夫茶叶的主要生产基地。所产川红工夫茶叶直接销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国家创了大量的外汇，也使筠连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虽然川红工夫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其优良品质却使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与久誉盛名的安徽祁红、云南滇红相媲美，成为中国三大高香工夫红茶之一。
建国初期，由于需要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加强联系，也为帮助山区农民增收，国家决定在四川等茶叶产区开发红茶生产，扩大红茶出口。1951年2月，西南区农林部和贸易部组建了七个红茶技术推广站，筠连为其中之一。从1951年春起，中国茶叶西南区公司筠连红茶技术推广站在县内举办多次红毛茶初制培训班，向茶家传授红毛茶技术。刚解放的茶农们热情很高，积极参加技术培训班。适逢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正进行，茶叶站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茶叶生产互助组，以更好掌握技术，方便指导。由于宣传工作效果十分显著，一芽二叶做红茶的观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红茶生产很快在全县各乡、村开展起来。
由于发展需要，1956年，国家投资20万元在筠连中城镇大龙潭建电动红茶初制厂，次年4月筠连茶厂正式建成投产，主要加工红毛茶，交宜宾茶厂精制后出口。1957年春，苏联驻华茶叶专家专程来筠连参观红茶的制作过程，对红茶的品质相当满意。筠连茶厂创业伊始即迎来苏联友人的参观，并获高度赞赏，这极大地振奋了全县干群的生产热情。为了提高品质，增加红碎茶出口量，筠连茶厂对红茶生产过程中萎雕过程进行二十多次的对比试验，决定减少萎雕过程。经过连续五天奋战，终于用六、七级鲜叶制成成品红碎茶，经上级审核，不但符合出口规格，还超过了福建出口中级红碎茶品质，打破了当时认为夏、秋茶不好，做不出好茶的迷信思想。这种制茶方法，是筠连茶厂的创举，它不仅节约了60%工艺流程和人工，而且还不受自然气候的制约，改变了以前人等货做（阴天萎雕慢），或人力不够（晴天萎雕快）的现象，极大地有利于生产，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由于产量增加，通过成都、上海、重庆茶叶出口公司不但销往苏联，还远销北非等国际市场。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全县建立社办茶场24个，茶园面积不断扩大，至1959年，全县发展到11000亩，比建国初期增加八倍有余，茶叶产量达9097担，比1958年增加25.5％，收购茶叶国家投放金额455723元。由于茶园的发展和茶叶质量显著提高，所产工夫红茶外形秀丽，条索紧细，毫锋显露，色泽乌润，汤色红艳，叶底红匀，香高味醇，在当时即享有赛祁红之称。时西南农业大学吕元福教授在全省茶叶会上，赞誉筠连是川红的故乡，相对于全国著名的祁红和滇红，筠连工夫红茶称川红。宜宾地区历年执行的工夫红茶标准样，均在筠连提取，由商业部审查批准。上世纪中后期，筠连川红在全国享有盛名。
在1959年9月8日白露这天，在台刈后的茶树上，筠连茶叶工作者采摘芽茶进行精心制作，经专家鉴评认为在外形、内质上已超过全国驰名的滇红，县委决定以筠连县农林水利局名义将其命名为黄金白露芽茶，并邮寄北京，献给毛主席品尝，以此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央办公厅收到茶后，回复筠连县委，代表毛主席表示感谢。
1964年，筠连巡司公社建起了全县第一个联办茶场，在荒山坡开垦梯级茶园40亩，时县委书记杜吉庆把它当作新生事物，引导在全县推广。同年，四川省茶叶生产现场会在筠连召开。1974年3月北京召开的全国茶叶会议正式把筠连列入全国100个年产茶五万担的基地县。
1977年，全县共有大大小小联办茶场254个，发展成片茶园39950亩，次年达到44741亩，产工夫红茶10321担，初制毛茶1065担，销售额375.39万元，创建国以来最好水平。
1978年春季广交会上茶叶展区，唯有四川筠连茶厂有当年新茶展出，使整个广交会增加了一个亮点。大会给宜宾行署发来祝贺电报：感谢你们为广交会增添了春色。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用三级川红装的节日之夜小包装和用四级装的天坛牌小包装，深受国际市场欢迎，节日之夜还作为罗马尼亚的国庆用茶。
1985年，茶叶市场二改三，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筠连茶厂仍然完成上级下达的19000担任务，其中工夫红茶11274担，占112.74%，红碎茶6858担，占计划137.67%，康砖（属黑茶，专供藏族同胞）5547担，占计划38.67%，总计23896担，实现利润32万元，这一时期是筠连红茶的鼎盛时期。同年，川红工夫茶获葡萄牙里斯本第24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获金质奖。这是宜宾第一个跨出国门，夺得世界金牌的产品，为川红工夫也为四川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次年，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四川省对外经济贸易厅批准筠连茶厂为生产出口商品专厂。为了搞活流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筠连县委、县政府对茶叶生产采取了全方位开放政策，内引外联，广交朋友，充分调动了基层茶厂和经营茶叶者积极性，全年茶叶总产量达51000担，其中红毛茶13122担，川红工夫茶12969担，茶农收入1220万元，茶园面积占全省150个产茶县之首，全县茶叶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
八十年代中后期，面临全国性的茶叶大战，也由于国内绿茶行情变化，全国红茶产地由红转绿较为普遍，呈现绿肥红瘦＂的局面，导致筠连红茶大幅度下降。1987年，县外贸公司与上海茶叶公司签订出口红碎茶1.2万担，因纷纷转产绿茶，全年仅完成4921担，占合同数的41％，1988年，工夫红茶和红碎茶共产4000担，约占7%，全县茶叶生产已基本绿化，筠连由一个传统红茶出口县变成一个绿茶县，出口货源大幅度减少，创汇大受影响。八十年代末期，全国绿茶行情再次疲软，为筠连县再次重振红茶生产雄风创造了条件。县委于1989年4月15日下发筠委发（1989）2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九年茶叶生产经营工作意见》，大力发展两红生产，制定奖励政策，确保出口创汇任务。经过连续两年的努力，到1991年，筠连茶叶质量普遍提升了一个等级，老牌川红工夫茶和红碎茶再度畅销国际市场。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各种因素，川红工夫销售再次陷入低谷，最低时的产销量尚不足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以后竟至逐渐停产，六十年前筚路蓝缕，逐步创造中国红茶辉煌的川红工夫，如今国际国内市场众里寻她千百度，却已芳踪难寻，殊为可惜。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世纪伊始，在原筠连茶厂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宜宾醒世茶业有限公司，面对国际国内红茶市场新的变化，审时度世，决定接过曾经辉煌的川红火炬，在昔日川红故里筠连，恢复川红工夫茶生产，旗舰产品黄金白露，在市场上一亮相，便在一年内荣获三个国际金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昔日川红工夫更新换代产品必将打入国际国内市场，在红茶领域群雄争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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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历史传承初考
宋代王禹赞美普洱茶曰：“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一畹等于三十亩，九畹形容广袤无垠。普洱茶具有樟香、荷香、桂圆香、玫瑰香、参香等多种香气，其香味组合甚至盖过了九畹浓郁的兰花香，而普洱茶则酷似深秋夜空中皎洁的月亮，这是多美的意境啊！同时，由于普洱茶中富含的多酚类物质随着储存时间的增加，会不断进行着缓慢的自然陈化，从而形成独特的色、香、味，具有“越陈越香”的特点。所以它不同于其它茶类，在适宜的条件下，普洱茶可以进行长期储存，而且年份越长的普洱茶，越受到广大茶客的青睐，其经济价值就越高，普洱茶因此具有了品饮和投资的双重价值，被誉为“能喝的古董”。普洱茶不仅有着悠久历史的传承，更蕴藏着质朴、浑厚的茶文化精髓，让我们沉醉于琥珀红浓的晶莹世界里，流连在若隐若现的淡淡清香之中，或孤单、或热闹地啜饮着自己的人生之味，透过普洱茶的悠悠陈韵，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逝去的峥嵘岁月，耳边依稀又响起了崇山峻岭之中的马蹄声声…
普洱茶是云南历史名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普洱茶有着不同的含义。
一是古代的普洱茶
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普洱县是普洱茶的原产地，古代的普洱茶称谓就是指普洱地方出产的茶；另一种则认为普洱县并不是普洱茶的原产地，而是茶叶集散地，普洱茶在古时是以集散地而命名的。我们暂且不去争论两种说法的曲直，但通过各种历史文献证明，这段时间的普洱茶是以地名含义而命名的。早在唐代，樊绰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就写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普洱古时属银生府，可见当时就有普洱茶产出。普洱茶得名于明代。明万历年间，《滇路》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是普洱茶第一次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到了清代，普洱茶曾经盛极一时，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滇海虞衡志》如此描述：“出普洱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更以这样作为起首语“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二是传统的普洱茶
民国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的普洱茶通常被人们定义为传统普洱茶。传统普洱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原因和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上，云南的茶叶主要是通过数条茶马古道销往西藏、四川、香港和南洋等地，而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茶叶的运输主要是依靠马帮驮运，为了方便运输，往往将散茶蒸压成型，外包笋叶，装入竹筐出运。同时，为了防止茶叶在运输途中破碎，装筐之前，向茶（主要是砖、饼、沱）喷洒少许清水，使其回软。外包笋叶在包装前，也需浸湿变柔软后便于包装。由于云南自然气候的多变性，日晒雨淋，反复交替，同时茶叶本身和笋叶中也包含着水份，这些都促使茶叶进行着缓慢的自然发酵，经过漫长的运输时间到达目的地后，便形成了云南特有的大叶种后发酵茶，其独特的陈香和浓醇的滋味受到各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三是现代的普洱茶
现在销量最大，传播最广的是现代普洱茶，也就是采用人工渥堆技术生产的普洱茶。
1973年，当时昆明茶厂的厂长吴启英首先进行普洱熟茶研制，并于1974年率先在昆明茶厂试制成功了“普洱熟茶的渥堆发酵技术”。1975年昆明茶厂开始了普洱熟茶的批量生产。与此同时吴启英将这一技术推广到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1979年在全云南省的茶厂推广。
从此，云南的普洱熟茶进入市场，由于吴启英渥堆技术的科技性、安全性，产品受到港澳市场的欢迎，并逐步取代了广东的“发水茶”。云南普洱茶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新阶段——现代普洱茶。
云南省标准计量局于2003年3月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上述有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大叶种茶；二是阳光干燥方式；三是经过后发酵加工。云南普洱茶的感官要求：其外型色泽褐红或略带灰白，呈猪肝色，内质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叶底褐红。
绍兴茶业继承创新续辉煌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绍兴茶业自此结束了衰败倒退的局面，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康壮大道。各地政府设立了茶叶指导机构，普及茶树栽培技术，研制、推广茶叶加工机械；发放茶叶专项贷款，垦复荒芜茶园，兴办生产技术示范基地，国营的、集体的专业茶场纷纷建立，数量达一二百家之多；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大宗茶制作完成了由手工作业时代向机械化作业时代的过渡，国营精制茶厂、乡村初制茶厂遍布全市茶区；茶叶行业在继承中有提高，在继承中有创新，绍兴茶业又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兴盛景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发展茶业实行扶持奖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我市农村发展茶叶生产的积极性。全市茶叶产区得以迅速恢复与扩展，茶叶产量连年跃升；1953年，全市产茶突破5000吨；并分别于1975年、1980年相继跃上1万吨、2万吨二个台阶；1955年，茶园面积扩大至10万亩以上，1970年增长到20多万亩，1982年又超过50万亩，全市当时的325个乡镇中，有252个乡镇主产茶叶。随着茶叶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市茶叶产业为国家出口创汇提供了大量的茶叶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茶叶产品长期短缺的状况逐年改善，到八十年代中期，茶叶供货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五十年代后期，绍兴县上旺大队在王金友的带领下，"八把锄头"起家，艰苦创业，把全村的荒山丘陵开发改造成"层层梯茶绕山转"的优质高产茶园，其典型事迹闻名全国。六十年代末期，嵊州市茶机工作者与浙江农业大学教师合作，研制成功珠茶炒干机，后获国家发明四等奖，这一成果是迄今为止我国茶机行业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从此，珠茶行业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炒干机的应用，使广大制茶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制茶工效，对推动茶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主要生产珠茶外，我市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生产红茶与茉莉花茶。生产的红茶有工夫红茶与红碎茶二种，但以工夫红茶为主，1955年，我市生产的工夫红茶被定名为越红工夫茶；八十年代后期，全市年产量曾达9000多吨，为年茶叶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产品内销东北三省、内蒙古、广东、广西、湖南等省与自治区；外销苏联与东欧国家。茉莉花茶主要由烘青茶坯与茉莉花共同窨制而成，1979年诸暨市全面转产茉莉花茶，八十年代后期，全市烘青茶坯年产量达7600多吨。茉莉花茶主销北京、天津、山东等地，部分产品出口国外。我市茶叶品质优异，特级珠茶二获国际金奖，红茶与茉莉花茶亦广受好评。
1975年，嵊州市恢复生产名茶前冈辉白，八十年代初期起，全市茶区开发名茶的意识不断增强，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历史名茶逐步得以恢复，同时又创制、开发了一批新名茶；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名茶热”逐年升温，产生了一批名茶专业生产基地与专业村，形成了连续十余年大发展的局面；推动了茶区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市场供应。
建国以来绍兴茶叶产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茶业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五十年代初以来，茶区引进良种，改进种植方式，推广修剪、施肥、植保、采摘等各项栽培技术与多种作业机械，普及机械制茶，应用科学的加工工艺；使全市茶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质的飞跃，续写了绍兴茶业的辉煌历史。
目前，绍兴市茶业的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茶业经济的主要指标保持我国地市级前列，是全国茶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珠茶加工、集散中心与全国重要的名优绿茶、蒸青茶产销基地；在世界绿茶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叶作为绍兴市的一张"名片"，在全国的影响不断扩大。绍兴市茶业体系齐全，特色显著，产业基础较为雄厚。已形成从生产、加工、贸易、科研、综合利用、茶机制造到茶文化建设、社会化服务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
全市现有茶农24.5万户，茶园总面积51.63万亩，大部分茶区列为省特色优势产区，已建成国家级茶树良种场1个，无性系良种覆盖率达37.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茶园栽培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拥有各类剪、采机械1400台；市农科院成立了茶叶研究所；全市茶叶加工企业素质不断优化。有初制茶厂2165家，年产茶叶4万多吨，总产值12亿元。名优茶机制工作已较普及；绍兴市现有精制茶厂198家，主要加工外销珠茶与蒸青茶，浙江华发茶厂、绍兴县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是全国茶叶加工行业中的佼佼者。绍兴市茶叶的商品率稳定在90%以上，全市年精制珠茶10万吨，占全国外销珠茶的90%左右。产品主销非洲、亚洲、欧美等几十多个国家与地区。蒸青茶全部销往日本，最高年出口量达3000吨。名优绿茶有扁形、针形、圆形共三类几十个品种，满足了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主销上海、江苏、杭州、山东、北京等省、市。大佛龙井、绿剑茶双双荣获浙江省十大名茶称号；全市建成了40多个县域中心市场与乡镇产地市场；浙东名茶市场年交易量达4000多吨，交易额4.2亿多元，在全国众多的名茶专业市场中名列前茅。
绍兴市绿色茶业起步顺利，进展较快，产业升级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初步建立了绿色茶业的产业体系。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各地茶区建成了一批有机茶、绿色茶叶生产基地，新建、改造成功了一批有机茶与无公害茶叶加工厂，一批茶叶产品被认定为有机茶与绿色茶叶产品，外销到日本、欧盟等市场准入条件高的国家与地区的无公害茶叶产品已达到一定规模。全市五县(市)一区都已有企业获得了有机茶认证，企业总数已达30多家，颁证面积20000余亩。全市大力推广无公害茶生产技术。一批名茶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绿色农产品，一批企业的生产基地被认定为浙江绿色农产品基地。
绍兴市茶业经济运行不断向产业化经营、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迈进。为适应当前茶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好一家一户或一个企业单独经营存在的经营规模小、力量薄弱、功能不全、生产优势得不到很好发挥的困难与问题；全市产区积极创新经营机制，发展产业化经营。茶区根据当地茶叶产业的实际情况，建立了52个茶叶生产者协会与经济合作社，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各地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与有利于发展产业，拓展市场的要求，对茶业资源与产业要素进行整合，形成了品牌+企业+协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既适合我市茶业实际又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把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户同大市场联结起来。通过生产资源与加工、销售等各种要素的有机整合，实现了生产资源优势向茶业经济优势的转变。全市茶叶行业通过贯彻国家、省有关部门制订的特产系列标准与管理制度，以及制订本地的茶业系列标准，开展标准化生产，我市茶叶生产领域的管理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正在逐步向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迈进。
全市茶叶产业正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方向发展。行业的品牌意识不断增强，品牌建设水平日益提高，品牌建设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在茶叶品牌建设中，我市按照茶叶产业的实际状况，统筹兼顾，在具体工作中做到了三个结合：即举办、参加大型活动和经常性的品牌广告相结合；形象宣传和基础建设相结合；生产基地建设和营销网络建设相结合。全市茶叶品牌已取得初步成效，有的品牌在上海、山东、北京等地市场已有较高的知名度。浙江华发茶厂的皇帝牌、嵊州市越乡茶业有限公司的越乡牌、诸暨绿剑茶业有限公司的绿剑牌绍兴县会稽龙井茶业合作社的会稽牌等6个茶叶品牌被评为浙江省名牌。浙江三界茶厂的三界商标、绍兴县舜江茶业有限公司的许行山商标、新昌县名茶协会的大佛商标等8个商标被省有关部门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绍兴市有深厚的茶文化底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地大力发展古越特色与现代风貌相结合的当代茶文化，使茶文化与建立新型的居民休闲方式结合起来；目前，全市已开办各种茶馆数百家，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品饮茶茗作为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已越来越多的被城镇居民所接受，茶文化的群众基础日益增强。
盛行秦汉历代传承 历史演变记录巴蜀茶史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
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
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
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历史·四百余年 红茶文化与技艺传承
自公元1568年开始，四百余年间，正山堂江氏历代传承人，精益求精，以一颗茶人本心，致力于为世界制作最好的红茶，将红茶文化传承、将技艺融合创新，使得中华红茶文化可以复兴、颂扬。
在正山堂茶人的认知里，顶级好茶本来就隐藏在这一颗颗茶芽之中，上天已赋予了它成为顶级红茶的一切内在条件。而正山堂的老茶师，只是挖掘了它的潜质，让每一粒茶芽都绽放出它天赋之神奇魅力。好茶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金骏眉，2005年正山堂创始；正山堂金骏眉，世界红茶发源地、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内方圆565平方公里的限定产区；春季清明头芽头采，每500克约需6万至8万颗芽头；平均海拔在1200米，过高茶叶内质会贫虚，过低则会苦涩、娇腻、不耐沸水、不耐泡；严禁农药、不施化肥；原生态茶山茶园，非人工茶园，遵循自然规律；120天云雾终日缭绕、内含丰富；2000毫米年均降水量，芽嫩质优；四百余年的红茶文化与技艺传承；也正是因为如此的先天绝对优势、得天独厚的自然之力以及难以复制和模仿的历史、文化、技艺条件，使得正山堂红茶和正山堂金骏眉成为中华红茶文化的代表。
成为正山堂金骏眉需要足够的外部条件支撑与内部条件成熟，不是所有的红茶都是金骏眉，不是所有的金骏眉都是正山堂所出品，因为不可复制的内外部条件与各种因素限制，使得正山堂金骏眉量少产低。正因如此，正山堂金骏眉将会越来越相对稀少、更加珍贵。
在接下来的市场中，正品正山堂金骏眉的价格将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如果以比较低的价格所购得，那很可能不是真品。
历史上茶业重心的东移
在两汉时期，在我国的众多的古代文献中(不止《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同时也是我国亦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在汉朝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转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茶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反言，困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产茶敬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茶陵，这还可以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据报道，在马王堆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其中亦有茶的记录。据载，作为陪葬品的茶叶还是成箱的。由此可见，墓主是西汉的贵族，它同时说明在那个时候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具发展。
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种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我们已经知道在先秦时，我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当秦一统天下之后，茶业的交流日广，茶的加工、种植，由东部和南部渐渐的传播开来。如上文提到的湖南茶陵，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邻近江西、广东边界)，在唐以前写作茶陵。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茶的饮用和生产，已经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的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面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公元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茶果而已。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吸收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司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通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茶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穗主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
文人野茶馆“茶之传承是从中华的骨髓里传承”
茶有高下之别，馆有文野之分。文者华堂密室也，列珠玑之市，盈罗绮之室。明清朝廷茶宴设于乾清宫、重华殿上，琉璃碧瓦，红毯绿帐，自然是“文”茶馆。《梦梁录》载南宋杭州茶馆：“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布置如此豪奢，这也当然是“文”茶馆。而“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皎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这就是野茶馆了。
物以类聚，茶人当以馆分。什么茶馆进什么茶人，这大体是不错的。棋人进“棋茶馆”，牌友进“牌茶馆”，“大街上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这自然是非君子进的，而“为奴打聚，诸行伎工会聚”的便是“水茶馆”了，在南宋之际的杭州，茶馆便已细致分类，三教九流都有其所。人事总是相悖的。文人有文，而心多向野，野茶馆始终是文人的一帘幽梦。晚明文人文震亨家底不薄，居于钟鸣鼎食之家，屋宇相连，勾心斗角，曲径通幽，房舍宛然大观园，然其梦想中的茶馆是：“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范仲淹亦官僚亦文人，兜里几个茶钱应当有的，招呼一下司机或者打个的，到得红楼碧瓦的茶馆面前“踩一脚”，着高衩旗袍的老板娘兴许亲自笑吟吟地迎迓来了。宋代茶风盛于宫廷，“茶馆”日趋富丽精巧，看前朝之韩熙载夜宴，多么雍容华美，雕梁画栋，高髻仕女，富贵气息逼人，到这里喝茶，醉煞人的，可以想见宋时茶风。但范老夫子爱野得很，不往闹里深处走，他镇守青州，却不在繁华地段买地皮，径于林木幽处清泉当口辟了茶馆，四周古木蒙密，隔绝尘世，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独饮为仙，对饮得神。白居易野性尤足，王谠《唐语林》载：白居易每邀人品茗，必出“水泥钢筋之都会”，直奔城外河渚，租舟泛于伊水之上，船上设小灶，灶上安铜甑，径勺江水，自煎自烹，谈兴尽而抚琴，琴兴尽而赋诗，诗兴尽而酣睡焉，无人摇桨橹，任意江水漂舟，一去几十里。现代作家朱自清不减唐人高致，他曾从都市“出走”，以“七巧板”当茶馆，月夜邀人，去荒郊野外的玄武湖里，迎着小风，躺于藤椅之上泛舟啜茗，茶并非好茶，缺少清甘与清馥之味，但水是白的，风是细的，兴是高的，意是佳的。朱自清的散文清灵绝异，恐怕就是这样得来的。
文人是个异类。商人寻茶馆是寻高档，越高档越合其身份，恋人寻茶馆是寻幽暗，越是幽暗越便于“动作”，打牌的呢，他们是寻桌子，这“三教”自然都想到闹市寻茶馆，所寻者不在于茶，而在于馆。文人寻茶不寻馆，文人寻茶是寻茶性，茶出身山野，返归山野中自然最能发挥其性情。知堂老人深知茶性，“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文人画家都需要意境，意境要景，景生境，境生意，意生诗歌散文小说小品文。松涛竹影，明月清风，文人的茶馆便合当在萧竹间，在林泉边，合当在天人合一的江渚溪流之上，茶与人相契合，意与景相感应，诚所谓：“吾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水，自谓与天语而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
而今，野无遗贤，山林间已无文人，只有村夫，文人都集合到街上来住了，文人的野茶馆又何处可寻？鼻祖由来仿惠山，清烹到处可消闲，听松庵里明年况，逸兴遄飞想象间。商家也是尊重文人的，商家开茶馆，为达官贵人开，为巨贾大款开，为情种痴人开，为牌友麻客开，终究也是想着文人的。商家十分懂得：与酒馆、饭馆、赌馆、宾馆由大人大款主宰不同，茶馆是要文人来领风骚的，所以，即或是“黄金价”的市中心，所开茶馆也大都有点林泉逸趣、山林气息。叶文玲《茶之境》描绘的台北闹市间的“五更鼓”的茶馆足供我们“逸兴遄飞想象间”的：那些街什么路什么名全忘了，只记得灯火闪闪烁烁明明灭灭中，照出了一块劈下来的木牌上的三个字：五更鼓。为什么要说“劈下来”？缘自那招牌不是通常那种锯刨得溜光水滑的牌子，而确确凿凿是从一段原木中马马虎虎锯下了一截，又直劈下一片，还故意保留着粗粗拉拉的树皮，那牌子上的字，也是不油不漆……如果不是熟人带领的熟门熟地，你得仔细辨认，才能认出一间极古朴，古朴得像是很幽深的原始森林中的茶馆。
这海岸那边的茶馆在我们这边的都市里何处不见？茶文化无南北，茶文化无古今，茶之传承是从中华的骨髓里传承的，时间割不断，地域也隔不断的。当然，这是与范仲淹相同的“原始森林”中的茶馆吗？不可能了，这是乾隆皇帝在皇宫中所谓的“仿惠山”茶馆了，此惠山不是彼惠山，但可供我们“想象间”。想象正对文人之心思，这当然也是好的。
中国茶业向世界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茶从原产地向全国、从中国向世界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从传播途径上看，存在着国内和国外两条最基本的线路。
中国茶业的始发点在巴蜀，据文字记载和考证，战国时期，巴蜀就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顾炎武曾经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即认为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说明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
茶沿长江而下，使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成为茶业中心。
秦汉统一中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增强。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南部湘、粤、赣毗邻地区传播。
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期，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更为广泛，流传到了北方豪门贵族。西晋时期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以从西晋时期的《荆州土地记》中得到佐证。
东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茶业迅速发展。
西晋南渡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同时，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中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
唐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植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种高水准的结果，就是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正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
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无数。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期，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
中国采茶戏永恒传承
采茶戏，是流行于闽西龙岩、宁化、清流、长汀、连城和闽北光泽、政和、将乐一带的戏曲剧种。据老艺人传说，采茶戏源于江西赣南的九龙山。明末清初，九龙山流行茶歌、灯舞和花鼓，茶农们每逢迎神赛会或欢庆丰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以后，在茶歌、灯舞和花鼓的基础上，吸收东河腔和徽剧的表演艺术，逐渐形成一种小戏。初期戏曲内容多表现民间生活，一般只有三五个角色。清末以后采茶戏发展迅速，戏班遍布各地。
如果没有采茶和其他茶事劳动，也就不会有采茶的歌和舞;如果没有采茶歌、采茶舞，也就不会有广泛流行于我国南方许多省区的采茶戏。所以，采茶戏不仅与茶有关，而且是茶叶文化在戏曲领域派生或戏曲文化吸收茶叶文化形成的一种灿烂文化。
采茶戏的形成，不只脱颖于采茶歌和采茶舞，还和花灯戏、花鼓戏的风格十分相近，与之有交互影响的关系。花灯戏是流行于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区的花灯戏类别的统称;以云南花灯戏的剧种为最多。其产生的时间，较采茶戏和花鼓戏稍迟，大多形成于清代末叶。
花鼓戏以湖北、湖南二省的剧种为最多，其形成时间和采茶戏大致相差不多。这两种戏曲，也是起源于民歌小调和民间舞蹈。因为采茶戏、花灯戏、花鼓戏的来源、形成和发展时间、风格等等都比较接近，所以在这三者之间，自然也就存在相互吸收、相互营养的交叉关系。
明代我国剧本创作中有一个艺术流派，叫“玉茗堂派”(也称临川派)，即是因大剧作家汤显祖嗜茶，将其临川的住处命名为“玉茗堂”而引起的。汤显祖的剧作，注重抒写人物情感，讲究辞藻，其所作《玉茗堂四梦》刊印后，对当时和后世的戏剧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点上，茶使汤显祖在我国戏剧史上所起的作用，当不会限于流派的一个名字上。
过去不仅弹唱、相声、大鼓、评话等等曲艺大多在茶馆演出，就是各种戏剧演出的剧场，又都兼营卖茶或最初也在茶馆。所以，在明、清时，凡是营业性的戏剧演出场所，一般统称之为“茶园”或“茶楼”。因为这样，戏曲演员演出的收入，早先是由茶馆支付的。换句话说，早期的戏院或剧场，其收入是以卖茶为主;只收茶钱，不卖戏票，演戏是为娱乐茶客和吸引茶客服务的。
上一个世纪末年北京最有名的“查家茶楼”、“广和茶楼”以及上海的“丹桂茶园”、“天仙茶园”等等，就均是演出场所。这类茶园或茶楼，一般在一壁墙的中间建一台，台前平地称之为“池”，三面环以楼廊作观众席，设置茶桌、茶椅，供观众边品茗边观戏。专业剧场，是辛亥革命前后才出现的，当时还特地名之为“新式剧潮或“戏园”、“戏馆”。这“园”字和“馆”字，就出自茶园和茶馆。
所以，有人也形象地称：“戏曲是我国用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另外，茶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既然已成为社会生产、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就不可能不被戏剧所吸收和反映。所以，古今中外的许多名戏、名剧，不但都有茶事的内容、场景，有的甚至全剧即以茶事为背景和题材。如我国传统剧目《西园记》的开场词中，即有“买到兰陵美酒，烹来阳羡新茶”，把观众一下引到特定的乡土风情之中。
在中国地方戏剧中，桂南采茶戏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历史，在中华其他地方戏剧中独树一帜。挖掘、抢救、保护、传承桂南采茶戏，对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乃至世界戏曲史，都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挖掘、抢救、保护、传承采茶戏，对地区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寓教于乐，潜移默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促进人们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