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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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陆羽《茶经》)。道教敬奉的三皇之一农业之神，最先使用茶，是作为解毒的方子。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为帮人民治病去痛，亲尝草木而多次中毒，终于寻茶得以解毒。并取名为荼，(今之茶)。除了解毒，人们又发现茶的其它药效，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壶居士《食忌》还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至明朝隐士罗廪《茶解》仍说：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说神农发现茶或是托古，能羽化轻身的茶，也许正是竭力寻找长生之药的奉道之士所发现。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被誉为草木之仙骨。《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这种长生不死的丹木，当然是想成仙得道者的追求。自庄子阐发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后，仙能飞行云中，神化轻举老而不死，就一直鼓舞着世间的执着追求者。被称为神仙道教的信奉者们，或认为饮露能身轻腾飞，或认为服食草木能飞身轻举。或食元气，或茹芝草(《神仙传?彭祖传》)，寻药食草者不计其数。玄中草木不知黄，甲子初开浩刼长，我生求羽化，云中采药蔬。采药层城远，穷遍一根莲。岩崖产灵药，等闲人顾稀。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道士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草木仙药众多，茶也应在其中了。养生是成仙的基础，李白诗神农重养生，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他还说：先服草木以救亏损。茶专家陶弘景在《茶录》记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可见远古的仙人早已服之。唐末刘贞亮在总结茶的十德中，得出以茶养生气，以茶养身体。东汉的葛玄就亲自开垦了一个茶圃，种茶饮茶以养生。道教服食至后来，越分越细，计有草木类，金石类等。
茶在养生的功效中重要是养形，人称道教饮茶讲求茶之功皆出此理。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除烦去腻，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明?顾元庆《茶谱》)，而牙齿却渐渐坚实。四川蒙顶茶功效更神奇。唐武宗宰相李德裕，乃茶道中辨水高手，烹茶一壶浇到肉上，放进银盒密封，第二天一验，肉已化了水。故明屠隆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道教以方仙道为首的养形派，认为神依形生，形靠神立，养命固形形神皆合方为康健。因此重视医药炼养，服食是其主要方术之一，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草木是外养之精华，茶当然为首选之药。道教始祖张道陵也曾在昌利山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
茶有上述这些功效，能成仙能药用能养身，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将茶饮献上与人共享，寓祝愿祈盼于仪礼之中，客来敬茶，遂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一种礼仪礼俗。在日本，甚至把茶道相迎，作为国宾级礼遇。茶最早为礼据说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涵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所以道士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著《茶谱》道饮茶者：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道出道教饮茶之真趣。西周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巴以珍茶作贡于周朝，尹喜以贵物敬贵人，成为礼茶首创。
正由于茶在当时弥足珍贵，周朝专设掌茶官达24人，其职能是：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茶又成为帮国大礼的祭品。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尚书》云：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也就顺理成章。《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以茶为祭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日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以节俭著称，以茶和茶饮作祭品实祭祀之革新，与道教守素崇俭思想为一辙，此前也当应有以茶为祭之事。晋《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到山中采茶，遇一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告诉他叫丹丘子，并指给大茶树的地点，虞洪回到家后，以茶奠祀丹丘子。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青城山十供中茶为其一，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也有用茶为之。清代在祭祀真武大帝时，就用白色的瓷杯盛茶作供品。《言功设醮全集》还有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以天下第一蒙顶茶，献供瑶台诸神，茶真乃道教甘露灵液。茶可通达大道仙界，因此在道教的追荐科仪中也有三奠茶。
茶之形成文化，应归功于唐代陆羽。他所作《茶经》使天下益知饮茶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人们景仰赞誉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把他奉为茶仙。诚有功于人者也，把他祀为茶神。如此功在社会功在人民，当然成神成仙，被人敬之祀之拜之。
陆羽一生刚直，卓而不群，经历坎坷，但不愿入仕为官。用心血和汗水铸成千古不朽之《茶经》。今人对《茶经》的写出，中肯地概括为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本文只阐列与道教之道缘。
陆羽生于盛唐时期，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玄妙神秘，自由大胆，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中，老庄哲学，屈宋诗歌，庄子散文等南方文化影响广被(茶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南方文化色彩)，也影响着陆羽，这从他著《茶经》、交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他人生轨迹中清楚地看出来，可说渗透了道教(道家)的影响。
唐代李姓王朝以老子为祖先，为表奉天承运，又封其为太上老君。唐朝政治开明，政通人和。虽推行三教一风的圆融政策，但奉行的是道先佛后，玄宗后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每家必备道教之四子真经，并为文人考试内容。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帝。其后诸帝均执行扶持道教的国策。唐社会弥漫着极强的崇道氛围。故有唐一代，可说无人不受道教之影响。文士政客也经学致用，习道明志。儒道便由互黜而归宿于儒道兼综，由对立而互补。茶文化初始实为隐逸文化的缩影，而隐逸思想实为文人士大夫习老庄的结晶(隐者多为道者，道士是隐逸队伍的主干)。顺者儒逆者道，入官为儒离官为道。在庙堂之上外儒内道，以道化儒。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乃隐君子，以大智慧者不知隐于何处所终，为众多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人士所仰慕。道士们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贵己养生，甚或傲视王候，简直成了心灵自由，不为物拘，游心于淡的神仙思想的象征。连孔子都赞曰：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道教对文化人的薰染，连正统儒家诗人杜甫也写出上有蔚蓝天，重光抱琼台，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的诗句。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渴望入仕有成，一方面爱好隐居，渴求逍遥长生。与道士交往是时尚是情操，更能显示高洁不俗。而品茶清饮，正是道士们崇尚自然，和合贵生，返朴归真的人生宗趣。
陆羽生当其时，虽曾一心学习正统儒学之道，最终却痴迷于茶的研究，人尊称为处士(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谓处士)，最终写成《茶经》流传于世，道教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茶学和交往之中。陆羽的好友里面，有女道士李冶，喜琴棋书画，尤擅格律诗，称为女中诗豪，曾被玄宗召入宫中月余。陆羽与皎然、灵澈等人组织诗社，李冶为其一员。李冶多病孤居太湖小岛，陆羽专门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友谊至深。还有与之交往甚多的张志和，属著名道家人物。陆羽的好友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举荐他为官。颜年轻时因病入膏肓，得遇一道士救活，并劝其要多饮茶养生。颜在茶乡湖州为官时，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美名佳誉。陆羽在27岁就深入道教植茶圣地茅山，与茅山提倡以茶养生的陶弘景不无关系，后来在《茶经》中多次提到陶先生，28岁时就写出了《茶经》前身《茶记》。他著的《茶经》所列茶人，大部分为道教(道家)人物。著作中羽化飞升、神仙典故，精、俭、静、德等茶饮的精髓思想，无不体现道教博大深遂的文化底蕴。他所设计的茶炉，取之《易经》八卦配以五行，上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就是远古的仙人，不食烟火只以羹食。在炉身上还刻出曲水和道教三山之一一方丈。他49岁受任朝廷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祭祀官)而坚决不就，淡泊名利，不为名累，奔波于大山河流，精于茶事勤奋茶业。在江西洪州玉芝道观，写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清心道远的诗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就在唐代，民间已把陆羽奉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陆羽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似盘腿，一幅道士像，特别是面部，如童稚小儿。世人解释颇多，然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戴道冠盘腿坐已成供像。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成仙得道者的像，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自陆羽后，中国的茶才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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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是指茶的制备方法，茶的制作设备以及中国茶的消费场合。中国人有一种说法，柴，米，油，盐，酱，醋和茶是生活的七大必需品。在中国古代，饮茶在人们中间很普遍。中国茶文化与西方或日本人观察到的不同。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物质和精神内涵。自唐代以来，茶的精神影响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存在，有助于塑造中国诗歌，书画，书法，宗教和医学的风格。千百年来
品种中国茶叶可分为六个品种，即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砖茶）。
绿茶绿茶是由茶树的叶子制成的，在加工过程中经历了极少的氧化。绿茶已成为各种饮料，保健食品，膳食补充剂和化妆品中使用的提取物的原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绿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和医学研究，以确定其长期声称的健康益处的程度，一些证据表明，普通绿茶饮用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较低，某些类型的癌症。龙井（杭州），碧罗春（江苏）和黄山毛峰（安徽）是中国最着名的绿茶品种之一。
红茶最早的红茶是由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地区的茶农发明的。在中国，红茶是后发酵茶的常用分类。有各种各样的红茶叶，其中，祁门红茶（安徽）和滇红（云南）享有世界闻名，远近闻名。另外两种着名的红茶叶品种，即功夫茶和小叶茶，以其香气而闻名。最初从中国引进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叶也享有盛名。
乌龙茶乌龙茶只能在中国发现，是中国主要的茶叶品种之一。乌龙茶种植的主要地方是福建，广东和台外。近年来见证了四川和湖南的乌龙茶生产。乌龙茶在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有市场，并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武夷岩茶（福建）被誉为最好的乌龙茶。饮用乌龙茶具有许多药效，如减少脂肪含量和减肥。
白茶白茶是一种轻度氧化的茶叶，主要在中国种植和收获，主要在福建和浙江省。白茶原产于福鼎县，有着大约200年的历史。喝白茶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功能，从而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黄茶黄茶通常意味着与绿茶类似地加工的特殊茶，但干燥阶段较慢，允许潮湿的茶叶静置并变黄。茶通常具有非常黄绿色的外观和与白茶和绿茶不同的气味。黄茶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对脾胃有益，有助于缓解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和肥胖。黄茶含有丰富的多酚，氨基酸，可溶性糖和维生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有效预防食道癌。此外，85％以上的天然物质可以保留在黄茶叶中，有效预防癌症，杀菌和消炎。所有这些功能都是其他品种的茶叶永远无法比拟的。
黑茶（砖茶）黑茶是中国生产的各种后发酵茶。后发酵是一种茶叶生产方式，其中茶叶在干燥和卷起后经历微生物发酵过程。黑茶主要种植在四川，云南，湖北和湖南省。用于制作黑茶的原始茶叶是粗制的，并且将基础茶卷起来，润湿并放入堆中干燥。在地理品种方面，黑茶可分为四种，即湖南黑茶，四川黑茶，云南黑茶（普洱茶）和湖北黑茶。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喝茶？在中国古代，茶是一种健康饮品，在人们中间很受欢迎。在现代，为什么中国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仍然喜欢喝茶？
当茶在中国古代首次制作时，它被视为珍贵的东西。它当时在贵族中很受欢迎。随着茶叶种植的普及，它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喝茶因此成为中国人的习惯。在古代，茶叶也被用于交流目的，用于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在中国人民的日常谈话中，他们通常会说“过来喝一杯茶”作为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
喝茶可以产生很多药效。作为一种草药，已知茶具有分解作用，有助于减少脂肪和降低血压。随着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些人喜欢收集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拍卖市场上价格过高的茶叶。收集茶作为一件艺术品代表了人们的文化追求。
中国茶文化-茶马古道普洱茶有其独特的文化方面和历史。在过去，它通过从普洱市和西双版纳义乌开始的茶马径运输，一直延伸到西藏拉萨，覆盖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等地。作为连接中国和南亚的重要贸易路线，茶马小道使茶叶从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的运输成为可能。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中国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佛教昌盛的唐代,僧众们非但饮茶,且广栽茶树,采制茶叶。僧人喜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因为在僧人的打坐修行中，佐之以清茶,有提神、清脑等功效，可以防止打坐中“昏沉”、“掉举”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另外，由于佛教有“禅遍一切处”、“佛性不离当下”等思想，许多高僧往往借茶论道、在传播禅的精神的时候用茶做“标月手指”，进而产生了许多诸如“吃茶去”“禅茶一味”等品茶与佛教精神之间的文化交叉点。这就使饮茶这种行为，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原本只是一种饮料的茶，也逐渐成了一种有东方特色的文化载体。
寺院饮茶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它已经升华为人们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饮茶可使我们轻松宁静，自在喜悦，涤除我们的凡尘杂念，使我们得以身心安然。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是也。佛教也是为了涤净心灵之凡尘，以求得明心见性、了脱生死的目的。所以，单就此目标而言，佛教与茶有着某种精神的契合。因此，自古僧人喜好饮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据《茶经》记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了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便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敬佛，以茶清心，以茶待客，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唐朝时禅僧的传记和语录如《五灯会元》中，还有诸多关于茶的记录，多是以茶为问答应对，以求悟明心性。可见茶的作用在僧人生活中的深入。由于僧人在当时的文化阶层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很高，一些士大夫阶层、文化名流甚至官员商人都以结交优秀的僧人为荣，效仿寺院中僧人的生活方式被当作非常清雅和高贵的象征，而僧人又常以自家种植的茶来待客、馈赠，从而带动了中国人的饮茶之风。
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而众寺僧都善采制、品饮。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着名佛教寺院多出产名茶。与茶文化渊源很深的寺院也有不少。
日本药用茶的渊源之地——天台山万年寺万年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万年山麓，发端于东晋，始建于唐。南宋时曾列入“五山十刹”,兴极一时。宋孝宗问：“天下名山名寺哪里最好？”学士宋之端答到：“太平鸿福，国清万年”，可见万年寺非同一般。根据日僧实地描绘的寺图，当时共有40多处殿堂寮室。寺前有宋初建造的六角形宝塔和放生池。以后历经兴废，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次剃度，还动辄五百人。
万年寺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日僧荣西、道元先后来此求师学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西禅师（1141-1215）曾两度来到我国。荣西第一次来我国是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明州（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虚阉为师，直到1191年回国。
荣西回国后，除了研究佛教经典外，还带回宋时的饮茶风习，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茶的功能，并把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来的茶籽在日本种植。进而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寺院的饮茶仪式。在他晚年着的《吃茶养生记》中，说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摇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还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从而，使茶在日本很快传播开来。
入诗名茶的故乡——当阳玉泉寺玉泉寺，以奇洞怪石、曲溪名泉、四季茏葱、景色佳丽而素负“三楚名山”之誉。山中产的茶叶、以外形如掌、色泽银光隐翠、香气清香淡雅、汤色微绿明亮、齿颊留香、回味无穷而成唐代名茶。玉泉寺位于湖北省当阳市西玉泉山东麓，为中国“四大丛林”之一，创建于隋开皇（581～600）年间。佛教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曾在这里着述了着名的天台三大部。传说也是关羽关云长皈依佛教的地方。寺前的珍珠泉水，甘甜清冽，配上玉泉山的茶叶，其味尤妙。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说的就是这种茶，这是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其诗如下：《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一作鸭）。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位置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迭，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末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诗人提到的中孚，是李白的族侄，又是玉泉寺僧，他深通佛理，善于词翰，尤喜品茶。所以，每年清明前后，总要小沙弥于寺左的乳窟外采摘鲜嫩的茶树新梢，制成仙人掌茶，以供奉过往香客。中孚后云游至金陵（今南京）栖霞寺，拜见族叔李白时，礼送仙人掌茶。李白爱不释手，欣然命笔，遂成这篇咏茶名篇。这种心理，李白在诗的《序》中写的非常清楚。
古茶文化的见证之地——扶风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祖庭。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初名阿育王寺，唐代改名为法门寺，并进而成为着名的皇家佛寺。其旁的十三级“阁楼式”砖塔，修建于明万历年间，在经历了357年风雨后，于1981年因雨水浸润而半边坍塌。1987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珍藏了1100余年的唐皇室瑰宝佛指舍利得以重新面世。
在数以千计的供奉物中，有一套唐代皇室使用过的金银茶具，乃是目前世界上等级最高的茶具。它们均为皇室御用的珍品。
《物帐碑》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又从茶罗子，碾子，轴等身錾文看，这些器物于咸通九年至是二年制成。同时，在银则，长柄久，茶罗子上都还有器成后以硬刻划的“五哥”两字。而“五哥”乃是唐皇宫对僖宗小时的爱称，表明此物为僖宗供奉，此外，还有唐僖宗供奉的三足银盐台和笼子，由智慧轮法师供奉的小盐台等。这次出土的茶具，除金银茶具外，还有琉璃茶具和秘色瓷器茶具。此外，还有食帛，揩齿布，折皂手巾等，也是茶道必用之物。
这批出土茶具，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利证据，也是唐代宫廷饮茶文化的集中体现。
日韩茶种的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国清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位于浙江省天台山南麓，这里五峰环抱，双涧萦流，古木参天，伽蓝巍峨，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与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当阳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这里也是济公活佛出世的地方。天台宗弘传日本，与日本“遣唐使”关系密切。唐顺宗永贞元年（804年）日僧最澄带着弟子义真，到达大唐明州（宁波）海岸，经台州，直登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次年回国时，带回天台宗经纶疏记及其它佛教经典的同时，还带去茶籽。后在日本依照天台国清寺式样设计建造了延庆寺，还在近江台麓山试种茶树，当为日本种茶之始。
中韩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南陈时，新罗僧缘光即于天台山国清寺智者大师门下服膺受业，随着天台山宗佛教的友好往来，饮茶之风很快进入朝鲜半岛，并很快从禅院扩展到民间。公元十二世纪后，新罗德兴王又派遣唐使金氏来华，其实唐文宗赐予茶籽，朝鲜开始种茶。从此，饮茶之风很快在民间普及开来。
总的来说，国清寺对中国茶叶东传，特别是日本，韩国的饮茶与种茶，起到重要的作用。
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径山寺径山寺不仅以径山茶宴闻名于世，而且径山寺作为日本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日本禅宗发展影响至深。
日本禅宗圣一派开山辩圆圆尔，佛光派开山无学祖元，宗觉派开山兀庵普宁是起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镰仓、室町时期影响极大，其弟子一翁院豪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宋到径山无准禅师处参禅。大休派开山正念，无象派开山静照嗣法于径山寺的石溪心月，大应派开山南宗绍明在径山万寿禅寺从虚堂智遇受法。
大觉派开山兰溪道隆曾到径山参问无准师范，痴绝道冲，曹洞亲之祖道元曾到径山参问浙翁如锬，日本禅宗始祖，千光派开山荣西和法灯派开山无本觉心都曾到过径山。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南浦绍明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拜径山寺虚堂禅师为师。学成回国后，将径山茶宴仪式，以及当时宋代径山寺风行的茶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国情，使日本很快形成和发展可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同时，将从天目山径山寺带过去的茶碗，称之为“天目茶碗”，在日本茶道中使用。至今，在日本茶道表演过程中，依然可以见到当年从中国带去的“天目茶碗”的踪影。
中日禅僧在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同时，也把中国寺院的茶礼，特别是把径山寺的“斗茶”“点茶”“茶会”“茶宴”传入日本。这中间，荣西、南浦绍明、道元、清拙正澄等尤有殊功。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绍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说：“茶道之起，在正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人。”日本的《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说：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带回崇福寺。
可以说，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径山寺茶礼是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
茶圣劳作的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栖霞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栖霞山中峰西麓。建于南齐永明元年（483年），为中国丛林“四绝”之一。中国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既是唐代诗人李白在栖霞寺居留期间所做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唐代诗人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中称：“采茶非，远远上层崖”说的是唐代陆羽在寺旁采茶的情景。对此，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有注释：“摄山栖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经人剪植者。唐陆羽如山采之，皇甫冉再作诗送之云。”清代乾隆《江南通志》载：“江宁天阕山茶，香气俱绝。城内清凉山茶，上元东乡摄山茶，味皆香甘。”其寺周围，现为着名的雨花茶产地。
古往今来，栖霞寺一直蕴涵着茶文化的意境，与茶结缘。
佛地颂茶的胜地———景宁惠明寺惠明寺位于 惠明寺，以寺扬茶，又以茶扬寺，是佛地颂茶的胜地之一。
中国禅茶文化发源地——赵州柏林禅寺柏林禅寺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县城（古称赵州）东南角，与“天下第一桥”赵州桥遥遥相望。它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古称观音院，南宋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禅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这座古刹虽几经兴衰，却仍然香火绵延、高僧辈出。据僧传记载，着名的译经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取经之前，曾来此从道深法师研习《成实论》。
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驻锡四十年，大行法化，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林禅寺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赵州禅师（778-897），法号从谂，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虽然道誉四布，并有燕赵二王的供养护法，但他的生活却十分朴素清贫。他的“绳床一脚折，以烧断薪用绳系之”。他经常是“裤无腰，褂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土塌床，破芦席，老榆木枕全无被”。禅师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弘传祖师心印，接引四方学人。脍炙人口的“吃茶去”“洗钵去”“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等公案不仅启悟了当时的许多禅僧，而且流传后世，广泛的被茶道学者引用和研究，历久弥新。
赵州是‘赵州茶’的发源地，是禅茶文化的发源地，是当代生活禅的发源地，2005年柏林禅寺举办“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禅茶学者云集赵州。柏林禅寺老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因对赵州祖庭的复兴及推动中韩禅茶文化交流所做贡献而荣膺“第九届韩国茗园茶文化奖”的净慧老和尚，此前在邢台三剑茶艺馆与河北茶文化专家舒曼、项春霞、尹纪周等一起提出了代表中国禅茶文化精神的四个字“正、清、和、雅”，并在这次会议上公之于世，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和支持，此举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为茶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对于茶文化如何更好地与禅文化结合，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
柏林禅寺，以禅传茶、以茶弘禅，成为了接引当代人从学茶而步入禅境堂奥的一所文化重镇。
《红楼梦》中的茶文化探究
《红楼梦》对茶有突出的描写。作者将茶的知识、茶的功用、茶的情趣，全部熔铸于，《红楼梦》中，其描写茶文化篇幅广博，细节精微，作用巨大，蕴意深远；文采斑斓，远远超乎中国所有古典小说之上，为中国小说史上所罕见，以致有人说：“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
《红楼梦》描写的是钟鸣鼎食、诗礼簪缨之家的茶文化，幽雅的茶事显得富贵豪华。富贵人家喝茶，他们当然喝的是上好的茶。首先是六安茶。小说第41回《品茶栊翠庵》中，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六安茶产于安徽六安县霍山，与龙井、天池并名，为清代贡茶。其次是“老君眉茶”，也出自于该书第41回，是妙玉为贾母特备的一种名茶，一般认为指的是产于洞庭湖的“君山银针”。该茶嫩绿似莲心，清香淡味，最受文人墨客欢迎。清代也将其作为贡茶。这位长寿贾母喝着这象征长寿的轻君眉，当然会很高兴。第三是普洱茶。小说第63回《寿怡红开夜宴》，林之孝向袭人索取“普洱茶”，晴雯说的“女儿茶”也是普洱茶的一个品种，是盛行清代宫廷和官宦人家的名贵贡茶。第四是龙井茶，小说第82回，宝玉读书回来，急急忙忙去潇湘馆见林黛玉。只见“黛玉微微一笑，因叫紫鹃：‘把我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里头。’”一杯散发清香的龙井茶，盛满了黛玉对宝玉的浓情厚意。第五是枫露茶，这是宝玉最喜欢喝的一种名茶，很可能是曹雪芹杜撰的一种超凡脱俗的名茶珍品，以烘托主人公宝玉的不凡，见于小说第8回《奇缘识金锁》：……这枫露茶也确实不平凡，二般茶泡了三四道，早已味同嚼蜡，这茶才刚刚出色出味。第六还有一种外国名茶，名叫暹罗国茶，第25回《通灵宝玉蒙蔽遇双真》中，王熙风给大观园少爷小姐们送了暹罗国进贡的茶叶，自然显，得珍贵。还有种名叫“千红一窟”的仙茗，那更是作者艺术杜撰，一般人是无法消受的，只有宝玉在梦中才能品尝。说的是宝玉在秦可卿的房中昏昏睡去，梦见一位警幻仙子为他引路至太虚幻境，大家人座，小丫环捧上茶来，宝玉自觉清淳异味，纯美非常，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自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红一窟。”
以上7种名茶，泡出来的茶水颜色微绿，清澈如镜，其味道也清香纯正，甘润解渴，乃茶中之珍品。除千红一窟和枫露茶外，其余5种都是贡茶，不但有本国的贡茶，而且还有外国的贡茶，反映了清代主要贡茶和名茶的现状，堪称是一份“清代贡茶录”。另外，《红楼梦》所写的茶，大多不是绿茶，而是红茶和花茶，这与北京天寒，社会上不讲究喝绿茶，而专喝红茶、花茶有关。
“名茶还须好水泡”，这是茶圣陆羽的饮茶经验谈。在《红楼梦》书中，烹茶之水尤为讲究，并被人们喻为广大雅趣。贾宝玉《冬夜即景》的诗中曰：“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妙玉招待黛玉、宝钗、宝玉喝茶，烹茶的水是她五年前收的梅花雪。此梅花雪贮青瓷罐里，挖地三尺埋入地中，夏天取用。雪本是纯净高洁的，加上梅花高雅傲雪的风范，烹出来的茶汤，令人深感雅韵悠然，无限神往。饮茶这般讲究的境界，可见中国茶道的不一般了。
有了名茶好水，还要讲究烹茶艺术。《红楼梦》对此也有描写：”妙玉自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曹雪芹在这里虽未写明用什么燃料，但一般用橄榄核成炭火烧水泡扶最佳。而且名茶冲泡要掌握好开水温度，一般宜用七八十度开水冲泡，使茶叶清醇幽香，茶叶品质又不受损坏。这些描述，不禁令人赞叹，作者深得饮茶之道。[page_break]
茶礼茶俗是《红楼梦》茶文化描写中的重要部分，大约分为以下几类：
似茶待客。《红楼梦》中凡是有亲戚朋友来，一般都有以茶待客的描写。贾母、宝玉等人到翠栊庵，妙玉以各种名茶、名水、名茶具招待客人。第26回，贾芸进见宝玉，袭人端了茶来，贾芸忙站了起来，笑道：“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第1回，甄士隐命小童献茶，招待贾雨村。第3回，王夫人命丫环捧茶招待刚来贾府的林黛玉。最为隆重的以茶待客之礼是元妃省亲的时候。这位皇妃娘娘回归贾府时，礼仪太监请元妃升座受礼，顿时两旁奏乐声起，随即举行“茶三献”隆盛礼仪。每一次献茶都要叩头礼拜，三献之后，元妃随即降座，奏乐方止。
以茶作祭。茶祭自古以来就是丧礼的重要部分。《红楼梦》中亦有茶祭的描写，郊第14回，秦可卿死后，王熙风向办理丧事的仆人交代了六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有“贡茶”一项。第15回，当秦氏的灵柩停在铁槛寺里时，和尚也要向亡人奠茶。第58回，贾宝玉听说演小旦的演员药官死了很是悲痛，即以清茶一杯祭亡灵。
以茶定亲。婚礼中茶是少不了的物品。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叫作“下茶”、“茶礼”，女方吃了男方的茶，就表示已定亲。《红楼梦》第25回，王熙风在怡红院遇见林黛玉，就问起日前赠送遣罗国茶是否品尝了。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茶叶，就来使唤人了。”风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众人听了一齐笑了起来。
以茶赠友。将茶叶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在中国古代是民见不鲜的事。《红楼梦》中也有不少记载。第24回写王熙风送暹罗贡茶给林黛玉。第26回写宝玉给林黛玉送茶。丫头佳蕙笑道：“我好造化，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丫头呢。见我去了，林姑娘抓了俩把钱给我，也不知多少。”林黛玉奖赏送茶丫环，是表示对宝玉的谢意，其中茶叶所蕴涵的脉脉深情，只有他们两人才能领会。
饮茶之道还讲究配以杯、壶、盘成套茶具。《红楼梦》多处描述种种精美的茶具，可谓是古今茶具文化的一次博览会。先说一般的茶具，小说中几乎每一位富贵人家居室里都摆着一套精致的茶具。如贾母的花厅上，摆设洋漆茶盘里就放着旧窑十锦小茶杯。王夫人居坐的正二室里，也是茗碗瓶茶具备。女婢们用精致的茶盘托着茶盅为主人客人送茶，如宝玉的女仆袭人就用“连环洋漆茶盘”送茶水。连元妃奖给贾府兄妹的灯谜奖品也有茶具，一柄茶筅。这些茶具都极为精致，反映了富贵人家的豪华气派。
更使人目炫心惊的是妙玉栊翠庵里茶具。仅贾母、宝玉、黛玉采到栊翠庵，妙玉就拿出10种不同的茶具招待客人。一是给贾母献茶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小茶盘”；二是这小茶盘里装着成窑五彩小盖盅，这是明代成化午间景德镇官窑所产的茶具，妙玉亲自以此茶具献茶给贾母，正寓意着“去龙献寿“的含义，表示对这位寿高福厚的老寿星的尊敬；三是给随贾母同来的众人的茶盏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四是煮茶的风炉；五是煮茶的茶壶，妙玉亲自在风炉上煮茶，想必这茶炉茶壶也很精致；六是妙玉贮藏梅花雪水的“鬼脸青”茶瓮。这些可都是古奇珍玩，摩挲这些茶具，你不自觉就有一种古意翩然之感，这些茶具积淀了多少文化底蕴？用这些茶盏饮茶，稍稍一呷，就呷出一个远古芬芳，翻开古今中外茶具谱，有哪一种茶具能与之相媲美？
茶味服从于艺术，艺术融入于茶中，让人们品出茶中之味，艺术之味，这正是曹雪芹的一大绝招。《红楼梦》里有不少茶诗茶联，以茶入诗词，风格独特，充满浓厚生活气息。如第50回芦声雪庵十一美争联，宝琴与湘云对成一联：“烹茶水渐沸，煮酒叶难烧。”第16回中，宝玉为潇湘馆题联：“宝鼎茶因烟尚绿，幽窗棋罢措犹凉。”第23回的《四时即事诗》四首中，有三首与到品茶，趣味盎然。如《秋夜即事》诗云：“静夜不眠用酒渴，沉烟重拨素烹茶。”这些咏茶诗(联)，把《红楼梦》中的“茶道”推向了高潮，具有极大艺术魅力，反映了我们华夏民族历史久远的饮食文化。
宋代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史中的位置
关于茶文化史的分期，关剑平在他的《茶与中国文化》中认为茶史的发展不以王朝的更迭为转移已经为历史本身所证明。所以他将茶文化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史前期，这个时期缺乏文字记录;二是从战国后期到秦汉的酝酿期，秦灭蜀以后，蜀的饮茶风俗先向长江中下游传播，为下一阶段的茶文化发展做准备，但是无法通过文献描述出这一时期茶文化的整体状况;三是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中心持续至唐代前期的成立期，这个时期有关茶的文献开始不断出现，茶在这个时期开始与道家、儒家的思想发生联系，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开始萌芽;四是唐代中后期至五代的兴盛期，这一时期，陆羽《茶经》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巩固与最终确立;五是以两宋为中心的极致期，这个时期的茶文化有其显著的特色;六是以元代为中心到明代前期的转型期，这个阶段，为下一个炒青叶茶的兴盛打下了基础;七是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前期的复兴期，饮茶方式在这一时期转变完成，散茶饮用在当时全面流行，饮茶因此成为普通百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八是清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化期。
探究中国特有的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在历史上吹响了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的精神渗透了宫廷和社会，深入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中国也是世界茶道的宗主国，任何国家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都不能否认中国是茶道宗主国的地位，否则违背了茶道的基本文明。茶树的起源至少已有六七万年的历史。茶被人类发现和利用，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用木头做亭子、凳子，搭设茶室，给人一种诗情画意。供人们小憩，不由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说到茶的地方就有二百六十多处，咏茶的诗与联句也有十来首。神采风流、兴衰历尽的曹公，通晓琴棋书画诗酒茶，写茶写到极致。我是看“红楼”才懂茶的。其中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不知看了多少遍。而一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书，用了整整一个回目来写茶，可见曹先生对中国茶文化的重视了。在这回书中，主要人物贾母、宝玉、黛玉、宝钗、妙玉，还有刘姥姥等人一并出场。妙玉笑用“成窑五彩小盖盅”与“旧年蠲的雨水”，沏上曾有“岁以进贡”的名茶“老君眉”，照应太君、姥姥。佳人香茗美器，禅堂一派欢声笑语，气氛氤氲和谐。
妙玉单把钗黛二人和跟来的宝玉招呼到耳房吃“体己茶”。“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一壶茶”用的是深埋地下的五年前在苏州蟠香寺前收的梅花上的雪水。这是一壶什么“茶”?没说。妙玉取出两个杯子，“攽瓟斝”给宝钗用;给黛玉的是犀牛角的“杏犀乔”。“随之又取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大盏来”给宝玉用。这样的茶具，要喝什么茶呢?不知道。书中涉及到茶的回目，无一不写出茶名，如第八回的枫露茶，第十五回的暹罗茶，第六十一回的普洱茶、女儿茶等。唯在这一回中，这壶“茶”没了名字。对此，不少红学家表示关切和遗憾。前辈专家邓云乡先生，生前就曾在《红楼茶事》中说：“雪芹写‘吃体己茶’而没有写明特殊的茶叶，只说了半天水，不能不说是遗憾!”
可能是雪芹在这一回中有意注入更多情感。周汝昌先生曾用清代潘德舆的笔记《金壶浪墨》中说的“写到的雪芹情况和读《红》感受说，书中的宝玉情况分明是作者自喻和自况(大意)”。作者突破古人融雪烹茶的藩篱，用玄墓蟠香寺前梅花上的雪深埋五年的“天泉水”烹茶，让钗黛宝玉享用。却不让妙玉说出壶中泡的什么“茶”，用“宜掩者掩之，宜屏者屏之”的笔法，在书中用宝玉：“细细吃了，果觉清淳无比，赏赞不绝。”轻轻一笔带过。是雪芹的偶有疏漏，还是另有深意存焉?
什么是茶道?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上）
丁以寿
(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安徽合肥)
摘要：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创办了一批茶文化类杂志，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有利条件。20多年来，发表各类有关中国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出版各类茶文化书籍600多种，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此外，各种茶学类杂志以及一些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类杂志、大学学报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全国数十家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初步统计，近30年来全国刊发的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共出版的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一、茶文化总论
(一)茶文化概念的确立
尽管中国茶文化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出现却是在当代的事。
在20世纪70年代末，吴智和撰着《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78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椽在《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列茶与文化专章。其后，茶的文化、茶与文化、茶叶文化、茶艺文化、饮茶文化等频见文着，茶文化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茶文化新名词在中国海峡两岸先后出现。1984年，庄晚芳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中，最早使用茶文化一词。1987年，张宏庸在《茶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一书中使用中国茶文化。1988年，范增平等发起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研究发展茶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中华茶文化。[1]尽管如此，茶文化一词在当时还未被普遍接受。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大型茶文化展示活动仍称茶与中国文化。1990年6月，孔宪乐主编《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还是称茶与文化。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新名词的茶文化已成潮流，势不可挡。1990年8月，安徽省茶文化学会在合肥成立。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王泽农等向研讨会共提交了50多篇论文，后来出版了《茶的历史与文化九0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着手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计划编辑《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茶文化译丛》。到1990年，茶文化作为新名词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1991年，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着的《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同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在第1辑上，发表了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纲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1992年，《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由台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同年，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概念明晰、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简明扼要的力作;而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简明实用辞典。
可以说，到1992年，茶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而被确立。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如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农业出版社，2000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如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韩金科《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茶文化：自然与人文精神的综合体》(《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及《茶文化与中国人生哲学(论纲)》(《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周渝《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陈香白《茶文化通义》(《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施由民《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和《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鲁明《试论中国茶文化新世纪走向》(《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余悦《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和《中国茶文化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及《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朱红缨《基于专业教育的茶文化学体系研究》(《茶叶科学》，2006年第1期)、丁以寿《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试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与科学发展》(《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关剑平《从文化理论看茶文化研究属性-兼论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茶叶科学》，2008年第5期)等论文，进一步阐明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系和精神。
(二)茶文化学科的确立
茶文化学科是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科。
早在1991年，余悦就撰文呼吁建立中国茶文化学，[1]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王玲也同时提出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的构想。[2]两位在当时就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难能可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统为主体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为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王玲《中国茶文化》、于观亭《茶文化漫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等为茶文化学科建设添砖加瓦;浩耕、梅重主编《中国茶文化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中华茶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览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人在草木中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多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本的专题性茶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12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直属机构学术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规划，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库，组织全国茶文化专家进行课题攻关，目前已经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2005年8月，江西社会科学院在婺源县晓起村主办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次年8月，又主办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发展研讨会，标志着茶文化学科建设的自觉。
更为关键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高校中，不仅有茶艺、茶文化专科专业和茶学本科茶艺、茶文化专业方向，而且在茶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有茶文化方向，事实上已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一个子学科，尽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本世纪初，不约而同，全国许多省市教育、科研人员都在致力于茶文化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终于使得茶文化学科地位初步确立。
二、茶史研究
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中国茶史研究起步最早，目前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热门。
茶史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茶业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作了全面论述，是一部体大思精之着，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着。其后，陈椽又着《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从茶的发展史、饮用史等来论证茶的发源地，并着重论述了茶的栽制技术的演变以及茶叶科学研究的进展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茶之纪原、茶文化的摇篮、秦汉和六朝茶业、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我国传统茶业的由盛转衰、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为茶史学科建设作了重要贡献。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选择中国茶史研究薄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迄初唐时期入手，从文化史角度阐明当时饮茶习俗的发展状况以及饮茶习俗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饮茶习俗产生的原因、茶文化在中国酝酿的过程，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按本书的实际内容应该取名为《长江流域茶文化史》;[1]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作了细致的研究。
夏涛主编的《中华茶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茶史，对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各个时期的中华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和茶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茶界大事记载尤详;沈汉、朱自振的《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这是第一部中国茶文化史;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陶德臣等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论述中国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
断代茶史或专门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还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贾大泉和陈一石着《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阮浩耕主编《浙江省茶叶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谢文柏着《顾渚山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王旭烽的《茶者圣吴觉农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茶人的传记。一些综合性茶着，如《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也涉及到中国茶史的内容。
此外，各种杂志上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茶史的研究论文。
关于茶叶科技史研究，有陈文怀《茶树起源与原产地》(《茶业通报》，1981年第3期)、王潮生《古代茶树栽培技术初探》(《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史念书(朱自振)《略论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和《我国古代茶树栽培史略》(《茶业通报》，1986年第3期)、陈以义《绿乌龙、红乌龙和青乌龙的发展史》(《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程启坤和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第4期，1998年第2期、第4期)、王赛时《略论唐代的茶叶产地与制作》(《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
关于茶叶经济史研究，有唐耕耦和张秉伦《唐代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和《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吕维新《唐代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宋代的茶马贸易》(《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茶叶商品化程度的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宋代茶商集团势力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充》(《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孙洪升《明清时期的茶叶生产形态探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刘淼《战前祁门红茶的海外销售和市场价格分析》(《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关于茶文化史研究，有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与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韩金科《试论大唐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王赛时《论唐代的饮茶风习》(《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唐代茶文化与茶杂着述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胡长春《从明代茶书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等》(《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关于地方茶史研究，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姜世碧《四川茶史述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巩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赵大川《徽茶考》(《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吴旭霞《宋代江西的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施由民和文士丹《元明清时期的江西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陶德臣《近代浙江茶业述论》(《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杨载田和王鹏《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及其发展探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邵宛芳和沈柏华《云南普洱茶发展简史及其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黄桂枢《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陶德臣《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等。
当前对中国茶史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对20世纪中国茶史的研究则非常不够。然而20世纪是中国茶学、茶叶科技发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个世纪，理应得到重视和加强。
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1]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三、茶艺和茶道研究
茶艺是茶文化的基础，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虽然中华茶艺、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茶道研究和实践的人。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蔡荣章着有《现代茶艺》(台北：中视文化出版，1989年)、《茶道教室》(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门三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等，林瑞萱着有《中日韩英茶道》(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等，夫妇合着有《现代茶思想集》(台北：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茶艺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修订版)、《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中对中国茶道概念进行阐述，此外，对茶席设计也有所探索。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成就的则有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乔木森、马守仁、周文棠、陈香白、丁文、朱红缨、袁勤迹、刘菂等。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生活茶艺》(北京：金盾出版社，2000年)、《影像中国茶道》(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长江流域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学》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论当前茶艺表演的一些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并指出当前茶艺编创和表演中所存在的一些误区。
余悦在《中国茶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并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华茶艺集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凯亚的系列论文《中国茶道的自然之美》(《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淡泊之美》(《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中国茶道的风度之美》(《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福建茶叶》，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人情之美》(《福建茶叶》，2006年第1期)、《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阐释了中国茶道美学精神。
马守仁(马嘉善)出版《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通过《茶艺美学漫谈》(《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和《中国茶道美学初探》(《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揭示茶艺美学的形式美、动作美、结构美、环境美、神韵美五个特征和茶道美学的大雅、大美、大悲、大用四个特征。
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周文棠在《茶道》(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对茶道的类型、形式进行探究。
陈香白在(《论中国茶道的义理与核心》(《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茶道即人道》(《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义理和思想的论述，丁文在《我的茶道观》(《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里对茶道观的阐述，朱红缨在《茶文化学体系下的茶艺界定研究》(《茶叶》，2006年第3期)中对茶艺的思想性、艺术性、制度性、技能性等内容所进行的论述，都有一定的新见。
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刘菂的《普洱茶艺》(北京出版社，2004年)对当代普洱茶艺进行了探索。
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华茶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并以《中国茶艺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中国茶道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新世纪中华茶艺发展问题的思考》(《茶苑》，2005年第2期)等论文，对茶道和茶艺的概念、构成要素、分类及两者的关系，中国茶艺发展的原则等作了深入探讨。又在《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中国饮茶法源流考》(《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饮茶法流变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茶艺的类型及其演变作了梳理。
工夫茶是中国茶艺、茶道的代表，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如曾楚楠《潮州工夫茶刍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丁以寿《工夫茶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郭雅玲《工夫茶的由来与延伸的若干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陈香白《工夫茶与潮州朱泥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潮州工夫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等。
当代中国茶艺、茶道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四、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茶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研究，是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一)《茶经》的辑校、注评
台湾最早从事《茶经》研究者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即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中国当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
张宏庸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陆羽茶经丛刊》、《陆羽茶经译丛》、《陆羽书录》、《陆羽图录》、《陆羽研究资料汇编》，均由茶学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可惜后来并未继续。
大陆对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湖北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沈冬梅《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最为精审。肖毛网络版的《茶经集注》，时有新见。
(二)《茶经》研究
在围绕《茶经》的研究中，有对《茶经》总体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如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唐代茶文化与陆羽茶经》(《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徐荣铨《陆羽茶经和唐代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傅铁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及影响初探》(《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的揭示，都有新见。
此外就是关于《茶经》某个方面的研究，如钱时霖《我对茶经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说的异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再论陆羽在湖州写茶经》(《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对《茶经》成书时间、写作地点的研究考证，游修龄《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晏子春秋》中茗菜的质疑，丁以寿《茶经七之事广雅云考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广雅》云的考辨，都有一定的创见。
在《茶经》研究中，除了对《茶经》的成书时间分歧较大外，对《茶经》的成书地点、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基本达成共识。在当代这些《茶经》的注译和研究著作中，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无疑是《茶经》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陆羽生平和思想研究
陆羽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作者，被后世奉为茶神、茶仙，尊为茶圣，享有崇高的声誉，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关于陆羽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大陆。
史念书(朱自振)《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从《全唐诗》中钩沉陆羽的行迹资料。
傅树勤《茶神陆羽》(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则是最早的关于陆羽的传着。
欧阳勋研究陆羽及其《茶经》30年，发表论文《茶圣陆羽》(《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等，出版专着《陆羽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显示出深厚的积淀。
寇丹10多年来发表一系列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陆羽和〈茶经〉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一书。他关于陆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论述，关于陆羽西江水的阐释等，别具慧眼，成一家之言。
丁文《茶魂》(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关于陆羽的评传，分身世、游历、隐居、友情、茶具、茶艺、品水、事业、结论共9章，末附陆羽年谱，颇具系统、实用。
周志刚《陆羽与怀素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陆羽与李季兰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对陆羽与李冶、怀素交往的考论切实，而他的《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史料，言必有据，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陆羽生平年表、年谱最可靠的一种。
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农业考古》，2000第2期)对《陆文学自传》真伪的辨析，朱乃良《试析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再谈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对陆羽研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考辨，王郁风《陆羽的一桩茶事冤案》(《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罗家庆《再说毁茶论和品水之疑》(《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陆羽《毁茶论》的质疑，吕维新《陆羽在江西的行迹考》(《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对陆羽在江西的行迹考察，都有独立见解。
尽管陆羽的出生是个迷，生平有许多空白和疑团，性格、思想也复杂，但经过近30年的研究，陆羽的形象渐渐清晰、丰满起来。
五、茶文化工具书编纂
(一)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是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茶文化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当代最早出版的是由陈祖椝、朱自振辑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书58种和少量杂着、艺文。虽然仅40余万字，但重要的茶书和资料基本收录。
20世纪90年代初，吴觉农辑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将南宋嘉年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编撰的16个省、区的1226种省志和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数收录;朱自振辑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录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的资料。
20世纪90年代末，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释注点校的《中国茶叶全书》收录现存茶书64种，其中辑佚7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加以点校和注释，并附作者简介，考定版本源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陈彬藩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收集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全面的资料汇编，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余悦总编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目光关注当代茶文化资料，从收录的茶事诗词(古体)、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来看，虽非各类资料的全编，也颇有价值。
郑培凯、朱自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收录古代茶书114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5种，是搜集中国古代茶书最多的一本汇编。汇编校注本对所收茶书重新予以标点，考定版本源流，并附以作者简介、书的简评、注释和校记，是一部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方便实用的中国古代茶书总汇。
此外，王河对古典茶叶文献的搜集、整理、辑校，方健对中国古代茶书的搜集、整理、校正，也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二)辞典及其它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相当部分茶文化的内容;朱世英、王镇恒、詹罗九主编的《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全书144万字，收入词条近万，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国茶文化辞典。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它们虽然是茶学著作，但其中也有部分茶叶历史文化资料。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虽说是一部编年体茶史著作，但也可视之为茶史资料集，该书收录的近现代中国茶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对外交流等资料，极具参考价值。
中国的饮茶文化（上）
中国人创造了多样的品茗方式其实聚饮亦很有趣，主要有茶宴、茶会、茶话会等方式。在宋代有点送茶和斗茶、分茶游戏。公众茶事设施主要有茶摊、茶室、茶馆。独饮对饮品饮聚饮独饮、对饮、品饮、聚饮是饮茶的4种方式。杯茶独酌，慰孤独，益神思，得茶之神韵。寒夜与友对饮，促膝相谈，可得茶之趣。＂茶三酒四＂，品茶以三人同桌为佳，可领略茶之美味。
多人聚饮，办茶会、茶宴，以茶会友，亦可止渴、小憩、开展社交、获取信息，茶在此处又成为人见人爱的＂公关饮料＂。
饮茶方式若以人数多寡论，有独饮、对饮、品饮和聚饮几种。
独饮是何滋味？李白《月下独酌》写道：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酒未能使有＂醉仙＂之称的李白宁静淡泊，反刺激得发狂，竟为幻觉所驱使，与月与影对饮，且歌且舞。这便是酒道，酒是躁狂之物，能使人迷幻，失去常态。李白若是以茶代酒，月下独饮，会如此么？这决不会的。
中唐诗人卢仝写了一道《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腑习习清风生。唐代茶饼用模子做成方形、圆形、鸟形、掌形，还有薄片形，诗中所写就是贡贡茶之一种，月芽薄片形。阳羡茶是唐代名茶，赞颂阳羡茶的诗歌很多。阳羡即今之宜兴，宜兴以茶与紫瓯名闻古今中外。
《走笔》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茶诗，若要办茶诗大奖赛，金牌得主非此诗莫属。全诗31句，行文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将饮茶之快感写得透透彻彻。诗人睡梦正酣，见茶至而兴奋不已，感激不已。茶中自有一份真情，见茶如见朋友面。茶非平常物事，乃是感情的载体。茶中有王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王道又很霸道。但罪不在茶，茶是雅物。诗人反关上门，煎茶独饮，以喜悦的心情欣赏煮茶时蒸腾的水气，欣赏茶碗白色的汤面，并以高度灵敏的神经去感知饮茶的效果：一碗润了喉，二碗提了神，三碗来了文思，四碗宽了心胸，五碗轻了肌骨，六碗只觉手眼神通，七碗竟飘飘欲仙。饮茶之功用不仅仅是止渴生津，还是高级的精神享受：提神醒脑、启迪心智、致清导和其快感竟如登仙境。这便是茶中之道。茶使卢仝宁静淡泊、超凡脱俗，神游仙境；酒却使李白颠颠狂狂，罗曼谛克，醉入幻境。茶道与酒道对立而不统一，＂以茶代酒＂、＂饮茶解酲＂是茶道的胜利，终是茶道征服了酒道。
张源于1595年前后着的《茶录》叙饮茶体会和心得，顾大曲序说：其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这位＂隐士＂无所事事，深山苦读，若不是以＂独饮自娱＂，他能坚持30年么？恐怕不能。古代文人常常是以书为友、以茶为伴，＂琴棋书画＂后应添一字：＂茶＂。正因为文人的广泛参与，历千余年之久，使茶事具浓厚文化色彩。
陆游的《夜汲井水煮茶》、杨万里《舟泊吴江》，都是写汲水自然茶的情趣，同时表现各自的情怀。
月下窗前，独自品茗，慰孤独，益神思，可得茶之神韵，但毕竟没有对饮富茶趣。心有所得，总想说道说道，说给月听？说给影听？那要饮酒，饮得酩酊大醉，以便恍兮惚兮，进入虚幻，生发狂想。茶却是＂现实主义＂饮料，越喝越清醒，虚与实，阴与阳，一清二楚，决然不会将界限模糊。
若是严寒的冬夜，拥炉独饮，虽可领悟茶之神韵，但终究有些冷清。此刻，有故人不期而至，不由喜出望外，然后促膝而坐，共同煮水煎茗，室外大雪纷飞，屋内炉火跳跃，釜中茶汤鼓浪，白气袅袅，香味四溢，此情可入诗，此景可入画。宋代诗人杜来的《寒夜》就表现了雪夜对饮的茶趣。原诗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把＂寒夜茶＂和＂窗前月＂、＂雪中梅＂视为同等的雅事。寒夜与友共饮佳茗，正符合明人冯可宾在《岕茶笺》中提出的＂茶宜＂之＂无事＂、＂佳客＂、＂幽坐＂、＂吟诗＂、＂精舍＂、＂会心＂、＂赏鉴＂等项。若仅为止渴而饮，便没了情趣。文人正是借品茗薰陶自己，怡养从容雅致、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三人为众，三人一块饮茶正合＂品＂字之义。＂品＂字字形是三个＂口＂字组成的，正说明三人聚饮是最佳组合。独饮太清冷，对饮虽有情趣，二人促膝相谈，如同唱二人转，不是你说就是我唱，没个喘息时刻，但三人共饮就添了许多热烈气氛，摆开龙门阵话题如小溪流淌，不会戛然中断，相对而言，也多了些闲适和轻松，那茶自然就更有味！
多人聚饮（指三人以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如茶宴、茶会、茶馆、茶摊。特别是茶馆，南来的，北往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张王李赵，五方杂处，茶人为解渴而来，又解渴而去，似无茶道之可言！但较之闹市通衢，较之商店市场，较之餐馆酒家，这里乃是清静之所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五知己共一茶桌，仍可闹中取静吸饮佳茗，获得轻松闲适的精神享受。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紧张，八小时之外寻一可心茶馆，约一二良友，叫上一壶好茶，边饮边聊，躺在竹椅上跷脚架码，神经顿时轻松，觉得十分惬意。人虽多，但各人头上一方天，谁不妨碍谁。若是饮酒，划拳行令，噪声聒耳，一旦醉酒失态，发难斗殴，不仅妨碍公共秩序，也有损个人健康。要建设一个文明城市，聚众饮酒不可，聚众饮茶该大力提倡。聚饮就品茶言虽不如独饮、对饮、品饮，但因茶德高尚，是文明饮料，其益处又非聚众饮酒所可比拟。
聚饮规模最壮观的大概是清末西藏喇嘛教的一次茶会。在喀温巴穆大喇嘛庙举办了一次茶会，聚集四方僧众4000余人，巡礼和尚用茶款待全体僧众。行茶仪式是：喇嘛排列成行，披法衣静坐，神态庄严，年轻僧人抬出茶釜煮茶，待水滚沸时投入优质砖茶，此茶已碾碎，价值是5块砖茶值1两银子；待茶熬煮得香浓时，由年轻僧人酌茶，并分施给众僧；施主拜伏在地，大唱赞美歌；巡礼和尚的茶中加添点心或牛酪，并一同用茶。礼成。
这次茶会据说每人饮了两杯茶，共8000杯，费银50两。此事见于咸丰二年（1852）葡萄牙教士忽克所着《中国西藏旅行记》。类似记载还见于英国军人查理鲍尔写的《西藏人民》一书。
中国茶文化之最
在茶叶领域上，中国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古代劳动人们的智慧是我们今天该学习的地方。以下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最先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据《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可见，神农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和利用茶的第一人。茶叶为世界三大饮料（另两种为咖啡，可可）之圣品，享有东方恩物、绿色金子的美誉。举世公认中国是茶的发源地。
最大的野生茶树。云南省勐海县境内的一棵茶树，高32米多，主干粗3米，树龄约1700年，被称为世界茶树之最。
最早的茶学专着。唐代陆羽撰述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专着。《茶经》已被译成10几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最早的茶事活动。《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克殷，巴、蜀以茶等物纳贡。茶市记载的最早文献。东汉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的文字，时公元５９年。此前，成都周围的彭山、新津、仁寿、井研、眉山一带已有茶市。卖茶汤（粥）的最早记载。《汉魏六朝百三十家三家集》闻南方有蜀妪，作荼粥卖之。
最早引入中国茶叶的国家日本。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到我国浙江等地留学，把茶叶和种子带回日本。17世纪，茶叶传到欧洲，19世纪传到非洲。现在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成为传播友谊的纽带。
最早的咏茶诗。西晋左思的诗《娇女》是最早提到饮茶的诗。同代还有张载《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
最早的以茶代酒。据史书云：三国时吴国皇帝孙皓赐宴群臣必使之大醉。大臣韦曜酒量小，孙皓为照顾韦曜，便秘赐以茶代酒。后来，逐渐产生集体饮茶的茶宴，类似今天的茶话会。
最完备的茶叶科研教育体系。自《茶经》问世至今，我国十分重视茶叶的理论研究。现在我国有9所高等院校设有茶叶专业，在校学生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有两所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成为世界上茶叶科研教育体系最完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