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腊县:普洱茶的历史

发布时间 : 202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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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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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茶山

勐腊,傣语为产茶之地。勐腊植茶历史悠久,是大叶种茶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8世纪唐朝人樊绰在《蛮书》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银生城指的是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银生城界诸山指景东,景谷,普洱及其以南的西双版纳诸茶山在内的广大茶山。明万历末年(约1620年),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第一次提到普洱茶: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洱是当时茶叶的集散市场,银生城界诸山均系普洱府辖地,故名普洱茶.清朝中叶,普洱茶远销国内外誉满天下。普洱茶的确切种植产地,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已有准确记载: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奔枝,五曰曼端,六曰曼撒,周八百里。清阮福《普洱茶考》也有相同的记载。《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六物产篇茶》又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六茶山除攸乐今景洪县外,其他五茶山均在勐腊县象明、易武一带。1957年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蒋铨在《六大茶山访问记》中所写六茶山-曼洒,易武,曼砖,倚帮,革登和攸乐,定位更加确切。史料文献中,因茶叶兴衰演变,地名记述有异,而六茶山是名重于天下的普洱茶的生产地是无疑的。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且大力扶持集体和个人在坝区和半山区开辟了新茶园,古茶山换了新面貌。

1、曼洒茶山

曼洒茶山位于中老边界中国一侧,包括今曼腊乡的曼洒,曼腊,曼乃村公所和易武乡的麻黑村公所。曼洒村公所是古曼洒茶山的中心地带。南起茶王树寨,西至曼洒村,北到曼乃寨,东迄黑水梁子都是茶山。原属该村的弯弓大寨,白茶园,曼边新寨,丫口寨,水沟头,黄萝卜地,茶王树寨等均植产茶叶,以弯弓大寨产茶最多,仅一季即可采茶400多老担(一老担为今99.75公斤).茶王树寨有一茶王树,民国七年(1918)前,一次可采茶一担一只(一担为150老斤,一只为75斤).民国十五年(1926)茶王树主干枯死,据测量老树桩直径为120厘米,根围377厘米。后从老树桩根部发出3叉新枝。直径分别为36、43、26厘米。茶王树周围的茶树群平均茎粗不低于勐海南糯山半坡寨茶王树周围的茶树群。由此测算,这片茶林的树龄应在55代以上。

2、易武茶山

易武茶山包括今易武乡政府所在地的易武、易田、曼洛村公所辖区。清道光年间(1821~1850)莽枝(勐芝)、架布,嶍崆山逐渐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国民经济研究所《云南经济滇茶概述》说:镇越县即六大茶山的易武山,茶质优良,远较佛海(勐海)为胜,年产茶约4000担清乾隆(1736年)以前已有汉族在易武制团茶(砣茶).乾隆年间(1736~1795),许多石屏汉人纷纷迁居易武大种茶树。同治年间(1862~1874)茶叶产量大增,到光绪初年(1877),仅易武就制茶5000多老担。民国初年,易武除种些玉米外,民众以采茶揉茶为生。茶叶盛产时,一般每户产茶十来担,多的有15、16担。易武乡的黑水梁子现存一大茶树,根围208厘米,直径66.2厘米,高11米。另落水洞有一大茶树根围124厘米,直径48厘米,高11.72米。

3、曼砖茶山

曼砖(今曼庄)茶山包括今象明乡的曼庄,曼林村公所辖区。曼砖茶山的形成早在清乾隆六年(1741)以前,由石屏汉人或早居曼庄的其他民族栽植。当时茶叶产量在1000担以上。据曼庄关帝庙(已倒塌)碑文载:曼庄为六大茶山之一。

4、倚邦茶山

倚邦茶山包括今象明乡的倚邦,曼拱,河边3个村公所辖区。倚邦街曾系象明县府所在地。倚邦汉族多系宁洱、石屏一带迁来,清雍正年间(1723~1735)建石屏会馆。早在石屏人未来之前就有四川人和楚雄人在倚邦落户营茶,曾建盖过四川会馆和楚雄会馆。倚邦茶叶历史上以园茶畅销省内外,后又扩销到越南、香港,年产茶1000担左右。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味最好,被定为贡茶,曼松曾年解贡茶20担.有吃曼松看倚邦之说。民国24年(1935)后,法国人禁止茶叶销往越、老、缅三国,茶叶滞销,茶园荒芜。

5、革登茶山

革登茶山包括今象明乡的安乐和新发两个村公所辖区。历史上的革登原在阿卡村公所菜园边,后全寨搬迁。革登为古产茶较闻名的地方,茶叶年产量均在500担以上。茶叶属大叶种型。清嘉庆年间(1796~1820)革登八角树附近有株茶王树,春茶一季可产干茶一担,已枯死,另在阿卡村附近的山梁上曾有年产一担干茶的两棵大茶树,后被野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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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象明乡倚邦古镇


倚邦古镇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乡境内,现为象明乡倚邦村委会所在地,距象明乡政府10多公里,距景洪市180多公里。倚邦街就建在一座山脊之上,地势险要而风光秀美。

早在唐宋时期,倚邦就已出产茶叶。明清时期,先后有四川人、楚雄人和石屏人到倚邦经营茶叶,并在倚邦街建盖了四川会馆、楚雄会馆和石屏会馆。倚邦街的石屏会馆建于清雍正年间,早于易武。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倚邦街也是西双版纳普洱茶产销的中心,并因此而日渐繁荣。清雍正年间设立倚邦土千总(后将为土把总),管理倚邦、曼庄、革登等茶山。“普思逆夷叛,曹当斋率练从征,以功授土千总世职。……当斋死,子秀降等承袭土把总”,倚邦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版纳,其辖区与现在的象明乡基本一致,辖区内有古六大茶山中的倚邦、曼庄、革登三大茶山(一说有三山半)。民国时期,倚邦街曾为第六区行政分局治所和象明县治所。

明代末期,清代初期、中期是倚邦街的繁荣时期。倚邦末代土司儿子曹仲益先生(文革前为西双版纳建设科副科长)在《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中写到:“这里(指倚邦土司辖区,包括倚邦、曼庄、革登等茶山)在历史上繁盛的时期,是明末清初,直到道光年间,户口不少万数,人口亦有八九万之多。特别在乾隆初期,在倚邦三山半中,就有四个集镇:即倚邦街、曼拱老街、曼专(庄)街、牛滚塘街。这里各种建筑均仿照内地一样建设,当然倚邦街是一切的中心,比之要好。建筑物均是建于高山顶上,道路全用石块砌成,因而宽狭不一。倚邦街居民亦不下数千人至万人之多。所以街道建筑规模与思茅旧街相似,原有三条街道,约长三公里,宽亦四至六公尺不等。因在山顶上,条件有所限制。那时各种庙宇也随之拔地而起,佛教、道教也相应传入。在建筑物中,有石屏会馆、孔明庙、川主庙、城隍、土地、观音、药王、子孙等庙宇。街道房屋瓦房均占多数,学校虽然不多,也还是楼房。各方面虽不全如思茅,但也有他的突出地方。易武比倚邦要次之。可惜于民国三十一年被焚,仅存残迹,但也可说明历史上的繁荣景象。”

清代中后期,倚邦虽然逐渐衰落,但直到民国初期,倚邦街仍有居民130多户,庙宇、茶庄和住宅等各种建筑也还基本保存完好,茶马古镇的重要地位也未改变。只可惜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的一场战争,三天三夜的大火将倚邦街烧成瓦砾,300多年的成就毁于一旦,仅有少量遗迹可寻。战火后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疾病,更是使倚邦雪上加霜,人口死亡及外逃者不计其数。至1949年底,倚邦街住户只剩下50多户,人口仅有数百人。20世纪70年代又有部分居民外迁,现在的倚邦村仅有30多户、100多人了,且交通不便,经济也较为落后。

现在,倚邦街及其附近剩下的文物古迹有:倚邦街石板路遗迹;曹家大院遗址;宋云号、杨聘号、鸿昌号等茶庄遗址;清乾隆、道光、光绪时期立的记载有茶山管理、茶叶生产等重大茶事的三块“永远遵守”石碑;一块“福庇西南”的大木牌匾,乃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普洱府思茅同知赐予倚邦土司,说明倚邦土司管辖的茶山在西南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的龙头功德碑,碑上镌刻有乾隆玉玺及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敕封的诏书,内容主要是表彰曹当斋及其夫人管理茶山的功绩。

勐腊象明倚邦古茶山的历史


倚邦古茶山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区,海拔1350米以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白雾常绕,土地肥沃,是一个小叶种杂大叶种的生态型古茶园。由攸乐经莽枝、革登;由蛮砖经架布;由易武经曼撒和曼松;由思茅分别经曼拱或麻粟树的5条茶马石板古道,都在倚邦古茶山龙脊背状的青石板街道上交汇。在这里,到处是刻有文字或古朴图案的古碑或其断垣,几乎每个角落都透射着古色古香。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被众多古籍所记载、曾是古六大茶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的倚邦古茶山,在历史被遗忘、被湮没多年后,在当下普洱茶热潮中,似乎又重现往昔的盛名了。但古茶山久远、厚重的历史,至今仍鲜为人知。

倚邦及其周围各古寨出土的经过精心打磨的原始石器,表明大约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居住于此。《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中旧传武侯孔明遍历六茶山置木梆于倚邦之记载,表明它兴起年代不晚于蜀汉。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六大茶山具体位置的记栽中有倚邦,证明它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自称本人)长年依靠采取野生植物充饥,由此认识了茶及其功效而被普遍利用。蜀汉时期,孔明实施南抚夷越政策,派使者深入西南边疆安抚各少数民族,并向他们传授农耕、饲养、医药、制作等技术时,因地制宜地动员人们发展该地的茶业。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内地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后来的该地由南诏设置在今西双版纳的银生节度使管辖,到唐代建中年间,其茶业初具规模,并已由茶商贩卖到西藏等地。那成群结队的尖鼻子,大眼睛,毛胡子,头戴毡帽,身挎长刀者等众人的间断性往来的马帮牛队,不仅运出该地上好的香茶和莽枝银洞梁子与黑山银洞丫口等地的白银,还运进针线、布匹、花带等杂货。

倚邦初具雏形的市场上,不仅杂货成摊,还有曼松的铸锅河畔被当地人称为众多唐洞的矿石炼铸的铜锅、铁锅和面铺河、盐井河畔多口盐井的锅盐。冶炼厂、打造厂、烧制厂和造纸厂也相继在古茶山上建造。这期间,这里还建盖了山神兼土地和财神3种庙宇,铺建了部分石板街道。唐朝贞元年间,闻名于大理南诏国。至宋代,大理国购买倚邦所产的茶到广西换马,使其茶业得以继续发展。从倚邦当地人从祖上传下,却已被外地人买去的刻有南诏国字样的五角星奖章和所出土的众多的唐宋古器,验证了它的上述历史。

元代南方疆域扩大,使倚邦成为内地通往边疆的中转站。各类客人熙来攘往,又使它兴起了专业性的客栈与餐馆。统治者蒙古族对茶叶的嗜好,更使倚邦茶林倍增。

明代约成化年间朝廷对倚邦叶氏的司职位的任命,使倚邦重修并改建了各种庙宇,率先推出了细茶与茶膏。约嘉靖年间,倚邦范围那神奇的曼松茶被宫廷优先确定为专用贡茶,继而率先推出人头团茶。约于隆庆四年,倚邦成为车里宣尉使司所划的茶山版纳的行政区驻地,将长约400米的主街道铺成象征封建王朝行政机构驻地的龙脊街。清乾隆年间,增铺曼松贡茶岔街和曼拱岔街,扩建为总长近3000米的3条青石板街道,形成了包括周边村寨居民上千户,总人口上万人的繁华集镇,推动古六大茶山进入逐步辉煌的阶段。

清初,倚邦古茶山上的曼松茶被正式确定为宫廷专用贡茶。清代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阮福的《普洱茶记》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众多史籍中,都有对倚邦茶的记载。至今,杭州茶叶协会还保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遗留的倚邦所产小叶种人头贡茶。

据倚邦茶山老人陈述,在倚邦加工贡茶有及其严格制度。清代倪蜕公元1737年《滇云历年志》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其茶令茶户尽数迁至总店领给价值的记载。在此之前,倚邦是普洱人头贡茶最初的加工厂设置地,当时倚邦古茶山村村皆茶农,山山是茶林,大寨连小村,漫山遍野都是茶林的壮观场景,吸引众多茶商先后在倚邦街等地创建了众多的茶号。

与此相应,倚邦叶氏的土司职位于清初传给其女婿曹氏,统管古六大茶山。约于清康熙年间到其第三代曹当斋时,他和儿子曹秀拜师苦练文韬武略。雍正六年前后,他平定莽枝茶山的麻布朋等暴动有功而升任土千总职。清雍正十年至乾隆初年,曹当斋父子及其师傅先后奉命率军平定刀兴国暴动、广西等地民众的暴动,受乾隆皇帝的嘉奖。倚邦成为清王朝扼守西南越国边关的军事重镇。乾隆三十一年前后,曹当斋父子奉命出征包括两乌在内的西双版纳全境抗击缅甸侵略军有功而升任土守备,连其子曹秀都随后升任土把总。由此起,其家族一直承袭土司十六代到清末,始终至少都统管五大茶山。

从明代约嘉靖年间至清光绪末年,倚邦土司几乎都主办贡茶。至今,在倚邦街东面约6000米,曼贵山村以西约3000米的官坟梁子和野象山北坡上,分别还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曹氏十六代土司墓遗址。遗址上刻有乾隆二年和乾隆四十二年,由清乾隆皇帝嘉奖曹当斋夫妇和曹秀夫妇而立下的《安人碑》和《贞节女牌坊碑》,详细记载着曹守备与曹千总的赫赫功绩,刻在上面的乾隆皇帝大印,印证了朝庭对曹氏莫大的信任与恩宠。

官坟梁子之南北方向300多米处所谓旧衙门遗址,那是守备和千总当年的驻军营地。此外,其四周山上到处都还有清乾隆年至咸丰年间的各种官冢、商家或儒家等身份者的古坟。

倚邦还有乾隆二年的《禁贩私茶碑》、道光二十八年的《按茶抽收茶银碑》、咸丰元年的龙王井《功德碑》、光绪二年的正顶刻有思茅同知大印、并且刻有大清光绪二年之落款的福庇西南大匾、光绪十四年间的《工价截止碑》,和民国九年倚邦全体汉夷民众为民国普思殖边第六行政分局勤政爱民的张瑞三局长立的《遗爱碑》。其中,《工价截止碑》所载的倚邦土司曹氏的官衔为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阁府,统管五大茶山,主管贡茶等茶政事务。那福庇西南大匾,凝结着曹氏土司认真征收贡茶,勤政管理五大茶山,造福于西南百姓的业绩。这些碑和匾共同记载着倚邦的部分官史及茶史之辉煌。

从明代中期起至清末,倚邦历经乾隆三十一年瘴疠大作,道光二十五六年瘟疫甚行,采丁三殁其二,以及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其茶业随之几经兴衰,居民人口时起时落,但始终保持着万人左右。到乾隆年间,建有江西、石屏等综合会馆和川主、孔子、孔明、城隍等近20种庙宇。从清嘉庆年至民国期间,倚邦先后创建过20多家茶庄。

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连贡茶都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运往昆明途中被盗匪洗劫一空。朝庭又查无头绪而被迫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倚邦火热的商品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这使倚邦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后来,补远桥的几建几毁和由勐养分别到勐仑之道。

普洱茶的历史


普洱茶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的普洱县命名,唐朝时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万历年才定名为普洱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况。

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普洱与思茅成为加工和集散中心,明朝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兴旺,现今还有思茅卡房高酒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公里:有思茅三冢村外茶马古道、那柯里茶马古道,断续30公里;普洱茶庵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公里,石上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

普洱茶发源地在云南,然而将普洱茶以藏放转陈旧方式来品饮是广东省一带的传统,尤其是香港,旧普洱茶不但作为港人的日常饮料,同时大量出口到东南亚、欧洲及美洲各地,所以香港一地可以说是陈旧普洱茶的推广地。从前几年开始,报章媒体不断报导普洱茶的保健功效,减肥、抗癌、消血脂、排尿酸、降胆固醇等,并且也得到了医学研究的证明。

普洱茶历史


普洱茶的历史地位

晋朝、南北朝、隋朝三个时期(265年~617年),茶叶贸易是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经济项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会撒手茶山的占有。早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不顾千里之遥,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为利润城,视茶林为获利润之物,显示了王朝的重视程度,也显示出普洱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此时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陪嫁给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由于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这便是南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中所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

宋代(960年~1279年),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

元代(1206年~1368年)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后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着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据考证,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着《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清朝(1644年~1911年),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根据流官管土官原则,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由云南总督鄂尔泰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紧茶.茶膏,进贡皇帝做为贡茶。雍正十年,普洱镇总兵官李宗应以巡边到茶山搜括民财,普洱知府佟世荫又图以过山聚粮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总刀兴国,刀兴国愤而发动茶山人民起义。在官军六个月围剿下,起义失败,刀兴国等人残遭杀害。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宁洱县为附廓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同年,清庭对普洱府茶业情况作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有改动,道光《普洱府志食货》对此况追述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为了杜绝衅端(闹事),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

乾隆九年(1744年),普洱茶由于品质优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获西藏人民喜爱,在明代中期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清代,阮福专着《普洱茶记》称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清代学者赵学敏着《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同期志学家张泓着《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阮福着《贡茶案例》中记述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一千两,由思茅厅领转采办,并购茶瓶、缎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记普洱贡茶采摘情况为:于二月(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买运)茶。《普洱府志》记为:农历二月开始采茶,芽头细嫩且多白毫(毛)者为毛尖,农历三~四月采摘为小满茶,六~七月采摘为谷花茶。

普洱贡茶的采摘、加工、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加工极为认真精良,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宫喜爱,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据清代文豪曹雪芹着《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我们今天唯能从巨着的精美描述中,去领会普洱贡茶当时的风采和声望。从此,普洱大众茶为获利占有广大茶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贡茶获取最高名声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为名,双管齐下,普洱茶名利双收。普洱茶沿贡至清宣统年间(1744年~1912年),据老舍问皇帝喝茶情况,傅仪答:每年龙井、普洱贡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证实普洱贡茶沿贡至少168年。普洱贡茶别于普洱大众茶,在供销路线、包装、种类和各类的品牌方面,均有突破发展,大大推进普洱茶的发展。

国际地位

1793年(乾隆58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园设宴,乾隆帝婉言不准所请,不予同意,但礼尚

往来,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女儿茶和(普洱)茶膏.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宴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现将三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摘录如下:赏英吉利国王物件,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普洱茶8团,六安茶8瓶、武夷茶4瓶;茶膏4匣.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等,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O瓶.又随敕书赏给英国国王物件,计41填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戛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这批礼单逐项统计,共送普洱茶

124团、女儿茶34个、(普洱)茶膏26臣、砖茶28块,六安茶40瓶。武夷茶24瓶,还有未列茶名的茶叶32瓶。每次赠送国礼,侧由清朝军机处遂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呈送皇帝阅批后送给,可见普洱茶名扬海外的历史久已。

普洱茶不仅是颇具外交意义的贡品,也是山茶属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经济意义的作物,茶树与属于热带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无论在温带或寒带都可生长,从南纬33度的南非共和国以北地区至北纬42度附近格鲁吉亚共和国高加索山区都有引种栽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茶叶的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由70年代的55.5万吨猛增至1994年的101万吨。到2005年预计将达145~150万吨。中国是世界主要产茶国之一,1995年全国茶园面积111.54万公顷。全国茶叶产量55.7万吨,茶叶是中国的重要产品之一,而且存在巨大潜力,因为在现今世界上有40余个国家出产茶叶,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众多的品种及制茶方法,而云南省更是得天独厚。云南普洱茶历年来多次获得过世界各国的大奖,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与欢迎。一九九九年云南沱茶[袋泡茶]被成功地载入法国大药典,这是云南的骄傲,也是中国茶人的骄傲。云南先民最先发现并利用了茶,云南人为人类创造的普洱茶也必将在世界饮料史上写上自己光辉的一页。

普洱茶的历史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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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的普洱县命名,唐朝是普洱名为步日,属银生节度(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元朝时称之为普茶,明万历年才定名为普洱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普洱府志》记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十余万人”,可知当时盛祝。思茅与西双版纳一带为其主要原料生产地,普洱与思茅为加工和集散中心,明朝是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西藏、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到港澳、东南亚,甚至欧洲。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道随兴旺,现今还有思茅卡房高酒房茶马古道,1.5米宽,继续数公里,有思茅三家村外茶马古道,那柯里茶马古道,断续30公里,普洱茶痰庵茶马古道,残存12.5公里,石上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

普洱茶发源地在云南,然而将普洱茶以藏放转陈旧方式来品饮是广东省一带的传统,尤其是香港,旧普洱茶不但作为港人的日常饮料,同时大量出口到东南亚,欧洲及美洲各地,所以香港一地可以说是陈旧普洱茶的推广地。从前和年开始,报章媒体不断报导普洱茶的健康功效,减肥、抗癌、消血脂、排尿酸、卜翱旦固醇等,并县也得到了医学研究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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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历史真相


历史的记载分正史和野史,但有时候正史未必正,野史也未必野。因为一旦统治者控了宣传工具和舆论喉舌后,有些符合自身利益的颠倒是非的所谓正史就出现了。

越陈越香的普洱茶也有自己的历史,过去延续下来的茶也可以通过生产史料和图片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般的按时间流水为主线的关于普洱的史料。这个很重要,但往往又被忽视,所以在我们研究普洱茶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前后矛盾的窘相。

我记得初中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发现历史书上都特书大书抗战胜利在于GCD,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也只好被灌输的接受。但到一些历史数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后矛盾。我记得历史书上有说,正面战场侵华日军死亡九十多万人,但整本史书被小编写的天花龙凤最为炫耀的就是平型关战役的1000多号人,所谓百团大战中连伪军加起来近一万人,那么其余九十多万日军是怎么样死的呢?看到这个数据,十三岁的我那个年代大体也能透过逻辑大约知道历史的真相了。

其实普洱茶的历史真相很关键,但往往被主流宣传机构选择遗忘。应该说整体的普洱茶发展应该是在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激励下持续发展,但政府往往选择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把有些难度的事情选择性遗忘。好比普洱历史图谱的建立,我就看云南方面不论是官方还是媒体都一片空白,一味宣传文化生活记载,把最关键的真相遗忘。专业媒体是干什么的,是把读者最想了解的事情和真相披露出来才是自己的职责,可惜呀。

记得当年我曾经问我师傅钟汉荣,红印他接触过没有,雪印好不好喝。他竟然听的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他问我红印是什么,雪印又是啥?而钟师傅是60年代末到香港开始从事普洱茶交易的,没理由连大名鼎鼎的红印,雪印都不清楚。后来我终于琢磨明白了,当年这些茶无非就是云南青饼哪一批批的,没有红印,雪印这些好听的名字,直到普洱茶传到台湾了,善于文化行销的台湾茶商给这些貌似零零碎碎,互不牵连的普洱茶品种取了一些朗朗上口的名字,让这些死气沉沉的普洱茶饼砖沱突然间焕发出一些灵气,便生动活泼起来了,这就是有文化的魔力。我记得昌泰当年那款行内都知道但外界都没有听过的歪沱,我给他起了个貌似邻居小芳'一样的亲切名字小歪,立马这款沱就恍如有了生命一般,不知不觉在普洱茶界内便名气大增,传播出去了。

实事求是的说,普洱茶有今天香港茶商功不可没,但台湾茶商更是厥功至伟。把这些历史零碎之茶,经过一定梳理,然后在重新给予朗朗上口的名字,所谓文化开路,这生意从此便畅通起来了。只是虽然台湾人对普洱茶的推广功劳很大,但同样也带来不少问题,引起不少新晋普洱学者的诟病。

我记着刚学普洱茶的时候,碰到所谓的73青饼,也就是小绿印,其实不是公元1973年的,然后又被解释成民国73年的,也就是1984年,便貌似接近真实了。然后又是88青不是88年的,99绿大树不是99年的诸如此类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问题。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搞清楚这些名称对应是哪批茶就好了,不必锱铢必较多几年少几年的,但作为研究搞清楚真相最起码也不是坏事。

台湾茶商善于文化行销,也善于在模凌两可的历史纠纷中浑水摸鱼一把,比如七三青就是这类情况,当然七三字样的不止七三青小绿印,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三厚砖,它类属文革系列砖中,而且是文革类砖中最开门的最举足轻重的。

终于回到文革砖的问题了。其实正如《深邃七子世界》一书中所述,所谓文革砖并非是这些普洱茶砖的真实名字,而是行销市场给予的这一类茶的划分,是市场而来的。好比文革壶,文革瓷。偏偏这个文革砖的命名又是来自宝岛台湾。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泱泱大陆,普洱文化之弱。一天到晚由政府到协会都是海一样的论坛务虚研讨会,整介个那个的有的没的的名堂,但关于普洱真实情况的研究却一片空白。虽然真实的资料都在大陆,都在厂家,但没有官方或者专业媒体去深入其中调查研究,然后整理成册,让历史的真相清晰出来。于是乎有关普洱茶的前世今生的论述都由台湾方面主导。但台湾方面的出发点往往都是结合自身经济情况,有选择遗忘,有选择模糊。

我以前一直以台湾史料为依据去认识普洱茶,一直到2011年,我在昆明某茶行碰到一批文革砖。这批文革砖我曾经在2004年芳村喝过,也见过,但偏偏没有看到过有内飞的。但那次在昆明我见到同样这批砖茶,上面有内飞,清晰的印着下关茶厂革命委员会出品,当然我运气好,我一连喝了三款,另外两款有勐海茶厂革命委员会和景谷茶厂文革委员会的内飞。

一时间我觉很新奇,三款边销茶我喝过后,从口感化度上分析,文革时期出品确凿无疑。但为何这类要素清晰齐全的文革时期产品,却没有在《深邃的七子世界》这本专业普洱图谱中的文革砖目录中呢?事后,我和台湾五行图书的老梁社长和小梁社长都提及此事,告诉他们这个昆明茶商的地址,希望杂志社有机会可以采访他,以完善文革砖图谱系列。再后来我也把这个题材提供给昆明的《普洱》杂志,他们一天到晚在找素材,这个文革砖的故事破朔迷离,很有读头,我希望他们去采访发布。可惜最终都不了了之了,哎,可惜。

今天,我终于又再次翻开《深邃的七子世界》一书中关于文革砖的论述。我才发现作者还是很有心的,也许当初他本来大体就知道一些真相,或者觉得很多品种的真实年份值得推敲,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命名什么文革砖而是命名为文革类砖,中间多了个类字,我才发现,心中不免笑了起来,中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还是作者够滑头,够明哲保身呀,看来当年他写到这一篇的时候,还是心有犹豫,底气不足,便写的留有余地起来。

百度文革,所谓文革十年,就是指1966-1976年,这十年期间云南普洱茶厂生产的普洱茶砖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文革砖,文革类砖又包括些啥,有了个类字发挥余地就大了。

翻开《深邃七子世界》文革类砖图谱中,我发现,竟然大部分文革类砖都是熟砖,生砖就是第一批景谷试验生砖。了解普洱茶历史的朋友大体知道,云南厂家有记载生产普洱熟茶的时期大约从1975年起。从逻辑上看,应该还是有熟砖能够的上文革时期生产的砖的,是最多也是文革后期,至于文革类砖的定义怎么区分,当然就得由发明这个词的作者本人去说明了。

终于,我决定回到最简单最真实的定义中去看待文革砖,就是文革时期生产的普洱茶砖,根据历史真实情况,文革砖应该是生砖占据了绝大部分数量,而熟砖估计只是一点,或者根本就没有。

研究普洱茶生产历史,您会发现以往普洱饼砖沱的分布是这样的,砖都去边疆游牧地区,沱去重庆四川地区,而饼则来到港澳台,直到有了熟砖后,砖才到港澳台,因为边疆人民不喝熟茶。从普洱熟茶从75年才开始定型这个时间点看,绝大部分熟砖,都过了1976年这个文革结束分划年。

文革砖,文革砖,顾名思义就是文革时期生产的普洱茶砖,我都是这么理解的,天知道才重新翻看图谱,竟然是文革类砖哎,一个类字就模糊了一个时代的普洱茶呀,呜呼。

最后,我只想说,文革砖当年也应该是大批量生产过的,毕竟有跨越十年这么长时间,喝生砖是边疆牧民日常生活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也许都是敲碎了做酥油茶居多,牧民一天不喝这类掺有生砖的酥油茶一天就不得劲。所以都是当即消耗居多,牧民估计也木有啥越陈越香概念,所以要不就是喝掉了,要不就是过期扔掉了,这个和早期沱茶一样,谁见过大量八十年代以前的沱茶呢?

所以当您见到一片印有文革委员会字样的砖后,必须有两个反应,首先反应就是它是一片假茶,因为真正印有文革委员会字样的真文革砖凤毛麟角,好比一个玩香高手告诉我,只要你一见到奇楠就十有八九是假,这点我超级认同。而且只要饼用料工整的都是假的,饼是熟茶的但又写文革委员会的也是假的,有外包装纸的更是假的,康砖符砖不包括。但用料极端粗老的,带有大量梗的,四个角磨的光滑的,或者像被猪啃过的,又木有外包装的,就十有八九是真实意义的文革砖。最后,我和大家再交待一下,必须区分清楚文革砖是和文革类砖不是一个概念来的。

普洱茶的发展历史


普洱茶的发展历史

云南是茶叶的发源地,其茶叶种植历史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由东晋常璩所著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可知,商周时期云南茶叶的种植传播到巴蜀之地。到了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发西南,使得云南的茶叶生产得到较大发展。云南当地至今仍有茶树乃武侯遗种的传说。在当地的原始森林中也的确发现了多株i000多年历史的老茶树,甚至在云南思茅地区镇沅千家寨还发现了一株有2700多年树龄的老茶树。这些都证明了云南茶叶种植的历史十分悠久。

两晋、南北朝、隋朝三个时期,茶叶贸易都是当时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各王朝对茶叶种植都十分重视。到了唐代,樊绰写了一本蛮书》,提到了云南产茶之事,这是普洱茶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不过当时不叫普洱茶,而叫银生茶,因为当时的思茅属,_j南诏国的银生府管辖。唐贞元十年(794),南诏国在古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利润城,普洱茶成为南谓重要的经济产业。唐乾符六年(879),南诏国在现在的宁洱县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管辖包括利润城及古六大茶山在内的澜沧江区域。同时,茶随文成公主进藏,传入藏区,为以后滇藏茶马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南宋人李石的《续博物志》中记载.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五代十国时期,大理取代南诏开始统治云南。大理国将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合镇管辖。由于两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常征战,对战马的需求日益扩大,促进了大理一吐蕃一宋三角贸易的发展,也使得茶叶的种植进一步扩大,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

清代是普洱茶发展的一个高峰。雍正七年(1729),普洱府正式设立,管辖包括现今普洱市及西双版纳州在内的大片地区,并将普洱茶纳为贡茶,由此开始了普洱茶的大发展时期。乾隆时期,普洱茶行销天下,名动海内,成为官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据《普洱府志食货》记载,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60公斤计,合36万-42万公斤),如山作茶者(指茶商及工匠)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先后在普洱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再次兴旺起来。

20世纪前半期,普洱茶因国内战乱连连,几度兴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再次步入发展正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普洱茶都是作为出口创汇商品销往东南亚以及港澳台地区,内销很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普洱茶热渐渐兴起,品饮普洱茶成为时尚、养生之选,普洱茶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带动了整个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元代,蒙古统治者改步日为普日,所产茶被称为普茶。由于蒙古族为游牧民族,并不缺少战马,因此茶马贸易衰落,普茶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元代中期,普茶随蒙古人西进,传入俄罗斯。

明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改普日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后普耳改称普洱。万历年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的记载,此后普茶定名为普洱茶,一直沿用至今。明人饮普洱茶蔚然成风,明代方志学家谢肇涮著《滇略》中记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由于明代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边疆贸易异常繁荣,普洱茶发展迅速,思茅和普洱成为茶叶的加工和集散中心,并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六条茶马古道,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原地区、西藏地区及越南、缅甸、泰国等地,并转运到港澳地区、东南亚,甚至欧洲。

普洱茶的历史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普洱茶

文献篇1---云南濮族人种茶制茶,始自公元前1000年的商周,但直到公元1600年的明万历年间才第一次出现普洱一词。。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明)

文献篇2---清1765年:普洱山在车里(西双版纳),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出普洱所属六茶山,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专、慢撒,倚邦、蛮专茶味较胜

文献篇3---清1726年:雍正3年设置普洱府,实行普洱茶的统购统销,控制茶马交易,并开始普洱贡茶,岁进上用茶芽制,并得到御赐瑞贡天朝匾额

文献篇4---在清乾隆1736年,元宝饼茶没有试制成功前,茶商们把收来的茶分级装入篾制竹箩(内芛叶镶好箩边),外面写上等级、重量,就驮运到中外各地销售。之后同兴号和同庆号茶庄才制成元宝茶、方茶、圆茶。。

文献篇5---历史上怎么制作元宝茶--1春茶、二水茶、三水茶、谷花茶等收购堆放,经过发酵,散发出特殊香味2全年茶收购结束,各山、各季、各级茶拼配加工3雨季结束,进入旱季,开始制茶,此时容易晒乾,不会发生霉变。。

文献篇6---民国1940年范和钧:紧茶制作并不复杂,每年冬季将收购积存的毛茶开灶蒸压,装布袋挤压成型,然后放置约40天,布袋发微热40度左右,袋内茶叶则发酵完毕,解开,包棉纸即可。。。

可见,解放前的普洱茶并不是今天的新生茶,而是从一开始制作就是有发酵的,而且是各山头各季节各等级混拼加工,这和我们今天的生茶工艺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是因为那时的普洱茶是发酵茶,所以才最能化物,性温味香,如果是新生茶又怎么会这样呢?

正是因为那时的普洱茶是发酵茶,所以大清皇帝喝的虽然是当年新茶但汤色红润;

正是因为那时的普洱茶是发酵茶,所以岁进上用茶芽制,发酵茶当然是茶芽好;

正是因为那时的普洱茶是发酵茶,所以进贡皇帝才用中小叶种的倚邦、蛮专(茶味较胜),发酵茶当然是中小叶种好,大叶种更利于越陈越香。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普洱茶

A、新生茶工艺的由来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论证了解放前的普洱茶实际上从一开始制作就是有发酵的,那么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发生了巨大改变,开始了用晒青毛茶直接压制成新生茶。。这理由可能有以下几条:

1、在1900年代初期,云南普洱茶的生产交易中心是古六大茶山的易武地区和普洱地区,由于战争的原因,各茶庄商号在1930-40年代相继歇业,生产跌入谷底,进入了衰退时期,为后来的断代埋下了伏笔。

2、在这个衰退时期,1938年5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遣茶叶专家范和钧(江苏常熟人,留法)率领一批非云南籍技术人员到佛海(今勐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开云南机械制茶之先河,开始生产机制茶,同样由于战争的原因,茶厂很快就停产关闭了,但云南茶叶生产的中心开始转到代表新技术的佛海地区。

3、新中国成立以后,普洱茶生产开始恢复,1952年,佛海茶厂再次复业并在1953年改名为后来大名鼎鼎的勐海茶厂,成为云南普洱茶中的领军企业,普洱茶生产从此由私人的茶庄商号转到国营工厂体制,但由于建国初期对私营的打击,使普洱茶的生产工艺也从此与传统断代。

B、熟茶工艺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云南普洱茶熟茶工艺开始于1973年,但是它绝不会是横空出世,那么是什么原因催生了熟茶工艺,又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1、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在昆明、勐海、下关三大茶厂没有开始压饼之前,50年代初出口香港的多是散茶,由于生产已经采取新工艺,到港的晒青毛茶不再有发酵,云南大叶种茶的苦涩、味重、霸气一览无遗,是喝惯了传统发酵普洱茶的港人所接受不了的,另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有一些云南茶庄商号的老板逃到香港定居,带去了传统普洱茶发酵的方法,于是在香港最早开始了用散茶人工发酵加工普洱熟茶,当时有如下几家:联同隆、南记、生记、林记、宝泰、同安及长洲福华等。

2、1950-70年代,云南普洱茶多是通过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口到香港的,所以香港人工发酵普洱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广东,广东也开始研究实验泼水发酵并取得进展。据说50年代后期,云南也曾实验过热蒸发酵,但没有取得成功,根据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记载:

1973年,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派出考察小组对广东的普洱熟茶生产工艺进行了考察,回来后组成技术攻关小组,并最终在昆明茶厂实验成功,从此诞生了现在的渥堆发酵熟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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