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历史。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相关知识！
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wwW.Cy3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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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着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着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着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着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中蒙俄茶叶之路的历史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不知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乃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这是一条被历史尘封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这条沉寂了百年的国际商道，由内蒙古着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撰写的《茶叶之路》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再次引起中俄蒙三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现给今天的人们。
2009年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我国一个新学科研究会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北京、山西、湖北、云南各路专家、教授云集青城，共贺这个性格别具的学术婴儿的诞生，共商茶叶之路研究大计。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九刚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注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九刚就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随后有南开大学米镇波教授所着《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美国女学者艾梅霞也出版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茶叶之路》。邓氏有关茶路的作品还有《驼帮》、《驼殇》、《驼村》、《大盛魁商号》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计三百多万字，且大多再版发行。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早在2000年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正式出版发行后，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掀起了茶叶之路研究热。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欧共体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因《茶叶之路》缘分，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茶叶之路再版发行后，风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不少城市一书难求。台湾还专门出版繁体汉字本《茶叶之路》，以飨读者。
一部着作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多见的。我们内蒙古的有识之士，从中受到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查资料、作考证、搞研讨，为重现250年前清康熙大帝与俄彼得大帝时代的商贸往事，为激活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为弘扬草原文明的丰富内涵，为大盛魁商号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为促进中俄、中蒙、中欧之间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他们和邓九刚先生一起登程，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
沐浴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光辉，在我区成立一个研究茶叶之路的专门机构，已成各界人士的共识，可谓众望所归。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社科联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挂靠在自治区中华文化学院、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遂应运而生。俄罗斯国文化部、乌兰乌德市、恰克图市政府及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电函祝贺，希望研究会探索亚欧茶踪驼道，破译中俄商贾谜团，传承多元文化精髓，服务现代国际贸易。
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遍布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国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邓九刚先生再现这段历史的《茶叶之路》，既有小说家的形象、情节，又有历史学家缜密、严谨，还不乏思想家的深邃、敏锐。不愧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沙尘湮没的茶叶之路，可以和我国汉唐以来从长安出发的第一条丝绸之路，及以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茶叶之路是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知识宝库，是一条昭示未来国际贸易的亚欧大通衢，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通道。
300年前，在这条商道上一批中国人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世界，表现出我们的民族开始挣脱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过程艰苦卓绝，精神启示耐人寻味。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茶叶之路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文化遗产，努力在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历史上中蒙俄茶叶之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不知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乃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这是一条被历史尘封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这条沉寂了百年的国际商道，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撰写的《茶叶之路》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再次引起中俄蒙三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现给今天的人们。
2009年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我国一个新学科研究会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北京、山西、湖北、云南各路专家、教授云集青城，共贺这个性格别具的学术婴儿的诞生，共商茶叶之路研究大计。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九刚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注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九刚就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随后有南开大学米镇波教授所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美国女学者艾梅霞也出版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茶叶之路》。邓氏有关茶路的作品还有《驼帮》、《驼殇》、《驼村》、《大盛魁商号》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计三百多万字，且大多再版发行。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早在2000年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正式出版发行后，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掀起了茶叶之路研究热。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欧共体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因《茶叶之路》缘分，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茶叶之路再版发行后，风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不少城市一书难求。台湾还专门出版繁体汉字本《茶叶之路》，以飨读者。
一部著作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多见的。我们内蒙古的有识之士，从中受到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查资料、作考证、搞研讨，为重现250年前清康熙大帝与俄彼得大帝时代的商贸往事，为激活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为弘扬草原文明的丰富内涵，为大盛魁商号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为促进中俄、中蒙、中欧之间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他们和邓九刚先生一起登程，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
沐浴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光辉，在我区成立一个研究茶叶之路的专门机构，已成各界人士的共识，可谓众望所归。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社科联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挂靠在自治区中华文化学院、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遂应运而生。俄罗斯国文化部、乌兰乌德市、恰克图市政府及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电函祝贺，希望研究会探索亚欧茶踪驼道，破译中俄商贾谜团，传承多元文化精髓，服务现代国际贸易。
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遍布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国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邓九刚先生再现这段历史的《茶叶之路》，既有小说家的形象、情节，又有历史学家缜密、严谨，还不乏思想家的深邃、敏锐。不愧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沙尘湮没的茶叶之路，可以和我国汉唐以来从长安出发的第一条丝绸之路，及以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茶叶之路是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知识宝库，是一条昭示未来国际贸易的亚欧大通衢，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通道。
300年前，在这条商道上一批中国人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世界，表现出我们的民族开始挣脱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过程艰苦卓绝，精神启示耐人寻味。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茶叶之路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文化遗产，努力在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上）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张库商道（张家口通往库仑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从张家口出发，绵亘塞北，入蒙古高原，最终进入蒙古国境内，到达库仑。作为贸易之途，张库商道在汉唐时代已开通，明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张家口堡作为张家口城市兴起与发展之源，在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不乏有学者进行研究，但站在考古学与美术学的角度，以辽代墓葬壁画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张库商道张家口堡的历史,深入分析与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层面的学术成果还属鲜见。
古墓壁画填补古代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是坐落在现代都市中的一片古迹。凝视这些老旧的明清建筑，徜徉于古老的街巷，依稀可辨当年的兴盛与繁华。在众多保存较好并有据可考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
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原名为大玉川茶庄，是张家口四大茶庄之一。该建筑为传统叠架式二层五间楼房，座南朝北，从店铺正门进入院子，便可以看到四合院楼体结构的正楼，由院中东厢房北侧的台阶可进入二层茶楼品茶。该茶庄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范永斗的孙子太仆寺郞范毓宾为二品官，随官家亲征，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相传康熙皇帝曾在大玉川茶庄品茗尝茶，久而久之，大玉川茶庄就被人们叫做了康熙茶楼。范氏家族在清朝200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5000亩、茶场5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囤，一手包办，财权均巨，非同一般。
鼓楼西街35号是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大美玉商号旧址。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5年～公元1796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增设大美玉商号，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其中，常氏也从茶叶中获取了大量利润。
今天的张家口堡，经过岁月的沉积，目之所及虽然是落满时光尘埃的街道、院落与建筑，但掩盖不住曾经的辉煌。追溯历史，才能探究其根源。有些历史虽只能从史籍文献中搜寻、从石碑中考证、从民间走访中补充发现，但从考古中发掘、穿过时光隧道来解读这一切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1993年，一座封存了近千年的位于宣化下八里的辽金时期张氏墓群中主人张匡正的墓门被打开，据考证，他葬于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当沿着幽深的墓道进入前墓室后，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缝补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男童则是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两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的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雀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注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
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看到了辽代一幕茶文化真实而生动的景象。
契丹人为北方茶叶之路沿袭播下种子
上述壁画资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兴起对我国古代饮茶习俗及茶道文化的探究与考证之风，原因是这幅壁画中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表现的完整程度极为罕见，它填补了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最具代表性。换言之，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辽代与同时期中华茶文化的历史资料宝库。
任何历史的遗迹都不会是偶然的和孤立的,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为什么在产茶的南方和中原地区很少出现,却在远离茶叶产地的辽代墓群集中地展现？考证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繁衍、生活在此区域中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宋辽时期的茶叶贸易说起。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油腻、不易消化，而茶中含有大量的芳香油，具有溶解动物脂肪、助消化、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同时，茶还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各类物质。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茶叶的身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公元804年)，封演在文献中对茶叶贸易有明确记载，《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始自中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载，最早和契丹族有贸易来往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的吴越国与南唐。吴越信奉佛教又是主要产茶地，它和同样信奉佛教又需要茶叶的契丹族建立有良好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其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
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俄罗斯人早先曾称中国为契丹（Kitay），阿拉伯波斯语称作Kitai，因此不难看出，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交易数量巨大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从考古中得到证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锡林郭勒的几座辽代墓葬中曾出土8世纪～10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高足杯、乳丁纹壶、瓶等玻璃器；在宣化下八里辽代墓群中，也发现多幅古代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天文图与中国二十八星宿图合璧的古天文图。这些发现，同样从考古方面证实了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
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在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茶榷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对于契丹族来说贵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后，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宣化下八里发现的辽代墓群，年代都在宋景德年间之后，无疑是当时社会稳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
茶叶之路 张家口堡的历史兴衰（下）
张库商道诞生明隆庆时偶然事件促成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再次燃起烽火。而这次登场的主角，一边是逐水草而居，驰骋草原大漠的蒙古铁骑；一边是北筑长城，位居中原腹地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175公斤：《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俺答部下阿不孩复派石天爵款镇求互市，石天爵至镇（宣府镇），宣大巡抚龙大有命执之，将石磔于市。不同意互市已经没有道理，还将来请求互市的使者用酷刑杀掉，如此愚蠢的行为，自然激起双方战事的升级，蒙古族犯边掠边的事件更加频繁发生。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明代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城就达70余次之多，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期间，一些有远见的明朝官吏看到关闭互市带来的弊端，多次向朝廷奏请开市。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上疏皇帝朱厚璁：敌自冬涉春屡求贡，词恭，似宜许。朱厚璁驳回上疏，斥责翁万达欺枉轻慢。第二年翁万达又上疏：俺答诸部求贡不遂，渐且愤，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上疏再次引起皇帝的不满。据史料统计，到嘉靖后期，犯边掠边的战事发生更加频繁，年年战事不断。
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廷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张库商道研究成史学界不容忽视课题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起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16世纪开始，渐渐地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在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做（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这种文化根脉是有据可溯的，宣化下八里的辽金张氏墓群就是例证。
张家口堡成为茶马互市最大的受益地，前后兴盛近千年。张氏墓群以《备茶图》为代表体现出一系列与茶文化有关的壁画，无论在人物着装服饰方面，还是在家具、茶具、器皿的造型方面，都传达出很多信息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反映出多民族、多习俗交融并存，这种文化现象在塞外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绵到今天，形成了如今张家口堡文化的缤纷与绚烂多彩。
张家口堡自张库商道渐起到清末、民国，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100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1000人，其中，有八大皇商，更多的是一般商人。如：山西静升王氏的族谱及碑文中明确记载有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在张家口的商号，当地研究王家大院历史的学者谈其先祖到张家口经商时肯定地说，王家的发达一定与张家口有关。远在元代仅一批就带当地500人的队伍走口外经商，其中很多时候走的就是东口自古至今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其中一支就是张家口，这些人有的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而有的则淹没在了商海中虽然张家口堡先民们以往的传奇已然变成了口耳相传的故事，但无法抹去曾经发生在这里一个个历史事实，张家口堡成就了一代代、一批批的晋商、京商，也成就了自己，一个武城、商城，一个由老倌车队与驼队而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边城张家口。
从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时算起到民国之后渐渐衰落，这条茶叶之路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它与外蒙甚至欧亚和中东互相贸易、互通有无、互相交流。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普洱茶历史之普洱贡茶的辉煌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