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他们眼中的普洱茶

发布时间 : 2022-01-26
减肥时期能喝茶吗

减肥时期能喝茶吗。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国时期 他们眼中的普洱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民国时期,普洱茶还多为边销茶和侨销茶,后因战乱茶市大都荒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很多人对普洱茶都不胜了解,甚至有人把普洱归为红茶,吴秋山便在《谈茶》一文中出了这样的谬误,这是情有可原的。即便是民国大家,面对普洱茶也是充满着好奇与陌生的眼神的。

唐鲁孙第一次喝到普洱茶是在藏园居士傅增湘那里: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胜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据傅沅老说,西南出产的茗茶,沱茶、普洱都能久藏,可是沱茶存过五十年就风化,只有普洱,如果不受潮气,反而可以久存,愈久愈香。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唐鲁孙《喝茶》)

而在梁实秋眼中: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脝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梁实秋《喝茶》)梁实秋能在北京的茶馆里见到黑不溜秋的普洱茶,大抵与普洱茶曾为贡茶的历史脱不了干系吧!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广泛亲近民众的普洱茶,那便是始制于1921年的下关沱茶了。沱茶自诞生起便在巴蜀地区以及藏区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断代过。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不仅把北京和四川茶馆里的世像百态描绘得形象生动,更展示了作者眼中最亲民的普洱茶形象: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紧,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冯亦代,他在《品茗与饮牛》一文中也提到在重庆喝沱茶的难忘记忆: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茶经网扩展阅读

清代、民国时期普洱和思茅的茶庄商号


(一)普洱府城茶庄商号

普洱茶最早的生产加工集散中心在昔日的清代普洱府城。普洱建城,始于8世纪中叶唐南诏时,派苏、张、周、段等姓白族官员到此镇守,建奉逸城。明代时,普洱茶生意大旺,据史志载,外地迁人的客籍户,大多与茶叶贸易有关,民居、茶庄及其与茶叶经贸相连的马栈、铁匠、鞋匠、皮匹铺等在城外集中连片,形成新的街市。

清雍正七年(1729)设普洱府后,将其土城外墙建成砖墙,并在普洱设茶局,专办茶引(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厂,选取最好的女儿茶,以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茶局管理贡茶加工、茶叶生产和运销,每年四月为花茶市,交易活动10天。雍正十三年(1735),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收茶捐,普洱府当年发出茶引(执照)三千引(三千担),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商业会馆,对茶叶进行加工、精制、包装、运输。清道光、同治年间,宁洱城的普洱茶经贸商务活动达到高潮,城内城外,众商云集,足有300余家堂馆店铺。

据《普洱县志》载,仅茶庄就有六七十家,每年茶销量约570吨。较大的商号协太昌、同心昌、福美祥、元盛号、荣和昌、义盛昌、国金号、广兴隆等20余家,大多经营加工茶叶。其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团饼茶、方砖茶、牛心茶、人头团茶等。民国时期,猛景茶庄压制的心脏形紧茶也很有名,内飞中部印有中文猛景茶庄,中部左右方印有猛弄二字,椭圆形圈内飞下印有英文,上端为英文猛景茶庄,下端为英文猛弄。

民国三年(1914)9月30日,普洱道时期,征集茶品参加了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陈列品中有云南宁洱县糯猛景茶庄紧茶内飞�9�934�9�9猛景茶庄紧茶一封。普洱茶因最先在普洱加工、销售、集散而得名。

(二)思茅的茶庄商号

清雍正七年(1729)设思茅通判,并设思茅总茶店,茶叶归官府管辖收售,雍正十三年设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边疆开拓,商业兴盛,那时,省外江西、湖南、四川I、贵州、广东、广西诸省,以及省内石屏、建水、通海、河西、玉溪等县商人,络绎而来,经营茶叶、棉花、各类杂货等。乾隆、嘉庆年间是思茅茶叶商业最繁盛的时期,商贾云集,各地商旅纷纷在思茅开设茶庄商号,兴建同乡会馆,有两广会馆、江西会馆(萧祠)、四川会馆(川I主庙)、贵州会馆(黑神庙)、两湖会馆(土主庙)、河西会馆(河西庙)、迤西会馆(大理、丽江会馆)、玉溪、新平、峨山会馆(大清寺)、剑川会馆(鲁班庙)、云府会馆、石屏会馆等。《思茅县志》及有关史料载,道光三十年(1850),思茅厅外来人口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多数为商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思茅设立海关,茶叶加工出口销售繁荣。光绪年问,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裕泰丰、信和仁等几家商号,每户有揉茶灶2盘,每盘灶年加工茶叶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茶有圆茶、方茶、紧团茶、双喜茶等。

民国三年(1914),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仅思茅城区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商业市场在城外南门正街,教场坝即是海关的报关验货之地。东门外沿城埂至南门的顺城街,都是开设人马客店,连接顺城街的新兴街,又多是与茶叶贸易有关的手工业,木匠、皮匠、铁匠等,经营马帮所需的鞍架、皮革、铜铁制品等。

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民国年间,思茅揉制茶叶出售的茶庄商号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22家,每年由产地茶山运集思茅加工的毛茶在万担以上(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当时有名的揉茶师傅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雷永丰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恒和元是当时思茅较大的茶商之一,业主陈镜若,曾任思茅第二届商会会长,民国九年(1920),经销七子圆茶300余担、紧团茶1200余担。在产地加工茶叶,在思茅设经销门市的有倚邦恒盛公商号和乾利贞商号,勐海洪盛祥商号、同信公商号等,在易武倚邦制茶的钧义祥茶庄,总发行所在思茅。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茶叶贸易的恒盛公茶号,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号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售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上述这些茶庄商号,由制茶师傅把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4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乾利贞棠聘号内飞配揉制成紧茶、砖茶,专销藏族地区;圆茶专销省内外各地,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思茅钧义祥茶庄专制包装精美的普洱茶,除销内地外,还在石屏、蒙自、昆明、上海、香港有代售处,在缅甸仰光、、阿瓦(曼德勒)、暹罗(泰国)、曼谷、景迈(清迈)、新加坡等地有分售处。

民国年间,思茅公认的知名茶庄首户是雷永丰茶庄,第二代茶庄是大有庆茶庄。雷永丰茶庄的庄主雷逢春,名朗然,据族人雷波君回忆,是为石屏人氏,思茅辟为通商口岸的光绪年间(1985~1897)到思茅,初营小百货,后发展为茶庄,自制沱茶、七子圆茶和少许葫芦茶。雷氏茶庄,由于资金足、实力强,从原料配方、制作到包装,在当时都非常讲究,开茶制作季节,茶庄已按指定茶区收足了原茶,备好柴火后,按拣茶、配茶、蒸茶、揉茶、凉茶等一系列顺序展开。制七子饼圆茶由名师主持制作,成品用浸泡过的竹笋叶包裹,篾条箍扎,再在笋叶上盖上朱砂红大印,7个一捆,放人茶票,即算完工,待马帮来捆货上驮。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千担左右。大有庆茶庄的庄主高岳生,又名高峻,亦石屏人氏,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只身前往思茅雷逢春家门下,当茶庄小伙计,后成雷永丰茶庄庄主的三女婿,后来自立门户,独立主营大吉祥商号,再兴办大有庆茶庄,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生意兴隆,并在昆明开设陈永兴商号,主营茶叶,经营方式和门路超过雷永丰茶庄。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茶业下滑,揉茶量减少,大有庆茶庄因只有老茶而无新茶而逐渐衰落。

民国十五年(1926),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有的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20世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思茅茶业衰落,商庄商号逐渐歇业。而在20世纪30年代茶庄兴盛后,能维持到40年代后期的是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在众多茶庄中,是歇业最晚(1948年歇业)的一家。

中国民国时期的茶馆及取名


中国是茶的故乡,普洱茶,龙井茶等,茶叶种类之多,几乎每个茶馆都有买普洱茶,冠盖全球;茶馆名堂之多,绝无仅有;茶馆内涵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这些都得归功于中文汉语文字的神奇与国人的思想。现就民国时期的南京茶馆取名及茶馆概况,稍做阐述。

茶馆作为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载体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承功能是极其重要的。民国时期,既有专卖粗茶水的野茶馆,亦有卖茶又卖点心酒菜的茶酒馆(北京人称之为荤茶馆);既有说评书唱鼓词的书茶馆,亦有供茶客品茗对弈的棋茶馆;既有供生意人集会牟利、手艺人待雇的清茶馆,亦有供高级流氓聚会议事的茶馆。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光顾的茶客亦是三教九流,上自颐指气使的达官贵人,下至打流混世的小混混,无所不有。茶馆内发生的各类故事,更是千奇百怪。

茶馆出现以后,不论其店家大小,招牌不可没有。开茶馆办茶楼自然想招财进宝,没有哪个店老板不想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因此,一般说来,茶馆的店名都不会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如意的字眼。有人曾总结出中国八句店铺:国泰民安福永昌,兴隆正利同齐群,协益长裕全美瑞,合和元亨金顺良。惠丰成聚润发久,谦德达生洪源强,恒义万宝复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56个字,虽未将店名中的吉祥文字囊括殆尽,可是开店者只要从中取出1个字或2个字,甚至3个字,都可以组成店名。比如:玉壶春茶社、兴隆轩茶楼、天福聚茶座、义顺茶馆等等。

不过,也有不少有一定文化教育修养的店主附会风雅,往往撇开传统文化中招财进宝的俗字,而选用儒雅的字、词作为店名的。例如:来今雨轩茶社、雅园茶社、松风阁、青莲阁、天香阁、宛在轩真可谓琳琅满目,争奇斗妍。

至于一些文化人开设的茶社,其店名招牌自然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了。上海九江路口小花园附近有一家茶楼,是民国时期书画家俞达夫开的,取名文明雅集,四壁悬挂名人字画,环境布置一洗俗尘,茶具清洁雅致,因而所来茶客都是些斯文中人。

历史学家卫聚贤,抗战时期在重庆除在大学任教,创办说文出版社外,在1943年冬还开了一家茶楼,叫聚贤楼,茶客大多是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像郭沫若就是它的常客。但就聚贤楼而言,是不能一目了然知道它就是茶社。

有的茶馆坐落在历史上文化遗址或名胜古迹之处,店名招牌也就攀龙附凤。如坐落在南京城西、被称为金陵第一名胜的莫愁湖内就有一间胜棋楼茶社。相传胜棋楼乃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第一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死后追赐中山王)下棋之处,徐达与明太祖下棋时赢了皇帝,并将棋子在棋盘布成万岁字形,朱元璋大喜,遂将此楼赐给徐达,取名胜棋楼。开在这里的茶馆即以此命名。南京夫子庙自明清以来就是著名的繁华热闹区,十里秦淮从夫子庙前潺潺流过,河中画舫荡漾,真是长留画幅天地间白茶银针白毫白牡丹茶。

从唐以来,南京就被称为之为六朝古都,坐落在夫子庙旁的一家茶社就因此得名,叫六朝居茶社。上海静安寺有一口古井,井水向上腾涌,称为涌泉,好事者把它品评为天下第六泉,坐落在此处的茶社也就取名品泉楼。北京的北海公园原为皇家花园,坐落在其中的茶社店名自然不落俗套,分别取名双虹榭、漪澜堂、道宁斋江苏镇江东郊(今梦溪广场)有个梦溪茶园,因此处原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住所梦溪园而得名。

还有把古人的姓名作为茶馆店名的。上海南京路上的仝羽春茶馆,把唐代的卢仝、陆羽两位嗜茶名家的名字合而为一作为店名,且十分贴切自然。南京路上的易安居茶馆取自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号易安居士。广州有家茶馆干脆就用古人名,称陆羽茶室。香港德辅道横街上也有一家叫陆羽茶室的茶馆。

安吉白茶南山寿眉也有借古人诗句,或取自古人书中,或直载了当取古人书名作为茶馆店名的。浙江省嘉兴南湖有家茶社叫烟雨楼,取自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诗句多少楼台烟雨中。民国前期,大资本家黄楚九(艾罗补脑汁就是他搞出来的)在上海新新舞台的屋顶开了一家茶社,名楼外楼,这取名既写实,亦是取自南宋士子林升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南京的大观园茶馆,其名取自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北京有个马思远茶馆,马思远乃是一出戏名。也有用近代人的书名为店名的,如南京虎距北路有一家茶馆兼饭店的,取名朝花夕拾茶餐厅。这朝花夕拾乃取自鲁迅的文集名。

民国时期:南京茶馆云集秦淮河两岸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泊秦淮》一诗对秦淮河的描绘。秦淮河孕育了金陵古城,也孕育了南京的茶馆。

据记载,南京历史上最盛时有茶馆1000余处。蜿蜒曲折的秦淮河源自南京东南句容的宝华山和溧水的东庐山,两源之水于南京中华门外40里的方山汇合后,水量大增,西北流到上方门,再入南京城内;东南流至通济门名九龙桥,再分两支折入城区。故淮青桥至镇淮桥一带的秦淮河两岸及其南边的广大市区自南朝时始,始终是南京最热闹繁华的地区。唐朝大诗人李白所吟唱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露洲就包括了这一地区,特别是夫子庙的秦淮河两岸,更是画栋飞云,绮窗丝障,舟楫穿梭,灯船毕集.那无数的茶馆就散落在以夫子庙为中心的这片地区。

民国时期,仅流经夫子庙的这段秦淮河两岸就有茶馆二三十家之多,而这块地区总面积还不足1平方公里,至于秦淮河畔究竟有多少茶馆,已不见详细记载了。据零星片断约略统计有300余家。早在明代之时,南京就有秦淮灯船甲天下之说,而民国时期,说秦淮茶馆甲江南亦不为虚妄。1934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统计,仅到清唱茶社品茗听唱的游客每月多达7万余人,在茶馆的从艺人员有514人。南京不仅有陆上茶馆,还有水上茶舫,每入夏季,浆声灯影,茶舫轻弋,笙歌彻夜,游客相与浮沉于歌里,那情趣也就独此一家。

旧时南京不论哪家茶馆,堂倌冲茶技艺堪称一绝,那堂倌右手执太平府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3尺左右的高处对准茶盅倾注沸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向上一翘,茶盅之水刚好九成满,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出奇的是从无一滴水洒落下来。其动作之迅速,注水深度之准确,实在令人叹服。茶客要的茶,品种不同,放在面前的茶盅,其颜色花卉图案也不一样,绝不会你要茉莉花茶,而给的是碧螺春.对一些老茶客,堂倌都能熟知谁爱喝什么茶,届时,不等茶客开口,他已在你的茶壶或茶盅里搁下你要的茶叶,绝不会搞错。难怪至今一些老南京谈起那时的茶馆来,仍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神往不已。

民国时期,坐落在夫子庙地区的二三十家茶馆,最有名的当数义顺、奎光阁、六朝居和新奇芳阁四家,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茶馆。

义顺茶社,清晨开门营业,早半天是各行各业手艺人聚会等待业主来雇的去处,又是房牙们(介绍房屋买卖租赁的中间人,上海一带则称之为白蚂蚁,即今天的房屋中介)议事做交易的场所;下半天是养鸟的流哥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人把喜欢养鸟、玩鸟的人称之为流哥儿)们的天下,茶馆屋檐下挂满了圆形、方形的鸟笼子;画眉、八哥、百灵、绿丁、黄莺应有尽有,鸟声啁啾。流哥儿们边喝茶品茗,边欣赏百鸟争鸣,边大摆龙门阵,天南地北,上下五千年,既无主题也不着边际,随兴致所至,大扯一通,到傍晚时便各自回家。第二天下午拎了鸟笼再来。义顺茶社的老茶客大多是下层市民,亦有少数勉强跻身中产阶级中的小业主,除鸟客外,并非常客。义顺茶社以卖清茶为主,兼供鸭油烧饼、干丝两种点心。早点解决了,手艺人也找到了雇主,便分头随雇主而去。而房牙们则继续品茗,相互打探,交换信息,兜挪生意。晚上来此的茶客,则可以欣赏到歌女们的京剧清唱。

奎光阁茶馆的店名乃取奎星高照,光宗耀祖之意。原来在科举时代,它是专门做江南行省各州县来南京赶考、住在附近状元境的簧门秀才们的生意。在秋闱寒灯苦思八股前夕的那段时间,士子们为图吉利,其它茶馆不去,专上奎光阁。1905年废除科学后,来奎光阁的茶客再也不是赶考的生员了。每当清晨,做各类生意的商人、经纪人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奎光阁讲行情,谈生意经。古诗云:自古佳茗似佳人,这无数笔的生意就在品茗中一一谈成。

下午是书场,晚上或书场或清唱,每日晨店门外悬挂木牌,大书某日几时请某某先生说评书或某日夜几时请某某女先生弹唱古今全传.届时,艺人登台高坐,台下茶客环座而听。常在这里说扬州评话的是王小堂。他擅说《水浒》中的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四个十回书,被誉为王家《水浒》.1935年,有鼓界大王之称的刘宝全以68岁的高龄在此演唱京韵大鼓《截江阿斗》,听唱鼓词的茶客挤满茶室,最后只好撤掉方桌多纳听客,喝茶反而为次了。当时,作家,老报人张友鸾兄弟张友鹤在南京办了一份《南京晚报》,副刊主编甘草曾写诗记刘宝全的来宁演唱。诗云:白发老歌喉,苍凉鹤唳秋。江南好风景,日下旧班头。如诉开天恨,时怀故国忧。秦淮三尺水,呜咽向东流。满篇流露出爱国的赤忱。

新奇芳阁位于夫子庙贡院街南首,其前身是清末开设的奇芳阁,原在繁华中心的承恩寺附近,本是合股,辛亥革命期间股东失和,拆伙歇业。原股东之一的刘海如,于1916年独资在夫子庙觅了一块地皮,开了这家新茶馆,为别于原来的奇芳阁,故名新奇芳阁.新奇芳阁茶馆规模比原来的大,在南京当时的各色茶馆中,其条件、环境都是首屈一指的。它楼上楼下,可容纳三四百人同时品茗,两面临街,一溜窗户,宽敞明亮,陈设雅致。楼上下设置着100多张大小有异的红木杂木方桌,均制作美观,四壁悬挂木雕的特制吊屏,内嵌名人字画,如岳武穆(岳飞)的《出师表》,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字、画一类。在楼下厢房正中立着一面高大的红木镶框的穿衣镜,茶客进出,总不由自主地照照自己的尊容芳颜,苦乐悲欢,自览无遗。镜子两旁挂着一幅对联:得山水情,其人多寿:有诗书味,生子必才。

来新奇芳阁品茗的茶客不像一般茶馆那样庞杂,很多是学术界名流。如着名画家傅抱石、陈之拂,名教授胡小石、黄季刚,着名作家张恨水,着名报人、作家张友鸾等,他们都是不时前来品茗会友。还有相当一批工商界的巨头、社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都是新奇芳阁的常客。至于外地来夫子庙游逛的社会贤达、军政要员没有不到新奇芳阁的。

六朝居茶社在夫子庙也是屈指可数的有名茶馆。南京的茶馆虽多却都不如夫子庙一带的茶馆有名。不论是规模,还是茶客数量之众,都是南京仅见的。说夫子庙茶馆甲秦淮,是当之无愧的。要了解和研究茶馆文化,离了夫子庙的茶馆,其内涵必定浮浅。六朝居茶馆在贡院明远楼的正前方,与新奇芳阁一样,也是一座二层楼建筑,飞檐画栋,雕花窗格,古色古香给人的感觉是优雅而深遂。店堂中挂了不少名人字画。一些文人学士来此品茗,老板好茶供应之后,往往慕名当场索要墨宝。店堂中悬挂的一副对联: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长圆。即由此得来。六朝居的茶桌一律八仙桌、靠椅,夏日则换上藤椅。每到夏时推开雕花木窗,正对秦淮河,凉风习习,既是品茗的好场所,亦是纳凉胜地。所供应的清茶与风味小吃,物美价廉,像它的包饺、干丝也极耐人品味。3个铜元就可以买到一只包饺,5分钱就可以买到一碗干丝,因此,一般穷学生都愿来六朝居品茗。着名作家曹聚仁在南京求学时,就常来六朝居茶社品茗、小吃,领略秦淮风光。

普洱茶计划生产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全区迅速恢复了茶叶生产。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普洱支公司在全区建立茶叶收购站。勐海县在原制茶厂的基础上,建立佛海茶厂,年加工2750吨。1963年后,普洱区先后建成思茅县三家村茶厂、景东茶厂、思茅曼昔茶厂、景东文华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等,在传统的手工制茶基础上进行机械制茶。1980年至1981年后,又建成江城农场茶厂,景东定安茶厂、普洱茶厂、镇沅茶厂。1984年建精制茶厂24个,年加工茶叶1.1万吨,出口茶叶1581吨。

建国后普洱茶生产进入计划生产时期,如果说建国前各私营商号所生产的普洱茶称作古董茶的话,那么建国后各国营茶厂生产的普洱茶就是大家所说的印级茶了。建国后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主要有五大茶厂,即业内人士所谓的五朵金花: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和澜沧茶厂,它们按中茶公司的指令计划生产边销茶或内销茶。

1973年4月,云南省召开茶叶加工会议,率先安排昆明茶厂试验人工发酵普洱茶。昆明茶厂研制成功普洱茶原料的泼水渥堆技术,以此为基础制成普洱茶熟茶。1974年后,省茶叶公司安排在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和宜良茶厂等国营生产厂家推行此技术。1976年,熟普散茶压制的沱茶7663、茶砖7581面市,从此之后,各种普洱茶熟茶产品风起云涌,普洱茶熟茶时代开启了大幕。

相对于晒青紧压茶自然发酵成熟前的生,普洱茶熟茶制成之初,它的原料经渥堆已是熟的,有了熟茶特有的陈香与醇和,故被俗称为熟茶。熟茶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主要工序是渥堆。渥堆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普洱茶色香味品质的形成。渥堆首先要将晒青毛茶茶叶匀堆,再泼水使茶叶受潮,然后把茶叶堆成一定厚度,盖麻袋或塑料袋保温,让其发酵。发酵期间的温度控制极其重要,温度低发酵不了,温度高会烧堆。视温度变化及时翻堆调节,才能够保证发酵正常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堆积发酵,茶叶色泽变为褐红色。渥堆达到适度以后,扒堆晾茶,解散团块,散发水分,自然风干。待茶叶干燥,再进行筛分分档,制成普洱散茶。

普洱茶的历史断层时期


进入20世纪,随封建皇朝统治的灭亡,贡茶已不复存在,普洱茶也从昔日的王公贵族堂上客回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供应市场的大宗货品,这一时期,普洱茶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加工方法日臻完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公元1925年)中记叙:普洱茶是蒸制以竹箬成团裹的大宗茶。

1939年,李拂一所着《佛海茶业概况》,文中详细记叙当时佛海地区制茶的情况: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篮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同文记载的另一种紧茶,依外形不同,后世称为人头茶或牛心茶,属散茶的再加工茶,制法繁复,令印度难以假冒: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入自言黄霉之茶最佳。印度茶业总会,曾多方仿制,皆不成功,未获藏人之欢迎。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唯一秘诀也。

李拂一记叙的佛海(今勐海)地区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已不同于清代细嫩贡茶的加工,茶叶在完成初制后,有多次刻意人工发酵的行为,散茶叶底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与贡茶中同为散茶的毛尖的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截然不同,品质亦与普通晒青茶差异甚大。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一文载: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到了1940年冬季同样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马桢祥着泰缅经商回忆一文载:我们对茶叶出口一事,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视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利润不少。易武、江城所产七子饼茶,每筒制好后约重四斤半,这种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宋聘、乾利贞等,稍次的有同庆、同兴等。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象易武茶质细味香。

这些茶大多数行销香港、越南,有一部分由香港转运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滨等地,主要供华侨食用。也有部分茶叶行销国内,主要是新春茶。而行销港、越的多是陈茶,新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有的茶甚至存放二三十年之久。陈茶最能解渴且能发散。香港、越南、马来亚一带气候炎热,华侨工人下班后,常到茶楼喝一两杯茶,吃点点心,这种茶只要喝一两杯就能解渴。包装材料为竹篮、笋叶、麻布。前两者就地取材,后者购自缅甸,在缅加包。

由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到迟于上世纪30年代,海外市场已经有了对陈年普洱的需求,且商家也认识到普洱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而刻意将新茶加入存放陈化后再进行销售,普洱茶独特的魅力已被也人所关注,这比后人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至少要早了半世纪以上。

可就是普洱茶即将凭借自己越陈越香的独特魅力再放异彩时,时局动荡,百业凋零,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国大地陷入一片混乱,,西南边垂之地亦难幸免,各地茶厂茶庄茶行纷纷停业,普洱茶的生产加工一度中断,普洱茶的历史出现断层。

普洱茶拼配技艺的出现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民国范儿的云南茶事


因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西迁,最后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大批学者、教授来到昆明,很多文学大家都在昆明留下过足迹与记忆,甚至是生命,比如闻一多。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昆明的生活状态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着最生动细致的描写。

虽然这些文字大多是八九十年代写的,但是展现出的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很有民国风范。如他在《寻常茶话》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

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到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关于昆明的茶馆,汪曾祺在散文《泡茶馆》中表现得更为细致入微,我的大学就是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起的云南师范大学读的,联大学生泡茶馆的凤翥街、龙翔街、文林街、钱局街,也是我们学生时代常常游荡的地方,只是过去了70多年,那些茶馆早已灰飞烟灭、踪迹全无,现在充斥那些小街的全是些餐馆、冷饮店、服装饰品店。还是文艺青年时,读了汪曾祺的散文后,也曾激动地跑到学校附近那些小街上去追忆凤翥街上张罗茶馆的那个强壮而勤劳的女人;喜欢看小帅哥的花生西施;乐意借钱给学生买电影票的绍兴老板;文林街茶馆里美国明星的照片和摩登的同学;钱局街上各种奇怪的小吃;广发茶社里的学会风波那时的昆明竟然有那么多茶馆,茶馆里可以洞见万千世界,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成了小说家。

茶香中的民国精神


民国的空气中充斥着长衫马褂与西装革履撞击与摩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精神的呼唤与宣扬。这个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凝结了独特的民国精神。即便是一杯寻常之茶,在民国大家的笔下也变得生动多姿、况味悠长。

提到民国的茶文,周作人的《喝茶》当属典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延续千年的茶文化早已被唐宋明清的文人和茶人演绎得至雅了,而到了日本衍生出的茶道更是发展到了崇高的美学境界。知堂老人用白话文寥寥几笔便勾画出雅人之茶应当有的身与心的状态。而他所认为不适宜的喝茶的时候多吃瓜子,左一碗又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则是到了雅的另一边俗了。他这一形象比喻,倒是弄得不少后人喝茶时拘谨起来了,因为怕被嘲笑为沙漠人啊!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喝的自然也是雅人之茶,他在《茶和交友》中说: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的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林语堂笔下的茶有了提升人格和地位的功能。

文人品茶贵在精细、贵在高雅、贵在感觉,但这些在鲁迅的笔下却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同样名为《喝茶》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文风迥异,常有人拿这两篇文章做比较,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命轨迹在这一杯茶里各自分离。

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在细腻敏感中的人满胸愤懑,无独有偶,阿英也对吃茶文学充满了讽刺: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哪一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民国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茶香中的民国精神里有生活的情怀与况味,也有现实的愤懑与批判,我们无从评判孰优孰劣,一杯茶里可以看到乱世中民国范儿的澄明心境,归于三个字便是真性情。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