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继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继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史”相关知识！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CY316.cOM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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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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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宋代以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着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漳州茶叶历史
福建漳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故漳州产茶历史悠久，据漳州当地史料记载，早在宋代漳州就有种茶与饮茶的习俗了。同时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漳州产茶的记载，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蕉坑茶韵》、王伟的《清州十咏》、李纶的《临漳志》等。在云霄盘陀岭上(旧称黑龟岭)至今遗有三株宋时古茶树，当地群众称之宋茶，相传为岭上二个和尚所种。
入明朝来，就有比较高的茶叶制作技术，所以明末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有迩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生产的茶叶不仅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间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精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长泰县志》、《南靖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因而促进茶叶种植，明太常寺卿陈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补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根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重金购茶。据《海澄县志》，明中叶就有茶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记载。
清代以来，漳州人不仅制茶技术精湛，而且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工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漳州的工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工夫茶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沿海各县广为流行。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贸易居全省之冠。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初至抗日前夕为2000～6000担。
解放后，漳州茶业在党和人民的重视下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漳州已成为闽南乌龙茶出口的重要基地，必将为国家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漳州茶叶伴随漳州的发展走上历史舞台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对于漳州茶叶，我们从时间上来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文中有关漳州茶叶的记载，相传唐朝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叶”得以走进历史舞台。
由于漳州自宋代才开始修地方志，而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从明代才开始修纂的，因此，宋代以来有关漳州茶叶的文字记载日见丰富。宋淳熙五年(1178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漳州通判王炜在《清州十咏》风土中记述：“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绿笋供春撰，黄焦入厦筵”。此外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焦坑茶韵》、李纶的《临漳志》等均有种茶饮茶的文字记载。
漳州人好饮茶。自古以来“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盂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饮必细啜久咀，否则相为嗤笑”。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一带，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
《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漳州土产腊茶。”
“腊茶”是腊面茶的简称，即团茶、饼茶焙干以后，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实际上即团茶或饼茶。据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祯农书》解释：时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所谓“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这三种茶，以“腊茶最贵”，制作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
人们常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相提并论，可见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漳州人强调茶要沏浓，俗谚云“茶着食厚，某着娶老”，他们很少喝红茶、绿茶、花茶等。
历史上，漳州的茶叶出口
漳州历史悠久，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史能够考据也自唐始。同样的，漳州茶出口的历史也很早，在明朝中叶甚至达到顶峰，因此，海上茶叶之路申遗，漳州不遑多让。昨日，记者走访漳州市多位茶文化专家，了解到漳州茶文化出口的相关历史。
[证据一]漳州茶很早到了南洋所谓海上茶叶之路，顾名思义，应该是指茶叶通过海路运往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一级评茶师、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学院）教务处处长蔡烈伟说，从我国茶叶出口的历史事实来看，茶叶是先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后来才到欧洲的。
史料记载，宋朝时茶叶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沿海城市从海上传入南亚。到元、明以后，中国茶才经南亚地区传到西方的欧美国家。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形成。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以南洋诸国为中介通往地中海和欧、非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发展繁荣起来，茶叶成为18世纪直至19世纪后期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于漳州而言，茶叶也早早漂洋过海到南洋。明朝（1368年1644年）中叶，漳州的茶叶就远销东南亚。漳州市茶叶协会秘书长黄艺辉介绍。《海澄县志》也有记载，到了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已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也陆续兴起。
[证据二]出口曾居全省之冠随着漳州茶业的不断发展，至明朝已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漂洋过海。明中叶海澄月港已成为福建外贸大港。黄艺辉说。
据了解，当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货物，虽然史书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据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中关于福建省输出海外的商品等有关记载来看，除了丝织品、陶瓷、糖、果品外，还有茶叶。《海澄县志》也记载，明朝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300吨，居全省之冠。
到了清末，漳州茶叶更加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黄艺辉说。
黄艺辉介绍，当时漳州一些大茶庄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
[证据三]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尤以武夷、安溪地名重于世，然而很少人知道，其最早的制作技术却源于漳州。漳州市芗城地方志委陈侨森认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
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武夷山志》载有小种、花香、工夫、松萝诸名。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
陈侨森说，从明末清初释超全（俗名阮旻锡）所作的《武夷茶歌》及《安溪茶歌》可看出漳州乌龙茶工艺的外传。从《武夷茶歌》中的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各异和《安溪茶歌》中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可以看出，当时武夷岩茶制作技术是仿效漳州，也可能是漳州茶商到武夷山利用当地茶叶原料加工乌龙茶，客观上向当地传播了乌龙茶制作工艺。同时也可以说，漳州制茶工艺传入武夷山的时间至少在阮旻锡作《武夷茶歌》之前，即1670年前，距今已有300多年了。
《武夷茶歌》较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岩茶的细腻工夫。《安溪茶歌》则进一步介绍这技术的传统，歌中说武夷（茶叶）漳人制，并且说溪茶遂仿岩茶样，这无疑证明安溪茶的制作技艺是效法武夷岩茶。今人陈彬藩先生、倪郑重先生都确认了这一点。
宋代茶叶交易的“怪象”
茶叶专卖始于唐，专卖就是寓税于价，国家在老百姓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获取了隐蔽的税收收入。
受唐代飞钱的启发，宋代在专卖事业中普遍使用交引、交钞之类的有价证券。以盐茶为例，每当商人向政府申请批发盐茶用于零售经销，或者直接在京师交纳现金获取专卖权时，都会经过领取凭证的过程。宋人把这种凭证统称为文券，具体名称为交引或交钞。
同时，宋代开始使用称为会子和交子的纸币。纸币和交引、交钞一样，不仅携带便利，而且还兼有汇票的作用。
正如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会产生差价，引发交易和投机一样，宋代大量使用盐引、茶引之类的有价证券，也同样会引发交易和投机。在当时社会上有价证券交引、交钞的持有者大多是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盈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也会选择将交引、交钞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直接兑换成货币。
宋代与唐朝相似，市面上流通的常常是两种以上不同币材的货币，如唐代铜钱和绢帛兼行，宋代则是铜钱和纸币(交子、会子)并用。交引、交钞的流通和货币的多样性，使中国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经营有价证券买卖和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并迅速从兼营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宋代应运而生的交引铺、兑便铺，便是这一类专业店铺。兑便铺经营纸币与铜钱相互兑换业务从中赚取兑换差价。交引铺则以盐引、茶引为经营对象，低进高出赚取交易差价。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南通街区有价证券交引铺的交易盛况时说：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梦梁录》也记载，南宋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多是金银盐钞交易之铺户，前列金银器及现钱，谓之看垛钱交引铺以现钱收购盐茶钞引，而后根据市场行情涨跌适时转售给专营商人，赚取买卖差价。其赢利方式其实和经营兑便铺者如出一辙。
宋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
宋代饮茶之风大兴,这使得茶叶的大量生产成为必需。李觏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潘)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又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2]可见，宋代饮茶之风已经普遍化、平民化了，而且当时人们对茶树的生物特征的认识大为提高。赵汝砺云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菱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茶园户、茶农根据茶树喜疏松、肥沃土地的特性，注意对茶树耘治和施肥，以利于茶树的栽培和产量的提髙。至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产茶。而临安府的茶叶产量在东南诸路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辖9县有6县产茶,其中名茶就有余杭径山寺之龙井茶以及西湖龙井产地所出的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等。
南宋时期，临安府茶叶生产已属商品化生产，其生产形态多样，类是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这些农户中不仅有个体小农，还有部分地主。南宋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封建政府不再干预农民的具体经营农民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生产。临安府所辖各县多丘陵山地，宜于农户广泛栽种茶树，而且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髙于粮食作物，从亊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所以不f农户便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民的重要副业。
第二类是茶叶生产专业户茶园户。茶园户中的一部分是由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转化而来的。由于生产茶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着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茶叶生产也由副业的地位上升到了主业。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经济地位亦较悬殊。小的茶园户或称之为茶农，除在采茶繁忙季节外，一般不雇工。规模较大的茶园则需要投人大量的劳动力，主要采取两种经营方式。其一是租佃经营，即将茶园分租给无茶园或茶园甚小的茶农，自己通过茶园以榨取茶租。这里也就产生了部分类似二地主身份的茶园主，这是农业生产中封建租佃关系在茶叶生产中的反映和表现。其二是雇工经营。有的茶园主招雇人工进行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与加工;也有的茶园主将部分茶叶分配给小作坊主加工，然后向他们收取制品，付给一定的报酬。茶园主主要是依靠剥削茶工的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而起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显然是货币关系，与封建租佃制关系不同。
第三类是寺院经营的茶园。寺院种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寺院占有大量山地园林;二是寺院大量僧侣为茶叶生产、加工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宋代寺院拥有雄厚的资本，寺院比一般农户占有更多的田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工商业在宋代特别发达，经营工商业易于获取巨大的利润，因此宋代寺院在工商业方面的活动日益活跃。当时两浙地区寺院经济力量比较强大。据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断。这些都使得临安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现象。《咸淳临安志》就有寺院经营茶园的记载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又宝严院垂云亭亦产茶。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赠送。
寺院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焙制都由专门寺僧承担。小寺院古地较少，资本不足，产量不多，所产茶叶多半用于自己消费,其茶叶商品率不髙。至于占地较多、资本雄厚的大寺院和中等寺院，其用于自己消费和献佛馈赠的茶叶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用来供应市场,其茶叶商品率较髙。即使在茶法严密的情况下，寺院茶园所产茶叶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走私到市场中去。有妄作远乡馈送人事为名，冒法贩卖，官司未有关防。茶叶生产成为大中寺院投资的重要产业之一。以上,对南宋临安府存在的三种茶叶生产类型做了横向的剖析。其实，上述茶叶生产者是不断处于变化中的。茶叶生产形态的变化是与茶叶市场、茶叶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
茶叶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道制茶工序才能最终投放到市场。茶叶采摘是制茶工序的开始，它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质量。唐人陆羽的《茶经》对茶叶的采摘已十分重视。指出，采摘之时，须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间，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只待天气晴朗的早展乘露而采。宋人则更加讲究，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資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采茶时还要注意操作要领和技巧凡断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则速断不柔以指则多温易损。W宋代采摘秋茶反映出当时茶园已由粗放管理向精耕细作管理转化了。
茶叶采摘后，晴择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W选择肥嫩茶芽，剔除不符合标准的冻害和病虫害茶叶、老叶及残破之叶，称为捡茶。捡茶之后便进人制茶阶段。宋代茶叶按其制作工序大致可分为腊茶和草茶两类。腊茶即片茶，指为团跨者，草茶又分为散茶和末茶等。但宋代的茶叶加工方法未能统一,各地对茶叶的加工各行其是，先进与落后的加工技术同时在各地出现。
宋代茶叶的焙制方法基本承袭唐代。唐代的团、饼，宋代称片茶。其制作大致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几个程序。在片茶的制作技术和工艺上，宋代有很大突破。一是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人则更重视蒸和焙。因此，宋代蒸茶便是制茶的重要程序之一其操作要领是:把洗净的茶芽放人甑中用沸水蒸，既不能过熟,又不能不熟。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淸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色赤而不胶。二是捣，，的工序,唐时用杵臼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效率低。南宋临安地区则普遍用水力研磨加工茶叶。用水磨研茶，较之用杵臼的人工捣茶,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人力，茶叶的成本必然降低而质量更有保证。三是团、饼的拍制艺术，尤其是饰面,龙腾凤翔，栩栩如生，精致至极。这样的精品当然价值昂贵。南宋时一夸之直(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1](二这也只有帝王才消受得起。因此南宋时期制作更多的是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散茶、末茶，散茶和末茶在局部地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临安地区就以出产草茶为主，它矽加工技术比蜡茶要简易得多。蒸而不捣者为散茶，捣而不拍者为末茶。余杭径山寺的龙井茶就有蒸、碾、焙、干、研、末的,称为抹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除蒸淸散茶外还出现了炒青散茶。据日本资料记载，光宗赵佯绍熙元年(1190年)，荣西和尚来我国留学，将釜熬茶制法引进日本，这说明宋朝当时已有炒青制法。当然这种焙制方法还未普及，当时临安府仍以蒸清散茶和末茶为主。
宋代茶叶政治属性的探讨
几千年前，茶被发现并作为药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茶的用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中外科学家关于茶对人体医疗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引起人们对茶莫大的兴趣。然而，茶的这些用途，都属于商品功能或物理功能的范畴，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对宋代茶的政治属性作一探索。
积贫 积弱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但是在北方，散布在辽河流域及今热河一带钓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散布在今甘肃至陕西一带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散布在今东北境内的女贞族也在北宋未建立了金政权，接着又有蒙古族奴隶主集团的兴起。这些政权，为了扩大各自的统治疆域，实现野心勃勃的黄梁美梦，在政治上不断向宋王朝提出要求，把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民族矛盾，造成壁垒森严的对峙局势。
宋太祖在统一国家建立王朝以看，总结了中晚唐以来宦官擅权，潘镇割据导致泱泱大唐覆灭的教训，在执政的第二年就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防范武人跋扈，而重用文人，朝廷大臣、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提高了文人的地位，这就是宋代的政治特色。
北宋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把重兵屯驻在国内要冲之地，专力防范农民起义，而在边境仅驻守可资防范的部队，这种麻痹轻敌的错误战略，给伺机而动的辽国等以可乘之机。同时，北宋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丝毫不肯放松和让步，这就更加刺激了民族矛盾，以至硝烟四起。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战役开始，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得屈辱求和或割地，成为中国中世纪史上懦弱无能的政府，史称“积贫积弱”王朝。
绢、铜钱、茶叶
宋代的北疆，相继建立的西夏等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频频向宋发动军事进攻，迫使宋加强战备，增强防范能力，耗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财政拮据和战马短缺成为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而解决这两大难题就成为最大的政治。
北宋建立以后，开始以绢、铜钱、茶叶折支马价。但是一匹绢值为一贯，一匹马值为三十贯，用绢买马显然是朝廷难以负担的。每年消耗铜资源铸造的铜钱既使全部买马也就只能购买几万匹。况且，“有司言，戎人的钱，销铸为器(兵器)”，在军事上造成很大的危害。
宋代，年产茶五六千万斤，全国人口最多是为四千余万，茶叶人均占有量为一斤多，(编者注：现在我国人均年消费茶叶约为六两，当时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有充沛的货源用以外销。当时茶叶是国家专卖，所的的茶利每年都友好几百万贯，“国家利源，茗居半”。茶利能为为中央财政提供几万匹马的马价。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茶马，是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茶与马的比值，随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等因素常有涨落，另外，马有骏驽之分，茶有优次之别。南宋时，马源短缺，马价上涨了10倍多，造成马贵茶贱，博马由北宋年平均约2万匹降至约5000匹。
仁宗时西夏发动对宋战争，茶马互市停止，使西夏“饮无茶，衣帛贵”，竟成为停战议和的原因之一。
再从宋对外贸易来看，《宋史食货志》载，“建炎四年(1130)，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问不以茶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指宋朝南迁)……渝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佐证不以茶易马，已危及国家安全。
从以上对绢、铜钱、茶叶博马的利弊分析，可以认为，以茶博马是最理想的举措。
战马羁縻马
榷茶博马是宋代的边陲要政，所以朝廷特别重视。王安石变法期间，却认为“榷茶所获利不多”，与神宗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需要，在神宗亲自主持下，于熙宁七年(1074)，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8月，李杞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宜，岁以2万匹为额。历史上的茶马法从这一年正式实施。过去用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成为以茶易马新的历史对期。
《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买战马，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政治上通过互市保持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经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补充战场急需，其他多分配内地部队。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他们不至发动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威抚相结合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打的还是茶叶这张牌，这就更加突出了茶的政抬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