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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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普区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zh己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不绝，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qi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普洱之间，即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茶ān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ān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ān塘设兵五名住守。驿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ān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ān寨子。茶ān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ān鸟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往来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勐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间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重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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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的兴起与衰落
历史上思普区的盐、茶马道，是伴随著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蕃。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茶马互市。
普洱茶马道，茶香溢四海
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已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远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从普洱远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官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徵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後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於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於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於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擅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於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藉之商民於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道之商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一斑。
茶马古道，普洱八景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思茅至普洱之间，在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公尺，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那柯里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纷纷设立，剌激普洱出口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量大增，苛税跟著来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风雨兼程，茶马古道
还没来得及记下，丽江的经历，
就开始忙得一塌糊涂。
暂时停下工作，享受悠闲的周末，
决定整理一下关于茶马古道的记忆。
丽江之行很仓促，前后共三天。
第一天，带着长途汽车折腾之后的疲惫，
漫步小城，和客栈的老板、住客闲聊，
探寻应该怎样不枉此行。
鉴于时间短暂，有经验者，
建议我们不要盲目奔波，
重点就放在小城，同时，可以去周边看看，
比如，传说中，高原的眼泪---拉市海。
了解到拉市海距离丽江只有半小时车程，
并且可以在茶马古道上骑马，
心潮澎湃的我们，决定次日启程。
带着无比的好奇，我们兴致冲冲地出发，
然而，一出门就遭遇下雨的天气。
气温开始急速下降，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我们的决定。
纳西族司机，带着我们穿过高原的山林公路，
来到一片澄明的拉市海边。
为了不打击我们的想象，
司机不断降低我们的期望值，
一再强调，所谓拉市海，是高原的湖泊而已，
使不能和海相提并论的，
只是高原内陆见不到海，大一点的湖泊，
我们都将叫做海。
感谢他的诚实，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眼可以望尽的拉市海时，
没有一点失落，反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成群的马匹上。
多兴奋啊，平生第一次，我要骑马去了！
尽管，当时，雨越下越大，气温也很低，我不得不临时买一件披肩御寒，
但，看到那匹即将带我启程的拉乌（纳西语：黑色的意思）时，
只想披上雨衣，马上出发。
带队的师傅比我还小，姓木，是纳西族的大姓，古时的贵族，
他略带无奈地说，时代不同了，当时是贵族，现在是普通平民了。
他将我们扶上马，教我们如何骑马的一些注意点，
看到Wendy很自信，并且她那匹阿碧也很配合她时，
居然，从一开始就让她自己独自骑了！
当然，我是比较笨拙的，除了不时的大惊小叫，
战战兢兢的样子，一定很惹人厌。
不得已，木师傅牵着我和拉乌走了很长的一段，
直到，拉乌和我有了那么一点默契的时候，
就让我独自驾驭了。
那天，雨几乎没有停过，山路开始变得泥泞，
我们需要骑马上山、下山，
稍不留神，马匹就有可能滑倒。
不过，比起Wendy的那匹阿碧，
我的拉乌真是好马，
它没有一路不停地拈花惹草，
那个阿碧，山路再崎岖泥泞都不能阻止它觅食的热情。
还有，所谓，茶马古道，就是一段山路，
一段，纳西族人民曾经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路。
路上除了树木和溪流，没有商铺、没有栈道更没有我想像中的茶肆，
所以，在马背上颠簸着，开始觉得无聊。
也开始掉以轻心，觉得起码也就这么一回事，一点都不难。
没想到，在下山的途中，
本来一直不停大声哼唱纳西民歌的另一位的带队师傅，
居然，因为山路太滑，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拐了脚，
把我们都吓坏了。
幸好，救援人员很快上来搭救。
心里暗想，幸好自己的马比较乖，要不然，
我摔下来，脖子都会拐了！
一路上风雨兼程，我们后来也开始欢唱，
尽管衣服都湿透了，又冷又饿，
尽管知道自己看起来一副狼狈的样子，
但学着当地人扯着嗓门说话，真舒服！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平地上，
居然还奔驰了一小段，
可惜我的马鞍和踩脚的地方不舒服，
要不然，还可以跑更久。
从马背上下来的我们，
马上投入到火炉旁，
烤干自己然后，
狼吞虎咽一餐简单的纳西饭菜，
真是狼吞虎咽，如果能拍下我们的当时的样子，
估计能把自己笑死!
从来没有去过和自己生活迥异的地方走过，
这是平生以来头一回。
偶尔体会一下不属于自己的生活，
偶尔逃离开俗世的圈套，
偶尔放开自己去奔腾，
偶尔挑战极限冲破旧我，
是那么新鲜、刺激！
只想多经历一点，
让岁月除了留下抹不去的痕迹，
还有丰富多彩的难忘经历。
茶马古道悠悠历程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茶马古道的悠悠历程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普洱茶与滇藏间茶马古道的兴盛
摘要云南、西藏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等商品的交通线，近代以来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出现，与相关道路的形成演变、清代普洱茶的兴起及运销西藏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朝以普洱府、顺宁府为主要产地经营的大叶种茶，种植、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同时运销西藏等地，西藏的骡马也赶到云南销售,“茶马古道”由此形成并趋兴盛。
关键词茶马古道普洱茶滇藏
人们所说云南与西藏间的“茶马古道”，是近代以来对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交通线的雅称。既称“茶马古道”，历史上必与茶马互市有密切的关联。茶马古道应具备以下特征：商队交易的商品当以茶叶、马匹为主；官府参加道路有关的贸易管理，并提供沿途茶马互市的地点；若无特殊情形，茶马互市递年持续进行，并对道路两端以及道路沿线的居民和城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这些特征为线索，以下对滇藏间茶马古道与普洱茶的关系，茶马古道形成兴盛的过程等试为考述。
一、清代普洱茶兴起，为茶马古道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清代茶叶、马匹成为该道运销的重要商品之前，云南与西藏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清代普洱茶兴起并大量运销西藏，西藏的马匹等商品进入云南，这条道路乃被称为“茶马古道”。进一步来说，清代茶叶、马匹成为云南与藏区贸易之大宗，普洱茶的兴起为其关键。
云南东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迅速堪称繁盛。其中有相连成片的茶树林。这些茶树多为野生植株，也有一些属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茶叶，主要是供佐食，或以为药物。唐代云南始有采茶供饮的记载。据《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①]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采之茶主要供蒙舍诏（南诏）贵族享用，采摘、加工亦无成法。
今滇东南所产大叶种茶，明代尚不出名。《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提到云南。[②]明人许次纾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五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③]《万历野获编》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滇略》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改任广西按察使离滇。可见天启元年以前，滇东南所产之茶尚不流行。[④]清初，达赖喇嘛奏请于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设互市交易茶马，吴三桂奏疏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亦言“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⑤]可为证。
清代普洱茶兴起并趋繁荣，与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清廷积极支持与加强管理有关。
唐宋时北部游牧民族流行喝茶，籍以解腻帮助消化，明代更盛。《明史》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⑥]长期以来，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西藏之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图谋联络达赖喇嘛为以后谋反做准备，乃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达赖喇嘛受吴三桂唆使，奏请在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⑦]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商品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吏前往西宁购买，难免有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又说：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籍以沟通与西藏的联系是实。获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销往西藏。[⑧]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持续销藏，逐渐创出名气。时人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⑨]
康熙二十年（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下令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停办。[⑩]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得以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又增加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11]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12]可见中甸等地的茶叶贸易照常进行。云南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推动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种植与生产，云南逐渐成为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产地同列。[13]
清朝积极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云南治理的重点，从靠内区域移至边疆与僻地。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内地流民乃向人口稀少地区迁移。为禁止迁徙朝廷屡颁通告，但效果不大。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耕牛相号召，吸引流民入滇垦种。[14]
雍正六年（1728），朝廷对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改土归流大规模展开。平定其地后，清朝奉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原则，结束澜沧江内外地区土司的封闭统治，解决了“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隐患，也为内地流民大量移居普洱茶产地创造了条件。
清代普洱茶流行，还与饮茶习尚的改变有关。明代饮茶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茶叶是否耐泡、滋味淳厚与否便被看重。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可多年栽培无须施肥除虫，茶叶味酽耐泡，这些特点适应了沸水冲饮的要求。大叶种茶还有一个特点，即有助消化、驱风寒的功效。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15]《普洱茶记》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还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16]
对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定积极支持的措施。思茅地区界连诸处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其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雍正七年，鄂尔泰又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17]乾隆年间，仍奉行商民在普洱茶产地坐放收发、向官府纳税后转运各地的规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吴大勋说：普洱府所属茶山的范围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
雍正七年（1729），朝廷设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管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等处土司，六大茶山乃纳入普洱厅所辖范围。[18]普洱地区乃成为普洱茶购销的集散地。朝廷还就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作出规定：七个圆饼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颁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开始，朝廷颁给云南3000份茶引，下发各茶商行销办课。[19]清廷规定每年进贡普洱茶。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开支，思茅府每年领银1000两，办理贡茶的采收转运。[20]
清代外地流民大量迁居云南，因腹地大致人满为患，乃赴山地、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地区。时有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流民，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投身于普洱茶生产与销售的浪潮，尤以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因“微瘴”为害。[21]每年采茶季节，普洱府所属六大茶山方圆600余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22]
普洱茶的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所采古树之茶不足需求。夷民乃试种新茶并获成功，随后大量种植茶树。《清稗类钞》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23]为提高普洱茶的质量，茶农改变粗放经营的做法，对所种茶叶锄草捉虫，“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讲究，“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矣。”受茶叶产地、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以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较佳。二月间采摘、茶蕊极细而白的茶叶，称为“毛尖”，以充贡品。制作贡品的任务既毕，官府乃许民间采摘、贩卖茶叶。茶农将所采之茶上笼略蒸，揉为团饼，其叶犹嫩、味道亦佳者称“芽茶”。三四月采摘及加工者称“小满茶”。采于六七月间的称“谷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采摘、出售以备嫁妆者，则谓“女儿茶”。[24]对六大茶山生产茶叶的销售去向，官府亦有规定。质优者充为岁贡，较差的茶叶散卖省内各地，粗老的茶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备赠亲友或卖往藏区等远方。[25]
二、茶马古道形成之前，滇藏间已有古老通道
以今大理为分界，“茶马古道”的前身可分为北段与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形成的时间甚早。
宋熙宁六年(1073)，陕西诸蕃与北宋关系紧张，宋朝战马的来源趋紧。次年，宋廷委成都路募人入大理国商议买马。峨眉进士杨佐应募前往。杨佐一行经虚恨(今四川峨边)、束密入大理国，行至大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见里堠碑，其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26]
里堠碑所记之“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经康定、天全、雅安达成都的道路。《明史》说北至大雪山道“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27]《元史》亦称：“巨津州(治今丽江县西北巨甸)，……今州境实大理西北陬要害地。”[28]北至大雪山道是南诏、大理国联系吐蕃和今川西的重要通道，此道至少唐初已存在。
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中宗时，吐蕃势力到达洱海地区，联合姚州诸蛮击杀唐监察御史李知古。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建铁柱纪功。不久吐蕃势力复振。吐蕃南下走的就是北至大雪山道。《蛮书·山川江源》称：大雪山(即今丽江、巨甸之间北面的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可知此道达今拉萨附近。天宝十三年(754)南诏与唐决裂，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与吐蕃往来的要道。
蒙元时期，北至大雪山道是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七年(1270)，“大理、善阐、金齿等处宣慰司，呈准差来立站，使臣带木歹亦只里等文字该与帖古歹相接立站，卑司即便和买到铺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户五百户，已于西番小当当地起立马站毕”。[29]记载所说在大理、善阐(今昆明)、金齿(今云南保山、德宏一带)等处立站，当指在今昆明经大理、保山至德宏的道路置立驿传。这一线是云南重要的交通线。同时设站的还有察罕章(今丽江)至西番小当当(今云南德钦)的道路。元代开通的察罕章、小当当道，明代仍然存在，并对走向有所记载：洪武时明太祖颁诏：“今闻有路自碉门(今四川天全)出枯本任场径抵长河西口(今四川康定)，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可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30]明太祖所说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元至元七年设站的察罕章、小当当一线，在这条道路所经的云南辖境。
蒙古军较早开通北至大雪山道，与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线和宋末战争的形势有关。蒙古宪宗二年(1252)，为对南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王弟忽必烈领命出征云南。次年由西北至六盘山。以后至临洮并进入吐蕃地区。至忒剌(今四川松潘)后，分兵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今云南中甸)路入，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道兵，经白蛮（今四川宜宾地区）以进。忽必烈亲率中路军过大渡河、金沙江，经丽江抵大理城，乃克之。不久忽必烈北返，留兀良合台继续平定云南各地。[31]忽必烈返回西北，也是沿来时路线以行。[32]
忽必烈征大理，复开了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当时今川东仍为宋朝所有，今贵州、广西一带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的战场。因此，恢复云南至上述地区的旧道尚无可能。而北至大雪山道已为征讨云南的蒙古军所熟知，走此道又可避开战场，经西北通达上都亦较有利。在较长的时间，北至大雪山道是云南联系上都与内地的主要通道。宪宗四年(1254)，蒙元在丽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土官麦良任其职。至元七年（1270）元立察罕章、小当当驿站，至元八年立丽江宣慰司，[33]以加强对置站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平定大理后，使臣、行人至云南多途经北至大雪山道。在蒙古军破大理国的次年，善阐人李姓法师经吐蕃赴内地求学，留居25年方归云南。[34]宪宗八年（1258），安南国王“纳款”，驻守大理的蒙古宗王不花令讷剌丁“乘传入奏”。[35]中统二年(1261)，居今德宏地区的金齿蛮十人，经北至大雪山道赴上都开平觐见。[36]同年，兵部郎中刘芳出使大理，至吐蕃遇害。世祖命恤其家。[37]至元六年（1269），张廷珍被任命为安南国达鲁花赤，他“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38]
成都和成都以西的地区也为蒙元所较早据有。宪宗七年（1257），蒙古军于成都立署，以刘黑马“管领新旧军民大小诸务”。宪宗八年，蒙古军攻占雅州(今四川雅安)，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门安抚使高保四虎符。至元九年，元于吐蕃西川界立宁河驿站(在今甘肃和政)。[39]使臣行者由大理经丽江、晏当(大当当)或小当当过吐蕃地区，会于长河西口，再经碉门、雅州至成都，向北经忒剌和宁河站可抵上都。通常认为北至大雪山道的路线，起自大理止于吐蕃，元代设置的上述驿道，是对唐代旧道的进一步拓展。
蒙元重视对北至大雪山驿道的管理。至元八年（1271），元朝“遣兀都蛮率蒙古军镇西方当当”。[40]至元二十三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奏请数事，第三条是“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诏议行之。[41]至元三十年，世祖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42]当当(旦当)地处僻地，地瘠人稀，而蒙元对其如此关注，说明经过当当驿的北至大雪山道，在元代前期仍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云南发生的事件，大都与北至大雪山道有关。至元七年，云南王忽哥赤被云南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人毒死，大理等处劝农官张立道遣人经吐蕃北上告变。忽必烈闻知，命断事官博罗欢等“驰驿”至云南处理此事。博罗欢等行至吐蕃界，遇从囚狱中逃出的张立道出亡于此，遂同还大理，诛宝合丁及同谋者。[43]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奉世祖之命到云南建立行省。他先至大理，询父老诸生安国便民之要，[44]也是经北至大雪山道进入云南。
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重新打通前代通往四川的清溪关等旧道，沿途设置驿站。自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省并以中庆(今昆明)为省治，云南的政治中心从今滇西移到滇东。以后，由云南赴内地多走清溪关道、石门关道，以及至元二十八年拓开之由中庆经普安(在今贵州普安以西)达黄平的驿道，北至大雪山道不再是云南官民前往内地首选的道路。但元中叶至明、清，北至大雪山道仍可通行。明人说：“由临洮南入，渡丽江石门关，南经大理入滇。”[45]
三、确定从大理至普洱茶产地的道路，须考察若干因素
“茶马古道”南段的情况较为复杂。考察南段即从大理南下至普洱茶产地的道路，须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方能确定。
关于普洱茶的产地。清人檀萃说：“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46]道光《云南通志》称：“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习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47]《思茅厅采访》则言：“茶有六山，倚邦、架布、嵋崆、蛮砖、革登、易武，气味随土性而异。”普洱府所属有六大茶山，方周800余里，为清代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但史载对六大茶山的地望却有不同的说法。据雍正六年（1728）云贵总督鄂尔泰奏疏：经详查普洱一带地方形势，“车里所属十二版纳并六大茶山，居普洱之左，在东南一带。”[48]可知六大茶山虽具体的名称不同，但均位于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的东南面，即今思茅市的东南部与西双版纳的部分地区。
另据清代《幻影谈》：“普洱茶，亦滇产之大宗也，元江、思茅、他郎皆有茶山。”[49]除普洱府所属之六大茶山与今西双版纳部分地区外，元江（今云南元江）、他郎（今云南墨江）也出产普洱茶。张泓《滇南新语》称：“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50]张泓于乾隆六年（1741）入滇，亲历边陲见闻甚广。他说乾隆时木邦一带产茶甚多，但叶粗味涩，其味自劣。木邦茶商假冒普洱茶之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木邦指今云南临沧市与缅甸相连地区。既称木邦产茶之地与普洱府相近，可见包括木邦乃至顺宁府（治今云南凤庆），至迟清代中期亦为重要的产茶之地。顺宁府的辖地，包括今临沧市与思茅市的西南部。近人罗养儒之《云南掌故》说：普洱茶以产于迤邦（在今云南景洪东北）的雨前茶最佳，大都运往四川销售。其次是产自六大茶山之一攸乐山的攸乐茶，颜色明艳如同红茶。较有名的还有产于顺宁的凤山茶。[51]所言与上述记载相合。
从出产普洱茶的普洱府、木邦北部与相连的顺宁府，通往云南北部、与普洱茶销售有关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清代所称之“云南入京道”，即元朝开通由中庆经普安、黄平入京的驿道。具体走向是自今昆明经贵阳、镇远、沅陵等地至北京，为元代以来云南联系内地的通衢。罗养儒称：清光绪年间云南所产之茶，本省享用与运往省外，约各占产量之半。云南贡茶入京始自康熙朝，“康熙某年有旨，令云南督抚派员支款，采买普洱茶五担送京，供内廷作饮。”以后演为定例，每年贡茶一次，进贡数量逐渐增加。[52]凡由云南采购入京的贡茶，为朝廷所指派，云南官府负责购置并押运至京，专供统治上层享用，因此不具有民间贸易的性质，亦无马匹交易的情形，因此所经道路不宜称为“茶马古道”。
从云南腹地至今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道路。该路线有两种走法，其一是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即明代所说的“贡象下路”。据明代的记载，[53]沿“贡象下路”由景东至镇沅府，行二日至普洱，又行四日至达车里宣慰司（治今景洪），由车里往西南可抵八百媳妇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清迈）、老挝宣慰司（治今老挝北部琅勃拉邦），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至乃摆古莽酋之地（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该道是云南南部诸族与徼外势力，向明朝进贡驯象必经之路，明代以前该路为民间便道。
第二种走法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景洪。此道首见于元代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将领步鲁合答率军出征罗必甸（在今元江），以后继续征讨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途中经过车里。[54]在思茅县小橄榄坝澜沧江整控渡口，近年发现记载元军此次出征的摩崖石刻。出征元军所走的道路，是经今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景洪，这是民间存在的便道。至正元年（1341），车里路总管寒赛遣其侄刀温入贡，道经元江与当地官吏发生争执，酿成动乱，朝廷命云南行省平定。行省慑之以兵，继行安抚平息事态，寒赛为向朝廷表忠心，乃增纳租赋，并在车里北上道路的部分路段设驿传。[55]据记载：元代临安路(治今通海)辖有矣马洞、落捉、建州三站。[56]建州疑即建水州（治今云南建水），为最南面之一站。至于元江、普洱、车里在元代是否置站，未见其他记载。明代云南府(治今昆明)至元江因远驿(在今元江以西)的道路，设有晋宁、江川、通海、曲江、临安、宝秀等六站。[57]乾隆初年，乃有在今普洱至西双版纳道路置驿的确切记载。
清代是否有普洱茶运抵藏区相关道路的记载？回答是肯定的。《清一统志》称：普洱茶山普洱在府之境。其山产茶，性温味香，异于他地所产，人称“普洱茶”。据《滇程记》：自景东厅行100里至者乐甸。再行一日至镇沅州，又行两日至车里宜慰司，继行二日至普洱山。[58]所言自景东厅（治今云南景东）经者乐甸（治今镇沅东北恩乐）、镇沅州（治今镇沅）至车里宜慰司，当指商队由大理至景东达车里购茶的道路，此道沿行明代之“贡象下路”。商队在至车里的行程中，沿途分别赴各产茶地区。
明清时云南商队或以骡马运输为主，但个人肩挑、背驮之短距离转运，在某些情形下亦较普遍。明人王世性说：镇远（今贵州镇远）系滇货集中之地，为水陆之会。“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59]所言为云南至镇远道路的情形，但运输“皆肩挑与马骡之负”，在西南边疆尚普遍存在，因路途转运艰辛，商队多选走较短的路线。以后情况逐渐改变。光绪初年，在云南及出省的商队中，形成四川、临安（今云南建水）、迤西（包括腾冲、大理鹤庆与喜洲）等三大马帮。大型马帮货丰人众，骡马甚多，对道路状况、饮食住店、旅途安全等均有较高要求。因此，运输普洱茶的马帮（尤其是走惯临安一线的临安马帮），选走由今景洪经普洱、元江、建水至昆明、大理这条较为平坦、旅店等设施较为齐备的驿路，可能性也很大。
从滇东南出发北上的两路商队，汇集于今大理市下关。一些商队在此将驮运的普洱茶复蒸，加工为砖茶等紧压茶。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60]上世纪初，下关的制茶业已有较大规模。1920至1930年，有德瑞利、溪记、复义和十余家商号在下关建茶厂。上世纪30年代后，又有茂恒、复春和、成昌、洪盛祥、宝元通等商号建厂。下关商家除加工沱茶销往四川、饼茶运销滇西北外，还大量生产砖茶销往西藏，1944年，下关生产砖茶约100万斤，约为块状茶生产总量的1/2。永昌祥、复春和等商号，从凤庆、云县、临沧、景谷、西双版纳购进散茶，在昆明、下关茶厂加工为紧压茶，普品运销丽江、维西、拉萨等地。[61]
自下关继续北上，通过北至大雪山道，运输普洱茶的商队进入藏区。据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议准：云南之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发给商人，许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之中甸等地行销。官府负责稽查盘验，由邱塘关并金沙江渡口照引查点，按则抽税。官府填发部引，商人赴中甸通判衙门呈缴，分季汇报。未填之余引，由丽江府年终缴还有司。[62]可见清朝对普洱茶的运销管理十分严格，对符合规定的商队，按月发给准许营业的茶引，设关稽查盘验，按例抽税；未填发的余引，事毕须缴还有司。
关于从大理经丽江到巴塘（今四川巴塘）的道路，清人倪蜕称：由大理至丽江府，北行至阿喜（在今丽江西北），渡金沙江至木撇湾，过喇止罗、喇咱姑、桥头、哈巴罗、罗丝湾、土官村、十二栏杆、一家村、拖木郎、小中甸、箐口、中甸、奔子栏等处，再走西路或东路至巴塘。[63]乾隆十八年（1753），云贵总督硕色等上奏：
鹤庆、丽江二府与四川之巴、里二塘及西藏各寨相连，该地夷汉商民多有贩卖茶、烟、布匹、杂货，常在四川巴、厘二塘所辖之檫栋、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属之檫瓦岗、左工波、鸟曲棕、工布、渣峪、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或与藏来之番商，或与川属之夷客易换毛褐、氆氆、黄连等物，远者二三十站，近则不过三四站。其赴藏路径，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一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浪沧江，俱由四川之巴、厘二塘而往。此二路系官塘大道，有防汛弁兵盘诘。[64]
云贵总督硕色等称“茶马古道”沿途重要的集镇，有云南的鹤庆、丽江，四川之巴塘、里塘，沿途的大小集市，有巴塘、里塘所辖之檫栋、安安、天柱各寨，以及西藏所属的檫瓦岗、左工波、鸟曲棕、工布、渣峪、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这条道路由云南赴西藏，“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商队至中甸后分两路，一路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路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过金沙江（方按：奏疏误为浪沧江）进入西藏。云贵总督硕色等说夷汉商民贩卖之物，有茶、烟、布匹与杂货，西藏的番商及川属之夷客，则运来毛褐、氆氆、黄连等物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奏疏陈述交易的商品未提到骡马。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中甸等地试行茶马互市，获准理由便是云南以茶叶换取西藏的马匹，但施行情形未见记载。吴三桂镇守云南，每年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马，以后在北胜州等地举办茶马互市，即以输入藏马便利为由。推测三藩之乱平定后，云南官府往西藏购马受到限制。而滇藏民间的骡马贸易则兴起较晚。康熙朝至乾隆后期，记载滇藏贸易的史籍仅提及普洱茶等商品，未言骡马交易。
清代后期，云南每年有大量的茶叶、红糖、瓷器、烧酒、火腿等货物，集中在下关待运西藏，西藏的毛织品、药材、沙金、马匹等货物，则从下关运往云南各地。云南方志称在茶马古道沿线，一些集市发展为设有固定店铺的常集，每日均行交易。一些集市或以某些商品为特色，如中甸称“药市”，丽江称“骡马市”及“药市”。嘉庆至咸丰年间，大理地区开办三元、裕和等大型商号，这些商号拥有马帮，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往来各地做生意。中甸、德钦等地的藏商，每年则派有数百匹驮马的马帮，至思茅、普洱等地购运普洱茶，这一时期交易骡马已属常见。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人称滇藏间之“茶马古道”，与相关道路的形成演变、清代普洱茶的兴起及运销西藏等因素有关。
云南植物资源丰富，很早便有成片的茶树林。唐代有南诏贵族采茶供饮的记载，但长期以来未形成规模化的种植与消费。明代云南见于记载的茶叶，主要是昆明的太华茶与大理的感通寺茶，产量有限。清初吴三桂坐镇云南，会同西藏的达赖喇嘛，奏准于今云南永胜设茶马互市，今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成为销往各地商品茶的原料。普洱府是商品茶的主要产地，其茶乃称“普洱茶”。清代普洱茶发展为云南的“大钱粮”。
茶马古道的前身形成很早。由大理经丽江达西藏的北部路段，宋代称“北至大雪山道”，开通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蒙元统一云南，在北至大雪山道设驿站，明代此道仍可通行。对自大理北上、经鹤庆、丽江至四川巴塘贩茶的道路及相关情形，清代有较详细的记载。从大理南下普洱茶产地的南部路段，大致有两条支线，其一为明代所称之“贡象下路”，明以前已有该道通行的纪录。走向是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商队沿途分赴各产茶地区。其二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普洱至景洪的道路。其道见载于元代，历朝陆续设站。凭借清代形成的茶马古道，清后期至民国时期，云南、西藏间的茶马贸易达到较大的规模，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①]（唐）樊绰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190页，中华书局校注本，1962年。
[②]（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户部·茶式》，第85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③]（明）许次纾撰：《茶疏·产茶》，载《茶经·附录》，第126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所言之五华茶，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的太华茶
[④]（明）谢肇淛撰：《滇略》卷3《产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⑤]（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载《云南备征志》，《云南丛书》本。
[⑥]《明史》卷80《食货志·茶法》，第194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⑦]《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⑧]（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载《云南备征志》，《云南丛书》本。
[⑨]《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18《茶谱》，《四库全书》本。
[⑩]《清史列传》卷7《蔡毓荣传》，第43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
[11]（清）《康熙帝为准请复开鹤庆等地贸易互市事给达赖喇嘛敕谕》（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0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12]《清史稿》卷292《高其倬传》，第1030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3]《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4]光绪《云南通志稿》卷39《田赋·事例》，雍正十年条引高其倬奏疏，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15]（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卷下《团茶》，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16]（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卷6《普洱茶》，第205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
[17]（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12，第60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点校本，1992年。
[18]《清史稿》卷74《地理二十一·普洱府》，第234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9]（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20]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团茶》，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七。
[22]（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23]（民国）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植物类·普洱茶》，第5919页，中华书局，1981年。
[24]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引《思茅志稿》，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25]（清）张泓撰：《滇南新语·滇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26](宋)杨佐撰:《云南买马记》，（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引，第653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
[27]《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28]《元史》卷61《地理四》巨津州条，第146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29]《永乐大典》卷19417《二十二·勘·站·站赤二》，引《经世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
[30]《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31]《元史》卷4《世祖一》，第5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元）程文海撰：《平云南碑》，载（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24，第815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32]《元史》卷154《郑鼎传》，第36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3]《元史》卷61《地理四》，丽江路军民宣抚司条，第146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4]（元）杨载撰：《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04《宗教考四·雄辩》，第5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新排本，2007年。
[35]《元史》卷209《安南传》，第46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6]（元）王恽撰：(中堂事记·中)，载《秋涧集》卷81，《四部丛刊》本。
[37]《元史》卷4《世祖一》，第70页；《元史》卷5《世祖二》，第9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8]《元史》卷167《张庭珍传》，第392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9]《元史》卷60《地理三》，第143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40]《元史》卷7《世祖四》，第13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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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元史》卷17《世祖十四》，36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43]《元史》卷167《张立道传》，第391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民国）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76《忽哥赤传》，第5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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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明）张机撰：《疏通水陆以达朝贡议》，载天启《滇志》卷25，第86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46]（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47]道光《云南通志·物产四》卷70《普洱府》，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48]（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
[49]（清）己巳居士撰：《幻影谈》杂记第七，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50]（清）张泓撰：《滇南新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51]（民国）罗养儒撰：《云南掌故》卷9《滇中出产物品之丰富》，第31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52]（民国）罗养儒撰：《云南掌故》卷18《解茶贡》，第66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53]（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卷16《贡象下路》，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54]《元史》卷132《步鲁合答传》，第320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55]（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11《官师志·元江府》，第39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56]《永乐大典》卷19423·22勘《站·站赤八》，引《经世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
[57]（明）黄汴撰：《一统路程记》卷3《云南布政司至所属府》，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载，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8]《清一统志》卷486《云南志·普洱府》。
[59]（明）王世性撰：《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贵州》，第1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
[60]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第22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61]陈延斌：《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第2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6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63]（清）倪蜕撰：《滇小记·藏程》，《云南丛书》本。
[64]（清）《云贵总督硕色、云南巡抚爱必达为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奏事》，（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三）
是茶换马，还是马驮茶
研讨会上学术争议激烈，主要分为滇、陕、川三派。
第一个发言的木霁弘，夸赞了丽江和丽江马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特殊作用。他说，南部驮茶的马，到了大理、丽江一带就不能再走了，因为它们不适应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唯有大理、丽江的马不惧高海拔。他强调，在研究茶马古道时，不要只看正史，而忽视茶马古道的民间性。他注意到有的人基于地方眼光，排出一、二、三。研究茶马古道时要完整、全面地评估，不要想当然地说你这条路是第一条、是起点。经过长期研究，可能你的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木霁弘后面的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说的是陕西的事情，特别是今年4月16日在紫阳县向阳镇瓦房殿举行的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起点揭牌仪式。
第6位发言的李刚，没有因为自己身处人家门上且是应人家邀请来参加会议而回避观点的交锋。
李刚提出需对茶马古道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茶马古道是由国家经营、以内地茶叶换取边疆战马为主要内容的西部贸易大通道，是以茶换马的交易；另一种观点认为，茶马古道是以马驮茶的贸易大道，马只是工具而不是商品。李刚认为应该是以茶换马。由于当年陕西运茶量太大，主要是用骆驼驮茶，去西部换马。清代陕西茶商马合盛家有300多峰骆驼。
针对木霁弘的讲话，李刚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须在时空上准确描述茶马古道。他觉得，既然茶马古道不是民间小道，就必须以国家组织和国家行为作为标志。明代边防建设的重点在西北，所以搞了基本国策茶马交易，茶马古道的起源和这一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茶马古道开通的标志，既不是茶，也不是马，而是政府的茶马交易事务主管机构的设立，茶马司就是茶马古道开通的基本标志。明代洪武4年，即公元1371年，在陕甘设立了秦州茶马司、河州茶马司、洮州茶马司，标志陕甘茶马古道开通；到洪武26年，即公元1393年，开通了四川的黎州茶马司（在今汉源县）和雅安茶马司，标志着康藏茶马古道（即一般人称的川藏茶马古道）的开通。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王川教授说，在川藏线上，主要是用牦牛运输茶叶，不是马，因为牦牛耐寒，而且用结实的牦牛皮包裹茶叶，不仅能避免受潮变质，而且牛皮摔不破。王川同时提出，川西北是茶马古道核心区。
云南许多学者在会上一再提出，滇藏线是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
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认为，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包括牛、骡、骆驼等）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盐、酒、马、骡、皮毛、药材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之纽带。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解释，茶马古道的核心是茶，不是运输工具。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四）
给云南人说句心里话
李刚在发言中，所讲的第一点意见，就是感谢云南的同志，称赞他们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云南各级政府、党委的关怀、支持、领导下，举全省之力打造茶马古道这一品牌。
李刚说的绝不是表面上的客套话，而是一句心里话。李刚这次来参加研讨会的目的之一，是想看看云南是怎样研究、开发利用茶马古道的。
自木霁弘等人提出茶马古道概念后，云南各级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工作。这里只介绍其中两年的部分活动。
2002年5月，丽江地区人大工委与丽江县人大常委会通过调研，向丽江地区行署提出了《关于打造和推出茶马古道旅游品牌》的11条建议；6月，云南和西藏、四川在昌都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究活动；8月，丽江在北京举行了有费孝通、任继愈等全国著名专家参加的茶马古道与丽江古城文化研讨会。
今年4月，云南在澳门举办千年印记－－茶马古道风情展；6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云南省文物局、普洱市人民政府承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7月6日至8日，丽江政府举办了本次研讨会。
记者在丽江几天里，街上游客如潮，丽江古城里的游客更是多得摩肩接踵。丽江茶马古道博物馆馆长刘建勤告诉记者，丽江虽然只有110万人，但去年游客量达700多万人次，今年由于通了火车，预计游客将过千万。丽江文化研究会会员、负责本次研讨会文秘工作的杨杰宏自豪地说，丽江虽然不产茶叶，却是云南最大的茶叶销售地。
李刚私下羡慕不已地对记者说，你看人家从省、市政府到民间，全民形成共识，通过茶马古道拉动整个旅游经济，吸引了全国甚至世界的眼球，丽江年人均接待10人次游客。相比之下，这些年，陕西的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可除了媒体热心外，在省内反响不大，有关单位对茶马古道的漠视态度令人心寒。我们自己如果将茶马古道边缘化，就难免被别人边缘化。外省已对陕西形成合围之势，如果我们3人这次不来，就没有陕西的声音。陕西应该好好向云南学习，通过茶马古道形成陕南绿色茶叶带，拉动陕南经济发展。
陕西茶马古道与滇茶马古道握手（二）
陕西茶马古道得到全国专家认可
来自北京、重庆、四川、青海、广西、云南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内外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事先提交了88篇论文，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一改过去说茶马古道不提陕西的习惯，将陕西列入拥有茶马古道省份之内。
由于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多，多数人只能在第二天的分会场发言。虽然李刚事先没有提交论文，而且因故提交名单晚，但主办方还是在开会头一天安排李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作专题学术发言。
为了宣传好陕西茶马古道的重要性，李刚做了精心准备，上台后饱含激情，声音洪亮。其观点令在场的专家、学者为之一振。随后发言的四川民族大学教授祁和辉、丽江纳西古乐发掘者宣科等人特意肯定了李刚的有关观点。会后，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澳大利亚首所孔子学院首任院长希格伦对李刚竖起大拇指：你讲得很棒。他告诉记者，李刚的发言学问高，讲得很生动、清晰，受到大家关注。
李刚返回西安时，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丽江文化研究会专职副秘书长和红阳在称赞的同时，表达了以后邀请李刚到丽江讲座的意愿。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告诉记者，陕西是中国产茶的北部边缘，是茶马古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就缺少了一块。今年6月初，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举行期间形成的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中，起初草稿上只有滇、川、藏、青、甘、黔6省份，没有陕西，看到《西安日报》的报道后，加上了陕西。而且他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到陕西汉中进行了考察。他发现，陕西茶马古道正史资料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