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一)

发布时间 : 2022-02-18
中华茶文化 陕西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一)”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一)”相关知识!

中国发现和利用茶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茶凭借独特的自然功效和文化内涵,深深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那么到底茶之为饮始于何时何地?茶为国饮成于何时何地?这值得中国茶人深思。笔者本着尊重历史、正本清源的原则,沿着中国茶产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捕捉茶产业发展的信息,挖掘中国茶的始祖文化,最后发现:中华茶祖神农氏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一带,从而确立了茶之为饮的始祖地位;陕南古代巴国是我国最早出产贡茶、园栽茶的地方;陕西古周原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吃茶的习俗;秦人取蜀促成陕西茗饮之事首次跨地域传播;秦人为茶为国饮点燃星星之火,并逐步把饮茶之风从大唐国都传播至大江南北,而后风靡世界,使唐长安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孕育了儒释道始祖茶文化;陕西茶商抢抓明清边茶贸易时机,形成了纵横西部的第一大商帮,开创了茯砖茶的始祖文化。陕西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源头,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史基本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然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随之东移,所以宋明之后的诸多茶书很少提及陕西的茶产业及茶文化,近代文人的著作涉及茶事也是言必称狮峰龙井、安溪铁观音、武夷大红袍、云南普洱。本文重点从陕西对茶叶发展的影响和推进角度,来探寻陕西在茶叶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中华茶祖是5000年前生活在陕西宝鸡一带的神农氏

中华茶祖是谁?一直是中国茶学界与茶文化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说茶祖是西汉时期在雅安蒙顶山上移植茶树的吴理真,有的说是三国时期以茶防治瘴疫的诸葛亮,有的说是中唐时期撰写《茶经》的陆羽,也有人说是湖南的炎帝神农氏。笔者从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药物学等方面入手,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茶祖应为5000年前生活在陕西宝鸡一带的神农氏。

鉴于史书关于神农氏的记载繁杂,多有不一,神农氏发祥地各有说法,故本文论述遵循以下七条原则:一是历史记载一致即为共识;二是如有不一从早的原则;三是考古与文载不一从考古结论;四是明显的超越自然的文载不作为学术依据;五是茶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结论不一从地质学结论;六是可有逻辑推理,但不任意引申;七是对神农氏的各种史书记载都慎重参考。

(一)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神农氏应为炎帝神农氏的始祖

神农氏的历史记载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最早出现在春秋的《易.系辞》,见于《左传》、《管子》、《庄子》、《孟子》、《尸子》、《越绝书》、《逸周书》、《商君书》、《春秋元命苞》、《吕氏春秋》等历史文献。炎帝的称号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山海经.海内经》,见于《孟子》、《尸子》、《越绝书》、《逸周书》等历史文献。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先秦以前的著作一直把两者分开。自秦汉以后观点有二,其一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其二炎帝与神农氏非一人。据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徐旭生考证,认为神农和炎帝的合并约起于公元前1世纪的《世经》:以火承木,故曰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曰神农氏,似乎首次把炎帝与神农看做一人。此后《帝王世纪》和《刘子新论》等都合称为炎帝神农氏。全面考察有关史料可知,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

神农氏出现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陕西仰韶文化。这支以神农氏著称的部落,起源于西方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距今约5000-7000年。大多学者认为,神农氏部落活动的时间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据《庄子盗拓篇》和《白虎通义》称:神农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说明是母系社会,只有神农之说,无炎帝之说。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以北首岭最为典型。北首岭遗址文化层的堆积分为三层,分别代表晚中早三期。从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来看,北首岭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墓葬很有特点,他们实行的是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制度,表明当时人们过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生活。笔者根据时间和地域推断,这可能是神农部落创造的文化,因为地域、时间、文化内涵完全吻合,人面鱼纹图与《山海经》的神话和考古的发现互为印证。姜城堡是民间传说的神农时代所建的姜氏城,考古证明姜城堡所在地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北首岭的文明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女性占社会的主导地位,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炎帝神农氏出现于父系氏族公社初期的陕西龙山文化。战国初的《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氏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是有关炎帝出生与成长地的最早记载。《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一统志》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世本帝系编》: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华阳是古地区名,因在陕西华山之阳而得名,范围是陕西秦岭之南;常阳指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说: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从以上文字可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从少典氏与有蟜氏家中诞生的[8],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按时间推算,这一时期正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即考古学文化上的龙山文化时期[9]。由于这位神农氏及后代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远古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殁后,其部落继承人都沿用同一个名号,从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深入探讨远古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一般传统的说法炎帝共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时间。台湾姜氏宗亲会理事姜竹:古代炎帝有名的共八代,由于当时的游牧生活,姜氏部族流动的范围较广,但最早的一代炎帝生长、活动、逝于宝鸡确信无疑。北大的文怀沙教授说宝鸡是炎帝的故乡、生息地,根据有三:一是《国语》、《水经.渭水注》,二是北首岭的仰韶文化遗存,三是《史记.封禅书》公元424年,秦灵公于宝鸡吴山祭祀炎帝的记载,这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祭。因此,我赞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光岳的观点: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一位的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第一位炎帝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另外地方诞生的无疑是他的后裔。虽然八代均被尊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第一代之后显然不具有始祖的地位。据史传炎帝下传八世后被黄帝代之。第一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临的故里在宝鸡,柱的后裔庆甲的故里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因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退在湖南。这就是目前最具有逻辑性的解释,这个结论是甘肃、湖南、陕西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的结论,是最具有深度的研究。

所以,我赞同山西学者张辉杰、张玉勤,香港学者冯燊均,甘肃学者路笛等研究结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炎帝始祖应为神农氏,神农氏也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我认为神农氏族的发展历程为:神农氏(母系社会)少典氏(父系社会)炎帝族炎帝神农氏。

(二)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的第一人

在茶学界公认的神农氏饮茶的权威文献中,最早的是汉代《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此后在《史记三皇本记》、《淮南子修务训》、《本草衍义》等书中也均有记载。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的,应属唐代茶圣陆羽,他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且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今人陈宗懋院士主编的《中国茶经》提到我国饮茶始于神农氏。可见从古到今饮茶起源问题上,人们一致认为茶之为饮是神农氏的功绩,不涉及炎帝或炎帝神农氏。战国以来很多典籍将神农氏尝百草、得荼归于炎帝神农氏的名下,大概是因为炎帝神农氏是神农氏族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人们对炎帝神农氏图腾崇拜,将其神化的结果。

《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说法,从而引发了茶先为饮还是先为药的争辩。综合分析神农氏当时生存和生活的条件,我们认为神农氏对茶的认识是从饮茶或吃茶开始的。《新语道基》记载:神农认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据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神农为什么去尝百草,一般地认识是神农尝百草为了寻找果腹的东西,采集的东西主要是植物,如鲜果、茎叶、植物块根以及菌类等。先民们在长期采集、食用植物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茶可解毒的功效。茶学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很难在地层中保存。这是考古界至今未发现茶叶实物的主要原因。很多学者认为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饮茶的条件。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宝鸡一带的氏族已经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制陶技术,陶制生活用品有:尖底罐、尖底瓶、罐、瓮、体、盆、壶、杯、鼎、三足器、小盂、器座、器盖、甑等。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

我们在前文中考证了神农氏是母系社会的人,炎帝神农氏是父系社会的人的观点,分析可知:尝百草、得荼的人应是母系社会的神农氏,而不是少典之后的炎帝神农氏。据目前史料对炎帝的研究可知,湖南株洲、湖北随州的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既未得荼,更未解之,故崩葬于长沙。而且在早先的文献中找不到炎帝与茶的记载。所以神农尝百草、得荼而解之与湖南、湖北的炎帝神农氏无关。

(三)神农氏尝百草、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的广大地区

茶树至少已有七八千万年的生长历史,茶树源于中国已成定论。根据记载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发现并利用茶是最近五六千年间的事,较茶树漫长的生长历史不过是暂短的瞬间。当人类发现茶树时,茶树这个物种通过自然传播已广布中国,凡能适应茶树生长的地方大多已有茶树生长。可以说,茶树的原产地与人类发现、种植茶没有必然联系。目前我们见到的最老的茶树也不过1700年,不能作为确定茶树起源的依据。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寿星的年龄大,他生活的地方就是人类的起源地,人多的地方就是人类起源地。起源地与目前动植物的多寡、寿命的长短没有发现任何的必然联系。茶树的起源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最终需要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地理学家去解决,需要用化石说话。其实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出现饮茶的习俗。比如印度有野生大茶树,但在1780年以前,印度人不仅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的存在,更不知道种茶和饮茶。

当今学者之所以不能肯定陕西是中国茶树原产地之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关中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但我们经研究发现陕西有最古老的产茶记载,在远古时期完全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地理条件,即使在今天秦岭南北均有茶树的生长。

从史料记载分析。秦岭以南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诗经》是古周原地区产茶的书证。书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原膴膴(肥沃的意思),堇荼如饴等,都是古代流传于关中古周原一带的诗句。这些诗句中多次出现的荼字,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明确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一类的小草。《诗经》关于古周原一带荼的记载,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

从气候变迁角度分析。根据气候学分析,仰韶时期关中气候非常温暖。拿与茶树生长环境比较接近的竹林来说,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甘肃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都有竹鼠的骨骼遗迹,表明仰韶时期关中气候温暖,竹林大量生长。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肯定适合茶树生长。据考察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已发现有半米高的几十株茶树。

从秦岭的物种分析。《中国茶经》神农架包括茶在内有130多种药材,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但神农架的物种量与秦岭相比,这句话显得没有说服力了。秦岭是适宜于各类植物生长的国家动植物资源的天然宝库,目前已发现草药3291种,仅太白山就有640种。而且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全国有291科、秦岭包括山茶科在内有188科,占全国的64.6%。如此说来陕西比神农架更具备神农开创人类茶文化先河的条件。

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茶祖神农氏在陕西秦岭一带尝百草、得荼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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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六)


陕西茶商在明代创造了中国茯砖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以来泾阳茯砖茶一直独霸西北市场,也是民族地区特需商品。西北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其真实写照。这里我们透过泾阳茯砖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来揭示其背后那种深厚的中国茯砖茶始祖文化。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商垄断了西部地区的边茶贸易。

陕西商帮在明代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渭南韩城等地的商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政策。当时的陕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发挥独有的地域和物产优势,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边茶转输是陕西商帮从事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实施茶马交易,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将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成化五年明政府放宽政策,部分茶叶进入商品流通;弘治三年推行了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自此陕西商人尽占边茶贸易的天时地利人和,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明清时期泾阳县经商者特多,其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结成帮会,即泾阳帮,常从湖南等省购入茶叶。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牧民。据清道光年间,卢坤撰《秦疆治略》文中提到:泾阳县,官茶进关另行检做。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由此可见当年茶叶生产规模之大,管理之严。据查计:泾阳县经营甘引者五十四家,陕引者三十二家,共八十六家,每年过境砖茶数量多在二百万斤。西南边茶亦称汉藏边茶,当时明代边防的重点在西北,西南边茶政策稍宽,陕商从事西南边茶贸易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陕商把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当时茶棉绸大字号多为陕籍,陕西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据《西康纪要》载陕商泾阳人刘兴义在雅安开设的兴义茶庄每年的利润不少于16万两,王桥的于家利润10万两以上。

陕西商帮西部边茶贸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占地理交通之便的泾阳成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茶叶加工中心、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

(二)早期的茯砖茶是明初陕西商帮以陕南茶为原料筑制的一种紧压茶

茯砖茶出现的时间,在茶学界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茯砖茶出现于明末清初,一般解释为:1644年前后,陕西泾阳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在伏天手工筑制砖茶,故称伏砖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我想这种说法只是学者们对原料来自湖南的茯砖茶的解释。茯砖茶在陕西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远远早于以湖南黑毛茶为原料的茯砖茶。

茯砖茶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明朝初年。陕西茶叶的生产从明初到1470年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四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边茶贸易利润丰厚,西北地区一块茶(五斤)换一只肥大的羯子,四块茶可换一头牛,八块茶可换一匹马,西南地区茶一斤换一羊,十斤易一牛,边茶一封(18斤)换羊毛100斤是经常的事,边茶的利润一般是50%-300%。边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使了陕商从事边茶贸易的队伍壮大。据明代杨一清的《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汉中府产茶州县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明王朝颁布了极其严厉的刑法,如私茶出境,斩;关隘失察要处以极刑等。《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实录》还载有走私边茶的职务犯罪。但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走私的边茶因价钱低廉而充实市场,致使政府大量边茶积压。据杨一清茶马疏披露:三茶马司现贮之茶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宁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课茶,又日增月益之,以致积久腐烂。可见当时陕商走私边茶的盛行。

陕西茶商在明政府严查、路途遥远、人背马驼的条件下,既要躲过重重关卡,又要多带茶叶,谋求更大的利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小茶叶体积。精明的陕西商人参照团茶的制作工艺,对茶叶进行再加工,制成茶块,然后秘密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对茶再加工的过程中,陕西商人们就总结出了一套精湛的制作工艺,为茯砖茶风靡西北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茯砖茶是以陕南茶为原料。自唐以来,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陕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陕南茶一直是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明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使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明史》载: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在陕南茶区有其民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的壮观记载。茶叶产量大幅提升,年产量有至500万斤者。当时昂贵的汉中茶成为陕西茶商争相贩卖和走私的商品,据杨一清《茶马疏》说: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斤)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斤)以为常。可见陕西商茶和走私茶贸易占据的份额之大。因此早期的茯砖茶以陕南茶为原料完全可信。

自茶马交易以来,当时只有陕南、四川一代的茶由政府控制,成为官茶。而湖茶属于私茶,不能随意边销。但湖茶滋味浓厚醇和、量多价廉,陕西商人转移到湖南采购茶叶,掺于汉中茶中以次充好,从而有了商茶低伪,悉征黑茶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原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后来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1、明代时期湖南黑茶以价格低,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冲击到了官茶市场;2、湖南黑茶的主要途径是商人到湖南私贩,主要是先贩运到川陕,甚至以川、陕茶名义,进行走私交易;3、湖南黑茶明代中期还是川、陕茶的补充。明末清初由于陕南茶农受官、商双重盘剥,造成民不聊生,利不胜害,导致陕南茶叶生产极大破坏。陕西商帮只能从湖南贩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贩卖西北。这时才正式出现了以湖茶为原料的茯砖茶[39]。

(三)泾阳茯砖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曾经创造了三个不能制的神话

泾阳茯砖茶之所以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缘于其具有的金花成分。所谓金花,就是在原料的加工中通过一道特殊的发花程序,专门在砖块中培养冠突散囊菌,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饮用功效。特别对游牧民族而言,主食牛肉、羊肉、奶酪等,缺少蔬菜水果,长期饮用茯砖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数百年来,茯砖茶以其独特的功效,与粮、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少数民族群众探亲访友、过年过节相互馈赠的首选礼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

泾阳茯砖茶作为黑茶中的娇子,长期以来三不能制的说法,给它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茯砖茶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离了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说也说明咸阳的水质和气候无疑是茯砖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资源。直到1953年,在陕西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才实现了在湖南安化砖茶厂所谓移地筑制的神话。

茯砖茶是陕西省在茶叶流通中重要地位的见证,是陕西茶人千百年、几十代人奋斗的结果,是陕西省传统民族手工业的骄傲,是陕西人的历史资源和财富。

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三)


秦国的军事文化推动了陕西茗饮之事向蜀地及长江流域的传播

文化传播在中国古代受地域、民族、政治等影响往往非常缓慢,必须以大的社会变革为推力,实现文化之间的迅速交流、融合。饮茶风俗也不例外,它的第一次大面积传播,就是伴随秦人取蜀这一历史事件开始的。正如顾炎武先生《日知录》所说的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

(一)秦部族在陕西关中地区建国,传承了周王朝的茗饮之事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西周的首府之地已经有茗饮之事。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历史记载:周公旦不就封,留佐武王,未去曲阜上任,一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在陕西。参照《诗经》有关荼的章句,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一个记载茶事的鲁周公关于茶事的信息,主要来源于陕西秦岭南北一带的民间。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这说明茶作为珍贵饮料,已经进入西周宫廷。这里,我们可以将相关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据史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066年,武王联合南边的民族伐纣,而后巴国首次将所产之茶作为贡品;几年后周公辅佐周武王,亲自制礼教民,形成《周礼》,并设置掌荼官职。这两个事件的发生,相隔不过数年,周王朝就把茶事列为国礼,足见周王朝对茶事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当时关中地区代表着最先进的茗饮之事。秦国作为周朝的诸侯国,周王室茗饮之事也必然被秦国作为国礼。此时茗饮之事已逐步由王室的一种礼仪,向诸侯大夫甚至百姓饮茶风俗转变。

(二)秦人取蜀推动了陕西茗饮之事向蜀地传播

顾炎武先生说茗饮之事是随着巴蜀被纳入大秦帝国的版图而开始向外传播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16年,秦国乘巴、蜀互相攻战之机,派大将司马错灭巴、灭蜀,又攻楚,置汉中郡。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秦封公子通于蜀,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根据史料推测茗饮之事的传播应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取蜀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的大移民。这次大规模的移民,秦王的意图有三个:一是因频繁的战乱,蜀地人口急剧减少,需要填补;二是为了垦荒发展经济;三是为了掺沙子以稳定民心,不失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良策。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民族文化往往是先进的文化辐射影响落后的文化。蜀国与秦国相比文化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关中地区在西周时已有茶记载并成风俗,而蜀地在汉代前未发现涉及茶的任何记载,并且被认为是化外民族。这次大移民完全达到了秦国的政治目的,秦国的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蜀地文化。陕西饮茶风俗传入蜀地,形成了蜀人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因巴蜀之地适于茶树生长的地域广大,在秦末汉初未受战争影响,茶叶产业在蜀地得到飞速发展,并在蜀人日常消费的基础上逐步商品化。公元前308年,秦武王率巴蜀众十万,大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茶叶也因此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各地。随着各地交通、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加强,种茶、饮茶之风逐步扩大,以关中为起点,先四川,到中原,后东南,逐渐辐射到了其它地区。

我完全赞同顾炎武先生的观点,茗饮之事是秦国军队取蜀、秦民移蜀之后,才从关中地区迅速向外地传播的。

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四)


唐长安的茶文化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陕西长安作为13个朝代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唐长安接受华北、江南和巴蜀茶风的影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文化的积淀,使中国茶文化在长安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及政治(茶政、茶法体系的形成)、经济(茶产业体系的形成)的完美结合。

(一)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盛唐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在重大礼的周代已有记载。《山海经南山经》载有祝荼、桂荼,及以茶献祭。《礼记地官》载有掌荼、聚荼,即专门主管以茶祭祀的小官。《尚书顾命》记载了周成王临终关于丧事的遗嘱,内有王三宿,三祭,三诧句,此处诧即茶。汉代饮茶之风在宫廷盛行。据班固《汉书赵飞燕别传》,记载赵飞燕因侍帝不谨,连品茶的资格也不够,说明汉代宫廷已非常注重饮茶。《隋书》记载隋文帝为治头痛而煮茶为饮,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皇帝饮茶的记载。唐天子对茶事的投入,更将宫廷茶饮推向了极致。唐代宫廷对饮茶之道十分重视,皇帝和官员将茶作为国家礼仪。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大历元年(766)与大历五年(770),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其仪规大体是由朝廷礼官主持,有仪卫以壮声威,有乐舞以娱宾客,香茶佐以各式点心,出示精美的宫廷茶具,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徳、泽被群臣的风范。唐人张萱所绘《明皇和乐图》和佚名氏所作《宫乐图》对宫廷茶会有生动反映。德宗时宫女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和《惜花吟》(《全唐诗》卷7),也成为大唐长安宫廷茶文化的真实写照。

涉及茶具,特别要提到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这套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包括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27件。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二)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唐朝中期茶风鼎盛,周边少数民族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四夷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了。《封氏闻见记》载:(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旧唐书》卷173记载:茶叶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新唐书陆羽传》: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互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明代熟悉西北茶马互市情况的杨一清也认为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与茶无缘,文成公主西嫁吐蕃,开藏区千年茶风,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开元年间吐蕃鱼塘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陕西宝鸡的陇县作为交易点,在《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匹。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当时安康、汉中的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陕西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三)唐代长安成为中国茶文化向海内外传播的中心

唐代长安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它的影响不仅辐射全国,还传播到海外诸国。公元79世纪唐代长安也成为世界茶文化的传播中心。

唐长安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始祖。隋唐时期,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在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第17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僧空海、最澄等入唐,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回国后,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最澄(767822)归国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建成日本最古的茶园。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唐代茶作为重要商品,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由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147年间,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有很多定居落户的、还有在唐朝任职的,逐步接触饮茶之风。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茶叶也有所记述。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唐长安是当时茶叶贸易的中心。陕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成为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生意或在此敲定,货物或在此起运。特别是那些作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礼品茶赐给臣服大唐的诸番,大概都要在京都长安交接。所以,大唐的茶叶外贸无论在哪里交易,长安都是商业运作的中枢。唐代全国茶叶产量约80万担100万担,人均2.4斤左右,是建国后人均数的4倍。不难推知,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汉中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陕南当时出产的茶叶十分了解。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并沿着丝茶之路远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

总之,神农周王、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把茗饮之事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向全国传播开来了。唐代中期是中国茶叶大发展时期,8世纪末《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从唐中期起从南方传到中原,由中原传到边疆,一举成为举国之饮。所以我国史籍有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之说,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边销、茶始收税,唐代茶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和事业。

茶文化论文 |谈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一)


茶文化论文 |谈现代中华茶文化的兴起 (一)

最近的二十多年是蓬勃兴起的时期,茶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广度是空前的,茶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下面笔者对现代的兴起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在改革开放中喷涌

茶文化是基于茶物质上的文化,从茶被祖先发现和利用之始就相伴随。但茶文化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应该是陆羽著《茶经》,因此千百年来茶文化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大体框架仍不离其宗。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茶文化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但是由于茶文化是传统文化,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为茶文化的弘扬提供了环境和机遇,它像不可压抑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二十多年间茶文化的兴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兴阶段。这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主要是普及茶,宣传茶与的阶段。弘扬茶文化的目的是引导茶消费。

1981-1982年全国积压,点燃了茶文化宣传的火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产销一直处在供不应求的状况,每年增产的优先供应出口,对国内市场采取限量供应。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号召大力开辟茶园,到改革开放时,全国茶园面积已达100多万公顷,为我国产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81-1982年生产的增长已远超过出口的需求,因此全国出现大量积压。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消费,当时主管业务的国家商业部畜产局组织各地大力开展茶宣传,扩大销售。由加工处张大为同志、处于杰同志在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栏目介绍茶的,让广大群众了解茶,提倡饮茶。这一举动也为茶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开了一个好头,接着各地也纷纷开展了饮茶的宣传活动。

此时,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与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通俗读物—《饮茶漫话》,1983年被日本的松崎芳郎翻译连载,为茶文化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框架。《饮茶漫话》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饮茶和茶文化的内容,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茶文化读物,倍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2年,庄晚芳教授又倡导在杭州成立“之家”。浙江省公司专家陈观沧先生负责筹备工作,“之家”新居于1985年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落成,并出版了《之家》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茶文化刊物,是刚兴起的浪花,对推动茶文化的复兴起了重要。

中华古茶文化


喝好茶,要有平静如水的心境、能调出茶味的好器皿和清静的环境,但如果加深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便能完全融入茶的天地,不是更完美吗?来到龙海,你的收获不止限于优质茶叶,还有很多很多

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

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

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

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陕西茶文化的历史


世人不知,陕西的茶文化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唐代及唐代之前算得上是茶界的龙头老大,江南茶文化的发育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在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等地,唐宋时期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肃宗至德二年陕南茶被选为贡品,这无形中培养了其的精品意识,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曾踏上丝绸之路风光过,曾领导饮茶新潮流潇洒过,曾进贡朝廷高贵过,曾为朝廷交换战马荣耀过,曾稳稳占领大西北市场霸气过曾是全国最早的茶区和茶叶种植中心,曾是全国茶文化的鼎盛地区和传播中心。陕西茶业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中华茶文化之茶令


在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风韵雅举,茶令与分茶就是例证。这些雅举,有的虽然因历史原因而退却,但更多的则为现代人所推举。

茶令乃是一种饮茶助兴作乐的游戏。这种风流文雅、睿智隽永的游戏,最早流行于我国的江南一带。据《中国风俗辞典》载:茶令流行于江南地区。饮茶时以一人令官,饮者皆听其号令,令官出难题,要求人解答或执行,做不到者以茶为赏罚。所以,在逢年过节、婚庆喜事、亲朋相聚时,用茶作宴,若能创制出妙趣横生的茶令,真能使人其乐融融,其情悠悠,增加喜悦气氛。

南宋龙图阁学士王十朋,精文通诗,又好茶令,他曾在诗中写道:搜我肺肠着茶令。他还介绍行茶令的形式,注道: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同是南宋的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少有才名,早年助夫赵明诚搜集研究金石书画,回青州(今山东益都)故第闲居时,他俩常用行茶令形式,饮茶助学。

李清照曾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是这样记述的: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隅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颠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行茶令研讨学问,与用此法行酒令不同,是赢家方可饮茶,而不许输者品茗。对此,清代学者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中亦有详尽记载。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这里所说的喝,就是品。品好茶,享清福,不仅是物质的享受,而且是精神的升华。

其实,茶令一词虽见于宋代,但这种以茶为内容的行令形式,在唐代已经出现。它以续诗接龙形式,三五诗友促膝围坐,环绕一个茶的题材续成茶诗,谁续不上诗谁就当场受罚。如有一首着名的五言联句茶诗《月夜啜茶》,作者共有六人,都是唐代人。他们是,颜真卿:着名书法家,开元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大师;陆士修:嘉兴(今属浙江)县尉;张荐:工文辞,是史官修撰;李萼:擢制科,历官庐州刺史;崔万:生平不详;昼:即僧皎然,着名诗僧。他们在一次品茗行令中,创作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联句茶诗。诗曰: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昼)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修。(士修)

这首啜茶联句诗,六位诗人刮肚搜肠、别出心裁地寻索诗句,诗中还引用了诸如泛花、代饮、醒酒、月桂、流华、疏瀹、不似春醪、素瓷、芳气一系列与啜茶有关的代用词。至于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两句,更是赞美颜真卿这位尚书大臣,当为众望所归,使行茶令联句作诗的结果,更加加强了宾主间的融洽气氛,提高了饮茶的品位。

近代,作为一位旷代学人的钱钟书,他终年伏案潜心于着述,在笔耕劳作之余,则与着名文学家杨绛戏仿南宋李清照和赵明诚行茶令之雅举,不论谁输谁赢,每斗罢一局,彼此相视,捧腹大笑。如此睹茗。给他们晚年读书着说,乃至晚年生活,增添了无限乐处。难怪钱钟书先生在《槐聚诗存》中写道:翻书睹茗相随老,安稳竖牢祝此身。近年来,在台湾还时一种新的茶令游戏,叫猜返乡拳,其口诀有:一国,两制,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四海,五洲,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礼物),九别(重逢),十全(团圆)。双方以睹茗形式,胜者方得茗饮,这种行令睹茗猜拳之举,颇有人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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