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发布时间 : 2022-02-21
中华茶文化 庐山云雾具有三个特点

中华茶文化。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相关知识!

(1)泡茶道形成与流行

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2)茶书的大量撰述

现存明代茶书有三十五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他们是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熊明遇《罗岕茶记》、罗廪《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畯《茗笈》、夏树芳《茶董》、陈继儒《茶董补》、龙膺《蒙史》、徐勃《蔡端明别记》、徐勃《茗谭》、喻政《茶集》、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万邦宁《茗史》、程百二《品茶要录补》、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冯可宾《岕茶笺》、邓志谟《茶酒争奇》。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嘉靖时期的茶书五种,隆庆时期一种,万历二十二种,天启、崇祯六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3)紫砂茶具勃兴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

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着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

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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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宋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1)点茶道形成与流行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朝。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尤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着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2)茶文学繁荣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3)茶书的撰着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茶文化的三个层次


茶文化是指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1)茶文学艺术的新发展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二十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的《莲花香片》、王旭烽的《瑞草之国》、王琼的《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2)茶道的复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计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是经常举办。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近二十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着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3)茶艺馆的兴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的靓丽的风景。

(4)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客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的异彩纷呈。

茶文化简史——明代


(1)泡茶道形成与流行

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2)茶书的大量撰述

现存明代茶书有三十五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他们是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熊明遇《罗岕茶记》、罗廪《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畯《茗笈》、夏树芳《茶董》、陈继儒《茶董补》、龙膺《蒙史》、徐勃《蔡端明别记》、徐勃《茗谭》、喻政《茶集》、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万邦宁《茗史》、程百二《品茶要录补》、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冯可宾《岕茶笺》、邓志谟《茶酒争奇》。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嘉靖时期的茶书五种,隆庆时期一种,万历二十二种,天启、崇祯六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3)紫砂茶具勃兴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

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

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中华古茶文化


喝好茶,要有平静如水的心境、能调出茶味的好器皿和清静的环境,但如果加深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便能完全融入茶的天地,不是更完美吗?来到龙海,你的收获不止限于优质茶叶,还有很多很多

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

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

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

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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